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schenk van God

在我妈认识我爸，在她踏上开往荷兰的飞机，把两个旅行箱里装满手链、项链和耳环之前，她负责照顾一艘船的船长。船长叫拉杰什·穆德加尔，是家里的长子，拥有一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浓密黑发。

船长在阿拉伯海上生病了，当时离最近的海岸还得开上一天半的时间。回到陆地上的时候，拉杰什·穆德加尔的身上长满了痘痘，在孟买一家医院的手术台上躺了一天一夜。命算是保住了，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右脚的三个脚趾、右手的指尖和左边的小腿全都废了。拉杰什·穆德加尔再也不能开船，再也不能出海了。

船长恢复得差不多的时候，就回家了。有人给他在开往阿格拉[1]的火车上特地准备了一节车厢。他的父母就住在阿格拉绵延的群山里，而他也是在那里出生和长大的。在深夜颠簸的火车上，他第一次被疼痛侵袭，一直叫到太阳缓缓地升起。

一回到出生地，看见大树、房屋和童年时走过的路，他热泪盈眶。他曾经把这片土地跟大海做了交换，把尘土换成了海水。他的母亲宛如一只黑色的鸟儿，尖叫着从山上冲了下来。孩子们围绕着担架，看着那件钉着铜扣的深蓝色的制服，而跟制服配套的西裤被剪了开来。接下来的几天，人们都在为船长祷告。

一天早晨，我妈出现了。在大树、房屋和马路之间，在阳光中出现了一个白点，一个带着美丽光环的护士，是那么年轻、漂亮、纯真。我妈走进了穆德加尔的家，那是一座很大很亮的房子，一看就是个有钱人家。船长的父亲是个律师，声音沉重得宛如石头，说出的每个字都像岩石一般。我妈跟船长的母亲喝茶。四周一片宁静，这是一座充满了悲伤的房子，几乎听得见泪水掉下来的声音。接下来，我妈被带到船长身边。她仔细观察着眼前的这个病人，看着他一头如电影明星般的发型：乌黑发亮的头发和笔直的发际线。他俩谁都没说话，只是沉默着。我妈替船长洗伤口，换绷带，而拉杰什·穆德加尔默默承受着疼痛。他咬紧牙床，心里想着大海，还有那咸咸的海水，如大象吼叫般的海浪。

慢慢地，慢慢地，穆德加尔康复起来，恢复了元气，我妈从他的眼睛就看得出来：眼角的细纹，还有如黑色湖水般发光的瞳孔—拉杰什·穆德加尔的眼睛笑了。一天早晨，我妈开始想念他。这想念来得很突然，也很温暖，简直无处不在。她还从来没有这么清醒过，仿佛崭新一天的阳光直直地射入了她的灵魂。她的身体发着光，指尖在颤抖。

她开始好奇拉杰什·穆德加尔有着什么样的感觉，便开始解读他的脸。她看见了皱纹，随着看的时间增长，看到的皱纹也越多。他的毛孔里满是疼痛，还有额头、嘴边以及眉毛之间也都是。同情之心油然而生，我妈一把抓住他的手—一只只剩下指节的手—轻轻地捏了下去，仿佛感受到一阵火花。她吓了一跳，立刻松开手，突然想到了现实情况。她只是一个护士，而他来自一个富有的家庭。他残疾了，而她正充满旺盛的生命力。

“我们只爱过一次，也只有那一次我们会爱得奋不顾身。”西里尔·康诺力在他的回忆录《不平静的坟墓》里这样写道：“当我们爱上一个人时，会以为某天是9月初的一天，会觉得一天忽然少了六个小时，会体会到6月的炙热。”之后还加上关键的一句，“初恋会影响到我们的一生。”

我妈与拉杰什·穆德加尔的告别，和西奥多勒斯·亨利科思·凡德奎斯特的相遇之间隔了三年。在这三年里，我妈住在不同的地方，照顾了不同的病人，为他们清洗伤口，倾听他们的苦痛，抚摸他们的额头，却没有一刻忘记过拉杰什·穆德加尔那双微笑的眼睛。他们给彼此写信，用的词也越来越深刻。只要我妈摸着拉杰什·穆德加尔写的那些字，就会有一股暖流流遍全身，那温暖似乎无处不在。

“就这样吧。”当她和躺在**的船长告别时，对自己是这样说的。然而她还是哭了，在那座安静的房子里，她流泪的声音仿佛是山里的瀑布。船长从**爬起来了，一步步爬向了我妈。他哭了，不是在大海上，不是在面对死亡时，也不是在他醒来时没了左脚的**。泪水从他的脸上滑落下来，落在了那座又大又亮的房子的白色地砖上。

那位律师父亲的声音牢牢地印在了我妈的记忆里：“给我滚出去，永远也别回来!”我妈走了，头也不回地走了，眼睛看着地面，看着地上的尘土。

当我爸爱上我妈的时候，我妈的悲伤基本已经成形，仿佛一件用黑线织成的丧服。他们是在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的图书馆里相遇的，我爸在那里打了一份零工，是图书馆助理，而我妈正在努力学荷兰语。在那之前，她收拾了两个行李箱，坐了飞机，又在荷兰史基浦机场下了飞机，通过一个住在海牙的姐姐，在鹿特丹当上了护士。我妈想去国外积累经验，不过才半年就又想回家了。船长信里的词深刻得叫人无法承受。那时她刚被一家医院接受，可以去手术室上班。医院还帮她付了学费，签署了工作合同。她给船长写信说再过一年就回去，到时候会带着一大笔钱，可以买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还要照顾他一辈子。人生中比这些话还要深刻的词大概已经不存在了吧。

那是我妈写给船长的最后一封信。

接着我爸就跟我妈在图书馆里求了婚，我妈立即否决，我爸完全摸不着头脑，不明白我妈为什么会说“不”。从那一刻起，“不”这个字的意思在我爸那里突然变成了谜团，而我妈一直在重复这个字。

“不，”我妈说，“不，不，不。”

然而这招对我爸毫无作用，他仍旧跪在地上，等待着我们这辈子都期待听到的那三个字。

在接下去的几天里，我妈说了无数次的“不”，至少传说里是这么说的。当然了，那是我妈的传说：“我说了那么多次‘不’，如果每个‘不’都是一粒米的话，估计所有的印度人都能吃饱了。”

接下来就是泪水，叫我妈无法阻挡的泪水，有了那些泪水，才有了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我是可怜他。”在我出生多年后，我问我妈究竟为什么跟我爸结了婚，我妈说：“我承受不了更多的同情，也承受不了再多的眼泪。”

他们是在9月的一个早晨结的婚，天气很热，比起阿格拉山里那些漫长的白天和似乎永远不会天黑的夏季，那天的时间显得短了许多。三个月后，我妈怀孕了。她轻轻地抚摸着肚子，指尖微微颤抖。她的身体又开始发起光来，尽管那是一年中最黑暗的一个月：整个12月，窗外的雨下个不停。

信不断地寄过来，信封越叠越厚，船长的话也越来越悲伤，我妈再也提不起笔给他写信了。

我大哥是1977年8月28日早上七点一刻在鹿特丹的代克齐赫特医院里出生的。而他的性别对我爸妈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惊喜。他们都深信宝宝会是个女孩子，两人都有着强烈的预感。也许这是他们这辈子唯一共同拥有的感觉，而这也许正是感觉失灵的原因吧。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得赶紧取个名字。我妈刚生产完，头发还是湿的，额头上挂着汗水，就想到了阿什瓦德这个名字，就是印度语里“上帝的恩赐”的意思，就跟我爸的名字西奥多勒斯的意思一样。我爸不同意，也许是还不敢相信怀里抱着的是个儿子吧—一个长着粉红色的手臂、腿和小鸡鸡的小生命。

阿什瓦德·凡德奎斯特，是我爸妈的第一个孩子，是大儿子，是他们的骄傲。我妈赶在午夜十二点前坐电梯去了医院里的银行分部，怀里抱着我哥，宛如一个干瘪的梨，或是一颗长了芽的土豆。只见他睁着眼睛，黑色的眼睛里透着唯独新生儿才有的蓝光，正如纳博科夫笔下的婴儿蓝一样：“那是一种模糊、发光、无法揣摩的东西，似乎试图去抓住阴影，却被远古的童话森林吸食，那里的鸟儿多过老虎，果实多过荆棘，就在光亮和阴影之间的深渊，人类的精神诞生了。”

我妈在阿姆斯特丹的鹿特丹银行给我哥开了个账户，往里面存了1000荷兰盾。我试图想象那1000荷兰盾是从哪里来的，然而我的想象力不够丰富。那张支票在她生孩子的时候到底藏在了哪里？头发里？床底下？我妈把钱—那是她做护士存下来的钱—交给银行工作人员，想象着阿什瓦德长大了，上了大学，跟女孩子出去约会，用这笔钱请女孩子喝东西。我哥仿佛看见了远古的童话森林，还有鸟儿、果实，轻轻地叫了起来，仿佛一首安详的乐曲。

我爸妈很幸福，这种幸福感只有在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才能感受得到，这种爱是那么纯真，让人难以置信。在我的儿子出生后，我也想到了那光亮的时刻，那是我的第一个孩子。那亮光是那么清晰，照射着万物，穿越了岁岁年年，一直照到现在。

1977年的幸福也同样如此，一条新生命开始了，发出了咿咿呀呀的声音。慢慢地，慢慢地，小手和手指动了起来；慢慢地，眼睛睁开了；慢慢地，那个小生命开始思考、感受和期待。我哥是吃母乳长大的，看着一切会发光的东西，看着光线折射，看够了就开始哭；他看见了人、事和整个世界。他的小眼睛闭了起来，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他见到什么就拿什么，把晒衣服的夹子和铅笔塞进嘴巴里。小手不停地摸索、挖掘，腿开始想直立起来。我爸弯下腰去，用手抱住他的胳肢窝，一起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我哥叫起来，这么小的嘴巴竟然能发出这么大的笑声。

如果时间能过得慢一些该多好，我哥已经开始磨牙了。时钟的指针呀，你慢些走。可是时间突然就静止了，来得那么突然，而且再也没有往前走过。我大哥突然得了羊癫风，手脚不停地颤抖，眼睛眨个不停，连呼吸也没有了。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夜晚，当时我妈在她姐姐家过夜。我二哥约翰当时才两周大，躺在婴儿车里，眼睛里也泛着婴儿独有的蓝光。阿什瓦德躺在我妈旁边，我妈努力把勺子塞进他的牙齿和舌头之间。一想到“孤单”这个词，我的眼前就会出现这个绝望的画面：我妈，还有我那不断颤抖的大哥，一把插在他嘴里的勺子。当时我爸在鹿特丹，正在写博士论文，研究一只注射了绵羊的红血球的老鼠。

十二个小时前，我爸妈还推着深蓝色的婴儿车散步，约翰睡在车里。我当时不在，还没出生，也从来没查阅过1979年3月15日的天气。尽管如此，我还是能嗅到那天空气的味道：阳光照射下的路沿，划破碧蓝天空的云朵，还有番红花和湿润的草地。这些辞藻让我想起了一个明朗的春日，就跟人们能从不同的颜色组合中看到数字一样。

阿什瓦德被暂时送到邻居阿姨家，数年后我会叫那个阿姨安可。她提出可以帮我妈照顾我大哥，这样我爸妈就能放心带我二哥出去散步了。我妈不想和阿什瓦德分开，不过还是被我爸劝服了。她把我大哥送到邻居家，在他的额头上亲了一下，说他们不会走远的，一会儿就回来。我妈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半个小时后，她手里抱着病恹恹的阿什瓦德。他的大便是绿色的，很臭，还发烧了。

一个号啕大哭的宝宝，一个生病的孩子，还有一篇要交稿的论文。我妈去了她在海牙的姐姐家，就在那儿，一个小房间里，在黑暗中，我大哥的羊癫风犯了。从此，我妈的眼泪就没有停过，跟随了她一辈子。

一个小孩是无法理解悲伤的，悲伤在他的世界里宛如水中流沙。我不理解我妈的眼泪，生活是那么美好，充满了欢愉和能量，还有玩耍、奔跑、叫喊。我开始学写自己的名字，算3乘以7是多少，还能看时钟。而在我妈眼里，全是一些阿什瓦德一辈子都做不了的事。

过了好几年，医生才诊断出我大哥得的是什么病，在这之前我爸妈带他去看了几十次门诊，去了无数次医院。这个诊断对所有做爸妈的人来说犹如地狱里传来的噩耗，诊断结果是我大哥有智力障碍，这个戳子就这么印在了他的脑门上。这个戳子本该可以让所有人都喘口气，这样一来我爸妈知道了我大哥的病，生活也可以继续下去，然而对我妈来说，时间仿佛被冻结住了一般。

人年纪越大，牢牢抓住的悲伤就会越多。它们会开始黏着你，而你也越来越容易感受到它的存在。尽管如此，一直到二十七岁，我才明白了我妈的悲伤，在那年夏天，我自己成了一个孩子的爸爸。我看了约瑟夫·罗特的《约伯记》后，泪水不停地往下落。

《一个犹太人的命运》是罗特给这本书起的副标题，书里的主人公门德尔·辛格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是四个孩子的爸爸。他确实是一个简单虔诚的男人：“在他之前，有千千万万的人像他这样生活过、这样教过书。”[2]而在他的老婆狄波拉眼里，他独一无二。她可以算是整个文学界里最悲伤的母亲了，因为她我才第一次对我母亲的悲伤有了清晰的认识。狄波拉的儿子的脑袋跟南瓜一样大，腿是弯的，失去了知觉，跟阿什瓦德一样，他也时不时会犯羊癫风。

悲伤宛如一片海洋，无边无际，又深又黑。自从梅努西姆出生后，狄波拉的心里就出现了一片黑夜。悲伤占据了每一丝愉悦，每一场派对都是折磨。对她来说，时间也静止了：“没有了春也没有了夏，每个季节都是冬天。太阳升起，却带不来温暖。唯有希望不愿死去。”[3]

对我妈而言，希望也没有死去，她希望奇迹的出现。阿什瓦德账户上的存款每年都在增加。在我睡觉前，我妈跟我讲以后我大哥会开车带我四处兜风。她就这么坐在床尾，轻声念叨。要是我将来去参加派对，阿什瓦德会把白衬衫借给我穿，还会给我零花钱用；印度的家庭就是这样的，大儿子嘛，是全家人的骄傲。接着，房间里的灯就灭了，我妈的脚步声消失在黑夜中。我童年听到的故事不是《睡美人》，也不是《灰姑娘》，而是阿什瓦德长大了要当医生，买汽车，跟一个非常美丽的公主结婚，然后长久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每天早晨我妈都会给我大哥梳出一个中分。之后，他就要去一所给学习有困难的孩子上的特殊学校了，不过要是上帝听到了我妈的祷告，他就能跟我和约翰一样，去上水塔小学。德吉尔老师已经见过他一次了，我妈说：“这是阿什瓦德，不用多久他就能连跳五级了。”

每一天，每一天，梅努西姆的妈妈都在祈祷犹太教的上帝，要是不见效，她就会开始祈求祖先，叫她爸妈的名字，还有梅努西姆的爷爷，爷爷的名字跟瘸脚孙子的一样。还有犹太人的先祖亚伯拉罕、伊萨克和雅可比。我妈则轮着祈求印度众神。

她先是祈求象征着消灭一切邪恶的湿婆，因为在我妈眼里阿什瓦德的智障问题是一种邪恶的表现，要驱除那个凶恶的灵魂。这话听起来似乎很无情，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后来，我妈也给我和约翰祈祷。我二哥跟一个穆斯林女孩结婚了，而我辍学了，开始写小说。在我们的身体里也住着一个需要被驱除的恶魔)。这似乎已经成了一种传统，一个好习惯。

我妈一直在阁楼上祷告，小时候我们是不可以随便去阁楼的，要去也得穿上袜子。我记得我妈头上系着一块红色的透明丝巾，轻轻吟唱，身体微微地摇晃。熏香让整个阁楼充满了一种神秘的香气，我的目光试图跟随着弯弯曲曲的烟雾。在阁楼上也有泪水，不过在这儿，我妈脸上的泪水会比在别处干得快一些，祷告仿佛给她带来了一丝清新，是一场安慰之浴。

我妈让我测试对湿婆祷告的效果，于是我就每天指着客厅里古老的挂钟，问阿什瓦德几点了。

而他总说：“吃饭的时间到了。”

要不就是：“看电视的时间到了。”

我妈很快又跟女神杜尔迦祷告起来，这个女神有很多条手臂，画面中的她经常骑在一只老虎上，是著名的驱逐恶魔的女神。然而阿什瓦德仍旧是阿什瓦德。对了，还有奎师那神，是世间万物的源泉。我妈跪在地上，轻声吟唱起来，带着哭腔，身体左右摇晃。就这样，其他印度神仙也都被拜了个遍。在我妈的理论里，印度一共有五十二个神。有人认为只有一个，有人说三个，还有人信誓旦旦地说三千万个。我妈就停留在五十二个。在把众神求了个遍都无济于事时，我妈说：“考驾照根本就不需要会看时钟。”

我妈的希望是永远不会熄灭的。

然而变化还是发生了。我妈变得很不安，很容易发脾气，还疑神疑鬼，是妄想症的一种表现，而且越来越严重，这病开始影响她的余生。我们第一次发现我妈的病是在饭桌上。全家人围着餐桌吃意大利面，面里的番茄酱不是自家熬的，而是从超市直接买来的。我妈突然大叫起来：“凯丽!”大伙儿一头雾水，不知道我妈在叫谁。我爸是第一个反应过来的，把嘴里的东西咽下去，然后说：“维娜，凯丽是谁啊？”

我妈的眼里噙着泪水，左眼成了一片海洋，右眼的海洋也接踵而至，我们谁都没出声，盯着面前的盘子。

“他吃了凯丽的食物，”我妈一边说，一边指着阿什瓦德，“我们带约翰去散步的时候，阿什瓦德在邻居家，吃了狗粮。”

凯丽是邻居家的狗，是安可阿姨家的杰克罗素犬[4]，我妈眼里的又一个恶魔。

我妈深吸了一口气，眼睛里洪水泛滥，说话的时候声音颤抖。她告诉我们阿什瓦德因为吃了狗粮，羊癫风又犯了。

阿什瓦德是唯一还在吃饭的。他把长长的意大利面吸进嘴里。

接着我妈就崩溃了，大叫道：“我不想的，我不想把阿什瓦德丢在邻居家去散步，是你强迫我的!”说完便脱下一只鞋，朝我爸丢了过去，我爸一弯腰，正好躲了过去。这是在我的童年中我妈丢向我爸的第一件物品，丢出去的第二只拖鞋还真的砸中了。接下来，盘子、杯子、丁零哐啷的碎片，全都飞向了我爸，还有我妈脸上河流般的泪水。

阿什瓦德放下了餐具，说：“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吃狗粮。”说完还做了一个鬼脸，拿起刀叉，吃了一大口番茄酱意大利面，这是他最喜欢的食物。

“妈妈，我们今天晚上还吃长蛇吗？”阿什瓦德几乎每天都会提这个问题。在他的世界里，意大利面就叫长蛇。他觉得面跟蛇很像，其实还真的挺像的。

接下去的几天里，凯丽几乎性命难保，我妈变身游击队，专门找邻居家那只长着棕色斑块的杰克罗素犬的麻烦。她手拿擀面杖，追着凯丽四处奔跑，喂它吃沾了辣椒粉的狗饼干。如果凯丽在我们家门口撒尿，我妈就把厚厚的电话黄页从三楼扔下去。印度人有多么崇敬牛，我妈就有多么痛恨凯丽。

我妈还企图把凯丽当作祭品，然而当安可阿姨的孩子们抱怨凯丽烧焦的毛发时，第二天警察就出现在了我们家门前。我妈说是烤炉里蹦出来的火焰不小心溅到了狗身上，就这样把警察给糊弄了过去。我们家根本没有烤炉，不过这就没必要让警察知道了。他们大口啃着我妈做的鸡腿，还打包带回家给老婆吃。我妈做的咖喱鸡叫人欲罢不能，在荷兰找不到第二家。然而她究竟是怎么在没有烤炉的条件下做出烤鸡的，就是个谜了。吃过的人，都别无所求。

最后，凯丽还是因为一场意外送了命—它被一辆垃圾车撞死了。这种突如其来的破坏力，就是命运。我妈肯定地说这夺命惨案是湿婆所为，这破坏邪恶力量的神终于显灵了。

“要不是凯丽，阿什瓦德就没事了。现在凯丽走了，阿什瓦德就要痊愈了。”这是我妈的原话，她对此深信不疑。渐渐地，我们开始远离我妈。这里的“我们”是指我爸、我二哥，还有我自己。阿什瓦德是家里唯一无法抵挡我妈魅力的人。他永远是个四岁的孩子，在我妈的保护下生活，接受她的一切。

“阿什瓦德，有一天你会好的，到时候就能自己系鞋带了。”

“有一天你会去剑桥大学，成为一个著名的律师。”

“阿什瓦德，要是我有一天老了，头发白了，整天躺在**，你一定会让我为你感到骄傲。你的司机会开车送你来看我，到时候我会亲吻你的额头。”

我妈的内心深处有一座矿山，一根通向无限希望的管道。在那里一片漆黑，除了黑暗，什么都看不到。然而我妈从深渊里挖掘出安慰，在管道里徘徊，就跟阿什瓦德发羊癫风的那天晚上一样寂寞无助。她叫喊着他的名字，黑暗的管道里传出无数个回音。总有一天她会把他找回来，那是她的骄傲，她的一切。

圣者的言语支撑着小说《约伯记》里狄波拉内心永恒的希望。梅努西姆十三个月大的时候，像一只动物般吼叫起来。于是绝望的狄波拉便去了克鲁斯耶斯克的拉比[5]那里，她打算看着拉比的眼睛，说服自己力量无穷的上帝就存在于拉比身上。然而她的双眼宛如海洋，在咸咸的白色波浪后面看见了那个圣者。虽然他的声音很轻，狄波拉感觉那个声音就在自己的耳边：“梅努西姆，狄波拉的儿子，会康复起来的。在以色列像他这样的人少之又少。不要害怕，快回家吧。”

就这样，我妈和狄波拉勇往直前，内心的希望永无止境地咆哮着，支撑着她们。有一天，奇迹终于出现了，梅努西姆说出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词：“妈妈。”

狄波拉的眼里噙着泪水，这次泪水甜甜的，暖暖的。

“妈妈。”梅努西姆又叫了一遍，就这样叫了成千上万次。

儿子终于开口了，她的祷告总算没有白费：“这就意味着有一天，梅努西姆会变得强壮、高大、聪明、善良，就跟狄波拉的祷告词里说的一样。”

聪明善良，这样的词很像在形容一个法官，又或是一个律师。梅努西姆正在等待着去迎接一个光辉的未来。我大哥除了会说“妈妈”，还会问“爸爸，你为什么总是摇头呢？”，不过看书和写字就不行了。十二岁那年，我妈还在给他梳中分。她每天早晨都会用花园里的喷壶冲洗阿什瓦德那头浓密的黑发，接着再梳出一道笔直的中分。“看，看你多帅，”我经常听我妈这么说，“以后会有很多女孩子来追你的。”

夏季里一个明亮的早晨，梳子从我妈手里滑落下去，“拉杰什·穆德加尔”从她的嘴里冒了出来，就跟当时忽然说出“凯丽”的名字一样，我妈尖叫起来。阳光照在我大哥乌黑的头发上，还有那道中分，简直就是电影明星的发型。我妈叫起了那个船长的名字，一遍又一遍。

从那天起，拉杰什·穆德加尔再次回到了我妈的生命里，成了我们中的一员。我们坐在餐桌前，吃着番茄酱意大利面，听我妈解说她的理论。我爸、我的哥哥们、我们安静地吃着，都习惯了。理论是这样的：阿什瓦德的智障问题源于船长的诅咒，我妈给我们讲拉杰什·穆德加尔，就跟说家里的长子、全家的骄傲阿什瓦德时的语气一样：“他只剩下两个脚趾，半条右臂，左脚也没有了。笑起来，眼睛宛如春夏。”没多久，我妈的第一只拖鞋就飞向我爸，紧接着桌上的其他物品也飞了出去。我妈大声嚷嚷着说一切都是我爸的错。要不是他跟她求婚，她就跟船长结婚了；要是她跟船长结了婚，也就没有阿什瓦德的存在了。

我妈大叫着，哭了起来。

我爸就跟门德尔·辛格一样，是个简单的男人，捡起拖鞋走向我妈，把地上的玻璃碎片和食物的残留全都收拾干净了。

阿什瓦德突然放下刀叉，说：“幸好妈妈没有跟船长结婚。”说完便又大口吃了起来。

“时间一天天，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一个月接一个月，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了。”整整十年的时间，我妈成了一个被占有的女人，占有她的叫作希望。她带着阿什瓦德去蒂尔[6]看病，还去了卢尔德[7]，一切能产生奇迹的可能都试过了：巫师、灵媒，还有克洛斯区的那个拥有超自然力的骗子。那年阿什瓦德二十二岁，不喜欢跟别人有肢体上的接触，还会时不时发暴脾气。骗子拿着一根针去扎我哥的脸时，一只眼睛被打紫了。除了这个骗子，对我们的邻居、邮递员和公车司机来说，他也不再安全，就连我妈有时候也会被打。阿什瓦德有着1米96的个子，我妈只有1米66，要是他发起脾气来，我妈除了大叫让他别再踢打了，也就无计可施了。等他平静下来，我妈就会说：“阿什瓦德，我是那么爱你。你是我的最爱，是我的第一个孩子，也是我的骄傲。”我大哥听了，大哭起来，一副很迷惘的样子，把脑袋搭在我妈的肩膀上。我妈也哭了，也很迷惘，把头靠在我大哥的头上。

我妈，那个阳光中以往的白点，一个带着美丽光环的年轻、漂亮、纯真的护士。

要是她从来没有离开过船长，就好了。

要是她从来没有跟我爸结过婚，就好了。

要是她从来没有把阿什瓦德留在家里去散步，就好了。

她的内心一直重复着这些话，并且会一直重复下去，摸着阿什瓦德那头黑发。

那时候我已经搬出去了，我二哥也一样，他去了乌特勒支大学学自然地理。我们都只在周末回家，带着要洗的衣服和饿得咕咕叫的肚子。

有时候我们会吃咖喱鸡，不过大多数时候都是吃“长蛇”。

有一天，阿什瓦德也出门了，搬进了科里哈同小巷的一家专供残疾人住的机构，从那里骑车去我爸妈家也就十分钟。这对我们家的每个人来说，都是最好的选择。不过我妈觉得挺难的，每天都骑着车来来回回，去看她那永远停留在四岁的孩子。她会问阿什瓦德吃了什么，吃了多少，看了哪些电视节目，然后又会跳上自行车回家。家里很安静，她很害怕听到泪水滴落的声音。

在科里哈同小巷，阿什瓦德和其他七个人—或者叫“客户”，他们这样称呼彼此—住在一起，我记得约皮，他喜欢把手伸进一袋玉米粒里，不停地搅拌。还有里克，他特别喜欢迈克尔·杰克逊；阿诺，一直穿着费耶诺德球队的T恤和裤子，就连夏天也戴着球队的围巾。他们中的一个教会了阿什瓦德“残疾”这个词，然而他不同意这个词的意思，至少认为这个词跟他没有关系。我妈有一天去看他的时候，他说：“我不是残疾，我是阿什瓦德。”

我妈点了点头，说：“你是一个恩赐，上帝的恩赐。”

跟许多犹太家庭一样，辛格一家搬到了美国，希望在那里能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梅努西姆并没有跟着一起去，尽管克鲁斯耶斯克的拉比一再吩咐狄波拉：“不要丢下他，留在他身边，把他当作一个健康的孩子。”

那不知疲倦、不死的希望最终还是粉碎了，破灭了，梅努西姆的妈妈每时每刻都在等待奇迹的发生，然而奇迹并没有发生。

我爸妈移民去了加拿大，阿什瓦德也留了下来。我爸是第一个离开的，几个月后我妈也踏上了飞机，除了她的孩子们，把一切重要的东西都带走了。她出发的那一天我在国外，没能跟她告别，也不知道她跟阿什瓦德之间的告别是什么样的。我只知道她跟别人告别的时候有多痛：她哭着上了车，那些握过手的人的脸都模糊起来，眼睛仿佛成了两片汪洋大海，全是泪水。她开始尖叫，却不知道自己在尖叫，因为那尖叫声来自她的内心深处，她的心仿佛长出了一张嘴巴，大叫起来。

悲伤仿佛流水穿过沙子，在我的身上蔓延开来，再后来就像一片湿淋淋的秋天的落叶，沾在了我的身上，叫我窒息。孩子们永远不会有看书、写字、算算数和看时钟的悲伤，永远不会有出去约会的悲伤、变得越来越沉默的悲伤、因为无法理解自己而开始拔自己的眉毛和睫毛的悲伤。

阿什瓦德从来没有能够连跳五级，甚至连一级都没有跳过。

梅努西姆最终还是好了，然而他的妈妈没能看到这一幕。在奇迹发生前，狄波拉就去世了。在她去世后的几个月，门德尔·辛格在纽约遇到了失散已久的孩子。他没能一眼认出来，梅努西姆变成了一个帅气的小伙子，穿着晚礼服。如今他叫阿历克斯耶·科扎克，是一位世界闻名的作曲家。

没错，他并没有成为医生或者律师。

现在我们之间隔着大海，各自选择了各自的路，用网络视频联系。有时候信号不好，画面质量也差，还时不时断线。有时候我听不懂我妈在说些什么，又或者是因为网络的延迟，我们同时说起话来。不过好在是免费的，免费的就是好的，印度人都是这么想的，我妈也一样。

我告诉她我要写一个关于阿什瓦德的故事，她在视频那头点了点头。那是多伦多的一个清晨，天还是黑的。为了省电，我妈没有开灯，只有屏幕的光打在她的脸上，一张黑色的、满是皱纹的脸上出现了一片白光。

“好的。”她说，过了好一会儿，又说，“你可以写任何你想写的，编造、扭转事实，可以改写历史，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写我放弃了希望。”

接着屏幕就冻结住了，我妈成了一座石像，扬声器里传出了瀑布般的沙沙声。

我不知道她能不能看见我，听到我的声音。

我答应了她。

[1] 阿格拉：印度城市，曾为印度首都。

[2] 本句话的翻译采用的是漓江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的版本，译者林中洋。

[3] 同上。

[4] 杰克罗素犬：一个犬种，活泼，精力旺盛。

[5] 拉比：犹太人中智者或学者的称呼。

[6] 蒂尔：荷兰城市。

[7] 卢尔德：法国南部城市，因有圣母马利亚多次出现的传说及泉水治愈疾病的奇迹而成为天主教最大的朝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