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刊行了用传说中文字发明者的名字命名的《仓颉篇》，他与当时其他的文字改革者一样，以大篆为基础，推行文字改革。这些改革者中还包括赵高和胡母敬，他们的书法规范字帖分别为《爰历篇》和《博学篇》。虽然这些改革者推行的字体有一部分相互间差别非常大，但还是被统一称为“小篆”或“秦篆”。

在汉代，《仓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被合成一部共55章的著作，每一章60个字，共计3300字，被称为《仓颉篇》。由于最初的书并没有流传下来，加上关于李斯统一文字的最早记录出现在公元1世纪，这些后人记录的可信度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可怕记载的真实性一样，都遭到了质疑。

相比李斯本人在统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更应该认识到统一文字不仅是统一中国的秦帝国的需要，更是它的贡献。从秦朝之后直到今天，中国各个时期的政府都很重视对文字的管理，因为语言与文字与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得符合人们从天地阴阳角度解释的秩序，根据这种观点，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随心所欲，万物都要调和，都与整体之间有着固定的联系。毫无疑问，秦帝国各个地方的不同文字必须被压制。在小篆以外，隶书已经开始形成，并最终成为主要的字体，因而，篆书的使用频率越来越低。但许慎在121年献给宫廷的《说文》一书用的却是篆书，体现了他对新文字的抵制。

小篆最著名的物证是宣扬秦朝威德、歌颂始皇帝功绩的秦刻石，是秦始皇巡游帝国时命人刻制的。刻石的大部分内容通过司马迁的《史记》而得以保存下来，而这些刻石本身仅残存一些碎片。除了这些刻石，在推行小篆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统一度量衡过程中发放到全国的度量衡器，这些度量衡器上面的字体就是小篆。

与李斯这个名字结合在一起的秦朝文字改革，并没有完全满足政府的需求。政府需要的是一种能够迅速记录下诸如审判过程或法庭判决这类内容的字体，所以书写者们又从小篆发展出一种简便的“隶书”，也有文章称隶书的创始者是程邈（生卒年不详）。大概就是在文字改革和统一的过程中，“古文”逐渐被人遗忘，等到约100年后，当用这种文字抄写的文章被发现时，已经几乎没人能看得懂了。从这点上，我们能够看出文字改革的深远影响：先秦时期的文章因为文字改革而逐渐变得无人能懂。文字改革的另一个结果，是形成了不同的文章传承及注释传统。从公元前136年儒学被宣布为国家学说之后，皇家学府中的“博士”们就只用他们那个时代的“今文”传授典籍。不过，用“古文”写的文章同时也在流传，只是不被官方认可。西汉末年，围绕这两种传统又形成了不同的派系，他们互相抨击，用各自不同的方式解释文本和其中的字词。

文字改革以及对语言文字的全面掌控始终是政府管理的要务，并且一直在进行。例如，《汉书》卷三十中就讲到了汉代早期的字典编修工作：

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仓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9]

《急就篇》被非常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其中有上千个不同的汉字），所以我们大致能够推想出《仓颉篇》的样子。

随着中国官僚体制的形成以及中央集权制的推行，人们对写字速度的要求提高了，这影响了字体的形式，以线条粗细一致为特征的小篆被隶书取代，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隶书之外还形成了其他的字体，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草书。在草书中，毛笔从一个字写到下一个字时不需要从书写载体上抬起，上一个字的最后一笔可以直接连接到下一个字的起笔。正是由于草书中常见的简略与牵连，它的推行速度比较慢。要将撰写好的文章拿出去供人传抄，自然要考虑到字迹是否清晰可辨的问题，这就对草书的流行造成了阻碍。那些将书法作为修身养性的手段和目标的文人在沉醉或极度兴奋状态下写就的草书作品，发展到只有深谙此道者才能看得懂，有时甚至连行家阅读起来都十分困难。这类“狂草”后来主要是因唐代的两位书法家而为人熟知，其中一位是张旭（700—约750），另一位是怀素和尚（725—785后）。[10]

不管是因为书写材料还是文字用途，对字体的不同要求最终造成了多种多样的书写风格。围绕这些字体风格的产生流传着许多说法，而这些字体实际上直到过去的几百年才逐渐形成标准。更为常见的是因某位书法大家——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因王羲之而形成的某种特别形式。这些书法家作品的拓本或摹本成为买卖的商品，直到今天依然是书法学习者的范本字帖。这些书法家常常也是诗人，所以我们在之后的章节中还会提到他们。除草书之外，最重要的书写字体还有楷书和行书，这两种字体应该也是在隶书的基础之上形成的。从笔画的简略和牵连上判断，行书介于草书以及后来成为标准字体的严谨的楷书之间。有些人在一种或多种字体风格上造诣超群，他们的书法作品成了后世学习的范本，直到今天，仍有大量书写范本被人们临摹学习，虽然人们的偏好不尽相同。为了满足学习需求，清代已经出现了囊括最重要字体的字典。

中国最早的书是编成束的木片或竹片，“策”字就是这个意思。[11]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书并没有早于战国时期的，但我们可以认为这种形式的书早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了。西周时期，绢帛替代木、竹成为书写载体，东周末年又出现了纸。但是纸并没有马上替代木、竹与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几种载体都是并行使用的。我们也可以从人们对文章的称谓上看出书写载体的逐渐改变。在西汉时期，称作“篇”的文章数量远远大于被称作“卷”（卷在一起的帛或纸）的文章数量，到了东汉末年，两者的比例就反过来了。

简的大小显然是有规格标准的，但并不是所有文章都用同一个规格，比较大的简通常用来写更为重要的文章。木简的标准规格似乎是5寸（汉代的1寸有2厘米多）或5寸的倍数，而竹简则长2尺（合20寸）、1尺或半尺。木简没有统一的宽度，在8毫米到46毫米之间，但绝大多数都在10毫米左右，有的时候也会有非常窄或非常宽的木简。通常一根简上只写一行字，例如《尚书》的简上大约有30个字，而《左传》的短简上就只能写8个字。

绢帛——特别是纸的使用——使书籍制造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简牍书籍很容易出现字行顺序被打乱的情况。这种情况现在不再存在，人们几乎可以写任意长度的文章。纸的造价低廉，所以大量复制时的顾忌也少了许多，印刷术发展的基础就此尊定，并在唐代形成第一个繁荣期。中国流传下来的最早关于印刷术的物证是制于公元704年至751年间，印在桑皮纸上的唐代雕版《陀罗尼经咒》。[12]

金石文

早在使用木简和竹简以前，人们就出于祭祀目的，而在兽骨、龟甲或是青铜、陶器和石器上刻字。“金石文”在纸开始使用后的几百年甚至直到近现代，都是中国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多数情况下，石头本身并没能留存下来，只是刻文的内容被保留在文集、类书或者叙事文学性质的作品集中。此外，只是写下内容，并根本没有往石头上刻的情况也不少见。

现存最古老的刻石是上文中已经提到过的石鼓。秦始皇命人立在名山之上的圆柱形刻石象征着鼎盛，同时也意味着这种刻石的终结，这些刻石上的文字内容都是歌颂始皇帝功绩的。事实上，这些刻石本身已经失传，但其内容被部分地记录在其他作品中。秦刻石中只剩下丞相李斯用小篆刻写的秦二世诏书上还有字可见。[13]

到汉代，刻石的形状从圆柱形变成了方形。这些方形石碑高可达5米，主要功能是记录特别的事件或是纪念某个重要的人。这样的纪念石碑或墓碑大都由两部分组成：装饰着精美动物刻像的标题以及正文。在墓碑上，正文部分写的就是死者的生平。碑的背面刻有家属或捐赠者的姓名。立在地上的称为“碑”，埋进坟墓中的称为“墓志”。大约从公元6世纪开始，由于国家的使用规定，石头墓志数量减少，代之以陶质墓志。

立碑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至于它与经济发展、财富分配有什么关系，到目前为止都只有一些猜测而已。目前看来，公元2世纪下半叶之所以会出现为数众多的碑记，可能得益于经济、政治及社会的发展。今天我们几乎看不到西汉时期的碑记，而东汉时期的碑记则超过300篇，其中，仅蔡邕（132—192）的作品集里就收录了50多篇，所以他也被视为碑记这种体裁的创始人。[14]保存至今的石碑数量并不多，比较大的石碑收藏地是西安的“碑林”，但以石碑拓片居多。尽管有收藏家和金石学家的收集整理，我们对汉代石碑的了解还是很少。通过郦道元（卒于527年）所作的《水经注》，我们能够知道直到公元6世纪，大量石碑都还存在，但在后来的作品中，这些石碑就没有再被提起。

墓碑经常是后世写史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不过，立在寺庙中的石碑或舍利碑常常也会记录一些特别的事件或地方传说。我们可以在蔡邕作品收录的一则碑记中读到下面这样一件事，讲的是某位圣人之墓的发现过程：

暨于永和之元年冬十有二月，当腊之夜，墓上有哭声，其音甚哀，附居者王伯闻而怪之，明则祭其墓而察焉。时天洪雪，下无人径，见一大鸟迹在祭祀之处，左右咸以为神。其后有人着大冠绛单衣，杖竹策立冢前，呼樵孺子尹永昌曰，我王子乔也。尔勿复取吾墓前树也。须臾，忽然不见。时令太山万熹，稽故老之言，感精赐之应，咨访其验，信而有徵，乃造灵庙，以休厥神。于是好道之俦，自远来集，或弦琴以歌太一，或覃思以历丹丘，其疾病尪瘵者，静躬祈福，即获祚，若不虔恪，辄颠踣。故知王德之宅兆，实真人之先祖也。[15]

另外一个汉代金石刻文的例子是公元6世纪时重新被人发现，并完好地保存至今的汉郃阳令曹全碑。这块石碑高184厘米，宽86厘米，上面写着捐碑人的名字。在细数曹全的来历之后，碑文讲述了他的青少年时代：

君童龀好学，甄极毖纬，无文不综，贤孝之性，根生于心，收养季祖母，供事继母，先意承志，存亡之敬，礼无遗阙，是以乡人为之谚曰：“重亲致欢曹景完。”易世载德，不陨其名。[16]

由于儒家经典所受到的重视，早在公元2世纪，所有经典就都被刻录在石头上了（并且后世也不断反复刻录）。这项工作开始于公元175年，8年后结束，从此确立了范本，并应该被复制了数千次，而其中绝大多数为拓片。但汉代刻有《诗经》的石碑在完成后不久就被毁了，今天只留存其中一些碎片。

在公元11世纪，随着人们对古籍重新燃起兴趣，欧阳修刊印了带注解的《集古录》，里面辑录了他的收藏，而赵明诚（1081—1129）写有《金石录》。仅汉代晚期碑铭墓志的拓片，这两部著作就分别收录了84篇和218篇。第一部收录碑铭墓志全文的著作是12世纪晚期洪适（1117—1184）的27卷《隶释》及其21卷续篇《隶续》，两部著作中共收录汉代碑铭墓志185篇，洪适还另外附上了捐赠者的姓名。到了清代，继续搜集整理碑铭墓志的有著名学者顾炎武（1613—1682）、钱大昕（1728—1804）、阮元（1764—1849）、朱彝尊（1629—1709）和严可均（1762—1843）。此外还有王昶（1725—1806），他历经50年整理而成的《金石萃编》成为囊括上古到宋代末年碑铭墓志的最重要文献之一。对碑铭墓志的整理直到今天仍未停止，不断有新的考古发现丰富着我们的认识，有时甚至会推翻长期以来被广泛接受的一些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