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统一及不同字体的发展

中国文字的发展离不开笔、墨、砚，特别是离不开纸。[1]诸多传说围绕着这些写字工具的产生乃至其制作工艺的完善而形成。相传毛笔是秦朝的将军蒙恬发明的（公元前3世纪末），不过，蒙恬应该只是对其进行了改良，因为早在他之前，毛笔就已经存在了，有些研究者甚至认为用毛笔写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代。

与毛笔一样，墨也有类似的传说。墨被认为是著名书法家、制墨家韦诞（179—253）的发明，在此之前，人们被认为是用漆或者黑漆写字。[2]还有一个传说则认为是孔子的学生子路发明了墨。但是从现在的考古发现来看，彩色的墨早在此前就已经开始使用了。除了黑墨，还有朱墨，一些出土的绢帛抄本很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据推测，松烟应该是从汉代开始成为制墨主要原料的。人们将松烟的烟炱与其他原料（其中的主要辅料是泥土）混合，在臼中反复舂捣，然后放入模具中塑形并干燥，制成墨锭。而墨汁是由墨锭加水，在砚台上研磨而成的。

制造砚台的石料有很多种，根据石头的种类和制作工艺，砚台的价格也高低不一。砚与墨、笔一样，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制作标准，特别受追捧的是产自广东端州的端砚以及产自安徽歙州的歙砚。书法不仅是文官最重要的一项技能，对于皇帝而言也是一样。直到今天，使用笔、墨、纸的卓越能力依然被视为知识分子的特征，且人们非常重视学习某种特定的传统字体，其次才是个人的字体。由此，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何中国人在文房四宝的制作工艺上登峰造极，他们对于书写工具的鉴赏与爱好也极为专业。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一种我们所熟悉的文明能够比得上。

汉代的时候，笔、墨和砚早已为人熟知，但纸据说是到公元1世纪末才由宦官蔡伦制造出来的。[3]据称，他在公元105年向皇帝介绍了自己的这个发明。而事实上，类似纸的书写用具此前已经存在了，新的考古发现证明：早在公元前2世纪，纸就已经被制造出来了。造纸的技艺用了很长时间才越过中国的边界传到其他国家。已知在公元2世纪到公元3世纪的时候，造纸的技术才开始向外传播。传播路线先是向东，然后又向西。公元7世纪的时候，造纸技术传到了印度，但是直到公元12世纪，才在那里普及开来。公元8世纪中叶，中东地区的人就学会了造纸；经中东，造纸术又在10世纪传到了非洲，并最晚于12世纪传到了欧洲。[4]在纸发明以前，中国人是在竹片、木片或绢帛上写字的。由于竹简的使用，中国人才有了从上至下写字的习惯。直到20世纪，这都是唯一的写字方式。直到近几十年，中国人才逐渐开始按照从左至右、字行上下而非左右排列的方式写信或印书。

书写的普及以及中国文学的发展，与官方及民间私人教育的努力息息相关。在这种教育中，写字的能力始终占据主要地位。凭借书法，知识分子通过观察他人在柔软的纸上行笔用墨的功力来判断或辨认这个人的能力。同样，审美的判断标准一开始也并不是借助文学作品形成的，而是先通过音乐[5]，之后又通过书法形成的。而这个标准很快就被用在了绘画和文学的鉴赏上。通过这种途径，书法成为人们相互沟通与自我表现的媒介。[6]

中国为何能在与书法相关的所有方面都形成极高的工艺水平，其实有一个很实际的原因。在用墨的时候，中国人不仅讲究墨的浓度，所使用的毛笔和纸的类型也非常关键。今天的书法家首选的纸是一种非常白、吸水性极强的纸，这种纸产自安徽宣城，因而也被称为“宣纸”。

同样著名的还有一种在公元10世纪专为南唐后主、词人李煜（937—978）所制的宣纸，这种纸成为后世收藏爱好者眼中的珍品。我们可以从公元3世纪傅咸（239—294）所作的《纸赋》中看出纸的重要地位。随着时代的变迁，文房四宝不仅意味着书写工具，也成为文学作品描述的对象。被后代书法家奉为楷模的王羲之（321—379）创作他那篇著名的行书作品《兰亭诗序》时，据说用的就是一支鼠须制成的笔。除混合在一起的鼠毫与羊毫，中国古人用来做笔的原料甚至还包括草，这种用草制成的草笔也被用于书写。关于这方面的学术探讨或感性描述有很多流传至今，由此也证明了书法艺术的高度发展。[7]这类文章常用比喻，例如王羲之的《用笔赋》，又如他在《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中所写：

夫纸者阵也，笔者刀矟也，墨者鍪甲也，水砚者城池也，心意者将军也。

我们在青铜器铭文、其他刻文或者手写字体上能够看到的字体风格被统称为大篆，大篆在周代就已经很常见，但并不统一。随着各诸侯国行政方面的改革，文字在国家管理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对公元前3世纪统一了中国的秦国而言。秦统一中国之后，要在国内所有地区推行统一的行政管理制度，并且要实现信息的传递。为此，秦朝的丞相李斯开始命人推行文字改革，目的是为行政管理提供统一的、书写方便的文字形式。官方文字形式的推行对文学当然是有影响的，同时，政府公文所受到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具体表现为各种修辞手段进入了官方文件（包括给皇帝的奏章或其他政府公文）。一些私人的文字往来，例如信件，也都呈现出越来越艺术化的风格。[8]

我们对于秦之前的标准化改革了解得并不确切，但类似的举动似乎是曾经有过的。这方面相对可靠的早期记录可以从班固的《汉书》中看到。根据书中记载，西周末年周宣王时期（前827—前782）曾经有一位姓籀的大历史学家编撰了一部著作，内含15篇内容，书就用作者的名字命名为《史籀篇》，或者也依其所用字体而被称为《大篆》。这种字体与公元前3世纪时盛行的“古文”是有区别的，“古文”这种字体在秦朝统一文字后便被人遗忘了，直到汉武帝时期（前141—前87），在拆除据称是孔子故居的旧宅时，人们才又找到了用这种文字书写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