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atis is goed

旅途的起点在鹿特丹老坝上的一个车站旁。阿什瓦德看了看左边，又看了看右边，等待那辆黄色的电车出现在远方。他的脖子上挂着一个长方形的钱包，里面没有钞票，就连买一包薯条或者一个冰激凌的几个硬币也没有。钱包里只有一样东西，是一张印着阿什瓦德的名字、出生年月、照片和一段小字的卡，上面写着：“用这张卡，阿什瓦德的看护人就可以免费乘坐公交，包括电车、汽车、火车和地铁。”这是我妈跟政府申请的，自从这张卡落进我们家信箱的那一天起，我们的生活就受到了限制。从此，但凡我们要坐公共交通，就必须带着阿什瓦德，那样的话就有一个人不用买票。免费的总是好的。有时候，比如说阿什瓦德去学校了，又或者是得了流感躺在**，看护卡就不能用了。那时候我就会把钱包挂在脖子上，有人来查票了，我就会惊讶地看着四周，大叫道：“阿什瓦德？阿什瓦德，你在哪儿啊？”每次查票的工作人员都会叫我赶紧下车，去找我哥。

还有一次，我二哥约翰(他除了哮喘，就没别的毛病了)和我一起出去。查票的时候，约翰立刻做出一副鬼脸。而我则火上浇油，对查票的人说：“他是个残疾人。”查票的人还充满理解地点了点头。

“9路，”阿什瓦德大叫起来，“9路电车来了。”在我们左边远远的地方，出现了一辆黄色的车。我妈看着开近的车，眼睛不好，看不清是9还是7。等车到了站，我妈才说：“阿什瓦德，好样的。”说完松开了握着箱子把手的手。

我妈的旅行早就开始了，在第贝利亚斯小巷，在我妈的衣柜里。每次我妈要出门，就会把里面的东西全都装进行李箱，至少是其中的一大部分。我们去美国的时候，我妈一共带了十七个箱子。去游乐园玩的那个星期，一共十四个。她很少有只带几个箱子出门的时候。

今天早上，衣柜里的东西被塞进了四个大箱子里，有衣服、锅、瓶装食物，还有一路上能用得到的东西。我妈觉得，旅行路上要买东西的人，都是没活明白的人，也不值得活在这个世上。

旅行箱，我妈的生活总跟那些箱子脱不了干系。

我爸拖着那些箱子，来到了老坝上的电车站。这期间，我爸已经锻炼成一个经验丰富的搬运工，孟买火车站的那些人都不在他的话下，他的技能比他们的还高超，速度比他们快，动作也很灵巧。

阿什瓦德朝电车司机竖起中指。自从进了青春期，他就会经常这样，有什么不顺心的，就会发脾气。

电车叮叮当地开走了，我妈走向阿什瓦德，对他说：“你不可以像刚才那样竖起中指，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

“我想要7路车。”

“7路车马上就会来的。”

“妈妈，”我大哥问，“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们要出一趟远门，”我妈说，“去法国。”

“坐7路车去吗？”

“先坐7路车，然后换火车，最后还要坐汽车。”

“我今天晚上睡在哪里呢？”

“旅馆里。”

“小熊呢？”我哥拿着他的玩具问。那是一只毛茸茸的猴子，我哥叫它小熊。睡觉的时候，小熊就躺在他的胳肢窝下面。自从进了青春期，小熊身上就有了足球运动员更衣室里的汗味。

“小熊在箱子里。”我妈说。

“这么说它也要坐电车、火车和汽车？”

我妈点了点头，阿什瓦德不再提问了，没有再问旅行，也没有问法国，总算安下心来。他看着左边，等待7路电车出现的那一刻。这就是我大哥，有时候很暴躁，有时候又会担心他的玩具猴子。

到了中央火车站，我妈找到了一个警察，指着放在地上的四个箱子，又指向阿什瓦德，就跟我们在电车里被查票、我指着约翰的样子一模一样。只不过我妈没有对警察说：“他是个残疾人。”而阿什瓦德也没有做出一副鬼脸。看护人的卡发挥了作用，我妈从我大哥的钱包里拿出那张卡，给警察看，说：“我们要去11号站台。”再过三分钟，11号站台的火车就要出发前往乌特勒支了，就眼下这个情况，四个箱子、三分钟、十一个站台，我爸完全可以轻松应对，可惜的是，在老坝车站他在没有得到我妈任何小费的情况下被遣送回家了。因为他不能免费坐电车，而要花钱的东西总是不好的。

现在这个警察要帮忙扛这些箱子，他仔细地看了看卡片上的说明，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我妈就干脆说：“来，阿什瓦德，我们走吧。”

警察十分钟后才来到站台，我妈站在火车门旁边，正跟火车车长展开着激烈的讨论。只听她大声嚷嚷，说警察马上就来了，是来护送她的。有时候，我很庆幸我不在现场，而在别的地方。

警察大汗淋漓，仿佛一只水獭。蓝色的衬衫全都浸湿了，帽子也歪了。要是在孟买的火车站，他就惨了。不过好在这是鹿特丹中央火车站，游戏规则也不一样。我妈打开其中的一只箱子，在里面摸索起来。这些箱子是我妈的，属于另一个世界。她终于在一堆混乱中找到了要找的东西，拿出了一个猫罐头。里面是被捣碎的兔肉，还是打折的时候买的，是家里仅剩的几个罐头了。火车车长的哨子声超越了警察的讶异。

火车上一切顺利，也就是说我大哥没有再发脾气。他看着窗外，哼着电台播放的歌曲。查票的工作人员走进我们的车厢时，他骄傲地把看护卡从钱包里拿出来。工作人员检查的时候，阿什瓦德竟然指着我妈，说：“她是残疾人。”这是我和二哥教他的。

到了乌特勒支火车站，我们的一个表哥早已来到站台上，准备帮我们搬行李。他是我妈一个姐姐的孩子，就住在乌特勒支市中心。出门前的一天，我妈给她住在海牙的姐姐打电话，要求她的儿子来火车站接我们。整个对话都是印度语，唯一的荷兰语词是“乌特勒支会展中心”，还重复了好几次。这是我妈和我哥要坐车的地方。表哥把车开到会展中心的停车场，停在了遇到的第一辆大巴车旁边，然而这不是我妈和我哥要坐的那辆去法国的大巴车，车窗后挂着的牌子上写着“科隆”两个字。我妈叫表哥去问大巴司机，他带着些许的不情愿，下了车，走向了大巴，一会儿又上了车，发动了汽车，说：“得继续向前，再往右边开。”结果到了那里，全都是大巴车，没有尽头的寻找就此开始。表哥每开到一辆大巴旁边，就听司机说我妈和我哥的名字不在乘客名单上。然而他并没有放弃，也不能放弃，这是作为一个侄子对阿姨应尽的责任，印度的文化就是这样。我妈气坏了，怪我表哥没有找对大巴。这就不是印度文化了，只是我妈的文化。她发现表哥开错了方向，就把他骂下车，自己坐到了方向盘后面。那些不在场的人应该会很庆幸自己当时正身处别处吧。

最后，大巴终于出现了，可是我妈并不在乘客名单上，阿什瓦德的名字在上面。

“小熊的名字呢？”我大哥问司机。

司机用食指指着名单，问：“小熊姓什么啊？”

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认真对待阿什瓦德，因为他看起来确实挺正常的：一个帅帅的、梳着中分的男孩子。他不会算算数，也不会看书，光看是看不出来的。在过去的几年里，阿什瓦德唯一的进步就是能把7路电车和9路电车区分开来。

我妈来到司机和我哥之间，说：“小熊在箱子里，会待在放行李的地方。”

“乘客不可以待在行李区。”司机说。

“小熊不是人，”阿什瓦德说，“是一只猴子。”

这下司机可彻底摸不着头脑了。我妈呢，就特别擅长火上浇油，从钱包里拿出那张卡片，递给了司机，笑着说：“我可以免费坐车。”

司机看着卡片，就跟那个警察，还有无数个无辜的人看那张卡片的表情一模一样，比如收银员、游泳教练、卖鞋子的人。我妈完全可以跟比利时作家迪米特里·维尔胡斯特的妈拜把子。在《万物的遗憾》这本书中维尔胡斯特写了一个故事，跟引导小孩正确上厕所的卡片有关：“每一张有可能打折的卡都会出现在电影院或者剧院的售票口，而那张‘尿尿’卡片是我妈的杀手锏，人们之所以给她打折，只是为了摆脱她的纠缠。”我妈也四处掏出卡片。如果没办法免费的话，就要折扣，比如在博物馆、游泳池和商店里。

“这张卡只适用于公共交通。”司机一边说，一边把卡还给了我妈。

这下我妈脑袋里两根没有被包严实的电线碰在了一起，脸上的笑容瞬间就消失了，说：“上面可不是这么写的。”说完便飞快地把卡片塞进了钱包里，又傲慢地说，“在印度有了这张卡，连飞机都可以免费坐。”

司机的态度毫无转变，于是我妈决定改变策略。她把一只脚踩在车里，大声说道：“我可以免费陪同我的儿子，因为他是智障。”平时，我妈绝对不会在阿什瓦德面前说出这样的话，然而她脑袋里短路的力量无比强大，她得想办法让自己免费去一趟法国。她知道阿什瓦德听了这话会生气，会暴怒，场面会相当激烈，因为他不喜欢别人把他看作残疾人。不久前，当我妈在一家商店里跟工作人员争取折扣的时候，他还拿起鞋子丢了出去。

阿什瓦德把两根中指都竖了起来，冲着司机嚷嚷道：“同性恋臭婊子!”

臭婊子是我哥最爱用的骂人的话。有时候我们全家都会变成臭婊子：我爸妈、我二哥、我，还有豚鼠。而“同性恋”这个形容词他还从来没用过，可能是跟邻居家的孩子们学的。我们家住在9号的那个女邻居是个同性恋，这个词的意思对我大哥来说就是一个谜，不过一点儿也不影响他对这个词的使用。

“您要把他独自带走吗？”我妈问司机，这时另一只脚也踏进了车里。

没多久，司机就气呼呼、满嘴怨言地把四个行李箱装进了行李区。表哥也在没有得到任何小费的情况下回家了。没人能跟我妈一决高低。她上辈子应该是个独裁者，历史书里的暴君。而现在她是我妈，在印度出生的妈，也是阿什瓦德的妈。

接下来的旅行就没有那么顺利了，坐在阿什瓦德前面、后面和旁边戴着白帽子的人唱起歌来。阿什瓦德只喜欢538号电台播放的流行歌曲。我爸车里一直播放着这些歌曲，其他的频道和歌曲都不符合他的心情，而现在他周围的那些人就更叫他闹心了。他们全都唱起了上帝之歌，歌声欢快极了：“你知道你的父亲很了解你吗？你知道你价值连城吗？你知道你是一颗珍珠吗？是上帝手里的一颗珍珠。”

我大哥把耳朵堵了起来，开始唱538电台的流行歌曲：“胖子斯林姆，他妈的在天堂。”对阿什瓦德来说，“胖子斯林姆”是谁，“他妈的”又或是“他妈的在天堂”都是谜团，然而坐在他身边的人都把他当正常人看，因为他看起来真的很正常。他们试图超越我大哥的声音，继续唱道：“拍拍手，上帝很善良。跺跺脚，上帝很善良。”阿什瓦德把耳朵堵得更严实了，在拍手和跺脚声中大声唱起来：“胖子斯林姆，他妈的在天堂。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在天堂。”

这时我那已经打起呼噜来的妈突然醒了过来。我妈有一种天赋，能在车上、船上和飞机上立马睡着。虽然她一直否认，不过她打起呼噜来确实就跟一把锯子似的。我妈被身边的巨响声吓醒了，一头雾水地问：“出什么事了？”阿什瓦德把手指塞进耳朵里，大叫个不停。坐在我妈前面的那个女人转过身，说坐在我妈旁边的那个男孩在唱恶魔之歌。

“阿什瓦德，”我妈说，“快停下，别叫了。”她抓住他颤抖的手，摸着他的额头，在他耳边轻声说道：“你是我的最爱，我的大儿子，我的骄傲，我非常非常爱你。”等阿什瓦德冷静下来，我妈从钱包里掏出那张看护卡，递给了坐在她前面的那个女人。

“您能帮忙传一下吗？”我妈问。

就这样，看护卡被一只只手接住，从大巴的最前面传到了后面。人们看着卡片正面的文字，看着照片，对我妈点了点头，表示理解。这样看来，看护卡还能制造和平。

车停下来给乘客们上厕所的时候，一个乘客给阿什瓦德戴上了一顶白帽子，帽檐上写着：“上帝是善良的。”“还是免费的。”我妈说，不过这句话外人是无法理解的。

接下去的行程车里安静下来。大伙儿不再唱歌，开始看电影了，车里有两个小电视。跟听歌不同的是，我大哥对电视节目毫不挑剔，什么频道都行。以野生动物为主题的纪录片、体育节目、电视剧，对我哥来说全都很有意思。好吧，我承认，只要有人在电视里亲起嘴来，比如《海滩救护队》，阿什瓦德就会大声傻笑起来，每次看到女人的胸，就会说：“你好啊!”大巴里的电影不怎么好笑，讲述了耶稣的一生。我妈闭上眼睛，睡着了。每隔几分钟，阿什瓦德就把她推醒，因为我妈的打呼声打扰到他了。

“你打呼噜打得我都看不了电影了。”我哥说。

“才没有呢。”我妈说，而且还越说越气的样子，甚至用印度语骂起人来。和英语不同的是，阿什瓦德很清楚我妈在说什么，这就是母语的力量。

其他的乘客也开始厌烦我妈的呼噜声。当阿什瓦德无数次摇醒我妈，我妈否认她打呼噜的事实后，车里的一个乘客开始帮我哥说话。

“我也听见了。”坐在我妈后面的那个男人说，“您的呼噜声的确很响。”

“才不是呢，”我妈说，“我没有打呼噜。”

“就跟一把锯子似的。”另一个人说。

我妈气呼呼地摇着头，接着就跟开机关枪似的冒出了一大串骂人的话，长度加起来应该有足足五公里远。整辆车的人都回过头来，形成了一片戴着“上帝是善良的”帽子的海洋。

其实我妈也应该有一张卡，上面印着她的名字、生日、照片，还有以下说明：“如果您想幸福地生活下去，就赶紧逃跑吧。”

车子快到卢尔德的时候，车上的一个乘客走向前面，拿着车里的话筒说起话来，让大家保持车里的整洁，把垃圾都丢进垃圾桶里，为司机师傅鼓掌，然后又告诉大家房间的分配情况，还有用餐的时间，最后大伙儿还一起祷告。阿什瓦德问我妈他们是哪一组的，我妈说：“我们俩是一组的。”也就是说他们只预订了车程，到了卢尔德要自己找住的地方。

如果我们全家一起去度假，也总是这么碰运气。到了法国、德国或者卢森堡，几乎都会堵车，可我们从来都不会提前预订旅馆或者公寓。我妈不信任旅行社，什么事都要自己来安排。我还记得我们去巴登-巴登度假的时候，头四个晚上是在一辆汽车里过夜的，是一辆红色的拉达2000。我妈觉得所有的住宿都太贵了。

“我是个大学老师，”我爸在看过第一百座房子后，说，“赚的钱都可以把这整座房子买下来了。”

“你赚的还不够买一个狗窝呢。”我妈一边说，一边发动了汽车。我们得立刻离开那里，因为免费的才是好的，价格昂贵的东西全都是恶魔。

“这地方很适合小孩子。”我爸仍然没有放弃，然而我妈很残酷，完全不给我爸任何机会，把房子的价格从德国马克换算成荷兰盾，再把荷兰盾换算成印度卢比，没算上汇率的差价，也没有按比例换算。

最后，我们在一个出租谷仓的老人家那里找到了寄宿的地方，里面好像有股粪便的味道。

到了卢尔德，我妈有三百家旅馆可以选。我不知道我妈跟多少个前台工作人员、旅馆老板和打杂工的小伙子打过交道，给多少人看过那张看护卡。自从我妈知道我在写一本跟我们家有关的书以后，就不再回答我的问题了。对阿什瓦德来说，8和80没什么区别。可是如果你问他要不要再去卢尔德，他会拼命地摇头。

最终我妈选择在玫瑰旅店住下，因为经过一个星期的观察，我妈发现有两块黄色的毛巾挂在晒衣服的绳子上，上面印着旅馆的名字，字体非常优雅，毛巾的材质也很厚。在我妈的世界里，旅馆房间的价钱是一个总价，包括了早餐、服务、毛巾、床单，还有一切挂在墙上的东西。我们还曾经从德国的一家旅店里带走了一个鹿角。

晚上，我妈跟阿什瓦德去参加烛光巡游。几千个人手里全都举着蜡烛，有的步行，有的坐在轮椅上，有的躺在病**，在玫瑰圣母圣殿的周围、一座巨大的马利亚圣像的后面形成了一条闪闪发光的队伍。我妈眼里噙着泪水，在整个巡游中都牵着我大哥的手。她手里拿着玫瑰花环，虽说是个印度人，既不认识马利亚，也不认识耶稣。她跟着念叨，就像阿什瓦德跟着电台里的歌曲哼哼一样。那些歌他从来没听过，却很喜欢跟着唱。

到了房间，阿什瓦德爬上床，在小熊旁边躺了下去。我妈帮他盖好被子，唱起曾经给我跟我哥都唱过的摇篮曲：“月儿明，风儿静，树叶儿遮窗棂啊……”虽然这首歌从来没有出现在538电台里，阿什瓦德还是很喜欢听。我妈一唱就是二十年，这首歌成了一首永恒的摇篮曲。

我妈躺在另一张**，被阿什瓦德的呼噜声吵得睡不着觉，那声音比我妈的呼噜声还大。然而她并没有弄醒我大哥，而是盯着房间的天花板，还有天花板上的蜘蛛网、斑点和裂缝。在她之前，曾经有无数个人在黑暗中一边祷告，一边盯着那些弯弯曲曲的裂缝。她想着她的第一个孩子，她的骄傲，想着他开着长长的轿车，想着亲吻他的公主，最后终于睡着了。

第二天的早饭八点钟开始，每张桌子上都摆着一个小篮子，里面装着面包和抹面包吃的东西。我妈只要看一眼就知道每个人只有一个羊角面包、一小段法式长条、两小盒果酱和一小盒黄油。还没坐到桌前，我妈就抱怨起来。那位拿着咖啡壶走来走去的法国女士，扬起眉毛为自己听不懂英语而抱歉。看来她真的不了解我妈。阿什瓦德把抹好果酱和黄油的面包塞进嘴里时，我妈便冲向厨房。倒咖啡的女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一生中见过很多圣徒，然而还没有一个从厨房里偷面包和果酱的。我妈不觉得自己在偷东西。她从来不偷东西，她有属于自己的权利，也为此付了钱。后来我妈又在万众瞩目下再次走进厨房，为午餐做准备。因为酒店里的早餐得保证他们支撑到下午才行。

1858年2月11日星期四，圣母马利亚出现在贝尔纳黛特·苏比鲁斯面前，就在卢尔德马萨贝耶的洞穴里。贝尔纳黛特当年14岁，是一个穷人家的女儿，正在跟她的姐姐和一个朋友捡柴火，当这个女孩赤着脚正要跨过洞穴里的小溪时，一个女的突然出现在她面前，“她穿着白色的衣服，戴着白色的面纱，系着一条白色的丝带，每只脚上都有一朵黄色的玫瑰”。于是她们一起膜拜耶稣，再后来圣母马利亚就消失了。

后来就发生了十七件神奇的事情。有一次，小溪变成了泉水，贝尔纳黛特喝了几口，据说是圣母马利亚叫她喝的。还没到一个星期，第一个奇迹就发生了。来自卢巴亚克的三十八岁的凯瑟琳·拉塔皮把瘫痪的手臂伸进泉水里，整条手臂就马上恢复了正常。

1862年基督教徒证实了那些奇迹，第一次朝圣是在1873年。从那时起，卢尔德就吸引了世界上成千上万的圣徒，现在每年有五百万人会去那里朝圣。泉水创造了六十个奇迹：瞎子恢复了视力，癌症病人战胜了肿瘤，精神病患者突然变成了正常人。

我妈牵着阿什瓦德的手，来到了那个洞穴。时间还早，洞口却已经排起了长队。大多数是老人，时不时也会出现一些年轻人。我妈在队伍中间看见了一群戴着白帽子的人。一开始还想让阿什瓦德戴上白帽子，往前插队，不过后来又想到了一个更好的主意。有一个通道是专门给残疾人开设的，比如拄着拐杖、坐着轮椅，又或是躺在病**的人，可以直接进洞。

“你去干吗？”当我妈从以极慢的速度往前挪动的老人队伍里走出去的时候，我哥问。

“站在那儿别动。”我妈用印度语回答道。这是一个秘密的约定，一个阿什瓦德和我妈之间的秘密。我妈只要说出那几个字，甚至只要说出一个“别”字，我大哥就知道我妈另有计划。

五分钟后，我妈推着一张轮椅回来了，叫阿什瓦德坐进去，我哥看了直摇头。

“你想被敲吗？”我妈说着举起了手。“敲”也是一个神秘的词语，我也知道。我们只有乖乖遵守约定，才不用承担后果。

我大哥叹了几口气，坐进了轮椅里。队伍里的人们惊讶地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切。阿什瓦德的腿没有问题，其实整个身体都没有问题。圣徒们摇起了头，还有几个很气愤。奇迹可以让人们重新站起来，而不是坐进轮椅里。我妈对周围反对的声音视而不见，推着阿什瓦德一路向前，走向那个圣母马利亚曾经显灵的洞穴。我哥保持安静，也许是想要避免闹剧的发生，就跟我整个童年都在避免闹剧一样。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要占小便宜是我妈的天性。然而她这么做也是为了阿什瓦德，而且主要是为了他，为了康复，他等的时间已经够长了。

来到洞穴里，人们开始触碰岩壁，有的用手指，有的用嘴唇，还有人拿着照片在墙上摩擦。照片上是生病的奶奶，又或者是躺在恒温箱里的婴儿。我妈的眼里噙满了泪水，宛如波涛汹涌的大海，涌起一阵阵悲伤的海浪。她从钱包里掏出看护卡，按在洞穴灰色的石头上，轻轻地祷告起来，吟唱着歌词，就跟在阁楼的小房间里一样。

这时，阿什瓦德站了起来，他很好奇，想要去摸一摸岩壁。人们突然鼓起掌来，队伍里也传来一阵欢呼。一个日本女人竟然晕倒了，我妈很生气，叫阿什瓦德赶紧坐下去。她一边用印度语骂，一边把我大哥推出了洞穴。

轮椅被送回到一个坐在地上的印度男人那里，我妈答应用一顿午餐来感谢他。午餐的内容是一个羊角面包和一小盒果酱。

我妈和阿什瓦德去的下一个地方是十七池，那里的泉水就是贝尔纳黛特曾经喝过的泉水，有治愈疾病的魔力，为了这水，我妈特地从鹿特丹赶了过来；为了这水，圣徒们从世界各地赶了过来。

阿什瓦德觉得水很凉。

其中一个池子旁边站着一个荷兰修女，穿着白色的长袍，说自己是修女约翰娜。

“我叫阿什瓦德，”我大哥说，“住在第贝利亚斯小巷3号，鹿特丹，邮编是3061BJ。”自从我哥记住了家里的地址，就会把地址告诉遇见的每一个人，有时候还会加上他最爱吃的东西：“长蛇。”不过这会儿并没有。

“您好，我是凡德奎斯特太太。”我妈说，她接电话的时候也是这么介绍自己的。在她的护照上写着维娜·阿鲁瓦利亚，这姓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是一个没人知晓的故事，一个谜。

修女约翰娜先带圣徒去更衣室，再把他们带进和带出池子。她想手把手地教阿什瓦德，我妈没同意。

“我们是一起的。”我妈说，接着就和我哥一起进了更衣室。

我妈说得没错，如果这世界上有两个人永远属于彼此的话，那就是我妈和我大哥。两个睡觉都会打呼噜的人，两个只需要一个字就互知心意的人，一对一辈子都会在一起的母子。每个孩子都想跟爸妈去面包店或者银行。阿什瓦德已经不是个孩子了，然而每次我妈要出门的时候，他都会问：“我可以一起去吗？”

我妈先下的水，脑袋沉了下去，闷了十秒钟。相信泉水的治愈魔力的人，就能痊愈。比如说凯瑟琳·拉塔皮、安东尼娅·莫林、维多利奥·米凯利、利奥·施瓦格、塞西尔·多夫乐·德弗兰苏。名单越来越长，最近安娜·桑塔尼罗也被加入了奇迹手册。1952年她来到池边，结果治好了关节风湿病。这个奇迹在50年后，也就是2005年11月9日才被载入史册，就这样，安娜·桑塔尼罗成了第六十七个在卢尔德被治愈的朝拜者。这载入史册的时间刚刚好，要是再拖得久一点，准确地说，是三个星期零两天，高龄的安娜就等不了了。

约翰娜修女扶着我妈从水里走出来，只见她浑身颤抖，嘴唇发紫，水珠滴落在**上。

这会儿轮到阿什瓦德了。他把一只脚踩进水里，紧接着就传来一声尖叫。

“右脚也进去。”修女说。

阿什瓦德摇着头，说：“冷。”

“适应一会儿就好了。”

过了一会儿，阿什瓦德又傻笑起来，原来是看见了墙上的画。画上的马利亚怀里抱着耶稣，一只胸**在外面。“你好啊!”我哥大叫起来，“你好!”

我妈闭上了眼睛，等待奇迹的发生。

约翰娜修女轻轻祷告起来，就跟我妈刚刚走进水里的时候一样。

阿什瓦德还在盯着那幅画，就跟看电视似的，是无声的《海滩救护队》。

“另一只脚。”我妈严肃地说。

阿什瓦德全身上下就只有脑袋在动，拼命摇晃起来。

我妈举起手，说：“要被敲吗？是不是要被敲？”

我哥又是叹气，又是吵闹，最终右脚还是消失在了水里。

“很好。”修女说。

阿什瓦德像个牙齿打架的雕塑一样站在水里，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这是在干吗；也不知道我妈为什么充满期望地看着他，为什么那个穿着白袍子的女人在轻声念叨。这一切都让人不解，即使你会看书、写字、算算数、看时钟，也会感到不解。

我妈双手合十，还从来没有跟奇迹这么近距离地接触过，也许她的儿子就要回来了，就跟当初生他的时候希望的一样，是上帝恩赐的一份礼物。

“快躺下来。”修女说。

“我的天哪!”阿什瓦德不情愿地坐了下去，膝盖露出了水面。

“太冷了。”阿什瓦德说，先伸直了左腿，然后又伸直了右脚，接着就完全消失在了水里，从脸到胸，从膝盖到脚趾。

最近的一次奇迹发生在1987年，法国人让-皮埃尔·贝利的多发性硬化症被治愈了。在那之前，十一年前，十二岁的意大利女孩德莉萨·西罗丽从轮椅上站了起来，那把轮椅她这辈子都不再需要了。“信者则灵，”我妈在心里默念，“信者则灵。”

阿什瓦德一下子站了起来，闭着眼睛，手臂和肚子上全是鸡皮疙瘩，水从身上滴下来，大口喘着气。

重生，我妈想，他重生了。

我哥睁开了眼睛，首先看见的是修女约翰娜穿的白袍子。“同性恋臭婊子，”只听我哥大叫起来，“肮脏的同性恋臭婊子!”

修女赶紧在胸前画起了十字，我妈把一块浴巾盖在了他的肩膀上，试图让他冷静下来，然而此刻的阿什瓦德根本无法平静下来。

“同性恋臭婊子!”声音在整个沐浴区回**起来，这会儿就连他的耳朵上也起了鸡皮疙瘩。

修女又画了一下十字，我哥骂一次，她就画一次，这辈子她应该还没画过这么多十字吧。

阿什瓦德冷得发抖，想要报仇，用手泼起水来，脚也在水里乱踢，修女的长袍子湿了。

“阿什瓦德!”

我妈使尽全身的力气，叫起了我哥的名字，声音超过了泼水和叫骂声，也超越了气愤和虔诚，周围一下子安静下来。

阿什瓦德用羞耻的目光看着我妈，她的脸都湿了，分不清是泪水还是圣水。

那天下午，大巴要返回乌特勒支。在出发前还有一点购买纪念品、吃冰激凌的时间，然而我妈另有打算。只见玫瑰旅馆的服务生拿着四个行李箱，跟在我妈身后，走向洞穴旁的水龙头。阿什瓦德问：“我们这是要干吗？”

“把水带回家。”我妈说。

阿什瓦德点了点头，不再问什么了，总算安下心来。而那个服务生对即将发生的一切还一无所知。

自从家里装了水表，我们的生活就又多了一个限制。水表会计量水的用量，以前我们家每个月缴固定的水费，水随便用；而自从有了水表，用一升就得付一升的钱，也就是说每一滴水都是钱。我妈把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挡在门外好几个月。要是有人敲门，我们就不许出声，跟站在门口的是德国军人似的。可是，我们最终仍然没逃得掉—水表被安在了总闸上。从此以后我们就一滴水也不许浪费：每周也就只能洗一次澡，而且每次还不能超过一分钟；冲厕所的开关失灵了，上过厕所后要用装着雨水的桶来冲；水龙头下面摆着瓶瓶罐罐，用来接滴下来的水，接到的水会被用来泡茶或者洗碗；所有的植物都被摆到了街上。我们从外面带水回家，比如说学校、单位里，还有田径俱乐部，但凡有可能的地方都不会放过。

服务生把四个箱子并排摆在地上，我妈一一打开箱子，从里面拿出了六个蓝色的大水罐，就跟变魔术似的。没准到了下一个城市，会从箱子里变出一群绵羊来。

其他的朝圣者都是买装在圣母马利亚形状的瓶子里的卢尔德的圣水，当作纪念品带回家，而我妈把六个大水罐全都装满了，总共一百八十升，在未来的一段日子里水表估计是不会再转了。

有几个朝圣者又摇起头来，对我妈的行为品头论足。在我妈的耳朵里，那些声音跟昆虫的叫声根本没什么区别。

第二个水罐放在水龙头下面，已经装满了。服务生咬紧牙关搬水桶的时候，我妈正在给阿什瓦德理头发。刚刚从水里爬上来的时候，阿什瓦德的头发给弄乱了。我妈够不着他的头发，因为阿什瓦德将近两米高，我妈要比他矮30多厘米。她左手拿着梳子，右手拿着水，爬到了一个行李箱上，就这样在阿什瓦德的头上梳出一个中分来。那道中分梳得很直，就跟电影明星和那个深藏在我妈心底的船长的中分一样。

我承认，想到这些，有时候泪水会从我的眼眶里溢出来。等六个水罐全都装满了，我妈叫服务生把它们全都搬到大巴那里去。

“那不可能。”服务生说。

在我妈的世界里就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服务生把行李箱放在了轮椅上，轮椅还是从早上的那个印度男人那里借来的。就这样来来回回走了七趟，大巴也因此延误了半个小时。看来这个服务生也无法胜任在孟买火车站挑行李的重担。

大巴司机站在车前，拿着乘客名单。这回换了一个司机，在阿什瓦德的名字后面打了一个钩，名单上仍然没有我妈的名字。

“没错。”我妈一边说，一边让我大哥先上车。

“您呢？”司机问。

我妈回过头，看着卢尔德，看着那个发生过无数奇迹的地方。可是奇迹并没有在她身上显灵，对阿什瓦德来说也一样。

不过还是有一点安慰的，那就是那张看护卡。我妈拿出卡片，微笑地看着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