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陈木年是可以保送研究生的，可以直接做沈镜白教授的学生。他成绩不错，尤其专业，学问已经有点儿样子，文章写得也漂亮，沈镜白十分欣赏。在沈镜白找他谈话之前，陈木年一直想念的专业其实是比较文学，觉得东拉西扯地搞文学才有意思。保送名额下来之后，他已经有戏了，下午在图书馆里借书，碰到沈镜白教授也在找书。沈老师问他在找什么书，他说外国小说。

“想保送哪个专业？”

“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英语怎么样？”

“还行。”

“原著能读吗？”

“差不多吧。”

沈镜白让他等一下，去外文馆拿了一本原著回来，随手翻开一页，说：“这两段给我翻译一下。”

陈木年扫了两行，眼都蓝了。那东西简直是不同于英文的另外一种语言，整个两段他只看懂两个短句，还不敢肯定翻译一定准确。

“怎么样？”沈老师说，“我随便抽的一本。”

陈木年只会擦汗了。后来陈木年知道，那是本理论著作，看不懂也不是什么大罪过。但在当时，他一下子就被打蒙了，觉得要是这么闯进比较文学，真不知道到时候是怎么死的。

“不喜欢古代文学？你有几篇论文我看了，挺扎实，也有点儿想法。再慎重考虑一下。”

沈镜白走了，陈木年抱着找到的几本外国小说不知道该怎么办。都是翻译过的。他再去外文馆找刚才的那本书，怎么也找不到，最后就抱着几本翻译小说出了图书馆。

第二天，沈镜白让学生通知陈木年到他家里去一趟。陈木年到了他家，沈镜白正坐在老式藤椅上看一本英文书。看到陈木年来了，把书递过去，“这就是昨天那本。”

陈木年随便翻到一个地方，头脑中又是嗡的一声，还是不知所云。

“英语过了六级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沈镜白说，抽烟的时候嘴张得很大。他六十岁出头，满嘴的牙齿都是黑的。“考虑得如何？马上就要填志愿了。我们是个小学校，条件有限。优秀的人才也不愿意来。每年考进来的，也就混个文凭，我也不打算指望他们了。”

陈木年还在翻那本英文原著。

“还要再考虑？我希望能招到一个各方面都不错的学生。”

沈镜白是学校的一块牌子，对先秦文学一块的研究在全国都是挂得上号的。不管是做学问还是其他方面，做沈镜白的研究生，在即将保送的学生眼里，都是一桩好买卖。陈木年知道，不少人在暗地里用劲儿。

当天晚上，陈木年打电话给沈镜白，说他报了古代文学。他觉得沈镜白的文人气比较足，他愿意挑一个真正的文人做自己的导师。沈镜白在电话那头哈哈笑了，说：“好。从明天起，你就开始背诵《论语》和《孟子》。”

照这样下去，陈木年就是相当地顺了，却在毕业前夕出了事。

课业结束，保送的事也确定了，被压抑了四年的出走欲望重新抬头。一抬头就不可遏抑，简直是揭竿而起。他就是想出去走走，走得越远越好，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看那些从没见过的人和事。最好是白天步行，晚上扒火车，不要钱的那种夜火车，如同失去目标的子弹那样穿过黑夜，然后在第二天早上，停在一个破破烂烂不知名的小镇。他就从这个小镇开始一段新的生活，作为一个闯入者，一个异乡人，游走，听闻，凑上去说几句，摇摇晃晃经过高低不平的沙石路面，离开这里去下一个地方。接着步行，扒夜火车。他对夜火车情有独钟，觉得真正的旅途应该在黑夜的车厢里。拉煤的，运木材的，最好，找一个隐蔽的角落蜷缩起来，看着天越来越大，星星越来越近，世界越来越远，做几个空旷透明的梦，真要美得冒泡泡了。

这几乎是所有刚进大学的中文系学生的通病，浪漫得不乏矫情和作秀的成分。年龄大了，就忘了。陈木年忘不了，多少年来一直坚持着这样的愿望。有点儿莫名其妙，又觉得自己不可救药。

他从小幻想满世界晃**。小时候老师让学生说长大以后的理想，大家都争着报上科学家、政治家、医生、教师、作家之类的职业，都和伟大、崇高沾边。轮到陈木年，他说：“我想做卡车司机。”他的话差点儿没把老师和同学们笑背过去，竟然有人立志要做卡车司机，头脑坏了。他是全班唯一胸无大志的人。他没笑，相反感到了恐惧。老师和同学们也就笑笑，他的父亲不笑，第一次听他正儿八经地说要当卡车司机，上来就是一记耳光，父亲说：“妈的，我怎么养出你这么个不争气的东西！还当卡车司机，火车你想不想开？”

父亲是个蹬人力三轮车的，常年撅着屁股在小城的大街小巷转悠，几毛钱、一两块钱，别人就可以爬到他的车上坐着，像驾驭马牛那样催他快点儿，快点儿再快点儿。他觉得卡车司机比人力车夫也高明不到哪里去，手脚都得用来开车。他希望儿子成大器，当个国家总理都嫌小。他要儿子出人头地，把他这么多年被车上人使唤的恶气全吐出来。这小子竟然要开卡车！父亲想想越发恼火，三轮车推到了院门外又折回来，在儿子的左脸上又补上了一记耳光，打得陈木年耳鸣了好多天。

父亲说：“再提什么卡车司机，我撕了你的嘴！”

那五官移位的表情让陈木年连做了好几夜噩梦，再不敢在家里提什么卡车司机。什么司机都不敢提。父亲说，火车你想不想开？多年前，陈木年生活的那个小城还不通火车，他不知道火车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否则他会说，想开。喜欢上火车是后来的事。那时候他专心致志地喜欢卡车，像电视里那样，一辆大卡车横穿野地，路边是浓绿的荒草或金黄的麦浪。他坐在驾驶室里，穿一身粗劣的劳动布工装，满脸胡子，风把头发吹乱，一路大声唱歌，抽烟，把左胳膊搭在车窗上，想去哪儿去哪儿。饿了就随便在路边的小饭店喝酒吃肉，困了就在驾驶室里歪倒，睡到精神和力气重新回到身体里，抓着方向盘继续跑。多么伟大的方向盘。管他晴天阴天冬天夏天，我纵横四海去。世界上最酷最快活的男人莫过如此。

后来他发现竟然还有比当卡车司机更有意思的事，就是坐火车。八岁的时候他牙疼，疼得怪异，满地打滚儿，刚出锅的嫩馒头都不能咬，把当地大大小小的几个医院全看遍了，还是不行。巷子那头有个神神道道的老太婆，说他后槽牙里有小虫子，母亲就请她过来帮忙杀虫子。老太婆在地上挖了一个坑，点上柴火，煮一小碗香油，让陈木年张大嘴趴在香油蒸出的香气上，耳朵眼里插一根中间畅通的细芦苇棒。他在香油碗上趴了一个钟头，从芦苇管里爬出来四只细小的黑虫子。尽管如此，牙疼病还是没有解决，继续疼。父亲打听到一个海边城市的一家军医院精于此病，就带他去。先坐汽车，再转火车。他第一次坐上了火车，在晚上。

火车里很多人，上来了就说话，吃东西，打瞌睡，父亲也又累又困，歪着脑袋犯迷糊。整个车厢只有陈木年一个人着急，都上车这么久了，为什么火车还不开。他一个一个地看周围的乘客，希望他们也能发现这个问题，催促司机赶快开车。没有人搭理他，他们浑然不觉。他急了，把父亲弄醒，质问火车为什么还不开。父亲半眯着眼说：“看看窗外。”

窗外的灯光在向后快速地跑。灯光之外的夜是一块一块的，一块一块地外后撤，唰，唰，唰。火车早就在跑，他没有感觉到。竟如此奇妙。他一夜没睡，趴在窗户上看了一路夜景，牙疼都忘了。他觉得周围的人都不存在了，整列火车里就他一个人，整个世界就这一列火车在黑夜里穿行，像贴着地面飞翔。这个夜里，他一个人低低地在黑夜里飞。在黑夜里飞翔的感觉让他激动得浑身发抖。

那次夜火车之行陈木年回味了很多年，想起来就抖。很多年里他也再没有乘坐夜火车的经历，白天也没有，没机会。他的小城生活不需要火车。小学、中学，都在家门口不远，大学还是这座小城。而小城不通火车，他又没机会到其他城市去，想看都看不到。

大二下学期，陈木年一个人坐车到相邻的大城市，就为了坐一次火车。在白天，短途的。只坐了一站就下来，赶快坐汽车回到学校。他没胆量一个人长途跋涉地跑，也没有足够的钱去尽情感受火车里的天堂。但就这一次短暂的火车之旅，基本上平息了他大学四年的欲望。有时候他想，也许不是迷恋夜火车，而是想出去走走，撒开脚丫子在大地上疯狂地跑一跑。他常常产生狂奔的冲动，经常一个人在晚上到操场上跑步，一跑就是二十圈。大学四年，每年的运动会上他都能拿到长跑的冠军或者亚军。夜里也做出走的梦，梦见孤身一人到达不知名的地方，有山有水，有平坦的道路和奇形怪状的房子，当然还有小车站，所有的火车都在天黑之后出发，在黎明之前到达，可谓夕发朝至。

现在，大学快结束了，出走和夜火车重新找上了他的门。

父亲曾和他许诺：“你只要考上研究生，要钱给钱，想去哪儿去哪儿。”

陈木年在保研确定以后，对父亲说：“我只要五百块。”他通过当家教和写稿积累了一些钱，远行计划都准备好了，他想在毕业之前的一段空闲时间里，坐火车到外面疯狂地跑一把。根据打听到的消息，需要不少钱，但他只需要父亲给他五百块。

父亲的脸立马拉下来了，他看见父亲下巴上的那个小肉瘤开始发红变紫。这是个不祥的警报，父亲每次情绪激动要发火，小肉瘤就提前预告。果然，父亲把筷子啪地摔到饭碗上，“五百块？给你去坐火车游尸？你以为我的钱是吃饭吃出来的？”

“你答应过的。”

“我答应过？我还答应你要是你当了省长我给你五千块呢。你当了？”

“不就五百块嘛。”

“五百块少了？你有，还问我要干什么？五百块我有没有？有，我五千块都有，但也不能拿出来让你去糟蹋了！”

就是这句话最终惹恼了陈木年，他摔了筷子就出门回学校。

一周以后，陈木年半夜里跑回家，把父亲从**揪起来，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杀，人，了。我，得，逃。”父亲当时就瘫在**，下巴上的小肉瘤不知道该变成什么颜色，只是一个劲儿钻心地疼。他还没听明白儿子描述的杀人过程，就对同样瘫在**的老婆说：“快，快，把钱拿出来，让木年跑得远远的，先找个地方躲起来。多少？四五千块？都给他，都给他。”

又过了一周，整个学校都知道中文系的保研生陈木年出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