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 Superintendent

我是在印度孟买的铁路医院里出生的。1981年的第一个清晨两点二十八分的时候，助产士的手接住了我，那时的我刚刚从满是蝴蝶的童话森林里来到人间，她把我抱起来，交给了我妈。我妈接过我，抱在了怀里。我睁开了眼睛，那双深色的小眼睛泛着蓝色的光。

我妈告诉我：我小时候撒尿、大哭、找奶喝，全都井井有条。当时，夏尔马阿姨和她的女儿尼兰陪在我妈身边，男人是不可以进产房的。我爸当时在6852公里以外，在鹿特丹的军营里，作为军役输血站的陆军中尉，要补服军役。我大叫起来。我爸在研究单克隆抗体，用来抵抗尘螨。

是夏尔马阿姨的老公，也就是我的叔叔，给鹿特丹的军营打的电话。电话打到一半出了问题，据说是有鸟来捣乱，叽叽喳喳叫个没完。在电话的一头，也就是极度炎热的孟买，我叔叔告诉我爸，我妈生了个儿子。而在电话的另一头，是寒冷的冬天，我爸以为我是个女孩儿，可把他乐坏了。在生了两个儿子之后，终于盼来了一个女儿，还给她起好了名字，叫伊娃·玛利亚，几个月前就想好了。军官们纷纷恭喜我爸，穿着绿色军装的男人们互相拥抱，喝起了气泡酒。我爸还给我做了一张出生卡片，剪裁完美的纸上画着一只鹳，嘴里叼着一块粉白色的布。

这时候第二个电话打了过来，是我妈。电话里出现了尖叫声，是我的尖叫声。之前电话线上的鸟儿又出现了。

我爸问情况如何，问伊娃·玛利亚怎么样。

“谁？”虽然隔得很远，我妈的问话仍仿佛一支箭，射向了我爸。

“我们的伊娃呀，我们亲爱的女儿，啊，我真是太高兴了。”

“恩斯特。”我妈毫不犹豫地说，这个名字也是几个月前就想好的。这次我爸妈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恩斯特·罗洛夫·阿伦德·凡德奎斯特。这是一个全身皱巴巴的小东西，长着小手小脚，还有一个小鸡鸡，是个不折不扣的男孩子。

“哦。”我爸在电话另一边说，很吃惊，也许就跟听说我大哥出生时的感受是一样的吧，还不愿相信这是真的。

“是个儿子。”又是一支箭，这下还真射中了，我爸脑海中那团粉色的云朵彻底粉碎了。

我的哭叫声再次证实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上，恩斯特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我爸咳嗽起来，说他已经把出生卡片送到店里印刷去了。卡片上用高雅的字体写着：伊娃·玛利亚。还有我的出生日期：1981年1月1日，凌晨两点五十八分，3254克。

过了一会儿，这条灾难般的信息才传到电话的另一头。后来，我妈告诉我们，在那没说话的几秒里，她是在想办法，试图挽救那场灾难。出生卡片拿去印刷了，费用是拿不回来了，没准她可以把我给换成一个女孩子。那样的话，卡片就能派上用场了。

“在印度，每个人家都想要儿子，”若干年后，我妈说，“而我们家有三个。”

跟平时一样，我们吵了起来。可是这句话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不知道该怎么回复。

“我们完全可以把你换成一个女孩，想换谁就换谁。”

这话听起来像是在惋惜。看来，我爸还不如做新德里的一只老鼠，而我确信，如果我当年被留在孟买，会过上比现在幸福的生活。

“你还在吗？”1981年，我爸用鹿特丹口音的荷兰语问，当时他正在军营里和尘螨做斗争。

我妈还在吗？我爸怎么能这么蠢？从什么时候开始，他除了呼吸还被允许发出其他的声音了？我妈用印度语大声吼叫骂起人来。如果电话线上还有鸟儿的话，这会儿准会被吓得掉下去。

当每隔十分钟肚子就疼一次的时候，我妈的姐姐和姐姐的女儿开车带她去了铁路医院。一路上烟花绽放，黑色的空中出现了金色的花朵。烟花发出了巨响，在孟买郊区的一座白色房子里，争吵声如雷轰顶。

在出生后的几个星期里，我住在夏尔马叔叔阿姨家。他们家的墙是浅色的石灰墙，半夜里就仿佛到了清晨。

他们跟我讲一连串我小时候的故事。说我是个吵闹的小孩，睡得很少，经常又是哭又是叫，他们管我叫“嘟嘟男孩”。对了，这里的他们是夏尔马阿姨、我的哥哥们，还有我妈。

他们就只跟我讲了这么多，日子一天天过去，乳白色的晨雾掀开了帷幕。我睁开眼睛，看着这个世界，努力把画面“写”成故事，然而一切都很小，比如我的手臂和腿，我的手和脚。在我的世界里除了挪动、发出声音、饿和渴，就什么也没有了。也许本该如此，在生命起初的日子里，就是一片空白，宛如喝了遗忘之水。在这种情况下，字词是不合适的，显得太大，太沉重，仿佛丢进水里泛起大波纹的石头。

我出生后一个月，我妈就把行李箱收拾好了。两辆出租车来到门前，一辆装行李，一辆给我们坐。在过去的几天里，我妈在商店里各种扫货，把比荷兰便宜十倍的东西全都买了下来：锅子、刷锅子的海绵、牙膏、厕纸，还有箱子，不然的话都装不下。

出租车也比荷兰便宜，不过这有悖于我妈的信念，我妈坚信最便宜的选择才是真理，在这种情况下，最便宜的选择是公共汽车。“走路更便宜，”我妈突然说，“不过那只是假象。要是走路的话，就会吃得更多，鞋子也会被磨坏。”

叫出租车的是我叔叔，他是我妈的反面教材，把钱花在昂贵的衣服上，经常在外面吃饭，还总爱打车。四年后，在我出生后我们第一次去看叔叔阿姨。我径直走向叔叔，抓住他的手，却找不到我妈说的那个掉钱的“洞”[1]。

我们在黑暗中飞了九个小时，我喝着我妈的奶，忘记了身后发生的一切。那是一个被遗忘的故事。

到了荷兰，一个穿着制服的白皮肤男人在机场等我们。那是我爸。他第一次把我抱在怀里时，我在睡觉。不过据我妈说没过多久我就醒了，因为我闻到了尸体的味道，大哭起来。

“那是螨虫的味道。”我爸说。

我妈说：“快提箱子吧。”

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全家去我爸工作的军营过夜。军营空无一人，我爸是值班的军官。跟螨虫的抗争进行得不太顺利，于是他们开始用中国的分子制药做实验，冷战掌控着整个世界。

按规定家属是不允许在军营里过夜的，然而我妈坚信，在复活节期间，我爸肯定会有一晚上睡不着。而我不是那种过了三个月就一觉睡到天亮的小孩，而是只会让父母感到绝望的小孩。也许当时的我就是一颗炸弹，终有一天会把整个家炸得七零八碎。用波兰诗人切斯拉夫·米沃什的话来说：“当一个作家出生时，这个家也就完了。”

那天晚上，也就是复活节的第二天，我爸妈打消了再生小孩的念头。三个小孩就够了，三个儿子，虽说三在印度是个不吉利的数字，是不幸和厄运的征兆。我们小时候，要不带两个，要不就是带四个面包去学校，也从来不许玩“一二三木头人”的游戏。然而在军营里，在无尽的黑夜里，我妈坚定地说：“三个就够了，三个很好!”

也许我妈的这句话，这些辞藻就是我的人生篇章的开头。现在就算下石头也没关系，大风已经扰乱了湖面的平静，世界早已做好了全面的准备，眼前的画面让人们联想起灾难片的场景。

我的想象引起了一场无辜的喷嚏风暴。虽然整个军营里连一只螨虫也没有，阿什瓦德还是打了一整夜的喷嚏。只有约翰睡着了，发出轻吟的声音，沉迷在梦之国。我的存在应该要感谢他。这样的小孩，养十个也不困难。然而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上帝的恩赐，而是第三个孩子，象征着不幸和厄运。

我喝了十六个月的奶，我妈的胸哺育我、安抚我。十六个月过去后，我妈受够了，把辣椒酱涂在**上，好帮助我断奶。然而作为半个印度人，我觉得辣椒酱很好吃。最终还是我妈在孟买买的牙膏发挥了作用。我妈买了很多那种又粗又白的牙膏，味道苦极了，跟苦瓜差不多。

我妈把食物送到我嘴边，我就把嘴巴闭上，嘴唇紧紧地合拢在一起。什么胡萝卜呀，茴香呀，红菜头呀，我都不吃。我不吃的，阿什瓦德就把它们全都消灭干净。跟几年后一样，那时的我成了一个不听话的小孩，后来又变成一个招人烦的青少年。也许正因为他什么都吃，才成了我们三个中个子最高的。

小时候，我唯一自愿吃的东西是芒果。有照片为证，很真实的照片，成了我最初的回忆。

同样的石膏墙，同样的亮光，只不过白雾不再来自牛奶，而是香烟的烟雾。一缕弯弯曲曲的烟，宛如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空中画出来的一样，形成了一行行飘摇的、神秘的文字。

夏尔马叔叔是我们的远房亲戚中唯一抽金边臣[2]香烟的人。他专门跟一个退役的英国军官买烟，每个月军官都会托人特地把香烟从英国海运过来。有人说那个军官以我叔叔买香烟赚的钱为生。他抽了一根又一根，有时候还同时抽两根。不知道是记性不好，还是怀旧情绪泛滥。每当这时，他的眼睛就凝视着远方，额头上出现直直的皱纹。刚把一根香烟在烟灰缸里捻灭，手就又塞进了裤子口袋里，拿出一包白色的金边臣，弹出一根香烟，点燃，然后深吸一口气，烟雾从他的嘴巴里冒出来，形成了一个圆圈。等他回过神来，额头上的纹路消失了，就会用空闲的那只手拿起烟灰缸里的香烟，送到嘴边，就这样，微笑着，一会儿抽一口第一根，一会儿又抽一口第二根。

我妈很讨厌我叔叔的这个习惯，让我们离他远一点。“抽烟很危险，”我妈跟我们说，“能把人抽死。”然而，越是禁止不许做的事情，我们就越是好奇。于是，我每天都站在叔叔坐着凝视远方的椅子旁边，看着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我的两个哥哥站在我旁边，我们一起试图解读那飘在空中的白色的、弯弯曲曲的“文字”，仿佛在解读叔叔的想法。

有一次我成功地从烟灰缸里拿到一根香烟，我们飞快地逃跑，就像发现了印第安人的宝藏似的。叔叔似乎什么也没发现，漫不经心地从口袋里拿出金边臣，重新点了一根。

我把香烟递给阿什瓦德，要是他死的话，问题应该不会那么严重。他把香烟塞进嘴里，可是嘴里并没有冒出烟来。

“你得把嘴巴做成一个O形。”我说。

阿什瓦德张开嘴巴，香烟掉在了地上。

约翰捡起香烟，说：“烟灭了。”

突然，我妈的脚步声出现在附近。我立马溜走了，阿什瓦德也跟着我逃跑了，只有约翰站在原地，手里拿着那根香烟。我躲进了花园里，听见我妈大声叫起来，约翰号啕大哭，被我妈“敲”了。约翰比我个子高，总是替我挨揍。

当我又回到叔叔的椅子旁边时，只见他的食指来回摆动，说：“调皮啊，真是太调皮了。”说完就切了一块芒果，递给我。我立刻把芒果塞进嘴里，好大一块。芒果的汁水从我脸上流了下来，我看着空中那越来越细、越来越轻的烟雾，直到它们完全消失在半空中。究竟是哪些辞藻、句子隐藏在那些透明的烟雾后面呢？又是用哪只手写的呢？

就在此刻，我也能感受到同样的吸引力，想去那烟雾帘子后面看个究竟。时至今日已经出现了成千上万行文字，组成了一个故事，仿佛飘在空中的一条生命。这就是我看见的，我读到的，我深深吸入肺里的东西。

1928年9月5日，阿满宇·夏尔马出生在比吉诺尔县，一个位于北方邦的小地方，离孟买还挺远的。他的爸爸是一个鞋匠，妈妈负责照顾十个孩子。阿满宇也是第三个儿子，不过在他后面还有四个女儿。在他的童年里，只有阳光、尘土和米饭，别的就什么也没有了。家里穷得底朝天，除了梦想别无所有。

每个月都会有个男人从城里拿着电影放映机来到阿满宇住的县城里。这个人穿着白裤子、白衬衫，每个手指上都戴着闪闪发光的戒指，在这个荒凉的地方，这就是富有的象征。他沿着警察局的墙，把凳子摆成一排排弓形。放映机安在警察局对面那座房子的屋顶上。每当这时，聚集的人比去参加医生的儿子和律师的女儿的婚礼的人还多。住在附近的孩子们都屏住呼吸，看着那个高高悬挂在绳子上的机器。当画面出现在墙上，虽说不是很清晰，阳光也很强烈，孩子们还是看明白了：在比吉诺尔县外面存在着另一个世界，那里有一条出路等待着他们。

就这样，漫长的等待开始了。等待太阳下山，等待天空先变成红色，再变成紫色，直到世间万物在一片深蓝色中褪去了颜色，接下来天就黑了。每个月的等待都是那么漫长，然而等待给村子里带来了快乐，等待的人，都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

阿满宇四岁的时候，看了人生中的第一部电影：《电影院女孩》。他坐在一个小山丘上，离警察局的墙大概100米，看不太清，看到的也许是电影院的魔法：动来动去的画面和漂亮的人物。他永远也不会忘记普利维拉·卡普尔的脸，那个被我妈照顾过的电影明星，而现在正出现在比吉诺尔县警察局的墙上，又帅气又年轻。

晚上阿满宇回到家，被他妈一顿揍，一直打到手疼。阿满宇在两个妹妹之间躺了下去，却怎么也睡不着。并不是因为灼热的皮肤，而是因为那张出现在他面前的卡普尔的脸。卡普尔面带笑容，露出了洁白的牙齿，乌黑的头发中间梳出一条笔直的中分。阿满宇擦掉脸上的泪水，用湿湿的手指摸着头发，从左往右，脸上出现了一丝笑容。阿满宇·夏尔马有梦想了。

第二天早晨，阿满宇是家里第一个醒的，站起来大声说：“我要当演员!”

他的妹妹们揉着眼睛，开始嘲笑他。

这时爸爸也醒了，没好气地说：“什么事啊？”

“阿满宇想要当演员。”一个妹妹傻笑着说。

“有毛病吧。”妈妈说。

阿满宇还记得妈妈那双有力的手，决定不再多说什么，吃完饭来到了大街上，走到一个水闸前，把头伸到水龙头下面，用手梳出了一个中分。阿满宇奔向一个有镜子的男人，照一次镜子要付一个卢比。

“我要当演员，”阿满宇说，“等我出名了，付你一百个卢比。”

男人听了，摇了摇头。

“一千个卢比。”

一会儿，男人拿出了镜子，镜子里出现了阿满宇的脸，还有那湿润、乌黑的头发，一笑起来，嘴里缺的三颗牙就露了出来。

一整天，阿满宇都带着这样的笑容，在镜子和水闸之间来来回回跑个不停，就这样度过了平凡的每一天。一个月后，那个拿着电影放映机的人再次来到村子里，阿满宇是第一个拿着凳子来到警察局的墙前面的广场上的。几个年龄比他大的男孩把他赶走了，没过多久他又回来了。

“我要当演员!”阿满宇大声叫道，“我会变得跟卡普尔一样出名!”

有人笑了起来，每次都会有人笑话他。

晚上，阿满宇还是在那群男孩子中抢占了一个位子，坐在一座房子的屋顶上看起了电影，回到家，就被打了屁股。他哭着求情，可是妈妈的手无法阻挡。后来，很多年后，只要他盯着远方出神，妈妈的那双手就会出现在眼前。

这时，电影放映机又大又黑的箱子里传出了声音，白天阿满宇忙着摆椅子的时候，惊讶地看着那些箱子从大木箱里给搬了出来。他正想去帮忙的时候，一只手出现在他的肩膀上，那是一只戴满金戒指的手。

“以后再说吧，”那个放电影的人说，“等你长大了。”

这是那个男人第一次跟他说话，阿满宇把手指伸进头发里，从左往右抹着头发，张开嘴露出了笑容，嘴里的乳牙随时都可能掉下来。

那个男人笑了，从衬衫口袋里拿出了一张照片，照片的边框宛如白色的波纹。

“普利维拉·卡普尔!”阿满宇叫了出来，后来才看见了照片上的黑线，是卡普尔的签名，于是幸福地哭了。

当星星出现在空中，电影也就开始了，今天播放的电影是《世界之光》，这是印度第一部有声电影。有人说话、唱歌、跳舞。电影在孟买上映的时候，还有警察来维持秩序，以防观众太激动了闹事。比吉诺尔县的居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观众们惊奇地看着彼此，还有人站起来，找声音的来源；有的人则鼓起掌来，还有人把手指塞进了耳朵里。阿满宇享受着电影里的歌曲，张大嘴巴看着演员的舞步，情不自禁地跟着动起来。只见他抬起腿，扭着屁股，在屋顶上跳起舞来。

第二天，电影里那欢快的旋律随处可见，比吉诺尔县仿佛变了一个地方，成了另一个世界。每一个街角，每一个商店，每个人家都回**着电影里的第一首歌曲。阿满宇也在家里唱起来，整个印度都在唱这首歌。

阿满宇的妹妹们一个个都搬了出去，结婚、生子、给孩子们起名字，然后没日没夜地在房间和厨房里，在市场和广场上，在大街小巷里大叫那些名字。然而有一天，那些叫声会消失殆尽，到那时，孩子们就要独自面对这个世界了。

阿满宇十七岁那年离开比吉诺尔县的时候，裤袋里就只有一把梳子。他长高了，仿佛一棵结实的大树。哥哥们在田里干活儿，每天早晨太阳还没升起，就要跑上12公里路。晚上回到家，又累又脏。

“孟买，”那个带着电影放映机的人曾经对他说，“电影都是在那里拍的，你应该去那里。”阿满宇应该不是印度唯一梦想登上白色荧幕的男孩，无数个男孩都怀揣着这个梦想，不断地追逐。“去吧，”那个男人说，“如果你决定了，就要全心投入。即使没有饭吃，没有地方睡，在绝望里越陷越深。如果你做了决定，就要全力以赴，不然就留在村子里，别再做梦了。”

阿满宇的妈妈站在站台上，大叫他的名字。这是他最后一次听到她的声音。阿满宇·夏尔马决定去追梦了，而且会全力以赴。

他可能再也见不到妈妈了，而后来妈妈见到了他，是在他出发六年后，三月里一个星云密布的夜晚，比吉诺尔县里洋溢着欢愉的气氛。从第一排传到第二排，再到第三排、第四排，直到最后一排。又从电影广场传到了屋顶和小山丘上，最后来到了夏尔马的家里。

电影被暂停、回放，再暂停。荧幕上的那张脸跟警察局的那面墙一样大。“阿满宇!”人们叫成了一个声音，“阿满宇!”

他妈妈被请到第一排，看着儿子在电影里唱歌跳舞。瀑布般的音乐伴随着他的舞步，还有漂亮的露脐女人，如同穿着金子的公主。“阿满宇。”妈妈轻声说道，眼泪滑落下来，他再也听不到她的声音了。

然而，在阿满宇歌舞升平之前的那段日子里，不知道挨了多少饿，每天跟许多人一起在孟买附近的小城达达尔和维索瓦的沙滩上过夜。在那里，那些印度的年轻男孩，都有着同样的梦想，在梦想的大海中挣扎。

阿满宇在孟买不断地试镜，每一个重要的导演和制片人都不放过，比如阿尔德希尔·伊朗尼、V.尚塔拉姆、索拉博·莫迪，都是宝莱坞耳熟能详的名字。

故事就这样产生了，这回不是断章，而是史诗。我的叔叔，那个跟我爸宣布我出生消息的人，被甘地·都德发现了。甘地·都德既是演员，也是导演和制片人，简直就是一个活着的神话，同时也整天沉迷在女人和酒精里。年轻的阿满宇肯定给普拉巴特电影公司的人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当时甘地·都德在那里当助理导演。无数人一同唱着那首歌唱英雄的诗歌，整个合唱团里全是阿姨大婶，其中还夹杂着阿满宇的微笑。他的牙齿都长齐了，梳着笔直中分的那头黑发就跟《印度时报》上的那个女的一样。然而国际电影数据库并没有把阿满宇·夏尔马放在甘地·都德的经典作品的演员名单里。我仔细看着电影，一幕接一幕，试图从茫茫演员中找到我叔叔。然而他们几乎长得一模一样：同样的微笑，同样的中分。

我最后一次看到夏尔马叔叔是在鹿特丹的第贝利亚斯小巷里。那是1990年的夏天，我们从邻居家借了一大堆录影带，好跟一家人度过几个漫长的夜晚。其中一部电影是《夺宝奇兵2：魔域奇兵》。我们坐在屋子外面看电影，电源接线仿佛一条长蛇，躺在地砖上。周围还有打网球的声音，球在空中飞来飞去。即便这样，我妈和她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夏尔马阿姨，她俩的打呼声依旧惊天动地。看来这是家族通病，虽然我阿姨每次都气呼呼地否认自己睡觉打呼的事实。

夏尔马叔叔坐在我旁边，头发没有以前那么浓密了，梳了个大背头。不过还是跟以前一样，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抽着一样的香烟—金边臣。一缕烟雾围绕在他的身边，但凡有他的地方，就有烟雾。他递给我一张自己的签名照，说这张照片很值钱。不是荷兰盾，而是印度卢比。银行的货币兑换板上没有标明荷兰盾和卢比的汇率。

《夺宝奇兵2：魔域奇兵》看上去是在印度拍的，至少背景会让人联想到印度。事实上，电影的拍摄场景是斯里兰卡，因为导演没有获得印度官方的许可，不可以去北印度拍摄。官方工作人员觉得这部电影“种族歧视”的味道太重，要求更改剧本，还要获得最终的编辑权。当我们把录影带推进播放机里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个事实。

电影的开头就出了问题。当印第安纳在喜马拉雅山里晕倒，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的村民以为他是印度湿婆派来的。夏尔马叔叔摇了摇头，嘟囔起来：“印第安纳是湿婆派去的？这怎么可能？”当放到人们被当作祭品祭奠迦梨女神的时候，叔叔站了起来，又说：“胡闹，简直就是胡闹。”当印第安纳面对危险发出苦笑的时候，他伸出手指向了电视屏幕，然后又点了一支烟，坐了下去。

阿什瓦德把我妈跟阿姨叫醒，说听不见电影里的台词了。结果两人都不承认自己睡着了，我妈说：“我也在看电影。”

“你在打呼噜，”阿什瓦德说，“你也一样。”一边说，一边指着夏尔马阿姨。

“他说什么呢？”阿姨用印度语问她的妹妹，我妈给她翻译。

只见阿姨气呼呼地摇着头，用印度语骂起人来，声音就跟发动困难的老爷车差不多。

夏尔马叔叔说：“阿什瓦德说得没错。”

“才不是呢，”我妈大叫起来，“我们根本没有打呼噜。”

突然有个东西从我的脑袋上飞了过去，我以为是个网球，结果是一只拖鞋。

我爸按下了遥控器上的暂停键，这样的话，电影是看不下去的，得先把问题讨论清楚才行。

夏尔马阿姨对她老公叽叽喳喳地说起来，我什么都听不懂，唯一听懂的一句话是：“老爷车发动了。”

“你们就是打呼噜了!”阿什瓦德大叫起来，“你们明明就打呼噜了!”

要不是放映机自动跳到了播放，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个正在吃新鲜猴脑的印度人，估计这架得吵到半夜。

夏尔马叔叔又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走到电视机前，严厉地看着我们，摆出一副老师的样子，说：“胡闹。”

他具体说了些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不过大概的意思是：印度十亿人口，没有一个会吃猴脑。阿什瓦德是唯一对此做出回应的：“我最喜欢吃长蛇。”

夏尔马叔叔并没有被阿什瓦德打断，在电视机前面至少站了一分钟，仿佛一座雕像。手上的香烟似乎也在时间里冻结了，不再冒烟了，过了一会儿，他平静地走进了屋里，而我们继续看电影。

帘子打开了，烟雾缭绕。我用的隐喻兴许是多了点。就跟看着夏尔马叔叔站在电视机前一样，后来我在一个印度传统节庆的荧幕上也见到了他。我一眼就认出了他，那高大的身材，光滑的额头，头发全都整齐地梳到了后面。他扮演的是《迦南迦南》里的警察局所长，这部剧里用了好多回放镜头，看得头都晕了。只见夏尔马叔叔突然走进镜头，步伐宁静、收敛，一副严肃、庄重的样子。他的镜头总共不超过五个，台词也很少，那个所长不太爱说话，他的出场比说话重要，只要往那儿一站，人们就无法忽略他的存在。最后一个镜头里，他把双手交叉胸前，案子就这么结了。

阿满宇·夏尔马在二百多部宝莱坞电影里出现过，这是我从不同的家庭成员那里听说的。在国际电影数据库里就只有25部，全都是在1960年后上映的。在1945年和1960年之间拍的电影都化成了烟雾。不过眼睛好的人，也能在阿尔德希尔·伊朗尼、V.尚塔拉姆、索拉博·莫迪电影里人山人海跳着舞的演员中找到他，他的名字出现在演员表的最下面，而我总会注意到他。

有时候我会在电影里看到我自己，现代、摩登、可亲。一个苗条漂亮的女人躺在我的怀里，脚踝、手臂和脖子上戴着闪亮的珠宝。我们穿过大街小巷，走过宫殿。这是跟我擦肩而过的生活，当年如果我妈把我跟“伊娃·玛利亚”调了包，没准我就能成为这样的演员了。我想把这个故事写进书里，感觉很自然，仿佛那拥有魔力的蓝色还没有从我的眼睛里消失，我总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记得很多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夏尔马叔叔永远不会跟卡普尔一样出名，不过他跟那个年代的电影明星都演过戏，在街上也会被人们认出来，他们跟他要签名，有时候还会拿出100卢比，让他把名字写上去。那个来自比吉诺尔县的小男孩仿佛巨人一般，出现在无数大城市的白色幕布上，有时候穿着警察制服，有时候穿着无可挑剔的大白褂。

在印度的电影界里，角色并不多：有英雄，有坏人，有美女，有亲家，还有这些人的伴侣，通常是一群语速超级快的神经质角色，然而，他们说的什么并不重要。作为背景，还有无数的舞蹈演员，仿佛他们的生命与电影息息相关。然而每部电影里都有一个抢镜头的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一个有冲击力的人，这个人就是我的叔叔夏尔马。

我从网上买的影碟，有时候七个月后才寄到我家，我会连看三遍，比如《警察局所长的故事》，还有《起诉律师》《夏尔马医生》《夏尔马侦探》《迪万的客人》。我家人借给我的影碟里，叔叔扮演的角色有酒店经理、建筑局所长、夏尔马法官，还有餐厅老板。

每次主角之间发生矛盾，我叔叔就会凭空出现。他总是迈着安静的步伐，眼里透着严厉的目光。他询问电影里的角色，平静地点头、说话，还搬来一张桌子，要不就是开出一张药单，接着又把双手交叉在胸前。就这样，印度电影里的解围之神齐活儿了。

在《夺宝奇兵2：魔域奇兵》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叔叔，虽说2001年我们离得并不远。夏尔马叔叔在伦敦有一套公寓，邀请我们去那里住一个星期。这种免费的假期，我妈总是很感兴趣。

尼兰是叔叔的女儿，去火车站接我们。我们这次是全家出动，所以带的行李又创了历史纪录。尼兰坚持让我们打车，可我妈觉得太贵了。她先是因为司机不愿意降价，跟司机吵了起来；然后又对尼兰嚷嚷起来，后者大喊着说这不是在印度。

也许这时候叔叔应该走进这个场景，做个调解，不过那时候他已经不演戏了。七个小时后，我们又回到了家里。我爸脖子上挂着一个大旅行包，瘫在了门槛上。

2003年4月27日，最后一幕，在伦敦的莱斯特广场剧院。来自孟买的演员带来了一场盛大的演出，唱歌、跳舞、朗诵，穿着皮毛的表演服，舞台的装饰闪闪发光。夏尔马叔叔跟女儿坐在第一排，是演员们邀请他来的。剧院里坐着三百多个观众，几乎都是印度人。大伙儿一起唱歌、拍手，一起感受这盛大的场景。

演出快要结束的时候，尼兰发现爸爸把头靠在了自己的肩膀上。夏尔马叔叔睡着了。近来，在看电影和看演出的时候，叔叔经常睡着。这一切对他来说都太繁重了。就算观众们全都站起来一起鼓掌欢呼，他仍然没有醒来。夏尔马叔叔坐在椅子上，脸上毫无表情，双手交叉在胸前。

“我的天哪，”台上的演员们说，“我生为话剧，死为话剧。”

接着便落下了帷幕。

[1] 掉钱的“洞”：意思是指作者的叔叔特别能花钱。

[2] 金边臣：英国香烟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