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干了我。”弗兰妮告诉父亲。

“坐着别动。”扳手对我父亲说，一只手隔着布握着口袋里的工具，走到他身边。弗兰克只好为父亲做着翻译。

“待在原地别动，爸爸。”弗兰克说。

弗洛伊德晃动着棒球杆——好像他变成了一只猫，棒球杆成了他的尾巴似的。他不停拿棒球杆拍打着我父亲的一条腿——一下、两下、三下。我知道父亲很想拿过那棒球杆来。他用起这“路易斯维尔重击手”牌子的棒球杆是很拿手的。

有时候趁弗洛伊德打盹的时候，父亲带我们去城市公园打棒球。我们都喜欢把地滚球接起来。在城市公园里，我们打一种老式的美国棒球，父亲抛出地滚球。连莉莉都喜欢上了这个游戏，因为要想接地滚球，你不用非得长个大个子。弗兰克打得最糟糕。我和弗兰妮擅长防守——在很多方面我们俩不差上下。父亲为我和弗兰妮抛出地滚球的时候总是最用力。

此刻，弗洛伊德手里拿着球杆——他是在用这球杆让我父亲平静下来。

“你和厄恩斯特上床了，弗兰妮？”父亲轻声问她。

“是的。”她低声说，“对不起。”

“你干了我女儿？”父亲问厄恩斯特。

厄恩斯特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玄妙的问题来回答：“这是一个必要的阶段。”在那一刻，我本想一拳打向厄恩斯特，就像小琼斯做的那样：我已经能轻轻松松地卧推起两倍于自己体重的杠铃——快速地卧推三到四次，或许不在话下。我把那杠铃举在手上，毫不费力。

“我女儿是一个必要的阶段？”父亲问厄恩斯特。

“这不是一种感情能解决的问题。”厄恩斯特说，“这是一个技术问题。”他说完，并不理会我父亲：“弗兰妮，我相信你开车水平很高，不过施万格说了，我们要放过你们这些孩子。”

“连举重运动员也放过？”阿尔拜特问。

“是的，他也是我心爱的宝贝。”施万格说，对着我微笑——她的那把枪也对着我。

“如果你让我父亲开车，我就杀了你。”弗兰妮突然对厄恩斯特尖叫道。扳手走到弗兰妮跟前，一只手仍压着他口袋里的工具。要是他敢碰一下弗兰妮，一定会发生事情的——但他只是站在她旁边，并没有动手。弗洛伊德还在有节奏地拍打着棒球杆，我父亲闭上了眼睛——他听起德语来很困难。他的脑子里一定在想着来势汹汹的地滚球干净利落地飞过内场的情景。

“弗兰妮，施万格说了，”厄恩斯特不慌不忙地说，“你们已经失去了母亲，不能再失去父亲了。我们不想伤害你父亲，弗兰妮。我们不会伤害他的，只要别的哪一个人能把这车开好。”

新罕布什尔旅馆的大堂里一片寂静，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们要放过我们这些孩子，放过我父亲，又不信任苏西熊——厄恩斯特难道是让哪一个妓女去当司机？他们肯定不会信任她们——毫无疑问的。那些妓女只顾自己，就在色情作家厄恩斯特向我们大讲特讲他那一套辩证法的时候，妓女们悄悄走过大堂，从我们身边溜过去——她们退掉了新罕布什尔旅馆的房。她们默默不语——这帮身处危难之中的人，这帮亲密如小偷的朋友——她们帮老毕力格搬着那些瓷器熊。她们把药膏、牙刷、药片、香水——还有安全套——一样不落地带走了。

“船快要沉了，这些老鼠纷纷弃船而逃。”后来弗兰克这样说她们。她们身上没有一丝一毫的菲尔格伯特那样的浪漫情怀——她们从来就只是妓女而已。她们走了，一声再见都没有对我们说。

“你这个大浑蛋，到底让谁做司机？”苏西熊问厄恩斯特，“见鬼，还剩下谁能做？”

厄恩斯特微微一笑——那微笑真叫人恶心。他是在向弗洛伊德微笑。弗洛伊德看不见这微笑，但他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那就是我了！”他叫道，好像得了大奖似的，非常兴奋，以刚才两倍的速度，笃笃笃地加快了敲打棒球杆的节奏。“我就是司机了！”弗洛伊德喊道。

“是的，就是你！”厄恩斯特非常高兴地说。

“棒极了！”弗洛伊德大声说，“这是一个瞎子能做的最好的工作！”他一边喊，一边挥舞着棒球杆，就像指挥着一个乐队——弗洛伊德的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乐队！

“你喜欢温·贝瑞，对吧，弗洛伊德？”施万格问老人，语气非常轻柔。

“当然喜欢！”弗洛伊德大声说，“就像喜欢自己的儿子！”他一把抱住我父亲，那棒球杆牢牢夹在了他的两膝之间。

“只要你把车开好了，”厄恩斯特对弗洛伊德说，“我们就不会伤害温·贝瑞一根汗毛。”

“要是你开坏了，”阿尔拜特说，“我们就把他们都杀了。”

“一个一个杀。”舒劳斯本舒吕舍尔补充道。

“瞎子怎么能开车，你们这些笨蛋？”苏西熊尖叫道。

“舒劳斯本舒吕舍尔，给他们解释一下。”厄恩斯特说，语气非常平静。扳手迎来了他的高光时刻，他活了一辈子，就是为了这个时刻——他要描述他那心爱之物的每一个动人的细节了。阿尔拜特脸上露出了嫉妒之色。施万格和厄恩斯特静静听着，表情温和安详，就像老师看着心爱的学生颇感欣慰自豪。当然，我的父亲德语水平还不够，不能明白所有这些。

“我把它叫作‘同情炸弹’。”扳手开始说。

“噢，太棒了！”弗洛伊德喊道，接着咯咯咯笑了起来，“同情炸弹！耶稣啊，上帝啊！”

“闭嘴！”阿尔拜特说。

“实际上我们有两枚炸弹。”舒劳斯本舒吕舍尔说，“第一枚炸弹是这辆汽车，整辆汽车就是一枚炸弹。”他狡黠地笑了笑。“这辆汽车只需在歌剧院附近一定距离内引爆——当然要尽可能靠近歌剧院。如果这枚汽车炸弹在歌剧院附近爆炸，歌剧院里的那枚炸弹就会接着爆炸——你可以这样说，第二枚炸弹出于对第一枚炸弹的‘同情’而爆炸。这就是我称之为同情炸弹的理由所在。”扳手补充道，神情极为愚蠢。这一节，连父亲也听懂了。“先是汽车爆炸，如果爆炸在离歌剧院足够近的地方，接着就是那枚大炸弹——歌剧院里的那枚——砰地爆炸。我把汽车里的这枚炸弹叫作接触式炸弹。接触点就是车子的前牌照。前牌照一旦受压，整辆车就爆炸，呼地飞上天。如果有谁在附近，也炸上天。”舒劳斯本舒吕舍尔补充道。

“那是逃不掉的。”阿尔拜特说。

“歌剧院里的那枚炸弹，”舒劳斯本舒吕舍尔无比深情地说，“比接触式炸弹要复杂得多。那是一枚化学炸弹，引爆它，需要一种非常微妙的电脉冲。它的引信相当灵敏，能对距离它一定范围内发生的爆炸做出反应。可以这么说，歌剧院里的那枚炸弹好像长了耳朵。”扳手说，自顾自地笑笑。这是我们第一次听扳手笑——这笑声让人恶心。莉莉有点喘不过气来，好像要呕吐。

“没人会伤害你，亲爱的。”施万格安慰她说。

“我只要做一件事：开上车，带着弗洛伊德，沿着环城大街开到歌剧院去。”舒劳斯本舒吕舍尔说，“当然，我必须开得极其小心，不能撞到任何东西。我必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把车停在路边，我就下车。之后，就让弗洛伊德坐在驾驶座上。在我们一切准备就绪之前，车子就这样停着，没有人会赶我们走的。在维也纳，你穿着有轨电车售票员的制服，没有人会来盘问你的。”

“我们知道你是会开车的，弗洛伊德。”厄恩斯特对瞎眼老人说，“你以前做过汽车修理师，对吧？”

“对。”弗洛伊德说。他很兴奋。

“我就站在弗洛伊德旁边，隔着驾驶座一侧的窗户对他说话。”扳手说，“我要一直等到阿尔拜特从歌剧院出来，等到他穿过卡恩特纳街，走到街的另一边之后，才能动手。”

“等我走到安全的地方！”阿尔拜特补充说。

“然后我就叫弗洛伊德从一数到十，发动汽车，把油门踩到底！”舒劳斯本舒吕舍尔说。“我已调整好了车头，汽车已经对准了正确的方向。弗洛伊德只要把油门踩到底就行了——以最快速度向前冲去。他会撞上什么东西的——立刻就会撞上，不管他的方向盘朝哪个方向转。他是个瞎子！”扳手无比激动地叫道，“他一定会撞上什么东西的！等他撞上了，歌剧院就完蛋。同情炸弹就会马上做出响应。”

“同情炸弹。”父亲说，口气里不无讽刺。就连父亲也明白了同情炸弹是怎么回事。

“那枚炸弹放在一个极好的地方。”阿尔拜特说，“在那里已经很久了，我们可以肯定没人知道它究竟在哪里。炸弹很大，但他们不可能找到。”他补充道：“就在舞台底下。”

“已经与舞台连为一体了。”舒劳斯本舒吕舍尔说。

“就在演员最后出来谢幕的那个地方的底下！”阿尔拜特说。

“当然，不会把所有人都炸死。”厄恩斯特说，“舞台上的人恐怕都会被炸死，乐队的大部分成员或许也会被炸死，坐在前几排的观众恐怕也得死。坐在后排的人会很安全，对他们来说，那可真是一台大戏了，绝对会是一个难得的奇观。”

“奶油和鲜血。”阿尔拜特对施万格嘲笑道，但她只是微微一笑——她手里依然拿着枪。

莉莉吐了。施万格弯下腰，好言好语安慰起莉莉，这个时候我是有机会夺下她的枪的。但我犹豫了。阿尔拜特从施万格手里接过了枪。他这个动作真让我蒙羞——他的脑子竟然转得比我还快。莉莉呕吐个不停，弗兰妮也上来安慰她。厄恩斯特还在那里说个没完。

“等阿尔拜特和舒劳斯本舒吕舍尔回到这里，报告说我们大功告成了，我们就知道我们不用伤害这个美好的美国家庭了。”厄恩斯特说。

“美国人极端热爱他们自己的家，”阿尔拜特说，“就像他们极端宠爱体育英雄和电影明星；他们非常关心自己的家人，就像他们非常关心食物的健康与否。美国人对家庭的爱，近乎疯狂。”

“等我们炸毁了歌剧院之后，”厄恩斯特说，“等我们摧毁了那个维也纳人崇拜到叫人恶心的地步的那个东西之后——他们极端崇拜歌剧院，就像他们极端崇拜咖啡馆，因为他们崇拜过去……呃，等我们炸毁了歌剧院，我们还有了美国一家人在手里。我们要将这家美国人扣做人质。这也是一个不幸的美国家庭。这些孩子的母亲，还有最小的孩子，已经成了事故的受害者。美国人喜欢事故，他们认为灾难是美好的。我们看到一个父亲在努力抚养他的四个幸存下来的孩子——我们要把他们全部扣起来。”

我父亲并没有完全听懂厄恩斯特的话。弗兰妮问厄恩斯特：“你有什么要求？如果我们成了你的人质，你要提什么要求？”

“没有要求，亲爱的。”施万格说。

“我们什么要求也没有。”厄恩斯特耐心地说——他永远那么耐心，“我们早就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等我们炸掉了歌剧院，把你们扣做人质，我们就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

“我们得到了观众。”施万格说，那声音轻得几乎成了耳语。

“这观众还不少呢，还是国际观众呢。不只是欧洲观众，不只是奶油和鲜血观众，还有美国观众。全世界都会听到我们发表的讲话了。”

“你们要发表什么方面的讲话？”弗洛伊德问。他的声音也压得很低。

“哪个方面都有。”厄恩斯特说——这话好像挺有逻辑，“我们要让我们的听众听到我们要说的一切——我们要谈到所有的议题。”

“要谈这个新世界吧。”弗兰克喃喃地说。

“没错！”阿尔拜特说。

“大多数恐怖分子都失败了，”厄恩斯特说，“原因是他们劫持了人质，并以暴力相威胁。我们一开始就采用了暴力。我们有能力实施暴力，这是人所共知的。接着，我们劫持人质。这样一来，不会有人不听我们说话了。”

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厄恩斯特——当然了，厄恩斯特就喜欢别人看着他。这个喜欢杀人的色情作家杀人不为什么主张——他觉得那是很愚蠢的做法。他杀人，就是为了给人看。

“你绝对是个疯子。”弗兰妮对厄恩斯特说。

“你让我失望了。”厄恩斯特对她说。

“什么？”父亲向厄恩斯特喊道，“你说什么？”

“他说我让他失望了，爸爸。”弗兰妮说。

“她让你失望了！”父亲大声说。“我女儿让你失望了！”父亲对厄恩斯特喊道。

“冷静点。”厄恩斯特平静地对父亲说。

“你干了我的女儿，然后对她说她让你失望了！”父亲说。

父亲一把夺过了弗洛伊德手中的棒球杆，他的动作非常迅捷。他轻松自如地拿起这根“路易斯维尔重击手”牌棒球杆，好像这根棒球杆一辈子没离开过他的手似的。他平拿着棒球杆挥舞起来，肩膀和臀部也随之摇摆起来——他打出了一个完美的平飞球，一个水平的低飞球，球飞到内场时还在上升。色情作家厄恩斯特蹲下身去，可是动作太慢，他的头不高不低正好成了那个完美的快速移动的球，父亲挥起棒球杆打了个正着。砰！这比我和弗兰妮能够处理的任何地滚球都要难接。我父亲的棒球杆不偏不倚打在了色情作家厄恩斯特的前额和两眼间。厄恩斯特的后脑勺首先着了地，他的头着地过后整整一秒钟，他的身体才落到地板上。厄恩斯特的两眼之间鼓起了一个棒球大小的紫色肿块，一只耳朵流出一点血来，好像他身体里的一个很小但很重要的器官——比如他的脑，比如他的心——一下子爆炸了。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我们知道，色情作家厄恩斯特此时看到的，跟弗洛伊德能看到的，没有什么差别。随着棒球杆砰的一声响，厄恩斯特从大堂开着的落地窗飞了出去。

“他死了？”弗洛伊德大喊大叫起来。我想，要不是弗洛伊德这样大喊大叫的，阿尔拜特早就扣动扳机，一枪把我父亲打死了。弗洛伊德的呼喊声似乎改变了阿尔拜特本来就慢吞吞的思维。他拿枪顶住了我妹妹莉莉的耳朵。莉莉浑身颤抖起来——她嘴巴里再也呕吐不出什么东西了。

“请你别这样。”弗兰妮轻声对阿尔拜特说。父亲紧紧握着棒球杆，一动不动。阿尔拜特现在手里拿着大武器，父亲只得等待合适的时机。

“大家都冷静。”阿尔拜特说。舒劳斯本舒吕舍尔目不转睛地看着厄恩斯特额头上那个紫色棒球一样的鼓包，但施万格一直保持着微笑——对每个人保持微笑。

“冷静，冷静。”她低声说，“我们都保持冷静。”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父亲平静地问阿尔拜特。他用的是英语。弗兰克为父亲翻译。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弗兰克忙着为父亲翻译，因为父亲想知道现在发生的所有事情。他成了一个英雄，他现在好像站在“海边的阿布史诺特酒店”的码头上——只不过他不是那个穿白色晚礼服的人，不是那个掌握全局的人。

“把球杆还给弗洛伊德。”阿尔拜特对我父亲说。

“弗洛伊德要拿回他的球杆。”施万格对我父亲说——这真是一句蠢话。

“别拿着球杆了，爸爸。”弗兰克说。

父亲把这根“路易斯维尔重击手”牌棒球杆还给了弗洛伊德，并在他旁边坐下来。父亲搂住弗洛伊德，对他说：“你不用开那辆车了。”

“舒劳斯本舒吕舍尔。”施万格说，“你赶紧按我们计划的去做。带上弗洛伊德，赶紧走。”

“可我还没到歌剧院去！”阿尔拜特惊慌地说，“我还没到那里——还没去弄清楚现在是不是中场休息。舒劳斯本舒吕舍尔必须看到我走出剧院，才知道那里万事大吉，才知道动手的时间到了。”

这几个激进分子眼睛盯着他们死去的头儿，好像他会告诉他们下一步该怎么做——他们需要他。

“你去歌剧院。”阿尔拜特对施万格说，“枪放在我这里更好些。我待在这儿，你去歌剧院。如果你看清了那不是中场休息，你就从歌剧院里走出来，让舒劳斯本舒吕舍尔看见你。”

“我穿的这身衣服不适合去歌剧院。”施万格对阿尔拜特说，“你的这身打扮，去歌剧院正合适。”

“向别人去打探那是不是幕间休息，用不着讲究穿着！”阿尔拜特向她喊道，“你今天气色不错，可以去歌剧院，你可以去弄清剧院是不是幕间休息了。你只是个老太太——上帝啊，没人会理会一个老太太穿着什么样的衣服！”

“保持冷静。”舒劳斯本舒吕舍尔干巴巴地说。

“呃，”我们温柔的施万格说，“我可不是什么‘老太太’。”

“快滚！”阿尔拜特对她喊道，“快走，赶紧走过去，快点！我们给你十分钟，接着弗洛伊德和舒劳斯本舒吕舍尔就出发。”

施万格站在那里，好像心里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再写一本关于怀孕的书？还是再写一本关于流产的书？

“快走，你这蠢货！”阿尔拜特向她喊道，“记得要穿过卡恩特纳街，过街之前要先找到我们的车。”

施万格离开了新罕布什尔旅馆，神情非常镇定——实际上，她尽力在脸上摆出一副慈母般的表情。从此我们再也见不到她了。我想她或许去德国了，或许哪一天她又会写出一本全新的符号书，或许她会在别的地方发起一场新的运动。

“你用不着去开车了，弗洛伊德。”父亲低声说。

“我当然要去开，温·贝瑞！”弗洛伊德高兴地说。他站起身，手拿着棒球杆笃笃笃地朝旅馆的门走去。他非常清楚怎么走，虽然他什么也看不见。

“坐下，你这老傻瓜。”阿尔拜特对弗洛伊德说。“我们只有十分钟。别忘了下车，你这白痴。”阿尔拜特又对舒劳斯本舒吕舍尔说，但扳手并不理他，仍然盯着落地窗外的地板上躺着的那个死了的四分卫。我也盯着那个死人看。盯了十分钟。我明白恐怖分子是什么样的人了。恐怖分子只不过是另一种色情作家而已。色情作家假装极其厌恶自己的作品，恐怖分子假装对自己采用的手段毫无兴趣。他们说，他们只在乎结果。其实，这两种人都在撒谎。厄恩斯特热爱自己的色情作品，厄恩斯特崇拜手段。重要的永远不是结果——重要的只是手段。恐怖分子和色情作家都在追求手段。对他们来说，手段就是一切。炸弹爆炸、大象体位、奶油和鲜血——他们就喜欢这些东西。他们知性的超然是一种欺骗，他们的冷漠是假装的。这两种人都谎称自己有“更高尚的目标”。恐怖分子就是色情作家。

在这十分钟的时间里，弗兰克一直想改变阿尔拜特脑子里的想法，可是阿尔拜特根本就没有什么脑子，谈何改变他的想法？我认为弗兰克只是越说越把阿尔拜特搞糊涂了。

当然，弗兰克也把我搞糊涂了。

“你知道今晚歌剧院里上演什么节目吗，阿尔拜特？”弗兰克。

“音乐节目。”阿尔拜特说，“音乐和演唱节目。”

“重要的是——上演了哪部歌剧。”弗兰克对阿尔拜特撒起谎来，“我是说，今晚的观众没有爆满——我希望你知道这一点。维也纳人并没有蜂拥而至。今天上演的不是莫扎特的作品，也不是施特劳斯的作品，甚至连瓦格纳的作品都不是。”

“我不管他们上演什么作品。”阿尔拜特说，“反正前排会坐满观众，前排总是会坐满的。愚蠢的演唱者一定会登台表演，管弦乐队一定会在那里。”

“今天上演的是《露琪亚》。实际上没有什么观众来看，歌剧院是空的。即使你不是瓦格纳迷，也知道多尼采蒂的这部歌剧是不值得一听的。我承认自己多多少少是个瓦格纳迷，”弗兰克坦白道，“可是，即使你不赞同德国人对意大利歌剧的看法，你也知道多尼采蒂的歌剧是多么的平淡无味。陈腐的和声，根本没有与音乐相适应的那种戏剧效果。”

“闭嘴。”阿尔拜特说。

“街头手风琴手的曲子！”弗兰克说，“上帝啊，我真不知道会有什么人来看！”

“会有人来看的。”阿尔拜特说。

“最好等到他们上演一部大戏的时候。”弗兰克说，“挑选另外一个晚上去炸掉那个地方。等他们上演一部重要歌剧的时候。如果你把《露琪亚》炸了，维也纳人会拍手称快的。他们会认为你的攻击目标是多尼采蒂，或者是意大利歌剧——那更让他们称心！那样，你就会成为一个文化英雄，而不是你想成为的恶棍。”

“即使你有观众，”苏西熊对阿尔拜特说，“谁去给他们演说？”

“你的演说家已经死了。”弗兰妮对阿尔拜特说。

“你不觉得自己能吸引住观众，对吗，阿尔拜特？”苏西熊问他。

“闭嘴。”阿尔拜特说，“叫那头熊坐到车里，与弗洛伊德一起走。人人都知道弗洛伊德喜欢熊。就让一头熊陪着他，走这最后一程吧——这应该是个好主意。”

“计划不能改变，现在不能变。”舒劳斯本舒吕舍尔不安地说，“按原计划做。”他一边看手表，一边说：“还有两分钟。”

“你们走吧。”阿尔拜特说，“瞎子老头走到门外，再上车，都要好一会儿呢。”

“我用不了多少时间！”弗洛伊德大声说，“我知道怎么走出去！这是我的旅馆，我知道门在哪儿。”老人说着，拄着棒球杆一瘸一拐地朝门口走去，“你把那辆该死的车一直停在那个地方，好几年没有动窝！”

“跟着他去，舒劳斯本舒吕舍尔。”阿尔拜特对扳手说，“抓住那老浑蛋的胳膊。”

“不用别人扶我。”弗洛伊德说，很快活的样子，“再见，亲爱的莉莉！不要吐了，亲爱的。不停地长大吧！”

莉莉张开嘴，好像又喘不过气来，身体颤抖着。阿尔拜特原本顶着莉莉耳朵的那把手枪，从她耳朵移开了大约两英寸。看莉莉呕吐，他显然觉得厌恶，尽管莉莉呕吐得并不厉害——莉莉不是一个大吐特吐的人。

“站在那里别动，弗兰克！”弗洛伊德喊道——对着整个大堂喊道，“别让别人说你古怪！你是个王子，弗兰克！你比鲁道夫强多了。你比哈布斯堡家族的所有人都高贵，弗兰克！”弗洛伊德为他鼓劲。弗兰克说不出一句话，他哭得太厉害了。

“你很可爱，弗兰妮，我亲爱的弗兰妮，我的甜心弗兰妮。”弗洛伊德柔声地说，“不用拿眼睛看，就知道你有多漂亮。”

“Auf Wiedersehen，弗洛伊德。”弗兰妮说。

“Auf Wiedersehen，举重运动员！”弗洛伊德对我喊道，“来，拥抱一下。”说着，他向我伸出双臂——一只手仍然握着棒球杆，就像握着一把宝剑。“让我抱抱你，看你有多强壮。”弗洛伊德对我说。我走上去，拥抱了他。他趁机凑在我耳边说了一句话。

“一听到爆炸声，”弗洛伊德轻声说，“你就动手将阿尔拜特杀了。”

“快走！”舒劳斯本舒吕舍尔说，那口气非常不安。他一把抓过弗洛伊德的一只胳膊。

“我爱你，温·贝瑞！”弗洛伊德大声说。只见我父亲双手抱着头，陷在沙发里，并不抬头看前方。“是我让你做旅馆生意的，我对不住你。”弗洛伊德对我父亲说，“还叫你买了熊。”

“再见了，苏西！”弗洛伊德说。

苏西哭了起来。舒劳斯本舒吕舍尔领着弗洛伊德往旅馆的旋转门走去。我们看到了那辆车，那辆奔驰车，那整个车就是一颗炸弹，停靠在新罕布什尔旅馆门前的路边。弗洛伊德和舒劳斯本舒吕舍尔穿过了旅馆的旋转门。

“我不用你扶我！”弗洛伊德很不高兴地对扳手说，“让我摸摸汽车，把我带到保险杠旁边。我自己能找到车门的，你这个白痴。让我摸摸保险杠。”

阿尔拜特的后背僵僵的，斜靠在莉莉身上。他稍微挺直了身子，朝我瞥了一眼，想弄清楚我在什么地方，然后又朝弗兰妮瞥了一眼。他握着手枪，枪头一会儿对着这儿，一会儿对着那儿。

“就是这个，我摸到了！”我们听到弗洛伊德在外面大喊起来，非常开心的样子。“这是车头灯，对吧？”他问舒劳斯本舒吕舍尔。父亲抬起双手抱着的头，看着我。

“这当然是车头灯，你这个老傻瓜！”舒劳斯本舒吕舍尔对弗洛伊德喊道，“上车，好吗？”

“弗洛伊德！”父亲尖叫一声。他一定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了。他跑向旋转门。“Auf Wiedersehen，弗洛伊德！”父亲大声对他说。在旋转门旁，父亲清清楚楚看到了眼前的一切：弗洛伊德先是摸着车头灯，然后将手慢慢滑向车子的格栅，并没有滑向车门。

“门在另一边，你这白痴！”舒劳斯本舒吕舍尔说。

弗洛伊德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甩掉了扳手的手，平平地拿着棒球杆，慢慢晃动起来。当然，他是在找车子前头的那块车牌。瞎眼人有一种诀窍，能准确地知道某一样东西在哪里。弗洛伊德手里的棒球杆只晃了三下，就找到了那个车牌的位置——我父亲永远记得那个场景。第一次晃过去，球杆有点高了——离格栅不远。

“再低一点！”父亲在旋转门边向外面喊道，“Auf　Wiedersehen！”

弗洛伊德的球杆第二次打到了车牌左边一点的前保险杠上。我父亲喊道：“往右一点！Auf Wiedersehen！弗洛伊德！”父亲后来告诉我们，舒劳斯本舒吕舍尔这个时候早就跑开了——当然没有跑多远。弗洛伊德第三次挥起球杆，这一下打到了地方。弗洛伊德的这第三次挥杆真是太漂亮了。这根棒球杆在这个晚上经历了多少痛苦啊！从此，这个球杆再也没有找到。弗洛伊德也从没有被全部找到，舒劳斯本舒吕舍尔的母亲后来也无法确认她儿子的尸体。站在旋转门边上的父亲被弹了回来，一道白光闪起，玻璃碎片飞到了他的脸上。弗兰妮和弗兰克马上跑过去帮他。就在炸弹爆炸的那一刻，我用两只胳膊紧紧抱住了阿尔拜特——我没有忘记刚才弗洛伊德对我说的话。

阿尔拜特为了去歌剧院，特意穿了一身黑色燕尾服。他比我高一点，也比我胖一点。我把下巴紧紧地扣在他的肩胛骨之间，两只手臂死死搂住他的胸部，将他的手臂牢牢固定在他的两侧。他朝地板开了一枪。我突然想到，他说不定会拿枪打我的脚，于是我决不让他把枪抬得更高。我知道阿尔拜特是打不着莉莉的。他又朝地板开了两枪。我死死抱住他，使得他甚至找不到我的脚——我的脚就在他的脚后面。他又开了一枪，竟然打中了自己的脚，哇哇地尖叫起来。他扔掉了枪。我听到枪掉在地上的声音，看到莉莉过来拾起了枪。我并没有太关心那把枪。我正集中全部精力死死掐着阿尔拜特。他对着自己的脚开了一枪，刚才还吱哇乱叫的，很快就不叫了。弗兰克后来告诉我，阿尔拜特不叫的原因是因为他无法呼吸了。我也没怎么注意阿尔拜特尖叫不尖叫。我只一门心思掐着他的身体。我把他想象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杠铃。我真的不清楚我对这个想象的杠铃做了什么——拿它做曲臂运动？卧推它？用力举起它？还是只把它抱在自己胸前？我究竟做了什么，这是无关紧要的——我只是全身心地关注于它的重量。我真的没有想任何别的。我让我的手臂相信自己的力量。如果我这么用力地拥抱乔兰塔，她一定会分成两半的。如果我这么用力地拥抱尖叫安妮，她一定会安静下来的——哪里还有什么假**的尖叫！有一次，我梦见自己紧紧抱着弗兰妮，就抱得这么紧。自从弗兰妮被人强奸之后，自从艾奥瓦鲍勃教我如何举重之后，这举重我就一直没停过。现在，我双臂抱着阿尔拜特，我是世界上最有力气的人。

“同情炸弹！”我听见父亲大叫起来，我知道他身上很痛，“耶稣啊，上帝啊！你能相信吗？那该死的同情炸弹！”

弗兰妮后来告诉我，她当时立刻就明白：父亲的眼睛瞎了。这不是因为爆炸发生的时候他正好站在旋转门边上，也不是因为旋转门的玻璃炸到了他的脸上。也不是弗兰妮给父亲擦脸的时候，看到他眼睛上流的血，弄明白怎么回事的。“我早知道是怎么回事。”弗兰妮说，“我是说，在我看到他的眼睛之前就知道。我一直知道他其实与弗洛伊德一样看不见东西了，或者说，我知道他总有一天会那样的。我知道他会失明的。”

“Auf　Wiedersehen，弗洛伊德！”父亲哭着说。

“不要动，爸爸。”我听见莉莉对父亲说。

“是的，不要动，爸爸。”弗兰妮说。

弗兰克跑到克鲁格大街上，往卡恩特纳街跑去，拐了个弯，跑到了歌剧院。他当然是去看看那颗同情炸弹是否有了反应——其实，弗洛伊德早就想象到了，停在新罕布什尔旅馆前的那辆奔驰车离同情炸弹很远，歌剧院自然是不会有事的。施万格一定还在什么地方走呀走，或许她决定停下脚步，来到歌剧院，去看那歌剧的结尾。她说不定喜欢那个歌剧。说不定她想一直待在歌剧院，等着看演员们谢幕，看他们在没有爆炸的炸弹上向观众鞠躬致谢。

弗兰克后来说，他跑出新罕布什尔旅馆去看歌剧院是否安然无恙的时候，看到阿尔拜特的身体成了紫红色，非常鲜艳的紫红色。阿尔拜特的手指仍在动弹——或者只是在抽搐——好像还在踢脚。莉莉后来告诉我，在弗兰克不在的这段时间，阿尔拜特从紫红色变成了蓝色。“蓝得像一块青石板。”我们的作家说，“就像阴天时分大海的颜色。”弗兰妮后来告诉我，等弗兰克从歌剧院回来，阿尔拜特已经一动不动，脸色惨白——他脸上什么颜色也没有了。“他成了珍珠的颜色。”莉莉说。他死了。我把他掐死了。

“你可以放开他了。”弗兰妮最后告诉我。“好了，一切都好了。”她低声对我说，因为她知道我是很喜欢低语的。她吻了我的脸，我放开了阿尔拜特。

从此，我对举重的看法就改变了。我倒是没有放弃，还一直在举，但是现在我不把举重当回事了，我不强迫自己非要举起多少分量不可。举点轻的，也行，就让自己有一种好的感觉就可以了，我不喜欢死命举了，再也不喜欢那样了。

爆破专家告诉我们，如果那辆奔驰车离歌剧院更近一点的话，舒劳斯本舒吕舍尔的那颗同情炸弹就可能会被引爆。炸弹专家还暗示，这个地区附近的任何爆炸都可能在任何时候引爆同情炸弹。我猜想，舒劳斯本舒吕舍尔设计的炸弹并没有像他想的那样精确。激进分子的这次行动意欲何为？报上已经登了很多很多的废话。接着又会有大量的垃圾文章，说那些激进分子本来是要发表一个“声明”的。报上写弗洛伊德的文章并不多。弗洛伊德是个瞎眼老人，这倒是匆匆提过一笔，另外也有人写到他在纳粹集中营里待过。但他们一笔也没有写到一九三九年的那个夏天，没有写到那头叫“缅因州”的熊，没有写到“海边的阿布史诺特酒店”，没有写到有关做梦的理论——没有提到另一个弗洛伊德，一笔都没有写到那个弗洛伊德对这件事可能会发表什么样的看法。关于这个事件背后的政治动机，报上却胡话连篇。

“政治动机总是愚蠢不堪的！”艾奥瓦鲍勃要是活着，肯定会这么说。

报上对菲尔格伯特也只是寥寥数语打发了，没怎么写她念《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结尾是多么的让人心碎。当然，他们承认我父亲是一个英雄。对我们的第二家新罕布什尔旅馆在那个时期——“鼎盛时期”（弗兰克这样描述那个肮脏的时期）——所享有的声誉，他们倒笔下留情，写得很有分寸。

父亲出院时，我们给他送了一件礼物。为了这件礼物，弗兰妮早就给小琼斯写了信。这七年来，小琼斯一直为我们提供着棒球，所以弗兰妮知道可以指望他给父亲送一根全新的棒球杆。一根完全属于父亲自己的“路易斯维尔重击手”牌棒球杆。父亲当然需要这样的棒球杆，他收到这样的礼物似乎大为感动，难为弗兰妮想得这么周到——这是弗兰妮出的主意。我想，当父亲伸出手，拿住我们放到他手里的东西的时候，他一定哭了，他拿着棒球杆摸了好一阵。我们看不见他在哭，因为他的眼睛上还蒙着绷带。

弗兰克以前一直给父亲当翻译，现在又要为父亲做翻译了。国家歌剧院的人为了感谢我们，专门请我们看了一场歌剧。看演出的时候，弗兰克就坐在父亲旁边，贴着他的耳边，轻声告诉他舞台上演员的动作。父亲完全听得懂音乐，这没问题。我甚至都不记得那是什么歌剧。我只知道，不是《露琪亚》，是一部特别闹哄哄的滑稽喜剧，因为莉莉坚持说，我们不要看奶油和鲜血了。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为感谢我们救了他们，请我们看戏，这是很好的事，但我们不想看任何充斥着奶油和鲜血的戏了。我们早就看过那样的歌剧了，那样的歌剧在新罕布什尔旅馆已经演了七年。

因此，在这个充满欢乐的闹哄哄的歌剧——管它叫什么名字呢——的开场，管弦乐队的指挥、所有的乐手、所有的演员都指着坐在前排座位上的我父亲（父亲坚持要坐在这里，“这样我肯定能看到舞台上的动作了”，他说）。父亲站起来，鞠了一躬——他的鞠躬很漂亮。他向观众挥舞了一下棒球杆。维也纳人很喜欢那个英雄故事中有关“路易斯维尔重击手”牌棒球杆的那一节，当父亲向他们挥动棒球杆的时候，他们大为感动，热烈地鼓起掌来，掌声经久不息。我们这些孩子为父亲深感自豪。

我常常在想，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下子出了名——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以古老的美国家庭方式挽救了歌剧院并杀死了那些恐怖分子，那个想以五千美元买下莉莉的小说的纽约出版商是否会理会弗兰克提出的要求呢？“管那个干吗？”弗兰克说，脸上露出狡黠的神情。莉莉还没有在那份五万美元的合同上签字。弗兰克开出了更高的价。等出版商知道这个莉莉·贝瑞就是那个被手枪顶着耳朵而无所畏惧的小女孩，这个莉莉·贝瑞就是贝瑞家（这个杀死恐怖分子，挽救了歌剧院的英雄之家）最年幼的（当然也是个子最小的）孩子的时候——呃……这个时候，弗兰克当然手握主动权了。

“我的这个作者已经开始创作另一个小说了。”莉莉的经纪人弗兰克这样对出版商说，“我们并不急于与哪家签合同，至于《我要长大》这本小说，我们只对最高的报价感兴趣。”

弗兰克当然大赚了一笔。

“你是说我们要发财了？”父亲问。他什么也看不见了，但因为刚失明不久，他总是很笨拙地伸出头去，凑近一件东西，好像这样他能看得见似的。而那根“路易斯维尔重击手”牌棒球杆是他的永远躁动不安的伙伴，是他的打击乐器。

“我们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了，爸爸。”弗兰妮说，“您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了。只要能想到的，您就都能做到了。”

“继续您的梦想，爸爸。”莉莉说。一下子有这么多事情好做了，父亲好像吓呆了。

“干什么都行？”父亲问。

“只要您说。”我对父亲说。他又成了我们的英雄——他终于成了我们的父亲。他眼睛看不见了，但是他掌控着我们家的一切。

“嗯，我得好好想想。”父亲一边说，一边小心地拿着棒球杆敲打出各种曲子——父亲手中的这根棒球杆，几乎可以敲出整个管弦乐队所能演奏的所有复杂曲子。虽然父亲敲不出弗洛伊德那样大的声音，但他能敲出的曲子比弗洛伊德多多了——弗洛伊德根本不会想到父亲能敲出这么多的曲子。

就这样，我们离开了这个离开家乡七年的家。弗兰克卖掉了这第二家新罕布什尔旅馆，他要了一个高得离谱的价格。弗兰克说，这毕竟是一家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旅馆。

“我要回家了！”弗兰妮给小琼斯写了信。

“我要回家了！”她也给契帕·达夫写了信。

“你怎么了，弗兰妮？”我问，“为什么要给该死的契帕·达夫写信？”

弗兰妮不愿意谈起这事；她只是耸耸肩。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嘛。”苏西熊说，“弗兰妮迟早要对付这件事。你们俩都得对付契帕·达夫，你们也得对付你们之间的事。”我看着苏西，脸上是一副“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的表情。苏西说：“你要知道，我又不是瞎子，我长着眼睛呢。更何况，我还是一头聪明的熊。”

苏西并不是在威胁我们。“你们俩真的有问题了。”她对我和弗兰妮说了实话。

“别放屁。”弗兰妮说。

“呃，我们俩是非常小心的。”我对苏西说。

“哪个人能一直这样小心下去？能撑多久？炸弹并没有全部爆炸。”苏西说，“你们俩之间还藏着一个炸弹，你们俩得加倍小心才行。”苏西向我和弗兰妮发出警告，“你们俩之间的那颗炸弹，会把你们俩都炸飞的。”

这一下，弗兰妮好像无话可说了。我握住她的手，她也紧握了一下我的手。

“我爱你。”我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这样对她说。我们现在真不该单独在一起了。“非常对不起你，”我低声说，“可是我爱你，真的爱你。”

“我也爱你，非常爱你。”弗兰妮说。这一次，莉莉救了我们俩——我们要回家了，这个时候我们本来都应该忙着收拾自己的东西，而莉莉还在忙于写作，我们听到了噼噼啪啪的打字声，想象着我们的小妹妹用两只小手飞快敲击键盘的样子。

“我的第一本书就要出版了，”有一次，莉莉说，“我以后只得写得越来越好。我只得继续成长。”她说，语气中带着一丝绝望。“我的上帝啊，我的下一本书一定要比第一本书更成功！再下一本，一定要更成功！”听她说这话的时候，口气里有某种绝望，弗兰克就说：“包在我身上，孩子。有了一个好的经纪人，你就能玩转整个世界。”

“但是我还是得这么做。”莉莉抱怨道，“我还是得继续写。我的意思是，现在人家都期盼着我成长。”

莉莉的打字声——她如此努力急于长大的声音——让我和弗兰妮分了心。我们来到大堂，这里是个公共场所，我们倒反而感到安全一些。刚刚，两个恐怖分子死在这个大堂里，但对我和弗兰妮来说，这里比我们自己的房间要安全得多。

妓女们都走了。我也不再关心她们现在怎么样了。她们也不会关心我们最后怎么样了。

旅馆里现在没有一个客人。一大堆空房间在向我和弗兰妮招手呢——这真是一件危险的事。

“总有一天，”我对弗兰妮说，“我们不得不做那件事，你知道什么事。你是不是认为那件事会发生变化——如果我们这样一直等下去？”

“不会发生变化的，”弗兰妮说，“或许——总有一天——我们能够处理那件事。总有一天，那件事可能会比我们现在感觉的更安全。”

这事以后会变得足够安全？我很是怀疑。我差不多要说服她现在就做那事，就在这旅馆里——旅馆就是用来干这事的——将这事了结，看看我们之间的情缘是否就此终结，还是顽强地继续。弗兰克成了我们的救世主……就这一次。

弗兰克拿着他的行李来到大堂。他的突然出现把我们吓了个半死。

“耶稣啊，弗兰克！”弗兰妮尖叫道。

“对不起。”他咕哝了一声。弗兰克跟往常一样，带了一大堆古怪的东西：古怪的书、古怪的衣服，还有那个假人模特。

“你要把那个假人带回美国，弗兰克？”弗兰妮问他。

“我要带的东西没有你们两个的那么重。”弗兰克说，“这样就安全多了。”

我们意识到，弗兰克也知道我们的事了。那个时候，我和弗兰妮以为莉莉还不知道。考虑到我们现在所处的困境，我们很感激父亲成了盲人。

“不停地走过开着的窗户。”弗兰克对我和弗兰妮说。那个该死的假人模特，挂在他的肩膀上，就像挂着一根小圆木，散发出一种令人沮丧的气息。我和弗兰妮看着这个假人，浑身上下没有一样是真的：削尖的脸、明显的假发、僵硬的没有一点肉的身躯——假**，不会起伏的胸部、僵硬的腰部。第二家新罕布什尔旅馆的大堂，灯光昏暗，我和弗兰妮心生幻影，以为看到了索罗——其实我们什么也没看到。索罗难道不是教给我们这样一个教训——我们要时刻警惕，时刻注意四周动静？索罗可以以任何形式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你也一样，要不停地走过开着的窗户，弗兰克。”我说，尽量不去仔细看他那个假人模特。

“我们一家必须在一起。”弗兰妮说。

这时，父亲在睡梦中大喊：“Auf　Wiedersehen，弗洛伊德！”

[1] 这里有一个文字游戏。父亲说那些人想炸掉歌剧院是痴心妄想，原文是“There's no talking to them”，字面意思是“不用对他们讲”，其实这是个英语俚语，意为“不可能的”。弗兰妮从字面意思上做出了应答——弗兰妮应该是在开玩笑。

[2] 德语，意为“在全世界。”

[3] 德语，意思分别为：“请”，“谢谢”，“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