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India

值机柜台上面的屏幕显示着新德里。一个印度家庭站在我前面，爸爸妈妈，四个孩子，还有18个箱子。轮到他们的时候，值机的工作人员深吸一口气。爸爸把第一只箱子放到了传送带上，电子计重器显示箱子的重量是32.4公斤。

“超重了。”工作人员说。就在前不久航空公司改了规定，每个人最多只能带20公斤行李。妈妈开始跟工作人员讨价还价，指着四个孩子，又指着传送带上的那个巨大的箱子。工作人员想要把行李从传送带上拿下去。妈妈试图保持冷静，可是当检票的工作人员开始摇头的时候，她失去了耐心，骂起人来。

然而，工作人员还是不肯做出退步。

这时爸爸把箱子从传送带上拿了下来，他的老婆指向了另一个箱子，这只也太重了，电子计重器显示出一个致命的结果。

结果一家人开始重新整理箱子，所有的箱子全都打开了。大件行李被转换成手提行李，手提行李被转换成大件行李。还有些东西消失在爸爸的衣服里，只见他把玩具和吃的塞进了口袋里。

看到这儿，我想到了我爸，总是穿着一件特别重的外套过海关。我妈强迫他把箱子多余的重量以这样的方式带上飞机。一般情况下都相安无事，不过有几次检查的时候，我爸不得不把藏在身上的10公斤巧克力，又或者是藏在外套口袋里的一个平底锅上缴海关。

每当这时，我妈就会说：“我不是叫你把头发梳梳好的吗？”

我爸说：“我没有头发。”

“那这是什么？”我妈拉着我爸耳边的几束灰色的毛发问道。我妈的理论是：要是我爸不把头发梳好，看起来就跟一个从监狱里潜逃出来的犯人没什么区别，这样就会吸引海关工作人员的注意。在我爸看来完全是因为他穿着一件超重的外套，慢吞吞地走过检测门。

那个印度爸爸再次提起那个巨大的箱子，放到了传送带上，这下电子计重器上显示28，还是太重了。

工作人员说每超过1公斤，就得另外交100欧。这时，那个妈妈立刻把箱子从传送带上拿了下来，还说工作人员是南印度乞丐的女儿。

印度人才不会为行李超重而付钱呢。

这时一个住在荷兰的家庭成员被叫了过来，看样子，不是叔叔就是表哥，手里立刻被塞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而这次行李重组也持续了很久。孩子们坐在地上，玩起了游戏，看来早就习惯了眼前的场景。从前我们家也一样，在值机柜台前能玩整整一盘大富翁。

最终行李的重量终于合格了，机场的工作人员把标签纷纷贴到12个箱子上，箱子躺在传送带上，一个个消失在机场的“大肚子”里，其余的箱子可以当作手提行李带上飞机。

“走了!”那个印度妈妈对孩子们说，“快点，快点!”

终于轮到我了，我带着两件行李，两个行李箱。当我把托运行李放到传送带上的时候，心怦怦直跳，显示屏上跳出17.7公斤，还好，没有超重。

“您的护照。”工作人员说。

我把护照从随身带的小包里拿了出来，递了过去。

工作人员翻阅着护照，说：“您没有签证。”

“需要签证吗？”这是我的第一反应。

“需要。”她的嘴巴里就只冒出这两个字。

“我是在印度出生的，”我说，“在孟买。”

工作人员笑了，嘴角微微扬起，眼睛周围出现了些许的皱纹。

我为自己说的话而感到害羞，作为半个印度人，我以为可以不用签证，随意进出那个国家。

“对不起，我们不能让您上飞机。”工作人员说。

“我不能在机场办签证吗？”

“那您就得去海牙的印度大使馆了。”

我的内心生出一种羞辱感，脑海里涌现出十几个骂**的女人的印度词语，然而我谦和地把箱子从传送带上拿了下来，电子计重器立刻显示为零。

“您可以去一号出发大厅改签机票。”

我离开了值机柜台，走向一号大厅的客服台。机票的改签费用极高，要是换作我妈，准会大吼着说，同样的钱在印度都能买一架飞机了。我把银行卡从取款机里拿了出来，飞驰向海牙。

印度大使馆关门了，庆幸的是，我可以去一个中介—印度签证服务中心办理签证。工作人员递给我一张申请表，让我去旁边的桌子上填写，还说：“要是一切顺利的话，明天您就能拿到签证了。”

我填写着申请表上的问题，把表交给了工作人员，只见她摇了摇头，指着我填写的职业“作家”，说：“这样的话，您可能要等上好几个星期了。”

于是，我的手里又出现了一张新的申请表。

“审计师，电工，服务员，”工作人员说，“什么都比作家好。”

我想说的是：“我是在印度出生的，总可以回去见家人吧!”然而我知道这样的讨论毫无意义，把刚到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走到桌子旁边把表格重新填写了一遍。姓名、地址、护照号码、出生地、国籍，接着又到了职业这一栏。我想到了我妈，还有我妈的梦想，可惜的是她的孩子们都没能帮她实现那个梦想，阿什瓦德没有，约翰没有，我也没有。当我在虚线上写出“医生”两个字的时候，我的手不停地颤抖。

这次，印度签证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点了点头，说：“明天下午晚点的时候您就可以来取签证了。”

两天后，我飞向了新德里，飞回了我出生的国家，一晃二十几年都过去了。

印度国际机场的味道闻起来就像我妈厨房的味道，洋葱、香料、红辣椒，很热，很拥挤，我提着箱子穿过一群脖子上挂着牌子的人，他们中的一个是卡卡尔叔叔，是茜塔拉阿姨的老公，她是除了我妈和贾斯兰阿姨以外年龄最小的一个女孩。

“您还记得我吗？”我从荷兰给茜塔拉阿姨打电话的时候，问道。

她想了想，说：“记得，你当年个子很小，还很调皮!”

我对最后一次造访印度的记忆只剩下一片烟云，不过那是在孟买，在夏尔马叔叔家。我们还去了诺伊达，卡卡尔一家就住在那里。

我跟茜塔拉阿姨说，我要去印度拜访家人。“随时欢迎，”电话的另一端立刻说，“只要是家人，我们就随时欢迎。”

我提着两个箱子，走过新德里机场，寻找那些我已经不记得长什么样的印度家人。我的眼睛划过无数个写着名字的硬纸板，看见“恩斯特医生”写在一个牌子上，牌子挂在一个又矮又瘦的男人的脖子上。

“叔叔？”我说。

那个男人笑了起来。

我们握了握手，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过了一会儿，叔叔说：“快过来。”我跟着他走向了出口，那张写着“恩斯特医生”的牌子仍然挂在脖子上。有的人充满兴趣地看着我，到了机场外面我们还优先打到了车。

从德里机场开车到诺伊达大约要一个小时。到了高速公路上，卡卡尔叔叔问我旅途是否一切顺利，直到现在还没有放下接我的牌子。我有点担心我妈跟他说我是荷兰的一位非常有名的皮肤科医生，她那么好面子，这种事发生的可能性很大。然而我的称呼完全归功于我在鹿特丹上的经济学，而且还以优异的成绩毕了业。

“现在你成作家了。”卡卡尔叔叔说，话语里带着惊讶，似乎完全无法理解我的选择。从医生到作家，只听他用印度语嘟囔起来，这是我的母语，不过我还一窍不通。

天很黑，已经快到午夜时分了。我看着外面，试图用视线捕捉我的祖国的模样。几十个男人手里拿着刷子，站在马路边，正刷着路边的混凝土护栏，一道白的，一道黑的。车子开过去的时候，一点没有减速的意思，远处的车全都停了下来，一个男人躺在路上。我们慢慢地开过事故现场，只见一辆车翻在了路边，车顶瘪了进去，失去了原有的形状，这就是印度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突然一阵恐惧向我袭来，是对这个国家的恐惧，对这里的陌生的人和陌生的语言的恐惧。我在这里干吗？我在找什么？

茜塔拉阿姨穿着睡衣打开了门，略微尴尬地拥抱了我，说：“你长高了，那时候个子那么矮，还是个小调皮。”说到这儿，她自己都觉得好笑。

我们走向厨房，卡卡尔叔叔示意我坐下，那个写着我的名字的牌子还挂在他的脖子上，是忘了摘下来吧，还是会在我的逗留期间一直都戴着呢？就跟以前我一整个星期都得戴着那些个奖牌似的，要让所有人都看到我获奖了，比如邻居、老师，还有邓同超市的收款员。

阿姨问我要不要吃点什么，露出了笑容，眼里却充满了睡意。

我说了声“谢谢”，告诉她自己不饿。

“那要喝点什么吗？”

“水。”我这么说只是不想麻烦她，“水”是我认识的为数不多的不算骂人的印度词语，应该是我小时候我妈教我的。

我住的房间里有一张小床，还有一个电风扇，叔叔在跟我展示电风扇的使用方法时**澎湃，根本不亚于卖电风扇的，说：“这是遥控器，总共三挡。”我看着头顶上旋转的风扇，扇叶越转越快，叔叔又说：“晚上热，就别关了。”

最后还是阿姨说我肯定很累了，轻轻地说了声“晚安”，关上了身后的房门。

我很快就睡着了，一阵海浪把我带入了梦之海。

第二天早晨我在客厅里遇见叔叔阿姨，两人都穿着睡衣，坐在地上闭着眼睛做放松练习。电视打开着，一个教父拿着话筒吟唱起来，金色的屋顶出现在电视屏幕上。

我在沙发上坐了下来，看着我妈的姐姐做着深呼吸，把手臂举过头顶，我试图辨认她跟我妈相貌之间的相似之处，然而茜塔拉阿姨就跟大多数印度女人一样：娇小的身材，又长又黑的头发，皮肤呈牛奶巧克力色。要是有人告诉我茜塔拉阿姨不是我们家的亲戚，我也相信。

过了一会儿他们来到了厨房的餐桌前，我吃烤面包，他们吃卷饼配蔬菜，已经换好了衣服，叔叔终于不再戴着那块写着我的名字的牌子了，阿姨问我睡得怎么样，说完又笑了起来。这回我突然发现了她跟我妈的相似之处。她们的牙齿长得一模一样，都又白又整齐。渐渐地，我看见了更多的相似之处：眼睛下面的斑点，脸上的绒毛，还有鼻子上面小小的皱纹，仿佛我妈的脸暗藏在那张脸下面似的。然而，茜塔拉阿姨还是很不一样的，她很安静、很和谐，卡卡尔叔叔坐在餐桌前手臂不用紧贴身体，可以放松地吃早餐。在这个家里，擀面杖只会出现在厨房里。

我喝了一口茶，看见杯子上印着荷兰银行的标志，茜塔拉阿姨说：“你妈上次来看我们，从荷兰带来了好多礼物。”说完指向四周，我跟着她指的方向看了过去，看见了银行的钟、银行的台灯，还有银行的电子温度计。昨天晚上我完全没有看见这些东西，也算是个奇迹了。

“还不止这些呢。”叔叔说。

我点了点头，完全可以想象叔叔说的话。我妈在银行大概有二十个账户，童年里，我经常跟我妈去银行。有时候开账户会拿到一套笔作为礼物，有时候是电子灭蝇器。这些礼物都是给新客户准备的，然而我妈在系统里发现了一个漏洞。她欢快地刷着卡，把钱转到另一个新账户里去。免费的都是好的。就这样，我们每次都能拿着小礼物回家，就好像家里的东西还不够多似的。

这会儿，我的叔叔阿姨家也堆满了东西，也许我妈跟他们说那个银行是一个有名的设计品牌。

“我们还有印着这个标志的华夫饼。”茜塔拉阿姨说。

下午我出去散步，诺伊达跟新德里接壤，还算一个比较新的城市。住在那里的大多数人都很有钱，车都不用自己开，请了司机。有些房子的大门前还有坐在椅子上、睡意蒙眬的保安。脏衣服都有人洗好熨好。我走过的街道都已经不再是泥地了，而是柏油马路。人力车司机问我要不要坐车，奶牛在忙碌的交通中吃着草。穿着校服的孩子们跟我招手，我也跟他们挥了挥手，他们大声笑起来。他们都不是异国的人，我才是。远处，女人们提着大包，站在蔬菜摊前面讨价还价。

回到家，阿姨站在阳台上，冲楼下大叫道：“你去哪儿了？可把我担心坏了。”

我来到她身边，她抱住了我，我说：“没事，我只是出去散了散步，晒了晒太阳。”

过了好一会儿阿姨才把我松开，走进厨房，烧水去了。我们来到桌前喝茶，她在茶里加了牛奶，我没有加，叔叔躺在**睡午觉。

“我平时也睡午觉，”阿姨说，“不过我刚才好担心。”眼里噙着泪水，左边一片海，右边一片海，然后又说，“我们的儿子再也没有回来过。有一天下班的路上，被一个喝醉的司机撞死了。”我听说过这个故事，是我妈告诉我的。当年的他跟我一样大，28岁。

阿姨的眼睛跟我妈的眼睛很像，深色的湖水里满是悲伤。然而我也看见了平和与内心的平静，唯一没有看见的是那永不熄灭的希望。

卧室里传出打呼的声音，茜塔拉阿姨说：“你叔叔打呼的声音比全家人打呼的声音加起来还大。”说完又笑了，站了起来，也去睡午觉了。

我试图在房间里写作，写这个故事的开头，却怎么也写不出来，看来时机尚未成熟，完全无法想象故事会朝哪个方向发展。现在到了印度，然后呢？电风扇在我的头顶上转个不停，嗡嗡嗡，结果我什么也没有写出来。

也许是我要适应一下这安宁的环境吧。在这里没有漫天乱飞的拖鞋，也没有食物中毒的邻居，茜塔拉阿姨是我妈的温柔版本。她说话的语调很平静，煮饭也不加辣椒，对她的老公很温柔。晚上会坐在我的床尾，给我讲她的故事。每天早晨四点起床，冥想两个小时，然后就会跟卡卡尔叔叔出去散步，一起做放松练习。就这样一起变老，年龄也越来越大。

我说我妈跟她很不一样，阿姨笑了，说：“你还没见到你贾斯兰阿姨呢。”

贾斯兰阿姨是八个姐妹中跑得最快的，在投掷铁饼的世界里无人能敌。

“有时候她来我们家，我们恨不得躲进掩护所里。”

几天后，电话响了，是贾斯兰阿姨，她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没去看她，我还没来得急回答，她就说：“你应该立刻马上来看我。”

一个小时后贾斯兰阿姨出现在门前，跟我妈还有茜塔拉阿姨的个子一样矮，然而头发是灰色的，没有染成黑色，额头上的皱纹也比她的姐妹多。

感觉像被绑架了一样，我以飞快的速度把牙刷、笔记本电脑和一本书塞进包里，拿着行李箱被贾斯兰阿姨拖到了厨房里，她一点也没有松手的意思。

她的姐姐给我做卷饼，说是路上吃，我还没吃午饭。

“你是不是觉得他到了我那里就没饭吃了啊？”贾斯兰阿姨说，“你觉得我会让他挨饿吗？”

卡卡尔叔叔飞快地钻进了厕所，把自己锁在了里面。

茜塔拉阿姨手里拿着擀面杖，并不是用来揍她妹妹的，而是安静地把面饼揉平，用平底锅做了三个卷饼。还在最后一张撕掉了一小块，笑着说：“三是个不吉利的数字。”

“快走。”贾斯兰阿姨命令道，我被拉到了外面，黄色的丰田汽车已经停在门前，贾斯兰阿姨上了车，一把关上了车门。

我转过身，看着茜塔拉阿姨，她张开手臂拥抱了我，在我耳边轻声说道：“我的孩子，记得完完整整地回来。”

以前我妈也经常这么叫我：我的孩子。

汽车发动了，这时卡卡尔叔叔才走了出来，和茜塔拉阿姨一起跟我挥手告别。贾斯兰阿姨踩下油门，仿佛一只捍卫猎物的老虎，不让任何人靠近。

我靠在后排座椅的靠背上，试图放松，对自己说：“贾斯兰阿姨是家人，没事的。”

“这是我的司机，”贾斯兰阿姨指着坐在她旁边的男孩说，“我教他开车。”

男孩从后视镜里对我笑了笑，我猜他应该不超过16岁。

“他很有才能，”当我伸手去找藏在后座下面的安全带时，贾斯兰阿姨说，“我在街上遇到了他，当时他给人擦鞋子，现在成了我的司机。”

我找到了安全带，可是完全拔不出来。

“方向，”阿姨对那个男孩说，接着又对我说，“他总是忘了打方向。”

我像个疯子似的拉安全带，结果毫无动静，一厘米也没有。

这时阿姨用印度语给出了指示，我没听懂，可能是在说：“轻轻地把脚提起来，松开车挡。”

我爸曾经在废弃的工厂空地上教我开车，我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在一条宽宽的大路上行驶，周围一个人也没有，而这会儿是在印度。五辆汽车并排开在两条车道上，其中有卡车、挤满乘客的公共汽车、拖拉机、后座上捆着洗衣机的自行车、绑着水桶的自行车、载着家禽的自行车、普通的人力三轮车、装了马达的人力三轮车、乞丐、奶牛、骆驼、山羊，甚至还有一只大象。到处都是乱穿马路的女人和孩子，所有人都在按喇叭，而且还不止按一下，一按就按个不停。印度人买车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车的喇叭灵不灵：嘟，嘟，嘟!

“刹车。”阿姨大叫起来。

我的身体飞向前方，脑袋撞在了前面的座位的头枕上。紧接着阿姨破口大骂起来，我竟然还全都听懂了，只是不知道她具体是在骂谁。是她教开车的男孩子，还是我们前面汽车的司机，又或者是我们左边的汽车司机，还是我们身边所有的汽车司机呢？

我想到了身边带着的二又八分之七的卷饼，得管我们这一路的饥饱，希望够吃。

“还远吗？”我问。

“就快到了。”贾斯兰阿姨说，“就是这交通情况不乐观。”

最后我们还是活着来到了加济阿巴德，新德里附近的一座小城。车子在一片现代住宅区里开了一圈，贾斯兰阿姨自豪地指着那些房子，说：“这里住的全是医生。”车子在一座白色的别墅前停了下来，然而我们并没有下车，阿姨让我拍张照，还说：“这样你就能让家里人看看我住在什么地方了。”

我从箱子里拿出了相机，在阿姨的唆使下拍了一连串别墅正面的照片。

接着我们就开向了另一个小区，相比之下，那里的房子没那么现代，不过还是很大。在还没有盖起房子的空地上，人们支起了帐篷，点起火煮起吃的来，几个光着身子的小孩在松软的沙子里跑来跑去。

汽车在一座房子前停了下来，房子还没盖完，最上面的一层还立着脚手架。

“我就住在这里。”贾斯兰阿姨说。

我们下了车，走向房子前面的围栏，一只狗从围栏后面跳了出来。阿姨打开围栏，摸着狗狗，欢快地叫着它的名字：“米涂，啊，米涂。”

我又得拍照，不是拍她和狗狗，而是挂在屋子前面的那个门牌，上面写着：“贾斯兰医生。”

“拍得好看吗？”

我让她看相机屏幕，贾斯兰阿姨戴上老花眼镜，大叫起来：“我的房子!我的门牌!”

来到屋子里，她带我好好参观了一圈，底楼是她的诊所，有一个等待室，还有一个研究室。书桌上摆着一个听筒，积了一层厚厚的灰。椅子上也全都是沙子。

贾斯兰阿姨说：“我退休了，清洁女工逃跑了。”

她的骄傲之情仿佛一道特别的入口，我们一起穿过走廊，以前她的病人都得先经过这里，才能进入诊所。我就跟一个参观博物馆的人似的，而这座博物馆只会开一次门。我的脚步在地板的灰尘上留下了一片痕迹。

到了二楼，空中飘来了一股饭菜的味道。那里的房间都很宽敞，没几件家具，有的房间还是空的。

“我的房子很大吧。”阿姨说，眼里闪着的光跟我妈当年盯着湖面的眼神一模一样。

楼上还有一层，还没完工，窗户都还没装上玻璃，墙还得粉刷，都处都是水泥袋子。

贾斯兰阿姨打开了一个塞满工具的柜子，说：“这些都让我收了起来，他们可得好好学呢。”

我点了点头，完全可以想象那些个糟心事，想起了我妈跟工人吵过的无数个架，还有她总能找出的一两处不满意的地方，要不就是因为施工而造成的问题。我还记得黑工雷欧，那时候来我家修楼上的第二个浴室。修完浴室，我们家的客厅就漏起水来。

“下雨了。”约翰在楼上洗澡的时候，阿什瓦德说。

我妈一边拖地，一边骂自己：“我早就应该想到的，光听他的名字就应该想到的。”

第二天漏水的地方就被修好了，然而黑工的工钱也泡汤了。

“这都是因为漏水造成的，”我妈指着一堆录影带，说，“全都坏了!”

雷欧看着那些录影带，问：“这些录影带不是早就坏了吗？”

“就这些录影带，本来可以给好多印度家庭带来无数的快乐。”我妈大声嚷嚷起来，接着走向厨房，用她惯用的方式把黑工雷欧骂了出去。

最后我爸还是把钱给了雷欧，就跟他把钱给其他来家里帮忙的工人一样。他始终穿梭于我妈和粉刷工、水管工人、木匠和包工头之间，就连法庭也不例外。花在这上面的时间，本来全都可以用在研究前列腺上。

贾斯兰阿姨身边没有我爸那样的人，得孤军奋战，没有调解，也没有偷付的工钱。她做什么事都带着一股自豪感，坚硬无比。她不会对暗算她或者欺骗她的包工头低头，这样下去，那座漂亮的房子怕是永远不会完工了。

参观完之后，我们来到客厅喝茶。贾斯兰阿姨问：“你觉得哪里好啊？是我这里还是茜塔拉阿姨那里？”幸好她自己回答起这个问题来，“住在这里比那里好多了，简直就是君王的生活。”说到这里，眼睛还泛起光来。她的过去已经离如今的生活非常遥远，比我妈的更遥远。

我小心翼翼地问她从前的事，那是历史中的一块黑斑。

“你问这个是为了你的书吗？”贾斯兰阿姨说。

“也许吧。”

“你妈很生气，整夜睡不着觉，说你把她写得很可笑。”

“这是虚构的小说。”

贾斯兰阿姨盯着我看了好久，才说：“要是你敢写我，我就杀了你。”

我点了点头，知道等待着我的将是什么—遗臭万年。

阿姨开始给我讲过去的事，故事的开头完全是一部闹剧。我妈的爸爸的爸爸是个警察，负责在监狱里检查地里挖出来的证据。据说他要到很深的洞里去，所以得弯下腰，脱掉衣服，直到第二天才被人们救回地面，可还是太晚了。于是家庭的重担就落到了大儿子身上，小小年纪就开始在印度邮局工作，很快升了职。外公跟外婆的婚姻是家里人撮合而成的，不过两人过得倒是很幸福，生了十个孩子：两个儿子，八个女儿。贾斯兰阿姨说：“你妈出生的时候下雪了，这是我最早的记忆之一，没过多久我们就得逃出巴基斯坦，那时候印度人被**、杀害。几百万人丢下了自己的家、用惯了的物品，还有宠物。我们一家先来到了克什米尔，一到那儿战争就爆发了，又得逃命，不断地忍受饥饿。大家都非常害怕，满满几火车的印度人全都被残杀了。我们当时是运气好，真的是运气好，全家人—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们全都来到了阿格拉。”

这么看来，我妈不是印度人，而是巴基斯坦人。

贾斯兰阿姨拿出了几张他们在阿格拉住的房子的照片，指着一个长头发的女孩子说：“这是你妈妈。”

“我妈小时候是什么样的啊？”

“跟现在一样。”贾斯兰阿姨说，“有时候爸爸会给我们零花钱，你妈从来不用。要是茜塔拉阿姨跟你妈借钱去买点好吃的，她还会算上利息，借钱的可是她的亲姐姐啊。”

阿格拉的房子仍然是我妈一家的财产，现在普斯波拉特阿姨住在那里，她是在世的兄弟姐妹中年龄最大的。贾斯兰阿姨也有东西存放在那里。

“我什么东西都没带就把家搬到了加济阿巴德。”贾斯兰阿姨说。

我点了点头，想，应该是运输费用太高的缘故吧。

贾斯兰阿姨站了起来，说：“我们一起去遛米涂吧。”

到了外面，贾斯兰阿姨拿出一根毛毛糙糙的绳子，绑在了米涂的脖子上，我们在小区里散起步来。我伸手去搀贾斯兰阿姨，她很快就把手松开了。她总是无法轻易接受别人的好意。

我们来到一座小公园前，阿姨盯着入口处的墙，说：“这里有条裂缝。”说完便跟米涂消失在那座墙后面的房子里。过了一会儿，阿姨跟一个手里拿着刷子的男人走了出来，叫他修补墙上的裂缝，男人盯着裂缝，一副不情愿的样子。

“这是为什么啊？”男人嘟囔起来。

“为什么？”阿姨重复起他的话来，脱下了左脚上的鞋子，一边拍墙，一边大吼，“因为这个!因为这个!”

男人满怀“兴趣”地盯着墙面，跟贾斯兰阿姨保证会把墙修好的。

当我们走进公园里，阿姨又对花园工人指指点点，说杂草太多了，让工人用心工作，不然的话她就要给市政府打电话了。

没人逃得过贾斯兰阿姨的火眼金睛，每一分每一毫，什么大小毛病都不放过。

我们来到阿姨的司机前一天买香蕉的水果摊前，她便开始抱怨香蕉的价钱，大声说道：“两个香蕉你就要卖五个卢比，简直就是坑人。”

卖香蕉的人躲到了摊位下面，要是有人跟我说阿姨的口袋里藏着擀面杖，我一点也不会感到吃惊。

“你要是个男人就给我出来!”阿姨说。

卖香蕉的人一动不动，躲在摊位下面安慰贾斯兰阿姨，然而阿姨越说越气，还开始威胁起来：“我要把你的香蕉都拿走，以前我在铁饼界可是无人能敌的!”

直到卖香蕉的人把两根香蕉免费送给阿姨，她才冷静下来，这场架足足持续了一个小时。

我完全没了力气，无法再承受任何冲突。米涂不知疲倦地在它的主人身边转来转去，它应该是唯一能忍受贾斯兰阿姨的生物吧。

“5个卢比买四个香蕉应该是不错的。”我们一边往前走，阿姨一边满意地说。

我的肚子突然感觉到一阵刺痛，一开始我以为是在贾斯兰阿姨家吃多了辣的，然而回到那座大房子里，我并没有生病。我不知道这疼痛从何而来，是想家了吗？想我那七个月大还在意大利的儿子了吗？

阿姨坐在**，看着电视上播放的电影。电视机在我阿姨眼里可比男人好多了。我在她的旁边坐了下来，看着她的脸，看见了她的眼睛下面的黑色的斑点，她的脸上也有绒毛，一阵悲伤向我袭来。那一刻，我仿佛看见了我妈，一个没有我爸在身边，没有孩子的孤单女人，住在一座还没有完工的房子里。那没完没了的骄傲，让她越陷越深，没人能给她解决那些深陷其中的问题。

将来谁会来照顾她呢？要是她自己不能再梳头了，谁会来帮她梳那头银发呢？

茜塔拉阿姨告诉我，贾斯兰阿姨的生命里曾经有那么一个男人，到谈婚论嫁，两家人也都商量好了，然而贾斯兰阿姨觉得她父亲给的嫁妆太少了，只有4万卢比，而她想要至少10万。就这样，婚约被解除了，她见谁就跟谁吵架，直到现在还一直单着。

我想要拥抱她，双臂牢牢地抱住她。她很像我妈，却比我妈还难相处。

两天后，我们开车来到新德里，贾斯兰阿姨带我去月光集市，在汽车里大声嚷嚷道：“我们一起去血拼。”我牢牢抓住车窗上面的把手，再没有什么比新德里的交通更危险的东西了。路旁边的交通牌警示着人们有可能会发生的交通意外。阿姨不停地指示开车的男孩。我问她为什么不自己开车，她说她没有驾照。

“是过期了吗？”我问。看来我这半个印度人，还真的很单纯。

“不是，”贾斯兰阿姨说，“我有司机，要驾照干吗？”

我妈都有了打折卡，又为什么要有那张残疾人看护卡呢？

车子停下来的时候，有个小男孩站在车外，在车窗上敲了起来。他用呼啦圈玩了个戏法，想要跟我们要钱。他妈妈坐在他身后的草地里，正在给一个宝宝喂奶，做出宝宝很饿的手势。我正要从钱包里掏钱，把钱给那个小男孩时，车子再次开动了。我回头从后车窗里看着那个抱着宝宝的妈妈，想要下车，就算只能改变他们生活中的一天也是好的。在这一天里没有饥饿，没有口渴，也没有贫穷。然而这样的场景四处可见，光着脚的小孩，抱着刚出生的宝宝的年轻妈妈。除了身体，他们别无所有，我妈是多么想要用我们丢掉的东西来给他们带来幸福啊!这是她的另一个梦想，只可惜一个梦想都没有实现过。

“这里是德里红堡。”阿姨一边说，一边指着右边。

我看着红色的砖头堆起来的高高的墙，入口处挤满了游客。我们继续往前开，贾斯兰阿姨既没有折扣卡，也没有残疾人看护卡。

我拿出旅行册子，看着错过的景点：绿色的花园，大理石浴缸，被英军一抢而空的彩色的宫殿。

“停。”贾斯兰阿姨大叫一声，我们来到了大市场，一条长长的通道，道上的每一平方米都被利用了起来。装货卸货就在马路中间，各种车辆横冲直撞，有的车竟然背道而驰。就在这一片混乱中，我的阿姨竟然找到了一个停车位。

“倒车。”阿姨对司机说。

我回头往后看，看见了两辆人力三轮车，司机也从后视镜里看见了他们，不过在贾斯兰阿姨的鼓励下，还是一个劲儿地倒车。

人力三轮车的司机往后退了一点，已经退到头了，打着手势示意起来。

阿姨打开窗户，大叫起来，叫人力三轮车继续往后退，结果他们还真往后退了，就这样车子的后半截也有了停车位。结果停车位还是太小，不过我们还能继续往后，只要卖拖鞋和袜子的小摊能腾出一点位子来。贾斯兰阿姨又冲着窗外嚷嚷起来，小摊的摊主抱怨着往后挪了挪，打算另找地方，看来印度也是一个充满了可能的国家。

“正好停在门口。”贾斯兰阿姨下车的时候满意地说。

我们走进了大市场，里面一股香料的味道，是我妈用来煮饭的香料。每来到一个摊位前，阿姨就会停下脚步。问完价钱后，就仿佛受了什么羞辱似的走开了。

“全都是骗子，”贾斯兰阿姨对我说，“骗人的。”

直到第七个商店出现在我们面前，店主报出各种香料的价钱时，阿姨不停地点头，然后会报出另一个价钱，这时店主的脸上出现了深深的皱纹，很深的凹陷。有那么一会儿，我担心阿姨会命令我坐到一堆茴香上，直到卖家妥协才能站起来，好在他们很快就达成了协议。

“他们都认识我。”贾斯兰阿姨一边说，一边握起了拳头。

接着我们又来到了另一家店里，买了5公斤大米，由我负责扛着。

“这里不管什么东西都比加拿大便宜。”阿姨大叫起来。

加拿大？

“你妈打电话来了，列了一张好长的单子，全都是要买的东西。”

我们把大米和香料放进了车里，接着又去了另外一个大市场。贾斯兰阿姨在一家卖浴室厕所用品的店前面停了下来，我的眼神落到了一堆长方形的红色的盒子上：超清新牙膏。就是这个牙膏把我从我妈的**上赶走了，后来我还用这个牙膏刷牙来着，一刷就是一个童年。我们得买好多管牙膏运到荷兰去。阿姨问店里有多少存货。

就跟邓同超市开门的最后一天我妈拎着袋子来来回回地穿梭于超市和家之间一样，我不停地穿梭于汽车和不同的商店之间。汽车的后备箱里塞满了东西，比如厕纸、剃须香皂、锅、盘子，还有杯垫。在印度东西总是在打折。

最后我们还买了两个箱子，贾斯兰阿姨说：“要不然带这么多东西飞回荷兰该麻烦坏了，你妈是从来不会嫌箱子多的。”

我点了点头。

第二天“绑架”终于要谢幕了，贾斯兰阿姨把我送回了诺伊达。“怎么样？我让他挨饿了吗？”这是她见到茜塔拉阿姨说的第一句话。

茜塔拉阿姨把我抱进了怀里，我完完整整地回来了。

“连杯茶都没有吗？”贾斯兰阿姨问，这时我的肚子又疼了起来。

茜塔拉阿姨松开了手臂，放开了我，走向厨房，拿起一个锅，准备烧水。

没多久，我就坐在了我妈的温柔版和强悍版之间，拿着银行的杯子沉默地喝起茶来。

浴室的门关着，茜塔拉阿姨说：“你叔叔在洗澡。”说完就笑了。

我喝完茶，就跟司机一起“卸货”。这么多东西，到荷兰开一家超市都不是问题。就这样，我的房间里堆满了箱子和袋子。

分别的时刻到来了，我们来到了屋外，站在暖暖的太阳下面。贾斯兰阿姨要跟我握手，我却把她一下子拉了过来，拥抱了她，紧紧地贴着彼此。她试图反抗，脑袋撞在了我的胸上，融化了，屈服了，紧紧地抓住我。结果事实并非如此，她做不到。贾斯兰阿姨从我的手臂里逃出去，上了车，我问自己还会不会再见到她。

我住在茜塔拉阿姨家的日子靠近了尾声，每天都是艳阳高照。我跟茜塔拉阿姨和卡卡尔叔叔一起冥想，在日出的陪伴下一起散步，听他们给我讲故事。我的脑海中对这次访问的记忆不可以变成云烟。

终于到了我要离开的那一刻。出租车停在门前，卡卡尔叔叔帮我提箱子，总共四个，都很沉。他拥抱了我，祝我旅途愉快，不打算送我去机场。茜塔拉阿姨眼里噙着泪花，张开手臂拥抱了我，紧紧地抱住我，在我脸上亲了一下。

“我得走了，”我轻声说，“得回家了。”

茜塔拉阿姨没有半点想松开我的意思。

值机柜台上面的荧幕上显示着阿姆斯特丹。我把行李放到传送带上的时候，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然而工作人员并没有叹气，竟然看着我微笑，在印度，“超重”这个概念是不存在的。行李箱一个接着一个滑进了印度国际机场的“肚子”里，我走向海关关口，一秒钟也没有延误。

再过一个月我爸要去荷兰开会，他只带着一个装着牙刷的洗漱包和一篇关于前列腺癌的文章，那是因为他得把所有在印度买的东西带回加拿大去，满满两个箱子。

有了我爸，我妈哪里用得着雇搬运公司呢？

到了值机柜台，我爸会因为新的行李规定被拦下来，要把箱子里的几样东西转移到包里去。然而这并没有帮上什么忙，在万分绝望之下，我爸不得不把一部分行李塞进他的外套里。于是他来到洗手间，把耳朵上的头发梳好，试图把10公斤牙膏成功带出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