司马迁的《史记》
历史记录、传说、英雄故事和逸事，一方面以口传形式，一方面以很早就开始的档案与作品集形式，构成了新型历史创作的基础和原始资料。这种新型历史创作既源于新王朝的需求，同时也是知识精英寻找自我定位的方式。历史学家司马迁通过他的著作《史记》确立了一种新的体例，其目的就是希望避免将相互关联的事件割裂开来的编年的方式。
虽然历史撰写者从一开始就知道，想在按照时间顺序叙述的同时兼顾与某一人物或者某一事实相关联的事件是很困难的，但这种通过《春秋》确立下来的、后来被称为“编年体”的纯粹依照事件发生顺序进行撰写的形式存在了很久才被取代。在按照《春秋》结构撰写的《国语》和《战国策》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到新形式的萌芽，至少从它们流传下来的形式看，这些作品是按照各个国家来归纳材料的，只是在每个国家之下才按照时间顺序来记述。但直到司马迁《史记》的出现，这个问题才找到令人信服的解决办法，并从此为后世所有正史提供了范例。[93]
《史记》是“纪传体通史”的开端，它是从上古时期一直记录到成书的时代，所以这部著作跨越了若干个朝代。这一类的史书除了《史记》，还包括后来的《南史》《北史》和《五代史》。[94]司马迁的排序方式综合了编年、论著和传记的特点，这种排序应该是建立在对于对应体系、数字关系、排列方式已高度熟悉的推测方法的基础上的，这些方法已经在其他一些著作中有所体现，例如《吕氏春秋》。对《史记》排序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虽然有各种猜测，但是直到今天也没有确凿的证据。
《史记》共130卷，50余万字，由5部分组成：本纪（12卷）、表（10卷）、书（8卷）、世家（30卷）、列传（70卷）。由此，后世所有朝代“正史”的体例得以确立，只是这些史书并不总是包括所有的这五个部分，并且各个部分的比重也不尽相同。
这些分组或者至少是分组的名称，并不都是司马迁或他父亲司马谈（卒于前110年）的发明，司马迁只是继续并完成了他父亲的工作。在这里，我们也只是出于简化的目的才不说《史记》的作者们。司马迁所作的“本纪”和其他一些内容应该是有样本的，不过将不同的记述方式结合在一起，这一点是全新的。“本纪”按照时间顺序记载了历史上的帝王和王族；“表”之前的短文用来介绍官职的授予或更换等此类事件；“书”在后来的史书中也称为“志”，记载的内容涉及历法、礼乐制度等；“世家”记述了周代及汉代早期王侯封国的史迹。
《史记》中占据最大篇幅的部分是“列传”，这一点在后世的正史作品中也是一样。将“列传”译为德语的Biographien[95]肯定是不完全准确的。撰写于唐代的《晋书》是关于晋朝的正史，这部史书中增加了“载记”，内容是对邻国（后来经常被当成不合法的）的某些人物事迹的记载，这一部分通常是放在“列传”末尾的。《史记》“列传”部分的最后一卷，即卷一百三十，是作者的后记，带有极强的自传性质。在这个后记里，司马迁沿袭的是给自己作品添加自传性质后记的传统。[96]
司马迁在如何排列历史资料方面找到的解决方案，后人始终没能再突破，但依照时间线索编排事件的“编年体”，以及依照时间线索、同时按照事件与题材进行编排的“纪传体”存在的问题也不断有人看到并提出。根据《文心雕龙·史传第十六》中所写，刘勰显然很清楚司马迁所选择的这种体例有冗长和不完整的危险，但刘勰也跟其他人一样，不能跳出“编年体”和“纪传体”的框子。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从宋代开始，经常会有人试着将按照事件线索编排好的史书从事实角度重新编排，这种书通常被冠以“某某纪事本末”的名称。
司马迁对他家族的成就显然评价非常高，他认为自己承继的是孔子的传统（显然，这并不妨碍他对某些道家传统思想的好感）。他强调说，自己的著作并不只是写给同代人的，而是为“后世圣人君子”所作。他这样写的时候，恐怕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句话真的会成为事实。因为《史记》一开始并没有引起重视，后来是因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才流传开来，当时《史记》已部分缺失，这些缺失的部分后来由褚少孙根据标题补续。[97]尽管一开始被人忽视，但《史记》后来成为中国史书中的巨著，并拥有了诸多注疏。
司马迁在讲述自己的想法和价值判断时显得很谨慎，这一点应该与汉武帝时期刻板严苛的政治风格有关，所以他在评判功过时经常使用一些隐晦的表达方式。司马迁本是被迫将史料分在不同的章节中，但这种做法实际上巧妙地避开了自己的评论与当时政治风气相冲突的问题。当同一历史事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主要参与者的时候，他遵循不重复叙述的原则，将事件归在核心人物之下，偶尔提到其他人物，同时，他对于主要人物的负面性格经常是在一个地方闭口不提，而放在另一个地方去写。这种“互见法”很早就被人注意到，宋代学者苏洵（1009—1066）在他的《史论》中就曾明确地提到了这种方法。同时，苏洵还指出，司马迁在人物负面性格非常突出的情况下，也不忘给人物寻找好的一面。苏洵举《史记》卷八十一中为廉颇所作之传作为“互见法”的范例。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廉颇这位将军的形象光辉灿烂，在后来的历史事件中，他又曾经做出过不采取某项军事行动的错误建议，这部分内容被放在了下文的赵奢列传中去讲述。但对那些总体是负面形象的人物，司马迁只是在每一卷末尾的“论赞”中才会去为他们寻找好的一面。
汉代人笃信上天的预兆，这一点也体现在了史书的创作中。司马迁巧妙地将这些吉凶的预兆纳入了自己的叙述中，用这个方式修饰他的内容。由于不仅是百姓的世界观中有神仙思想，文人阶层也有，且该思想是进行政治讨论和形成意见的重要手段，因而成了史书创作的重要元素。同时，由于公众在政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后来还形成了一种带有插图的预言性质的文章，只是这类文章常常被人怀疑是为了百姓的情绪和挑起叛乱。[98]司马谈和他的儿子司马迁不仅仅是记述史实，同时也会进行评论，这一点在叙述部分比较隐晦，只是在论赞部分会体现得比较明显。此外，这两位历史学家看上去对自己评判的“逻辑性”是清楚的，因为他们称自己对过去事件的论述是“空言”，这是指只起褒贬作用而不见用于当世的言论主张。这个概念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就曾经使用过，应该是来自“公羊派”。不过，“空言”这个词在《史记》的某些地方也被用作“空话”之意，《易经》中的“空言”就是用的这个含义，陶潜曾将一些儒家道德说教称为“空言”，指的也是这个意思。[99]
《史记》作者以自己的新视角为出发点来评价收集到的材料，并通过这种方式超越了之前那些单纯按照时间线索排列的作品。早在《左传》时就已经实现了这种超越，但直到《史记》的出现，我们才看到新叙述方式的典型例证，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上文中提到过的“互见法”。叙述技巧的纯熟使这部作品历经若干世纪，不但成为史书中的典范之作，同时也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散文作品。《史记》所使用的叙述模式不断被后世的散文作品当作范例，这种影响通过不同的方式一直延续到近代。
《史记》中也有一些完全按照时间线索讲述的段落，但多数篇幅较短，此外，我们还能看到总结、回顾以及补充叙述等。[100]直接引语或对话在《战国策》中就已经作为修辞手法而普遍使用了，在《史记》中也经常被用来增强文章的生动性。此外，直接引语也被用于对人物思想的直接表达，例如汉朝建立者刘邦的对手项羽听到从围困自己的敌军那里传来的楚歌声时，惊道：“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101]以此生动地描写了项羽的慌乱与走投无路。《史记》中起到类似作用的还有诗歌，或者对某些群体“集体”意见的引用。例如章邯的军队投靠项羽之后，书中是这样描述军队的气氛的：
秦吏卒多窃言曰：“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102]
这里描述的是秦军中的气氛，特别是士兵们的不满，因此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项羽最后会率军击败他们。使用直接引语和内心独白的另外一个例子，是《史记》卷七十七信陵君魏无忌（卒于前243年）的故事。他决心要在秦军的进攻下保全赵国，下定决心之后，他前往赵国：
行过夷门，见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军状。辞决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从。”公子行数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备矣，天下莫不闻，今吾且死而侯生曾无一言半辞送我，我岂有所失哉？”复引车还，问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还也。”[103]
接下来，这位守门人给了信陵君一个新的计划，信陵君也成功地实施了这个计划。这段记述与其他大多数记述一样，并不是为了说明事实上发生了什么，而是要刻画不同的人物类型。例如，魏无忌就是一个礼贤下士的贵族，他的谋士都是出身低微的人，因此他可以被认为是代表了能认识到自己短处并能接受出身卑微者所提建议的人。
除论赞之外，《史记》也会利用他人之口来进行评论，例如“人或谓吕后曰：‘留侯善画计策，上信用之。’”[104]或者借吴客之口评价孔子：“善哉圣人！”[105]同样的方法也被用在预言上，例如一个囚徒对将军卫青（卒于前106年或前104年）说：“贵人也，官至封侯。”[106]这类的评论并不只是借人物之口说出来，某些行为或事件也可以带有评论的性质。例如隐士侯嬴为了坚定魏无忌救赵的决心而自尽，他的这个行为就是对魏无忌及其行为的肯定。[107]
但是在很多地方，客观叙述与主观评论之间是很难区分的。此外，作者似乎也在努力寻求一种平衡，例如下面这段话：
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沈深好书，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108]
这类带有折中色彩和评论功能的描述涉及范围很广，这种叙述方式后来被唐宋时期的“古文运动”当作范例。篇幅比较长的评价例如《史记》卷一二四中关于“游侠”的内容。[109]
“列传”不仅是《史记》中内容最丰富，同时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在这里，我们还能看到不同的文章结构类型。例如在《伍子胥列传》（卷六十六）中，事件及主人公的经历按照时间线索排序，目的是更加突出其为父兄复仇的行为。在《李将军列传》（卷一〇九）中，零散记述的事迹是为了刻画李广的军事才能和果敢。同时，我们能在这两篇传记里看到一系列相似之处和呼应之处。例如《伍子胥列传》就预言了他的回归和复仇，[110]而关于李广，书中则说他是生不逢时。[111]这两篇传记的主人公都落得自杀的悲惨结局，两人死前都有一段讲话：伍子胥提出要在自己的墓上栽种梓树，并将自己的眼睛挖出挂在城门上，以此预言将来之事；李广则在最后一段话中说明了自己处境的绝望以及自己的失败。这两个人物都知道自己所犯下的错误，不过，两人最主要的共同之处还在于他们的性格都丝毫没有改变。讲述者从全知视角描述的主人公从开头到结尾都没有性格上的变化。
《史记》还经常使用史诗的叙述形式，例如对项羽生平及其死亡的记述中就大量运用了叙事的手法，以进行艺术加工，特别是关于各个战役的讲述和记录，显然都是作者的自由创作，或是取材自一些早期作品，如陆贾的《楚汉春秋》。
延续《史记》传统的作品
《史记》的作者能够依据的只有当朝的国家档案，而用《史记》所开创体例进行创作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汉书》〔为区别于范晔（398—446）的《后汉书》，这部作品也被称为《前汉书》〕则是对国家行政机构各种档案资料的汇编。在王莽篡权并建立“新朝”之后，这部书试图从好的一面叙述汉代历史（从前206年开始）。该书的撰写由班彪（3—54）开始，其子班固继续，班固的妹妹班昭（约49—约120）补充完成。[112]班彪出身儒学世家，这个家庭与皇室有密切的关系，并主要从事编修工作，其伯父曾与刘向一同校订重要书籍。在王莽当政时，班彪的父亲为赞扬王莽政府而作了一首诗，该诗引起了当权者反感，他也因此丢掉了官职。在新莽末年战乱时期，班彪曾效力于一位军事首领，他的《北征赋》即作于这个时期（约25年），这部作品后来被收录在《文选》卷九，得以流传。在这首赋中，班彪描述了自己从长安到甘肃的旅途。由于无法说服军队首领刘氏家族才是承受天命之人，班彪撰写了一部《王命论》。[113]他一方面致力于恢复刘氏家族的统治，同时又对时人关于司马迁《史记》所做的各种补充极为不满，这就构成了他修史的两个主要动机。班彪死后，修史工作由他极具文学天赋、长于辞赋的儿子班固继续。一开始，班固修史的行为遭到了抵制，但皇帝很快就认可了班固的才华，并钦命他编修《汉书》，但是这部著作直到班固死后，才由他的妹妹班昭最终完成。班昭的名字后来主要是与《女诫》这部书联系在一起，她不仅是当时宫廷内最有智慧和学识的人之一，同时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辞赋家。
《汉书》从结构上基本沿袭了《史记》的体例，关于公元前2世纪这段时期的内容也主要以《史记》为依据。但《汉书》也有一些改变，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提到的就是《艺文志》，它是中国最早的目录学文献。从流传的角度看，《汉书》比《史记》更为可靠。颜师古作注解的版本是早期注疏中最重要的一部，由于理解《汉书》的语言比较困难，这些注解总是与《汉书》放在一起印刷。
从风格上来看，陈寿（233—297）的《三国志》具有一定的独特性。这部著作讲述的是汉朝政权瓦解后魏蜀吴三国的史迹，三国时期战事频繁，政治阴谋诸多，所以与秦统一中国之前的战国时期一样，都为生动刺激的故事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并被后世不断演绎。例如《三国志》就为14世纪在口传基础上形成的重要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提供了基础。与大多数早期著作一样，《三国志》也经历过修订，我们今天看到的版本是以裴松之（372—451）注解版本为基础的。
由于公元2世纪末中国社会动**不安，东汉时期的很多资料与档案都流失了，到范晔开始为东汉修史，编纂《后汉书》之时，他已不得不依据一些二手资料。范晔的著作一开始包括了十卷本纪和八十卷列传，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北宋时增补了司马彪（240—306）三十卷志之后的版本。直到今天，《后汉书》对我们了解东汉的历史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范晔在著书的过程中，并不是简单地抄录其他著作，而是努力保持自己的风格。他有意识地对当时的一些文学创作之风进行了反思，这一点从他446年初写于狱中的一封信中就能看出来。[114]他并不是唯一一个反对注重藻饰的骈体文的人，却是最早开始反对这种风格的人之一。虽然范晔的出发点只是要强调个人思想表达的重要性，并提出词语只是辅助工具的观点，但他对骈体的认识是正确的，《后汉书》中大量简洁紧凑的段落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特别是“序”“论”和“赞”的部分。例如《酷吏列传序》就是这样一篇缜密周详的文章，其中用三个句子描述了汉初官吏们工作的总体环境（A），用三个句子描写他们如何应对这种环境（B），用三个句子讲他们应对之策的升级（C），结尾句子的作用是缓和负面批评，并再次提出酷吏们的功绩（D）。
（A）汉承战国余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则陵横邦邑，桀健者则雄张闾里。且宰守旷远，户口殷大。
（B）故临民之职，专事威断，族灭奸轨，先行后闻。肆情刚烈，成其不桡之威。违众用己，表其难测之智。
（C）至于重文横入，为穷怒之所迁及者，亦何可胜言。故乃积骸满穽，漂血十里。致温舒有虎冠之吏，延年受屠伯之名，岂虚也哉！
（D）若其揣挫强伤，摧勒公卿，碎裂头脑而不顾，亦为壮也。[115]
从这段序中，我们已经能看到后世古文运动的迹象，序中的评价部分不但明确清晰，内容与韵律也相互配合，再加上范晔简练的文风，所有这些都能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范晔与清谈之风，以及与当时中国南方重凝练、轻铺陈的文人思想的联系。范晔喜欢言简意赅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并用对仗或交叉的方式达到呼应的效果。这种语言形式已经接近诗歌，为此，范晔经常不得不使用双音节词，甚或自造这样的词。其他一些写长篇诗歌所需的手段在中国语言中早已存在，例如省略主语，或者悄悄更换主语。像“他们有很高的职位，与皇家关系密切”这样的意思，用“位崇戚近”四个字就可以轻松地表达。在范晔之后不久的刘勰提出了这种对仗可能造成的单调，他认为如果行文缺乏变化，会很容易使读者感到疲劳。此处用《后汉书》中的几个段落来说明范晔的语言特点：
朝臣国议，无由参断帷幄，称制下令，不出房闱之间。[116]
声荣无辉于门阀，肌肤莫传于来体。[117]
关于宦官，书中写道：
然莫邪并行，情貌相越。[118]
我们可以通过那些能断定范晔所用资料来源的地方，清楚地看出他是如何对这些资料进行评估，并用他自己独特的方式进行改写的。下面这一段文字摘自东汉时期的《东观汉记》一书，同时也是首部记录这个时期的断代史著作，其中一段是一个男人与自己母亲的对话，被范晔所采用：
“此妇劝异居，不可奉祭祠，请去之。”遂叱出其妇。[119]
这一段在《后汉书》中是这样的：
此妇无状，而教充离间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妇，逐令出门，妇衔涕而去。坐中惊肃，因遂罢散。[120]
除沈约（441—513）的《宋书》、萧子显的《南齐书》以及魏收（506—572）的《魏书》这几部著作外，各个朝代的正史都是到了唐代之后才重新开始编撰的，并且多为皇帝授命而为。这些著作以一些没能流传至今的早期史书为基础，如果仔细观察，我们就能看出，这些史书主要还是为了体现授意编书者的理念并证明某种合法性，例如《晋书》就是这样一部著作。[121]不过很快就有人对授意编史者与史书编纂之间的密切关系提出了批评，刘知幾（661—721）在完成于710年的著作《史通》中用了二十篇的篇幅来论述一些形式上的问题，其中就谈到了史书撰写方面存在的问题。[122]《史通》是中国史学理论方面的经典之作，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作品直到1000年后才出现，即章学诚（1738—1801）所作《文史通义》。[123]
“标准化”史书在唐代之后被称为“正史”，乾隆皇帝（1736—1795在位）命人汇刻了24部这样的纪传体史书，合称“二十四史”。清朝没有正史，只有一份“史稿”，名为《清史稿》。
从唐代开始，史书中曾经大量存在的文学元素逐渐减少，严肃的公文风格开始占据主导，这应该也跟档案资料的特点有关。史书作品只偶尔有一些引子、前言或所附的散文能成为经典。但由于宋代的古文运动，特别是从那个时期开始发展的野史创作，我们还是能够不断看到一些优秀的散文作品，所以不论从实际的角度，还是理论的层面，史书创作与文学都没有真正分开。
其他形式的史书
除按照司马迁《史记》的传统，由“纪传”“列传”和“志”等部分组成的纪传体史书外，还有一种编年体史书（某些这类史书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前一种体裁）。这种史书体裁始于《春秋》，宋代的一些重要史书就是采用了该体裁，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司马光（1019—1086）的《资治通鉴》。这部著作的写作方式被后世诸多史学家模仿，书中讲述的历史上接《春秋》，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下至公元10世纪，跨越1326年。
除主要受儒学思想影响的史书创作外，最晚从公元5世纪开始，佛教和道教还开始编修自己的史书。这些修史的工作以圣徒传记为主，通过修史，佛道两家希望在面对其他宗教时，或是在国家管控的机构，特别是皇家那里，为自己的学说争取一定尊严。这类史书尤为重要的是对自己宗教以及僧侣、道徒的重要性的叙述。
传记集的作用是讲述人物典范的事迹，最早的这类作品是刘向编纂的《列女传》。这部著作的今传本形成于公元13世纪早期，特别是在帝制时代的最后几个世纪中，这本书广受欢迎。[124]在公元6世纪初期，居住在京城、专门负责为僧人制定行为规范的慧皎创作了《高僧传》，开创了佛教圣徒传记文学的传统，他在创作上也参照了类似的著作。
修史是文官非常喜欢的工作，所以随着唐宋教育制度的发展，史书的数量也大幅增加，人们将私家编纂的史书称为野史，[125]这种野史与“笔记”体裁很接近，两者之间有时很难区分。[126]
具有特殊地位的还有“地方志”，这种史书部分出于官方授意，部分出于个人主动而编纂。宋代之后出现了几百部这样讲述县级、省级政区史迹的地方志，成为古代中国最重要的社会和经济历史资料。地方志承继的是《山海经》的传统，是曾经作为朝代史一部分的舆地志独立出来之后形成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对整个国家的描述，里面主要是行政区划以及行政管理所关心的内容。
虽然史书在编纂过程中习惯以已经存在的作品和叙述模式为基础，但其中还是会留下时代和流行趋势的痕迹，而所有的史学家都是在事实中为理解历史寻找依据。沃尔夫冈·莎德瓦尔德（Wolfgang Schadewaldt）认为司马迁的著作以及中国的史书都并非“真正的历史”[127]，他的这句话有一定道理，但我们对他的这种观点也只能是非常有限度地接受。在中国的史书中，某些特征的确是不像在古希腊历史著作中那样明显，例如中国史书就缺少我们在修昔底德作品中能够读到的那种对特定事件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对闻所未闻、前所未有之事的关注。或者说，历史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会受到儒家文官的评判、褒贬标准以及中国所有史书创作主要目的的影响。
中国的历史著作被视为文学作品的模板和蓝本，从这一点上看，这些著作类似西方的史诗作品，大量的叙事作品讲述的是历史题材，并将史书作为资料来源，这一点在明清时期尤为明显。在人物的刻画和叙事技巧上，无论是传记形式，还是对从不同角度观察同一件事的方式的偏爱，抑或是对特定题材和修辞手段的使用，史书也同样被当作范本。
鲁迅（1881—1936）曾经论述过所有叙事与传统历史著作之间的这种关系。鲁迅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新文学最重要的倡导者，他在小说《阿Q正传》的序中很明确地指出了史学遗产造成的负担：
然而要做这一篇速朽的文章，才下笔，便感到万分的困难了。第一是文章的名目。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这原是应该极注意的。传的名目很繁多：列传，自传，内传，外传，别传，家传，小传……而可惜都不合。“列传”么，这一篇并非和许多阔人排在“正史”里。
《阿Q正传》不但是鲁迅最重要的小说作品之一，可以说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他写在开端的这一段是关于如何看待史书撰写的文学化处理问题的，这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史书的重要性如何在中国一直延续至今。历史写作与文学创作、文化行为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它既服务于民族自觉意识的形成，也服务于同一派别中不同群体之间的意见分歧，这一点在小说和戏剧作品对历史题材的运用上体现得尤为清楚。[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