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j de dood van oma Voorst

我们家除了在印度的一家子，还有荷兰的一大家子，有荷兰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表哥表姐。凡德奎斯特家的男人都是秃头小胡子，女人都毫无幽默感，小孩子们只对昆虫感兴趣。没有一个醉汉、艺术家，又或是诗歌的灵魂。

曾经有一个叫阿里·凡德奎斯特的人为了打发时间，把我们家的家谱放到了网上，尤金妮亚、约翰娜，还有赫尔姆露丝这样的名字陆续出现在家谱里。一看到这些名字，我就会联想到那些把生活当成义务的严肃的人。享受要么不存在，要么就是被禁止了。总的来说，这一家子没有一个会歌唱生活的人，没有。

这棵家族大树的树干粗壮，枝条笔直又整齐，再接着又蔓延出几根嫩枝，完全没有杂草，血脉纯正，从树根到嫩枝都一样，我们都是被同一块粗糙的白木头造出来的。凡是看到凡德奎斯特家跳舞的人，都会想到木偶娃娃，我们的臀部完全僵硬，无法自由摆动。

后来有了我妈那一大家子，大树剧烈地晃动起来，原有的树枝发出了吱吱嘎嘎的声音。主要是因为那些行李箱、破收音机、生锈的自行车。出生在不同世纪的约翰娜们都想掏出一支箭来。

其中一个约翰娜是我的太奶奶，我爸的奶奶。20世纪初，她跟一个医生结了婚，比医生要年轻十五岁，当年还是个孩子。关于她的信息也就这么多了。我第一次坐在她腿上的时候，她已经八十好几了，骨头扎我的屁股。

因为她住在伍斯特的原因，我和哥哥们都叫她伍斯特太奶奶。我还从来没见过那么白的头发，比1985年那年寒冬从空中落下的无数雪花还要白。要再过十年，才会再次出现那样的冬天。不过那时候我们都基本上不再是孩子了。人越长大，世界就会越发失去魔力。

我们每个月都会去一趟伍斯特，每次都是开着我们家的第一辆汽车，那辆铁锈斑斑的红色拉达。有时候排气管里会冒出浓浓的黑烟，需要好几个邻居一起来推才能发动得起来。我妈用印度语给他们加油，就跟她在全荷兰的田径操场上给我加油一样：“加油!加油!”最终，马达好不容易发动了，我和哥哥们跳进车里，车一边发出噪声，一边载着我们开走了。

在出发的路上我们三个坐在汽车后排的座位，玩着“我看得见你看不见的东西”的游戏。在回鹿特丹的路上，我们全都横七竖八地躺在车里：约翰躺在地上，阿什瓦德躺在后座上，我躺在行李架上。我还记得当时夏天的天空的颜色，柠檬黄带着火红色、紫色和深蓝色，我们下高速公路的时候，伴随着汽车发动机和车轮的声音，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一般来说，汽车的行李箱会塞满伍斯特太奶奶的东西。我妈想要把遗产分分清楚，而她的哥哥姐姐们也一样。所以每次去伍斯特太奶奶家，都是以一段“审问”开始。

我妈问：“布谷鸟钟去哪里了？”

伍斯特太奶奶说：“哪个布谷鸟钟啊？”

我妈说：“墙上的那个啊。”

伍斯特太奶奶问：“哪面墙？”

我妈说：“约翰很喜欢那个布谷鸟钟。”

伍斯特太奶奶问：“约翰是谁？”

这时约翰就要走上前，我妈会去摸摸他的头。等到要银器的时候我就要走上前去，那时候我妈觉得我的身体里隐藏着一个经济学家。

“审问”完毕后，就到了喝茶、吃放潮了的饼干的时间了。作为曾孙子，我们得告诉伍斯特太奶奶，每个月来看她是件多么高兴的事。趁这个机会，我妈就会拿着一个大袋子，在屋子里扫**各种伍斯特太奶奶用不上了的东西。

我妈最大的敌人是我爷爷，卢森堡爷爷，并且对此坚信不疑。我爷爷曾经为了一个年轻的金发女人离开了他的妻子，还在摩泽尔河边的雷米希生下了三个孩子。这一层关系把凡德奎斯特一家弄得七零八落，搞得大家都不怎么见面了。在这种情况下，家族的大树都没有分杈或者倒掉，简直可以称得上奇迹了。真是好结实的木头。

卢森堡爷爷是太奶奶的大儿子，据我妈说，在伍斯特太奶奶几乎丢失了大部分智商的时候，卢森堡爷爷修改了遗嘱。有一次我们去伍斯特太奶奶家的时候，我妈还给我们演示修改遗嘱是一件多么简单的事。

我妈问：“伍斯特太奶奶，您能在这儿签字吗？”

一张纸摆在了伍斯特太奶奶面前，她扬起眉毛，说：“我看不清楚，我的眼镜去哪儿了？”

她的老花眼镜就挂在她的脖子上，不过在我妈看来伍斯特太奶奶没有必要知道这个事实。

“您签这儿就可以了。”我妈说着，指着纸上的一个地方。

“这文件是做什么用的啊？”

“以后您就知道了。”说完，我妈微笑起来。

“以后还是很重要的。”伍斯特太奶奶一边嘟囔，一边签下了字。

我妈飞快地把纸夺了回来，说：“您已经同意把您的厨房送给我们了。”

伍斯特太奶奶伤心地看着厨房的门，不过一分钟后就忘了“送给”我妈的那份大礼，落在阳台上的一只乌鸦转移了她的注意力。

“看，我的丈夫又来了。”那只黑鸟落在阳台上，伍斯特太奶奶说，“亲爱的，你好啊。”

那时候我还处在一个什么都相信的魔幻般的年龄，然而约翰已经不会再被大人们的那些故事所蒙骗了，说：“那是一只鸟。”

伍斯特太奶奶点了点头，说：“我丈夫就在那只鸟里。”

阿什瓦德把脸贴在玻璃上，一脸惊讶地看着那只鸟。

“我看得见你看不见的东西，”约翰说，“这是一个藏在鸟里的丈夫。”

我妈试图把事情解释清楚，说：“伍斯特太奶奶的老公是个医生，很有钱，在拉伦[1]有一套别墅。在遗嘱里，这幢别墅要归到卢森堡爷爷的名下。为了阻止这件事发生，伍斯特太奶奶的老公就变成一只乌鸦飞了回来。”

我、约翰和阿什瓦德听得一头雾水。

“这叫投胎转世。”我妈说，还说在印度很多人都相信，人死后会再回到这个世上，投胎成人、动物或者植物，就看各自的造化了。伍斯特太奶奶的丈夫就变成乌鸦飞了回来。

阿什瓦德说：“我不要变成别的东西飞回来，做阿什瓦德就好了。”

我爸弯下腰，轻声说：“该回家了吧，快跟伍斯特太奶奶说再见。”

我们排成一排，走向伍斯特太奶奶，在她软软的脸上亲了一口。伍斯特太奶奶身上总有股怪怪的味道，唯独那张脸仿佛丝绒一样绵软。

我妈打开了阳台的窗户，试图把乌鸦引到客厅里来，说：“快，阿尔布雷克特，快进来。”

我的曾爷爷叫阿尔布雷克特·约翰尼斯·凡德奎斯特，他确实当过医生，也曾经跟伍斯特太奶奶住在拉伦的一座房子里，在我出生前很久就去世了，据说是心脏病犯了，死在了书房的桌子后面。凡德奎斯特家的一员就这么去世了，谈不上任何的英雄主义，也没有掌声。不是在剧院，而是在家里。不久前伍斯特太奶奶的卧室里还挂着他的一幅画，是一个坏脾气的老头儿，秃头，还留着小胡子。

“过来，阿尔布雷克特，”我妈大叫起来，“你要来保护家里的东西!”

过了一会儿，我们走向了停在养老院旁边的拉达汽车。当汽车在马路上飞驰，薰衣草般的蓝天越来越暗的时候，我在行李架上进入了梦乡。

那些东西值很多钱，要是换成印度卢比就更多了。

我发现了一件几乎无法想象的事：伍斯特太奶奶比我妈还抠门儿。我到了上学的年龄，拿第一份成绩单给伍斯特太奶奶看，她只给了我一分钱。

“去买个冰激凌吃吧，”她说，“薯条也行。”

我一脸惊讶地看着手中那枚黑乎乎的钱币，而我的成绩单上写着五个“非常优秀”。

我妈又试图给我解释：“伍斯特太奶奶经历过战争，以前没饭吃的时候就得吃树皮。”

阿什瓦德问伍斯特太奶奶树皮好不好吃。

伍斯特太奶奶赏了阿什瓦德一记耳光。有些时候伍斯特太奶奶的头脑会变得特别清晰。换作几年后，阿什瓦德可能会把她打进医院，而现在我妈正安慰着他，在他耳边轻轻说着什么。

战争，一辈子的节俭，我们都很清楚这之间的因果关系，战争给人们留下了致命的阴影。我妈没吃过树皮，却是被一头羊养大的。后来几年的情况也没有好转很多。现在我妈不会多花一分钱。尽管她，还有伍斯特太奶奶，几乎可以称得上是百万富翁了。

我妈和伍斯特太奶奶可以组成一支完美的队伍。两人都会在一片漆黑中撒尿，都只会在晚上才开洗衣机。吃完饭，都会把所有的锅子铲得一干二净，用冷水洗碗，冬天室内的温度绝对不会超过十八摄氏度。可惜的是，没过多久伍斯特太奶奶就没钱了，而且是一分钱也没有了。

她的老年痴呆症越来越严重，记忆逐渐衰退，会忘了吃饭、自己的名字，连内衣**都不记得穿了。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开始跟卢森堡爷爷抱怨，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有一天伍斯特太奶奶光着身子出现在阳台上，使出全身的力气大叫道：“阿尔布雷克特，快回到我的巢里来吧!”

卢森堡爷爷赶紧把他的老母亲转到了奥斯特豪特[2]的护理院，位于北布拉班特省。在那里，工作人员会给她无微不至的关怀，而且还会有人给她穿好**。我妈不同意卢森堡爷爷的做法，不信任那里的老年看护，也不认为护理院里有爱可言。

“他是想把他妈藏起来，”我妈怨声载道地对我爸说，“这样他就不用担心了，而太奶奶会像一棵枯萎的植物一样死在护理院里。”

我爸小心翼翼地列举着护理院的优点，我妈一点也听不进去。最后一次我妈听了我爸的话，对他说“是”是在我爸跟她求婚的时候。

“在印度我们是不会这么对待家人的。”我妈大声说道，“我们会把老人接到家里，照顾他们，尊敬地对待他们，不会把他们送进那种毁灭之地。”这是我妈第一次说这样的话，刚开始我还以为是她随口说说，说错了话，听上去很有哲理的样子。其实并不然，后来她曾不断地提起那个毁灭之地。

在我妈看来，卢森堡爷爷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为了钱。保险公司会为伍斯特太奶奶付钱，从床位费到尿布，还有吃的喝的。最重要的是，护理院没有地方可以存放伍斯特太奶奶留在养老院里的东西。伍斯特太奶奶和其他三个老人睡在一个房间里，而这三个老人都快要离开人世了，想要安静地度过最后一段时光。她带走的唯一的东西就是一件粉红色的睡衣，还有一个把一头白发固定在一起的发卡。其他东西都去了卢森堡爷爷那里，引发了我妈极大的不满。听到这个消息，她大骂起来。

很显然我妈已经忘了几年前把伍斯特太奶奶接到我们家来的那件事。伍斯特太奶奶经常待在养老院里，很少出门，我妈觉得她可怜，就请她来鹿特丹过周末。那时候我们正忙着用乐高玩具搭一个超级大的太空船，而伍斯特太奶奶的神志大多时候也是清晰的，虽然也会时不时走神。

因为我们家没有客房，我妈就在客厅里摆了一张床。阿什瓦德把自己的玩具放在了伍斯特太奶奶的枕头上，睡觉前还在她的床边坐了下来。伍斯特太奶奶把玩具猴子塞进了阿什瓦德的怀里，在他的鼻子上亲了一下。那时候，玩具猴子身上还没有足球俱乐部更衣室的味道。

“它叫什么名字？”

“小熊。”阿什瓦德说。

“这是只猴子啊。”

阿什瓦德点了点头。

“那你为什么叫它小熊呢？”

“因为它就叫小熊。”

伍斯特太奶奶开始怀疑自己，但最终还是说服自己，阿什瓦德才是那个脑子不清楚的人，说：“明天我给你拿药吃，养老院里每个人都吃那种药。”

还好阿什瓦德没听进去，说：“晚安了，伍斯特太奶奶；晚安了，小熊。”

伍斯特太奶奶在阿什瓦德的额头上亲了一下，搂着玩具猴子睡觉了。她也算是逃过了这一劫，不过第二天早晨在太阳升起后不久，客厅里就传来了恼怒的尖叫声。

我是第一个来到伍斯特太奶奶床边的。

“放开我，”伍斯特太奶奶大叫起来，“放开我!”

我刚想让她冷静下来，一只枕头就飞了过来。

“救命啊!”伍斯特太奶奶大叫起来，“有人绑架啦!”这时我妈也来到了床边。

一直到下午，我们才说服伍斯特太奶奶我们不是土匪，而是她的家人。不过我们一直不让她碰电话，这简直就是火上浇油。她要报警，告诉警察自己被绑架的地址。我们差点被抓进监狱，判个十年有期徒刑。

这次寄宿事件对所有人来说都成了一次沉重的打击，所以也就没有第二次了。也许对这个周末的记忆会让所有人对卢森堡爷爷把他妈送进护理院的决定另眼相看。不过要是说到家事，我妈的嗅觉就灵敏起来，特别针对的是凡德奎斯特那家子。

在伍斯特太奶奶住进护理院后没几天，我们就去看她了。红色的拉达汽车换成了蓝色的东风标致，虽说换了大车，我倒不能躺在行李架上了，因为腿太长了。我已经不能用一个孩子的眼睛透过汽车的后玻璃窗看世界了。时间是个很残酷的东西。

护理院里有股怪怪的味道，直接钻进人们的鼻子，还会沾在衣服上。

“是死人的味道。”我妈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坐在走廊轮椅里的两个老人。

我们来到接待处，一个表情严肃的女人在那里等我们，双手交叉放于胸前。

“我们是来看伍斯特太奶奶的。”阿什瓦德说。

虽然伍斯特太奶奶住在奥斯特豪特，我们还是叫她伍斯特太奶奶，称呼这种事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况且奥斯特豪特只是个暂时居住的地方，我们在刚刚来的路上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我这名单上没有伍斯特太太的名字。”接待处的那个女人说。

“这不是她的真实姓名。”我妈说。

“她的老公在一只鸟里。”阿什瓦德补充道，希望接待人员会忽然明白过来。然而那女人扬起眉毛，看上去有些许的不安。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迷惘就会如影随形。我爸说出了伍斯特太奶奶的姓名，来解决眼前的这个问题。就这样，我们走向了H2-13大厅。在这之前，我妈还不忘大叫一声：“这个毁灭之地连个会笑的人都没有。”

听到这句话后，前台的接待人员仍然没有笑。

伍斯特太奶奶在梦里喃喃自语，那些让人无法理解的字词是说给来造访她的灵魂听的，那些灵魂出现在了她这辈子的最后几个梦里。

阿什瓦德想要摇醒她，被我爸及时阻挡下来，我们要等到伍斯特太奶奶醒来，她得好好睡一觉。这期间我妈开始在伍斯特太奶奶的床头柜的抽屉里翻箱倒柜起来，可惜柜子是空的。

“没有，没有，什么也没有，”我妈嚷嚷，“全都给卢森堡拿走了。”

在我妈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伍斯特太奶奶大叫一声，醒了过来。她的眼睛得适应一下光线，没过多久就充满敌意地看着我们，那种敌意仿佛是从战争里遗留下来的。下一刻，伍斯特太奶奶就开启了长篇大论。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她在说什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爸妈充满同情地看着她，然而我们，我和哥哥们，看见一个鬼魂冉冉升起。跟孩子们相比，时间给老年人带来的后果是无法比拟的。

听到吼叫声，一个护工赶了过来，把伍斯特太奶奶按在**，拿出了一个针管。

“新德里的老鼠也比这下场好。”我妈说。

伍斯特太奶奶渐渐冷静下来，又变成了我们熟悉的那个人，只是双手颤抖，眼里噙着泪花，仿佛一只迷茫的动物。我爸，她的孙子，抚摸着她的额头。我们依次在她那丝绒般的脸上亲吻。最后还是我妈用一首印度的摇篮曲打破了沉寂，那首永恒的摇篮曲，只听她轻轻地唱起来：“月儿明，风儿静，树叶儿遮窗棂……”

伍斯特太奶奶再次回到梦中。如果我们在生命终结的时候看到的场景跟出生的时候一样，那该多么美好、温婉与和睦啊。那片鸟儿比老虎多、果实比荆棘多的古老的童话森林又会出现在人们眼前，在光明和阴影之间的深处，人类的灵魂最终灰飞烟灭。

我们最后一次去看伍斯特太奶奶是12月31日的前三个星期，我和约翰坐在汽车后排的座位上，忙着写成绩报告单。阿什瓦德在画画，拿着一张填色图，把一只蝴蝶涂成了红色。把颜色涂在线框里面也是一项阿什瓦德在出生的时候没有学到的技能。不过他倒是很自豪，把画举在手里，就跟约翰和我把成绩报告单举在手里一样。

护理院的大门前出现了一棵松树。

“真是浪费钱，”我们走过被装饰得很有圣诞气息的松树前，我妈说，“这里的大多数人都活不到圣诞哟。”

这次我们走进房间时，伍斯特太奶奶是醒着的。她笔直地坐在**，似乎认出了我们，知道我们是她的家人，不是劫匪。“西奥[3]，”伍斯特太奶奶对我爸说，“我的秃头小可爱。”

我和哥哥们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只不过伍斯特太奶奶把我们的名字搞混了，不过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只有我妈被视而不见，伍斯特太奶奶连看都不看她一眼。

我们给伍斯特太奶奶带了些水果：苹果、香蕉、橙子，还有一把葡萄，都是我妈在集市上买的，在来的路上她还说：“这样她就不会挨饿了。”我妈坚信护理院里的病人都会挨饿，这样下来，不到一个月他们就坚持不下去了。正因为这个原因，她还把水果分给跟伍斯特太奶奶睡在一个房间里的老人们。

阿什瓦德在床边坐了下来，把画拿给奶奶看，说：“这是我给你画的。”

伍斯特太奶奶感激地接过画。

阿什瓦德说：“蝴蝶。”

“哪儿呢？”伍斯特太奶奶问。

“这儿呢。”

“这怎么是蝴蝶呢？”伍斯特太奶奶又想给阿什瓦德喂药，然而目光突然僵硬起来，在我哥画的那些红色中，仿佛看出了一些邪恶的东西。

我妈赶紧把阿什瓦德从床边拉开，只见他害怕地看着自己的画。

伍斯特太奶奶突然大叫起来，就跟上次一样，破口大骂。不过这次好像在骂我们之中的某个人，应该是我妈。

“嘘，”我妈试图让伍斯特太奶奶平静下来，“快安静下来。”

这简直是火上浇油，一连串脏话从伍斯特太奶奶的嘴里喷射出来。大多数话我都听懂了，因为我曾经学过怎么样用印度语骂人。

伍斯特太奶奶大喊一声：“肮脏的咖喱丑女人!”这是本次骂人系列的结尾，接着房间里又安静下来。

“这些都是跟卢森堡爷爷学的，”我妈轻声说，“真是个魔鬼。”

我们不敢再说什么了，我和约翰双手颤抖地拿着成绩报告单，本来还想把优异的成绩拿给伍斯特太奶奶看，这样她就会给我们5分钱，让我们去买个冰激凌或者薯条吃。到时候我爸会多给我们一些钱，因为只有这样才真正买得到冰激凌或者薯条。

看样子，伍斯特太奶奶吼够了，刚刚还坐在**，这会儿已经躺了下去。我和约翰都觉得这不是走上前给她看成绩单的好时候。

一个护工出现在房间门口，跟上次不是同一个人，是一张新面孔。

我妈让他离开，说一切都正常。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护工居然相信了她的话，他的直觉应该很准吧。

宁静和停战大概持续了几分钟，伍斯特太奶奶慢慢坐了起来，好像在找什么东西，手在床下面摸来摸去。

“要帮忙吗？”约翰小心翼翼地问。

“我的斧头呢？”伍斯特太奶奶嘟囔着说，“我的斧头去哪儿了？”摸了半天，结果什么也没找到，于是恼怒地大叫起来，“谁偷了我的斧头？是谁？”

在她衰退的记忆里消失的战斧又奇迹般地出现在了地平线上。这时伍斯特太奶奶的怒火已经无法抑制，九十岁的老太太歇斯底里地大叫起来：“砍头!砍头!”

伍斯特太奶奶对面的那个骨瘦如柴的老人坐了起来，看了看四周，骂起人来。在这之前，我们还没有听到与伍斯特太奶奶住在一间屋子里的其他人的抱怨，如果不了解情况，还会以为他们全都死了。而现在，他们中的一个把累积的愤怒一股脑儿地发泄了出来，包含了所有的肮脏和下流。

这场面真的很超现实，两个神经病待在一个房间里，展开了一场关于**和重病的“网球”对抗赛。如果有人问我那些骂人的话都是从哪儿学来的，答案肯定是奥斯特豪特的护理院。对我的哥哥们来说也一样。直到现在，阿什瓦德都没有丢弃当年“采摘”的“禁果”。

当护工来到房间里时，他都不知道要先叫谁安静下来。

这时，我妈伸手指向了伍斯特太奶奶。

三天后，伍斯特太奶奶去世了，连圣诞节都没赶得上。一天，家里的电话响了，是我爸接的，那会儿我妈正在厨房里，手里拿着擀面杖。后来她还拿着擀面杖，丢向卢森堡爷爷，结果擀面杖撞在灯上，落到了地上。就这样，我们家又多了一个破玩意儿。

伍斯特太奶奶的葬礼是在拉伦举行的，三十年前，她的老公也葬在了那里。我们一家五口坐在蓝色的标致里，外面一片苍白，寒风飕飕，地面结着白色的霜。

到达豪达[4]之前，我们谁都没有说话。阿什瓦德忍不住了，问：“伍斯特太奶奶也会变成一只鸟飞回来吗？”

“应该不会。”我妈说，嘴里还念叨着什么因果报应。

“那她会变成什么呢？”

“不知道。”

“一只猪吗？”阿什瓦德接着问。

“可能吧，”我妈说，“有可能。”

“还是新德里的老鼠呢？”

我爸一脚踩下油门，一阵强烈的贴背感，标致晃动起来，接着速度又慢了下来。

大伙儿又沉默起来，这次一直坚持到了墓地。

我记得墓地入口处的大树，是冬季里的椴木树。我还记得我们走过的长长的小道，在小道的末端，来自奥德瓦特[5]的表亲们站在那里。他们也长大了，然而对昆虫世界还是充满了兴趣，一个劲儿地在落叶中找幼虫。我们茫然地看着对方，就跟谁也不认识谁似的。家人在这样的情境中并不意味着什么。

家里的所有人都来了，除了伍尔夫特奶奶。这两个偶尔把一大家子联结在一起的场合—葬礼和婚礼，卢森堡爷爷的前妻是不会参与的。她的名字写在家谱里，也就仅此而已了。跟我妈一样，她永远不会原谅自己跟一个姓凡德奎斯特的人结了婚。

赫伯特叔叔也没来，不过他从来都不出席任何活动，成天在加拿大四处晃悠，背着背包，酒壶不离嘴。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卢森堡爷爷也来了，坐在追悼室的第一排，旁边还坐着一个金发女人，是他现在的老婆。他们的孩子也都来了，理论上说应该是我的叔叔阿姨，不过年龄跟我相仿。只见他们互相拍肩膀，这个游戏我们以前也玩过，阿什瓦德总会回头偷看。

我逃过了我妈监督的眼神，偷偷溜到了前面，走过了好几排位子，站在了卢森堡爷爷面前。爷爷是个光头，留着长长的小胡子，胡子的末端微微翘了起来。他的眼睛闪着光，微笑地看着我。那并不是伍斯特太奶奶房间里的那幅画上恼怒的目光，而是爷爷的微笑。

“你是恩斯特吧。”卢森堡爷爷说。

我点了点头。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又点了点头。

“那我是谁呢？”

“雷米希的恶魔。”

这时卢森堡爷爷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这个恶魔把他妈送进了毁灭之地，我妈是这么说的，而我爸不让我这么说。

因为没人说话，所以我问：“您的小胡子的末端为什么往上翘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永远都无法得知，因为我妈突然一下子把我拉开，拖到了后排，我爸和哥哥们也坐在那里。我想要跟约翰说句悄悄话，结果被“住嘴”两个字打乱了思绪。

追悼室里的人都沉默不语，这种沉寂很奇怪，我还从来没有体验过。学校的班级里没有，阁楼上的祷告室也没有。我看着台上的棺材，据我妈说这是所有棺材里最便宜的，买的时候还在打折。阿什瓦德不相信伍斯特太奶奶躺在那里面。

约翰嘟囔起来：“我看见，我看得见你看不见的东西……”

“快住嘴!”

有的人用皱巴巴的纸巾擦眼睛，我妈也流下了一滴眼泪。我们还太小，不知道什么叫伤心难过，脸上干干的，那条河似乎从我们身边流了过去。

有几个人开始讲伍斯特太奶奶的生平，卢森堡爷爷也是其中一个。可是没有人讲她在人世的最后几天，还有阳台事件，吼叫，那些劲爆的词语，那个犯糊涂、浑身发抖的人。人一死，大伙儿就开始讲另外一些故事，用温婉的辞藻，就连记忆也只剩下了光明的一面。

一切都进行顺利，大伙儿来到了墓地前，手里也没有拿着斧头或者擀面杖，一铲又一铲的土落在了伍斯特太奶奶的棺材上，变成了永久的沉寂。大伙儿流起泪来，墓地前也摆上了花儿。就跟早晨的巴伦兹先生一样，还有后来的安丁女士。

如果不是阿什瓦德突然控制不住，打起喷嚏来，一切都会相安无事。第一个喷嚏基本上没什么力气，就好像是无意中打的一样，很无辜。可是没过多久，那熟悉的“爆炸”声接踵而至，在全家人中散播开来。

我爸骂起人来。

“不是我，”阿什瓦德拖着鼻涕，凑在一个阿姨耳边，说，“是喷嚏自己的问题。”

“快，”阿姨大叫起来，“快拿纸巾来。”

我妈趁着混乱，穿过草地，走向了卢森堡爷爷。我看见她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条，打开来，举在爷爷面前，这时爷爷的脸上出现了无比惊讶的表情。

“厨房!”我妈大叫起来，“厨房归我们了!”

卢森堡爷爷摇了摇头，想要转身，却被阻挡住了。

我妈的声音在整个墓地里回**起来：“她签字了!”

伍斯特太奶奶死了，坟墓里很安宁，然而坟墓外面毫无安宁可言。据来自奥德瓦特的表亲们说，要到春天伍斯特太奶奶才会被蛆虫吃干净，到那时她才能得到真正的安宁。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有任何人、任何事来打扰她了。

我希望这个冬天不会太漫长、太寒冷。

[1] 拉伦：荷兰小镇名。

[2] 奥斯特豪特：荷兰城市名。

[3] 西奥：作者爸爸的昵称。

[4] 豪达：荷兰城市名。

[5] 奥德瓦特：荷兰城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