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孩子们，”父亲对我们说，“我们必须非常小心才是。我想这是我们的转折点，孩子们。”听父亲对我们说话的口气，我们好像又回到了八岁、九岁、十岁的时候，回到了他对我们讲述他是如何在“海边的阿布史诺特酒店”第一次遇见我们的母亲的那个时光——那个晚上，他俩第一次见到弗洛伊德，身边总带着那头叫“缅因州”的熊的那个弗洛伊德。

“凡事总有一个转折点。”弗兰克说，一副很通哲理的派头。

“好吧，就算有。”弗兰妮说，一副很不耐烦的口气，“那么，现在所说的这个转折点是什么？”

“是什么？”苏西熊一边说，一边仔细地打量着弗兰妮。只有苏西一个人注意到我和弗兰妮昨晚一夜未归。弗兰妮告诉苏西，我们与几个朋友（苏西并不认识）一起去大学附近参加一个派对了。有自己的兄弟，一个举重运动员，来做保镖，还有比这更安全的吗？苏西是不喜欢派对的。如果她扮成熊去，没有人会跟她说话；如果她不扮成熊去，好像别人也没有兴趣跟她说话。她看上去闷闷不乐，很不开心。“依我看，真是有一堆烂事需要我们赶紧处理啊。”苏西熊说。

“说的正是。”父亲说，“这就是典型的转折点的形势。”

“我们不能搞砸了这一家旅馆。”弗洛伊德说，“我想我这辈子不可能再开更多的旅馆了。”我尽量不去看弗兰妮——我想这可能是一件好事。我们都在弗兰克的房间了，这里现在成了会议室。有假人模特在，好像给了我们很大的安慰，就像一个静静的幽灵在我们身边——母亲的幽灵，或者艾格的幽灵，或者艾奥瓦鲍勃的幽灵。这假人能够发出信号，我们能够捕捉假人发出的信号（弗兰克是这么说的）。

“这本书我们能卖多少钱，弗兰克？”父亲问。

“这是莉莉的书。”弗兰妮说，“不是我们的书。”

“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我们的书。”莉莉说。

“说得对。”弗兰克说，“依我对出版业的了解，现在莉莉已经管不着这本书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要么被人骗，要么大赚一笔。”

“只不过写了我成长的事，”莉莉说，“他们竟然有兴趣，我真的很意外。”

“他们也就五千美元的兴趣，莉莉。”弗兰妮说。

“我们必须带一万五千或两万美元离开这里才行。”父亲说。“那样的话，回到美国才可以拿那笔钱做点事。”他又加了一句。

“别忘了：开好这个旅馆，我们就能赚不少钱。”弗洛伊德说。他总是为这旅馆说话。

“如果我们把那些该死的爆炸分子告发了，那就不好说了。”

“那事情就要闹大，”弗兰克说，“我们就找不到买家了。”

“我告诉过你们，我们一旦报警，警察就会把我们逮个正着。”弗洛伊德说，“你不了解我们的警察，不了解他们的盖世太保战术。另外，他们还会发现我们对妓女处理不当，他们会抓住这个问题不放。”

“嗯，是有很多问题。”弗兰妮说。我与弗兰妮无法对视，弗兰妮说话的时候，我就转头看着窗外。我看见老毕力格——那个激进分子——穿过了街道。我看见尖叫安妮拖着疲惫的双腿正往家走来。

“我们不去报警？那是不可能的。”父亲说，“他们真的以为他们能把歌剧院炸掉？说都不用说，那是痴心妄想。”

“我们从来没有跟他们说过话。”弗兰妮说，“我们只是听。[1]”

“他们一直那么疯狂。”我对父亲说。

“你难道不知道吗，爸爸？”莉莉问他。

父亲垂下了头。那年他四十四岁，长着一头浓密的棕色头发，耳朵周围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白丝。他从来不留鬓角，头发剪得一色儿的齐，剪到耳朵中部位置，盖住一半前额，遮住后脖颈。他从来不削薄头发，还留着刘海，活像个小男孩。他的头发非常平整地贴在头上，从远处看，我们有时还以为他戴着头盔呢。

“对不起，孩子们。”父亲一边说，一边摇着头，“我知道这是一件很不愉快的事，可是我觉得我们真的到了转折点。”他又摇了摇头。他一下子好像消失在我们眼前了——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意识到他就坐在弗兰克的**，与假人模特在同一个房间里。父亲的外表真的很英俊，而且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似的。父亲总是能制造这样的假象：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就像他当年掌握着厄尔一样。他不像艾奥瓦鲍勃和我那样练举重，却保持了一副运动员的身材，当然也保持了一份孩子气——“太孩子气了。”弗兰妮总是这样说。我想到，他的日子过得一定很孤苦。这七年里，他都没有找女人约会过！如果他找过妓女，那也一定想悄没声地去找——但在新罕布什尔旅馆，悄没声地找妓女，谁能办到？

“他不可能去找过任何一个妓女。”弗兰妮说，“如果他找了哪个，一定瞒不过我。”

“男人做事总是鬼鬼祟祟。”苏西熊说，“即使是好男人，也不例外。”

“他就是没找妓女。别再说这事了。”弗兰妮说。苏西熊耸了耸肩，弗兰妮打了她一下。

在弗兰克的房间里，父亲却挑起了妓女的话题。

“我们应该把那些发疯的激进分子的事向她们说一声，”父亲说，“然后再报警。”

“为什么要告诉她们？”苏西熊问父亲，“说不定哪个妓女要把我们告发了呢。”

“她们为什么要告发我们？”我问苏西。

“我们应该告诉她们，这样她们好另有打算。”父亲说。

“她们只好另换地方了。”弗洛伊德说。“该死的警察会关了我们的旅馆。在这个国家，你与别人有牵连，人家就治你的罪！”弗洛伊德大声叫道，“不信你去问问任何一个犹太人！”问问另一个弗洛伊德，不就知道了？我想。

“要是我们成了英雄呢？”父亲说。我们的眼睛齐刷刷地朝他看去。是的，那样就太好了，我想。

“就像莉莉书里写的那样？”弗兰克问父亲。

“要是警察认为是我们挫败了这起炸弹阴谋呢？我们不就成了英雄？”父亲问。

“警察可不那么认为。”弗洛伊德说。

“我们是美国人，”父亲说，“假如我们把这事告诉了美国领事馆或大使馆，会怎么样？那里的人把这情报传递给奥地利当局——说不定那真还是一个绝密情报，是一桩顶级阴谋呢。”

“我太爱你了，温·贝瑞！原因就在这里。”弗洛伊德一边说，一边合着他内心的某一种节拍敲打着棒球杆，“你真是个梦想家。这哪里是什么顶级阴谋。这是一个二等旅馆。连我都看得出来，你要知道，我可是个瞎子。那些家伙根本算不上顶级的恐怖分子。”接着，他抬高嗓门，喊了起来，“即使是一辆完美的好车，他们都无法让它跑起来！我根本不相信他们有办法炸掉歌剧院！我真的认为我们是绝对安全的。如果他们真有炸弹，他们说不定早就被炸到楼下了！”

“那辆汽车就是一个炸弹，”我说，“或者说是一个主炸弹——管它是什么样的炸弹呢。那是菲尔格伯特说的。”

“我们找菲尔格伯特谈谈去。”莉莉说。“我相信菲尔格伯特。”莉莉又加了一句。莉莉很想知道，菲尔格伯特怎么会如此决绝地想毁掉她自己——算起来，那个女孩可当了莉莉七年的老师。如果说菲尔格伯特是莉莉的老师，那么施万格就是莉莉的奶妈。

可是我们再也不能见到菲尔格伯特了。我想，她一直在躲避的那个人，大概是我吧——她一定在与其他人约会。一九六四年夏末——秋季就要来临，我想尽办法不让自己与弗兰妮单独待在一起，而弗兰妮也在努力说服苏西熊，她们最好还是“只做好朋友”——当然她们之间的感情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

“苏西没有一点安全感。”弗兰妮告诉我，“我的意思是，她的确非常可爱——莉莉也常常这样说——但我还是不能遂了她的意，同时也不想让她失去我给她的那一点点自信。我是说，她开始有点喜欢她自己了，就那么一点点。我已经差不多让她相信，她长得并不难看，如果我现在拒绝了她，她心里难过，又变成了一头熊。”

“我爱你。”我低着头，对弗兰妮说，“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会彼此相爱的。”弗兰妮说，“我们不用做什么事。”

“永远不做，弗兰妮？”我问她。

“反正现在不做。”弗兰妮说。她的一只手慢慢地从她的大腿上移过来，移过紧紧合在一起的两个膝盖，放到了我的大腿上——她一把捏住了我的大腿，捏得太狠，我猛地跳了起来。

“反正不在这儿做。”她小声说道，语气甚是严厉。然后放开了我。

“也许那只是欲望在作怪。”她接着说，“想不想在别人身上试试这种欲望，看看我们之间的感情是否会就此消失？”

“还有什么人好试？”我说。快到傍晚时分了，我还待在她的房间里。天黑之后，我是断断不敢待在弗兰妮的房间里的。

“你在想哪一个？”弗兰妮问我。我知道她指的是妓女。

“乔兰塔。”我说。我不由自主地甩了一下手，打歪了台灯灯罩。弗兰妮转过身去，背对着我。

“呃，你知道我在想谁吧？”她问。

“厄恩斯特。”我说，我的牙齿咬得咯咯响——我感觉身上很冷。

“我想他，你喜欢吗？”弗兰妮问我。

“耶稣啊，上帝啊，我不喜欢！”我低声说。

“呃，我也不喜欢你想乔兰塔。”弗兰妮说，“不喜欢你那该死的悄悄话。”

“我们以后不会说了。”我说。

“我想我们以后会说的。”她说。

“为什么，弗兰妮？”我一边说，一边朝她走去。

“不，别过来！”她喊了起来，后退了几步，差不多让她的那张桌子把我们隔开——还有，那盏摇摇晃晃立着的台灯，也把我们隔开了。

几年后，莉莉把一首诗分别寄给了我和弗兰妮。我一收到这首诗，就给弗兰妮打电话，问她是否也收到了莉莉寄去的诗。弗兰妮当然也收到了。这首诗是由一位非常优秀的诗人写的，诗人名叫唐纳德·贾斯蒂斯，有一天我在纽约亲耳聆听了贾斯蒂斯先生朗诵他自己的诗。他朗诵的所有的诗我都喜欢，当他朗诵的时候我不禁屏住了呼吸，很希望他能朗诵到莉莉送给我和弗兰妮的那首诗，但又怕他朗诵到。他没有朗诵到那首诗。朗诵会结束之后，我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好。很多人围上去与诗人说话，看起来那些人好像是诗人的朋友——或者他们也是诗人。莉莉对我说过，诗人们走在一起，总给人一种他们本来就是朋友的感觉。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如果弗兰妮与我在一起，我们就会大大方方地走到唐纳德·贾斯蒂斯跟前，他一定会被弗兰妮折服，我想——每个人看到弗兰妮都会是这么一个结果。贾斯蒂斯先生看起来真是一个绅士，我不想说他会在弗兰妮面前惊慌失措。我想他一定会表现得非常坦率、矜持、严肃，甚至古板吧——就像他的诗一样。但他完全敞开了胸怀，甚至可以说无比慷慨。他看起来就像这么一个人：你可以求他为你深爱的人唱首挽歌。我觉得他可以为艾奥瓦鲍勃唱一首令人心碎的挽歌。那次在纽约的朗诵会结束之后，我一直看着诗人，看着那些外表精明的崇拜者围在他身边，我心里默默许愿：要是他能为我们的母亲和艾格写一首挽歌，朗诵一下这首挽歌，就好了。他写了一首题为《纪念儿时死去的朋友》的诗，我把这首诗拿来，当作为艾格而写的挽歌。我和弗兰克都喜欢这首诗，可是弗兰妮说这诗太让她伤心了。

纪念儿时死去的朋友

我们将永远不会在天堂里看到他们长着胡子的样子，

也不会在地狱的秃头鬼中间看到他们亮起光头；

也不会在黄昏时空****的校园里，

与他们手拉手，或围成一圈，

做那些我们已经忘了名字的游戏。

来吧，回忆，让我们在黑暗中寻找他们。

在纽约见到贾斯蒂斯先生的时候，我心里主要想着弗兰妮和那首题目叫《爱的计谋》的诗——就是莉莉寄给我和弗兰妮的那首诗。我当时甚至不知道该对贾斯蒂斯先生说什么好。我觉得非常难堪，都没有与他握手。我本想告诉他，我真希望自己在维也纳的时候——在我与弗兰妮在一起的时候，在一九六四年夏末——读过这首诗。

“读过没读过，有什么关系？”弗兰妮后来问我，“那个时候我们会相信诗里写的东西？”

我甚至不知道唐纳德·贾斯蒂斯是不是在一九六四年写下了《爱的计谋》这首诗。他一定是在那个时候写的——那首诗似乎是为我和弗兰妮写的。

“没有关系。”弗兰克一定会这么说。

不管怎样，多年以后，我和弗兰妮都收到了亲爱的小莉莉寄来的这首诗。一天晚上，我和弗兰妮在电话里大声读起了这首诗，念给对方听。我读到喜欢的好东西的时候，一般会把声音放低，轻轻地念出来，而弗兰妮却抬高嗓门，声音洪亮且清晰。

爱的计谋

这些动作可以让你避免

手的触摸，

这些动作可以让你的眼睛

在物体上保持中立（比如荣誉，暂时的命令），

都将很难阻止它们的坠落。

需要药效更强的药物。

他们已经发现

他们的计谋没有一个成功的，

不，没有一个会成功。

即使他们的眼睛瞎了，

他们的手肘被砍掉了，也不会成功。

确实需要药效更强的药物。如果手肘被砍掉了，那么，我和弗兰妮一定会用残肢去触碰对方——我们身上剩下什么，就用什么去触碰，不管我们的眼睛有没有。

那天下午，我在弗兰妮的房间里。苏西熊救了我们俩。

“出事了。”苏西拖着脚步进来，劈头就说了这句话。我和弗兰妮没有急着搭腔，我们以为她是在说我们——我们以为她知道我们俩的事了。

莉莉当然知道——她一定有办法知道的。

“作家是无所不知的。”莉莉有一回这样说，“作家本该如此，作家必须知道，只是作家必须闭嘴。”

“莉莉必定一开始就知道了。”在我们朗读《爱的计谋》的那个晚上，在长途电话里，弗兰妮这样对我说。电话信号不好，里面咝咝啦啦响——好像莉莉在偷听，或者是弗兰克在偷听。我说过，弗兰克生来就喜欢偷听别人谈情说爱。

“你们两个听好了，出事了。”苏西熊又说了一遍，语气很凶，“他们找不到菲尔格伯特了。”

“他们是谁？”我问。

“色情王，还有他那帮同伙。”苏西说，“他们问我们是否见过菲尔格伯特。昨天晚上，他们还问了那些妓女。”

“没有人见过她吗？”我问。一阵寒气又从我的裤腿里升起——那是我非常熟悉的寒气，那是从埋葬着哈普斯堡家族那些挖去了心脏的尸体的坟墓里吹来的沉闷的寒气。

我们等了多少天，才看到父亲与弗洛伊德吵完了架？为了在告发那些炸弹袭击者之前，给新罕布什尔旅馆找个买主，他们俩吵个没完没了。我们又浪费了多少个夜晚，为应该向谁告发那些家伙争吵不休？应该向美国领事馆告发，还是应该向美国大使馆告发，让他们再转而向警察报警，还是我们该直接向奥地利警察报警？当你爱上你的姐姐的时候，你看待现实世界的视角就变窄了。这个该死的Welt——弗兰克总是这么说。

弗兰克问我：“菲尔格伯特住在几楼？我是说，你见过她住的那个地方。她住得多高？”

我们的作家莉莉一下子对这个问题发生了兴趣，可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义——反正当时没想到。“就在一楼。”我对弗兰克说，“上几步楼梯就到。”

“那不够高。”莉莉说。这下我明白莉莉为什么感兴趣了。她的意思是，“房间不够高，跳窗没用”。如果菲尔格伯特最终决定不想走过开着的窗户了，那她得另找一条路径。

“没错。”弗兰克一边说，一边抓住我的胳膊，“如果她拉住了鼠王，不让他跳，那她可能还在那里。”

我穿过英雄广场，走下环城大街，朝市政厅跑去，不禁感到有些气短——其实何止是气短。对一个短跑运动员来说，这段路确实很长，但我身体很好，跑这点路没问题。我是有些气喘，这是毋庸讳言的，但另外我感到非常愧疚。尽管那不可能只是因为我——菲尔格伯特不想再继续走过开着的窗户了，我不是她下这个决心的主要原因。他们后来说，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在我离开之后她做了什么过分的事情。也许她又读了一会儿《白鲸》：警察检查得很细，他们发现她在书中做了标记。当然，我知道，我离开她的时候，她没有在停止朗读的那个地方做过标记。让人奇怪的是，现在她标记的地方，正是她为我朗读的那个晚上停下不读的那个地方——好像在她决定不再在开着的窗户跟前走过的那个晚上，她又重读了那一段，整整一个晚上都在重读那一段。她实施那个决定的工具是她那把漂亮的小手枪——我都不知道她手里有手枪。自杀遗言寥寥数语，没有说明写给谁。但我一看便知，那是写给我的。

那个晚上，

你看见了施万格，

但没有看见我。

我也有枪！

“于是我们一路向前……”

菲尔格伯特最后引用了莉莉的小说里的一句话，那是莉莉自己最中意的结尾里的一句话。

我实际上最终没有看到菲尔格伯特。我在她房门外的走廊里等着——等着弗兰克。弗兰克身体不太利索，过了好一会儿才到了菲尔格伯特的房门外，见到了我。菲尔格伯特的房间有一个可以从后楼梯进去的私密入口，以前住在老式公寓里的人常用这个入口把家里的垃圾运出来。我猜，不少人闻到了臭味，还以为是住户家里的垃圾发出来的。我和弗兰克甚至都没有打开她的门。门外的气味相当大，比我们以前从索罗身上闻到的气味更难闻。

“我告诉你们了，什么都告诉你们了。”父亲说，“现在是我们的转折点，我们准备好了吗？”我们看得出来，他真的束手无策，不知道如何办才好。

弗兰克把莉莉的合同返回给了纽约的出版商。他说，作为她的“经纪人”，他不能接受那些没有约束力的条款，因为这明摆着是一部天才之作——“正在成长的天才”，弗兰克又加了一句。不过他并没有读过《我要长大》这本小说，还没有工夫看。弗兰克指出，莉莉才十八岁。“她有成长空间，有的是呢。”他最后说。任何一个出版商，都该睁大眼睛瞧瞧，最好赶紧跑进莉莉准备构建的这个庞大的文学大楼里来——跑进这个大楼的“一楼”（这是弗兰克的原话）来。

弗兰克要求得到稿费一万五千美元——另外，出版商还必须承诺支付用于广告宣传的一万五千美元。“我们不能让一笔小钱给打发了。”弗兰克说。

“如果我们知道菲尔格伯特死了，”弗兰妮说，“那么那些激进分子马上也会知道的。”

“只要伸出鼻子闻闻气味就行了。”弗兰克说。我什么话也没说。

“我们差不多找到了一个买主。”弗洛伊德说。

“有人要这个旅馆了？”弗兰妮问。

“他们想把它改造成办公室。”弗洛伊德说。

“菲尔格伯特死了。”父亲说，“我们必须马上报警——把全部情况都报告给警察。”

“今晚就报警。”弗兰克说。

“向美国领事馆报告，”弗洛伊德说，“明天早上就去向他们报告。今晚去告诉妓女们。”

“好，今晚就向妓女们说明。”父亲表示同意。

“那就明天早上，早点去。”弗兰克说，“我们去美国领事馆，还是去大使馆？到底去哪里？”

我觉得自己真不知道该把什么事报告给哪一家，让谁去告诉谁。我们感到父亲也不知道。“毕竟我们有好几个人呢。”父亲说，好像有点不好意思，“我们可以派一个人去向领事报告，派另一个人去向大使报告。”这个时候，我才明显地发觉，我们生活在国外，对什么事都知之甚少：我们甚至不知道美国大使馆和美国领事馆是否在同一栋楼里——就我们所知，领事馆和大使馆或许是一回事。这七年对父亲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我现在算是看得清清楚楚了，他已经丧失了他在新罕布什尔德瑞镇的那个晚上所表现出的那种决断力——那个晚上，他带着母亲在艾略特公园散步，他的那个幻想像雪花一样落到她的身上。他要把汤普森女子中学改造成一家旅馆。他先失去了那头叫厄尔的熊——那头熊为他挣够了他上哈佛的费用。接着，他失去了艾奥瓦鲍勃，也失去了艾奥瓦鲍勃身上拥有的那种直觉。艾奥瓦鲍勃是一个训练有素的人，最擅长扑向一个在头上乱飞的球——那是一种很宝贵的直觉，你要是开一家旅馆，就特别需要这种直觉。现在我总算弄明白了，这些年失去亲人的悲伤，让父亲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他不玩弹珠游戏了。”弗兰妮后来这样说。

“他抓了一副不全的牌在玩。”弗兰克说。

“不会有事的，爸爸。”那天下午，在这家原先名叫弗洛伊德的旅馆里，弗兰妮一时动了情，安慰父亲说。

“不会有事的，爸爸。”弗兰克说，“我们能轻松回家去！”

“我要赚上几百万，爸爸。”莉莉说。

“咱们去散散步吧，爸爸。”我对他说。

“谁去告诉那些妓女？”他问，一脸困惑的表情。

“告诉了一个，就等于告诉了她们所有人。”弗兰妮说。

“不见得。”弗洛伊德说，“有时她们做事隐蔽得很，各不相干。我去告诉巴贝特。”巴贝特是弗洛伊德最喜欢的妓女。

“我去告诉老毕力格。”苏西熊说。

“我去告诉尖叫安妮。”父亲说。说这话的时候他好像有些精神恍惚。

没有人愿意去告诉乔兰塔，于是我说我去。弗兰妮看看我，但我很快移开目光看向别处。我发现弗兰克正全神贯注地盯着那个假人模特，他希望从它那里得到一些明确的信号。莉莉回她的房间去了。她看上去还是那么矮小，我想——当然，她一直是那么矮小。她回到自己的房间，想着能继续长大——她要写，不停地写。我们全家在这第二家新罕布什尔旅馆里开家庭会的时候，莉莉个头还是那么小，父亲都好像忘了她已经十八岁了。他时不时把她抱起来，让她坐在自己的腿上，玩她的辫子。莉莉倒也不在意。她告诉我，她喜欢自己这小个子的唯一原因就是父亲仍然把她当作小女孩看。

“我们家的儿童作家。”莉莉的经纪人弗兰克有时这样称呼她。

“咱们去散散步，爸爸。”我又说了一遍。我不知道他听到了没有。

我们走过大堂。有人把烟灰缸打翻在了前台对面那张凹陷的沙发上。我知道那肯定是苏西干的，今天轮到她打扫大堂。苏西有把事情做好的心，可她生来是个邋遢鬼。轮到苏西打扫大堂的时候，大堂简直就成了地狱。

弗兰妮站在楼梯脚下，往上看着楼梯井。我不记得她什么时候换了一身衣服，突然看到她打扮得这么齐整，有些吃惊。弗兰妮穿了一件连衣裙。她不是那种爱穿蓝色牛仔裤和T恤的人——她喜欢穿宽松的裙子和上衣，但也不太喜欢穿连衣裙。今天她却穿了一件很漂亮的深绿色连衣裙，带一副细细的肩带。

“这都秋天了。”我告诉她，“你还穿着夏装。你会冷的。”

“我又不出去。”她说，眼睛仍往上盯着楼梯井看。看着她**的肩膀，我都为她感到一阵寒意。快傍晚时分了，我们俩都知道厄恩斯特还没有收工——他还在五楼忙乎着。弗兰妮开始往楼上走。“我要对他说句话，好让他放心。”她对我说，但眼睛并不看我——也不看父亲。“别担心，我不会把我们知道的事告诉他的——我会装傻的。我只是想弄清楚他知道些什么。”弗兰妮说。

“他真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弗兰妮。”我对她说。

“我知道，”她说，“只是你太为我着想了。”

我带父亲来到了克鲁格大街。对于那些妓女来说，我们出来得实在太早，但人们已经结束了一天的工作：通勤上班的人已经安全回到了郊区的家里，现在外出溜达的，只有一些着装考究举止优雅的人，他们在打发晚餐前或者是歌剧院开门前的悠闲时光。

我们走在卡恩特纳大街上，向格拉本大街走去，像往常一样瞻仰了圣斯蒂芬教堂——每一次来这里，我们一定要瞻仰这座教堂的。我们漫步到了纽尔广场，盯着唐纳喷泉的**雕像看了好一会儿。我感觉到父亲对这些雕像的历史一无所知，于是简要地给他讲了讲玛丽亚·特蕾莎当年采取的那些压制性措施。他似乎很有兴趣听。

我们走过大使饭店的门口，这门口既鲜红，又金碧辉煌，面对着诺伊尔市场。父亲并不看大使饭店，他把眼光投向在喷泉里拉屎的鸽子。我们继续往前走。离天黑还有一些时间。我们经过莫扎特咖啡馆的时候，父亲说：“那地方看起来不错，比莫瓦特咖啡馆好多了。”

“是不错。”我说，竭力掩饰着内心的惊讶：他怎么从来没有去过那里？

“什么时候我一定要到这儿来坐坐。”他说。

我想着换一条路走走，结果，就在天将擦黑的时候，我们来到了萨彻酒店——他们正打开萨彻酒吧的灯。我们停下脚步，看他们把酒吧点亮。这真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酒吧，我想。“In den ganzen Welt。[2]”弗兰克肯定会这么说。

“我们在这儿喝一杯吧。”父亲说。我们走进了这家酒吧。我突然担心起他的穿着来了。我的穿着是没有问题的，我一直都是这个打扮——没有问题的。但是我突然觉得父亲穿得有点寒酸。我看到他的裤子完全没有熨过，他的裤腿圆鼓鼓的，就像烟囱——还显得松松垮垮的。他在维也纳的这几年瘦下来了。吃的不再是家里烧的饭菜，这让他瘦了不少。他的腰带也太长——我发现那实际上是弗兰克的腰带。他借了弗兰克的腰带。他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灰白色细条纹衬衫，这倒没有什么问题——我突然发现这是我的衬衣。最近的举重改变了我的上半身体形，我的这件衬衫现在穿着不合身了，不过还不错，只是褪色了，还有点起皱。问题是，这衬衫是条纹的，夹克是格子的。谢天谢地，父亲总算没有系领带——要是他系了，那会是什么样的领带？想到这里，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不过，我很快发现，萨彻酒吧里没有人会鄙视我们，我也第一次看到了我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看上去像一个举止古怪的百万富翁，他好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但他毫不在乎别人的反应。他完全是一副有钱人的派头，出手大方，毫无顾忌。他并不在意身上穿什么衣服，即使口袋上有个破洞，照样是一副身家百万的模样。萨彻酒吧里有不少衣着非常考究的人，有不少有钱人，看到我们进来了，他们都一脸嫉妒地看着我父亲——那种嫉妒看了叫人心碎。我想父亲能完全看懂他们脸上的表情，尽管他对这个现实世界所知不多。不少女人向他送来秋波，他当然还真的以为人家对他有意呢。这个酒吧里有不少人出门前要打扮一小时以上才肯罢手，可是我父亲在维也纳住了七年，买衣服的时间全部加起来，都不会超过十五分钟。他穿的衣服大多是我母亲以前给他买的，有时借我和弗兰克的衣服穿。

“晚上好，贝瑞先生。”酒保向他打招呼。我意识到父亲是这里的常客。

“Guten Abend。”父亲说。父亲的德语也就到这一步了。除此之外，他也就只会说Bitte， Danke和Auf Wiedersehen[3]这类的。他鞠躬的样子非常好看。

我要了一杯啤酒，父亲点了一杯他以前“常点”的。这所谓的“常点”的，就是让我感到恐怖的一杯类似果酱的饮料，里面混着不知什么牌子的威士忌或朗姆酒，看起来很像冰激凌圣代。他是不喝酒的。他一般只是啜一小口，然后就坐在那里拿着饮料玩几个小时。他来这个酒吧不是为喝酒。

维也纳最漂亮的人在街上驻足观看，萨彻酒店的客人们在萨彻酒吧商量着事情，或者与准备一起晚餐的朋友见面。当然，酒保不知道我父亲住在那个糟糕的新罕布什尔旅馆——那个旅馆，即使是慢慢走过去，也用不了几分钟就到了。我不知道酒保以为父亲是从哪里来的。我想，他或许以为父亲刚下了游艇吧；他以为我父亲至少住布里斯托尔、大使或帝国这样的大饭店里吧。我意识到，父亲实际上根本用不着穿那套白色无尾晚礼服来证明自己的身份。

“呃——”在萨彻酒吧里，父亲对我说，声音很小，“呃，约翰，我什么也没干成。我让你们都失望了。”

“不，您不能那么说。”我说。

“我们该回到那个自由的国度去了。”父亲一边说，一边用食指搅了一下他那杯令人作呕的饮料，然后吮了一下手指。“也没有什么旅馆了。”他轻声说，“我得找份工作做。”

听他这说话的口气，好像在说，他马上要动一个手术。现在，他深陷在现实世界的包围中了——我讨厌看到这个情形。

“你们这些孩子也得上学去。上大学。”他加了一句，好像在做梦似的。

我提醒他，我们都上了中学、上了大学了。弗兰克、弗兰妮和我甚至都已经拿到大学毕业证书了。莉莉都写了一部小说了，为什么还要去上大学——去读美国文学专业呢？

“哦。”他说，“那样的话，或许我们都得去找份工作。”

“那没问题。”我说。他看着我，笑了。他俯身向前，吻了我的脸颊。他看上去那么完美，酒吧不会有人以为——即使在那一刻，也不会有人在脑子闪过这样一个念头——我是这个中年男人的小情人。这纯粹是父子之间的一个吻。他们看着父亲，心里更加嫉妒了——与父亲刚进门的时候相比，他们现在对他生起了更强烈的嫉妒心。

他一直玩着杯中的饮料，怎么也玩不够。我又喝了两杯啤酒。我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在全神贯注地看着萨彻，他这是在最后一次好好看看萨彻酒店。他一定在想象他是这家饭店的主人——他住在这里。

“你母亲，”他说，“一定会爱上这一切的。”他的一只手稍微移动了一下，然后放到膝盖上。

我母亲究竟会爱什么？我很想知道。爱萨彻酒店和萨彻酒吧？——哦，她会的。她还会爱什么呢？她会爱她的儿子弗兰克？会爱这个蓄起了胡子，试图从那个假人模特那里破译她的信息——她的意思——的弗兰克？会爱她最小的女儿莉莉？爱这个在努力长大的莉莉？她会爱她的大女儿弗兰妮？爱这个正在努力弄清楚那个色情作家所知道的一切的弗兰妮？她会爱我吗？我问自己：她的这个儿子嘴巴再也不吐脏话了，但他最想做的事情，却是与自己的姐姐发生关系。弗兰妮也想！那就是她老去找厄恩斯特的原因。

我突然哭了起来。父亲不可能知道我为什么哭，他开始安慰我，说的话都没错。“情况不会那么糟的。人类很了不起——我们懂得如何忍耐。”父亲告诉我，“我们失去了那么多东西，错过了那么多东西，那么多东西我们想要却得不到——如果我们不能为此而变得强大，那么我们永远都不能变得强大，对不对？”他紧接着问，“还有别的什么东西能让我们变得强大？”

萨彻酒吧的所有人都看着我哭，看着我父亲安慰我。在我看来，这个酒吧之所以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酒吧，原因就是这里：它宽容优雅，在这里，任何人**心中任何一件不开心的事，都不会感到难堪。

父亲搂着我的肩膀，我感觉好多了。

“晚安，贝瑞先生。”酒保说。

“Auf Wiedersehen。”父亲说。他知道，从此别过，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外面，一切都变了。天黑了。时令已是秋天。一个男人从我们身边经过——这个从我们身边匆匆而过的第一个男人，穿一条黑色宽松裤、一双黑色正装皮鞋、一件白色的晚礼服。

我父亲没有注意到那个穿白色无尾晚礼服的男人，但我对这个预兆，对这个提醒，感到很不安。我知道，那个穿白色无尾晚礼服的男人打扮得那么漂亮，是为了去看歌剧。他怕迟到，一定急匆匆地赶着去歌剧院。菲尔格伯特警告过我“秋季”已经来临，它真的来了。看看这天气，你就可以感觉到。

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以多尼采蒂的《拉美莫尔的露琪亚》拉开了一九六四年的演出季。这是我在弗兰克的一本歌剧手册里读到的，但弗兰克说他很怀疑，维也纳的演出季怎么会以这个剧开场？弗兰克说，他们可能以更具维也纳风格的剧目开启这个演出季——“以他们钟爱的施特劳斯、莫扎特开场，甚至也可以以那个德国佬瓦格纳开场。”弗兰克说。我不知道，我和父亲遇见穿白色晚礼服的男人的那个夜晚，是不是维也纳演出季的首演之夜？我只知道，国家歌剧院已经开门迎客了。

“一八三五年意大利语版《露琪亚》于一八三七年在维也纳首演。”弗兰克对我说。“当然，从那以后，这部歌剧又回来演了好几次。也许最引人注目的那场演出，”弗兰克补充道，“是由伟大的阿德利娜·帕蒂饰演露琪亚的那一场——最让人难忘的是，那天晚上，帕蒂正要演疯狂的那一场戏，突然身上的演出服着火了。”

“什么？疯狂的戏，弗兰克？”我问他。

“你亲眼看了，才会相信。”弗兰克说。“即使在现场，也真让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呢。就在帕蒂开始演那疯狂的一场戏时，她的演出服着火了——那个时候舞台是靠煤气灯照明的，她肯定站得离煤气灯太近了。你知道伟大的阿德利娜·帕蒂做了什么吗？”弗兰克问我。

“我不知道。”我说。

“她立刻脱下正在燃烧的演出服，不慌不忙地继续演唱。”弗兰克说，“在维也纳，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我在弗兰克的一本歌剧手册里读到，阿德利娜·帕蒂的《露琪亚》似乎注定要受到种种干扰。例如，在布加勒斯特演出的时候，这场著名的疯狂戏因为一个看演出的人从上面掉到舞台下方观众站着观看演出的区域——还砸到一个女人身上——而中断，在一片恐慌中，有人大喊“着火了！”可是伟大的阿德利娜·帕蒂毫不惊慌，回喊一声“没有着火！”继续演唱。在旧金山演出的时候，一个怪人向舞台扔去了一枚炸弹，毫无畏惧之色的帕蒂又一次将观众的屁股牢牢钉在了座位上。不一会儿那炸弹爆炸了！

“一枚小炸弹。”弗兰克信誓旦旦地对我说。

但是，我和弗兰克看到的那辆汽车里的炸弹——就是夹在阿尔拜特和厄恩斯特之间的那一枚——可不是小炸弹。那枚炸弹的分量与索罗一样沉重，大小与一头熊差不多。我和父亲向萨彻酒店告别的那天晚上，多尼采蒂的《露琪亚》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上演了？这是令人怀疑的。我倒愿意认为那晚上演的就是《露琪亚》——我有我自己的想法。这个歌剧里面有太多的鲜血和奶油——这一点甚至连弗兰克也没有异议——讲的是一个疯狂的故事：哥哥将妹妹逼疯、逼死，因为他强迫她嫁给了一个她不爱的男人……呃，你这下该明白为什么这个充满鲜血和奶油的歌剧好像特别适合于我吧。

“所有所谓严肃的歌剧，都是充满鲜血和奶油的。”弗兰克这样告诉我。我对歌剧了解不多，不知道是否真的如此。我只知道，我和父亲从萨彻酒店往新罕布什尔旅馆回的那个晚上，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上演的应该就是《拉美莫尔的露琪亚》。

“其实没什么关系，真的——管他在演哪出戏呢。”弗兰克总是这样说。但我情愿认为那天演的就是《露琪亚》。我情愿这样想：当我和父亲来到新罕布什尔旅馆时，那里还没有演到那一场有名的疯狂戏。苏西熊在大堂里了——她没有戴上熊头！——她在哭。父亲从苏西身边走过，好像没有发现她很伤心，也没有发现她今天没穿那身熊装！——我父亲见过太多不开心的熊，已经见怪不怪了。

他径直上楼去了。他要向尖叫安妮通报一个有关激进分子的坏消息，一个有关新罕布什尔旅馆的坏消息。“她可能在家里接客，或者在街上招客。”我对父亲说。父亲说，他在她的房间外面等她就好了。

我坐到苏西身边。“她还在他那里。”苏西抽泣着说。我知道，要是弗兰妮到现在还和那个色情作家厄恩斯特待在一起，那她不是只与他说说话——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再也没有理由去装什么熊了。我双手捧起苏西的熊头，戴到自己头上，然后又摘下。我不能就这样干坐在大堂里等弗兰妮与那个家伙完事之后回来，就像妓女干等着客人来——但是我又知道自己前去干预是毫无用处的。等我去了，早就迟了——就像以前一样。这一次没有一个像哈罗德·斯瓦罗那样腿脚灵活健步如飞的人了，也没有黑人护法队了。小琼斯本可以再一次把弗兰妮救出来，可是这次他也来不及了，无法将她从厄恩斯特手里及时救出来。我也是如此。如果我和苏西待在大堂，我也就只有与她一起哭的份儿了。我觉得自己哭得太厉害了。

“你告诉老毕力格了？”我问苏西，“给她说了炸弹的事了？”

“她只操心她该死的几只瓷器熊。”苏西说完，继续哭。

“我也爱弗兰妮。”我对苏西说。说完，我抱了她一下。

“你不如我爱她！”苏西说，竭力压制着哭声。不，我与你一样爱她——我心里想。

我往楼上走去。苏西以为我要去找弗兰妮——她误解我了。

“他们在三楼的一个房间。”苏西说，“弗兰妮下来拿了钥匙走了，但我没看清是哪个房间。”我转头望了望前台。不用问，今晚是苏西熊值班——因为前台乱得不忍直视。

“我要找乔兰塔去。”我对苏西说，“不是找弗兰妮。”

“你要去告诉她？”苏西问。

可是乔兰塔对我要告诉她的事根本不感兴趣。

“我有事要告诉你。”我站在她的门外说。

“三百先令。”她说。于是我把三百先令从门缝里塞了进去。

“好吧，你进来吧。”乔兰塔说。里面只有乔兰塔一个人。不过看得出来，前面一位客人刚刚离开，因为此刻她正坐在浴盆上，除了胸罩，全身**。

“你也想看**？”乔兰塔问我，“那再掏一百先令。”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对她说。

“那也得再掏一百先令再说。”她一边说，一边洗着自己的身体，那心不在焉有气无力的样子，就像一个家庭主妇洗着盘子。

于是我又给了她一百先令。她摘下了胸罩。“快脱。”她命令我说。

我照她说的做了。我一边脱，一边说：“那几个愚蠢的激进分子。他们想毁掉一切。他们想炸毁歌剧院。”

“那又怎样？”乔兰塔一边看我脱衣服一边说，“从根本上说，你的身体是不对劲的。你只是一个肌肉发达的小个子。”

“我可能要借用一下你小包里的东西，”我对她说，“一直借到警察来处理那件事为止。”然而乔兰塔并不理睬我。

“你喜欢站着干，靠墙站着干？”她问我。“你是不是想要那样干？如果想到那张**去干——如果你想让我躺下——你得再掏一百先令。”我靠在墙上，闭上了眼睛。

“乔兰塔。”我说，“他们真的要那么做。菲尔格伯特死了。那些疯子有一枚炸弹，一枚很大的炸弹。”

“菲尔格伯特生下来就死了。”乔兰塔说。她跪在地上，把我那东西吸进嘴里。过了一会儿，她给我套上了安全套。我努力想集中注意力。她站起身，将我那东西塞进她那里，然后猛地把我推向墙边。她马上告诉我，我个子不够高，站着没法干。我又付了她一百先令，我们到**去了。

“你那东西不够硬。”她抱怨说。我在想，这东西还不够硬，我是不是又得掏一百先令？

“不要告诉激进分子你知道了他们的事。”我对乔兰塔说。“如果你暂时离开这里躲一躲，可能会对你更好——谁也不知道这个旅馆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要回美国去了。”我补充说道。

“好吧，好吧。”她说，一把将我推开。她在**坐起身，下了床，走过去，坐在了浴盆上。

“Auf　Wiedersehen。”她说。

“可是我没有**呢。”我说。

“那怪谁？”她问我。她在那里不断地洗着自己的身体，一遍又一遍，不知洗了多少遍。

我想，要是想得到**，我是不是得再掏一百先令？我看着她宽阔的后背坐在浴盆上摇晃着，那摇晃的力度比她在我身下的时候要大一些。因为她背对着我，我就从床头柜上拿起她的小包，翻看起来。小包里乱糟糟的，好像这是苏西熊在打理的小包。乔兰塔的小包里有一管已经打开了的药膏，内衬黏糊糊的，好像粘着奶油。小包里有口红，有安全套（我这才注意到我的安全套还没取下来），有香烟、一些药丸、香水、纸巾、零钱，一只鼓鼓的钱包——这些都是照例该有的东西，还有几个小罐，装着各式各样的破烂。没有刀，更不用说枪了。她的小包是个空洞的威胁，纯粹是虚张声势的玩意儿。她的**是假的——现在看来，她的暴力也是假的。这时我摸到了一个罐子，比其他罐子都大——大得真叫人有点不舒服。我把这个罐子从她的小包里拿出来，仔细看。

乔兰塔转过身，冲着我尖叫起来：“我的孩子！快把我的孩子放下！”

我差点失手将这个大罐子掉在地上。在大罐浑浊的水中，我看见了一个人的胚胎，那是乔兰塔唯一的一朵花，刚结成花蕾，就被掐了下来。在她心目中，这个胚胎难道就是一个武器，一个假武器？就像鸵鸟将头埋在沙中聊以**？这就是她把手伸进小包随时想掏出来的东西？每到时势紧张的时候，她总是将手伸进小包，她这样做对她来说有何安慰？真不可思议。

“快放下我的孩子！”她喊着，光着身子朝我冲过来，身上的水滴了一路。我把装着胚胎的罐子轻轻放在她的枕头上，赶紧逃走了。

就在我打开并关上乔兰塔的房门之际，我听到了尖叫安妮又在那里假**了。看来，父亲把那个坏消息告诉了她。我坐在二楼楼梯的转弯平台上，不想去看大堂里的苏西熊，也不敢上楼去找弗兰妮。父亲从尖叫安妮的房间里走出来。他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向我道了一声晚安，然后下楼睡觉去了。

“你告诉她了？”我在他身后喊道。

“她听了好像无所谓。”父亲说。我走到尖叫安妮的房门前，敲了几下。

“我已经知道了。”她打开门，看见是我，这样对我说。

与乔兰塔在一起，我来不了**，现在站在尖叫安妮的房门外，另一件事占据我的心。“哎呀，为什么不早说？”尖叫安妮说。可是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她让我进了她的房间，关上了门。“有其父必有其子。”她说。她帮我脱掉衣服，她自己早已脱光了衣服。我突然明白了，难怪她赚钱赚得那么辛苦——都是因为她不懂乔兰塔的那一套“额外收费”之道。尖叫安妮只是一口价：四百先令。

“如果你不来**，那是我的错。不过你会来的。”她向我保证。

“求你一件事，”我对她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希望你不要来**。我是说，我希望你不要假装**。我希望到最后能静静地结束。”我这样恳求着，可是在我身下的她早已咿哩哇啦奇怪地乱叫了。紧接着，我被一个声音吓了一大跳。这完全不像我以前听到过的尖叫安妮的叫声，也不像苏西熊常哄骗弗兰妮发出的声音。那一秒钟真是可怕——因为那个声音里充斥着无比的痛苦——我以为那是色情作家厄恩斯特弄得弗兰妮发出的叫声。很快我明白了，那其实是我自己的声音，是我自己的可怜的叫声。尖叫安妮和我一起叫了起来。在这美妙的“二重唱”过后的寂静中，我清楚地听到了弗兰妮的叫声——那声音很近，她一定是站在二楼楼梯的转弯平台上叫喊着——“噢，天哪，你能不能快点，快点完事！”弗兰妮在那里尖叫。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低声对尖叫安妮说，她躺在我下面喘着粗气。

“做什么？”她说。

“假**。”我说，“我叫你别这么做的。”

“不是假的。”她低声说。我还没来得及把她的这句话理解成恭维话呢，她接着又说：“我从来没有假装过**，都是真**。”她然后问我：“你到底为什么觉得我是这样一个废物，连**也要装？”当然，还有一件事：为什么我就认为她一定不会让她的女儿黑英奇去做这个“生意”？

“对不起。”我低声说。

“我倒希望他们真的把歌剧院给炸了。”尖叫安妮说。“我希望他们也把萨彻酒店炸了。”她接着加了一句。“我希望他们把卡恩特纳整条街都炸掉。”她又加了一句。“还有环城大街，还有环城大街上的所有人。所有的男人。”尖叫安妮小声说。

弗兰妮在二楼楼梯的转弯平台上等着我。她的脸色看上去不比我差多少。我在她旁边坐下，我们彼此问候对方是否都“安好”。我们都没有给对方一个令人信服的答复。我问弗兰妮，她从厄恩斯特那里了解到了什么。听我问她，她的身子一下子颤抖起来。我用一只胳膊搂住她，我们一同斜靠在楼梯的栏杆上。我又问她这个问题。

“我想我什么都弄明白了。”她低声说，“你想知道什么？”

“什么都想知道。”我说。弗兰妮闭上眼睛，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然后转过脸，贴着我的脖子。

“你依然爱我吗？”她问。

“是的，我当然依然爱你。”我低声说。

“你什么都想知道？”她问。我屏住了呼吸，只听她说：“母牛体位，你想知道那个吗？”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有紧紧抱住她。“大象体位？”她问我。我感到她止不住地颤抖，她竭力忍住不哭。“我可以告诉你大象体位是怎么回事。最重要的一点是，这种体位很痛。”还没说完，她就哭了起来。

“他弄痛你了？”我轻声问她。

“大象体位弄痛了我。”她说。我们静静坐了一会儿，谁也没有说话，她的身体终于不再颤抖了。“你要我继续讲下去吗？”她问我。

“不要讲那个。”我说。

“你还爱我吗？”弗兰妮问。

“当然，爱得无法控制。”我说。

“可怜的你啊。”弗兰妮说。

“可怜的你啊。”我对她说。

对情人来说，至少有一件事是非常可怕的——我是说真正的情人：深深爱上了对方的两个人。即使当他们处于痛苦之中，正在互相安慰——即使在这样的时刻，他们仍能感受每一次身体接触所带来的性享受；即使他们处于某种哀伤之中，他们的性欲也能被唤醒。我和弗兰妮不能再坐在楼梯上相互拥抱下去了。再拥抱下去，不可能不干出别的什么事。

我要感谢乔兰塔把我们拆散。乔兰塔从楼上下来，准备到街上找另一个施虐的对象。看见我和弗兰妮坐在楼梯上，她便用膝盖猛地顶了一下我的后背。“噢，对不起！”乔兰塔说。接着，她又对弗兰妮说：“别跟他搞在一起，他不会来**的。”

我和弗兰妮都没有说话，默默地跟着乔兰塔来到大堂。乔兰塔穿过大堂，到克鲁格大街上去了。我和弗兰妮去看苏西熊。苏西睡在沙发上，烟灰缸翻倒在上面。苏西脸上神情安详——她并不像她自己想象的那么丑。苏西讲过一个小笑话，说她本来是一个“不错的女孩，如果你在她头上套上一只麻袋的话”——弗兰妮告诉我说，这个笑话其实一点也不好笑。强奸她的两个男人曾把一个麻袋套在了她的头上——“这样我们就不用看你的脸了”。他们告诉她。这种手法太残忍，任何人遭遇到这种不幸之后，说不定都想变成一头熊呢。

“强奸这种事真让我很困惑，”后来我向苏西熊坦白了我的心里话，“因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人所能遭遇到的最残忍的经历了——虽然不至于置人于死地。如果遭别人谋杀，我们当然活不了了。但那是我能想象到的最残忍的经历了，因为我无法想象自己对别人做出那样的事来，我也无法想象自己会起这样的念头。因此，那是一种我从未有过的感觉：我认为那就是强奸的残忍之处。”

“我想象自己能对别人做出那样的事来。”苏西说，“我想象自己能对那些浑蛋做出那样的事来——对我做过那样的事的那些浑蛋。这不仅仅是为了报复。对该死的男人做那样的事，是无济于事的。因为男人说不定还喜欢你那样做呢。不少男人还认为我们真的喜欢被人强奸呢。他们只能那么想，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喜欢干那事。”

在这第二家新罕布什尔旅馆烟灰色的大堂里，我和弗兰妮想尽办法要让苏西熊重新振作起来，让她回到自己的房间去睡觉。我们扶她站起来，找到她的熊头，掸去她松松垮垮的后背上沾着的烟屁股（刚才她就躺在这些烟屁股上面）。

“快点，快点脱掉你身上的这身旧衣服。”弗兰妮对她说。

“你怎么能——怎么能跟厄恩斯特混在一起？”苏西嘟囔着对弗兰妮说。“你怎么能——怎么能和妓女混在一起？”她问我。“我真搞不懂你们两个人。”苏西最后说，“我年纪大了，干不了这个了。”

“什么话？我才年纪大干不了这个呢，苏西。”父亲对苏西熊说，语气相当温柔。我们竟然没有发现他站在大堂，就站在前台的后面。我们还以为他早已上床睡觉了。他不是一个人站在那里。在旁边的是那位慈母模样的激进分子，我们亲爱的“奶油”，我们亲爱的施万格。她拿枪对着我们，示意我们回到沙发上去。

“乖乖的，别乱来。”施万格对我说，“把莉莉和弗兰克叫来。轻轻地叫醒他们。不要过于粗鲁，不要过于突然。”

弗兰克躺在**，在他身旁躺着假人模特。他根本就没睡着，用不着我去叫醒。“我知道我们不应该傻等。”弗兰克说，“我们本该早早报警。”

莉莉也没有睡，她正写个不停。

“又有一个新的经历可以写了，莉莉。”我和她开起了玩笑，然后拉着她的手一起往大堂走。

“我希望这只是一次小小的经历。”莉莉说。

他们都在大堂等我们。舒劳斯本舒吕舍尔穿着电车售票员的制服，看上去“有模有样”的。为了今天的活儿，阿尔拜特也打扮得特别齐整，一身燕尾服——从上到下全是黑色。说实在的，可以说他穿得很讲究，即使坐在歌剧院里，也不会显得格格不入。四分卫也在大堂，这个发号施令者在那里引导着他们——就是那个女人一见就倾心的厄恩斯特，那个色情作家厄恩斯特，那个明星厄恩斯特。只有老毕力格——那个激进分子老毕力格——不在。就像阿尔拜特说的，他跑了，像一阵风似的跑了。老毕力格是个聪明人，他把自己排除在这次行动之外了。他准备在下一次行动中一显身手。对于厄恩斯特和阿尔拜特来说，对于舒劳斯本舒吕舍尔和施万格来说，这无疑是一场盛会（或许是他们的最后一场盛会）。

“亲爱的莉莉。”施万格说，“帮我们把弗洛伊德找来，弗洛伊德应该也在这里。”

莉莉又一次担任了弗洛伊德的导盲熊的角色，把瞎子老头带到了我们面前——他拿着那根“路易斯维尔重击手”牌棒球杆笃笃笃地点着他前面的路，身上披着一件鲜红的丝绸睡袍，睡袍背后绣着一条黑色的龙（“纽约唐人街买的，一九三九年！”他曾经告诉过我们）。

“这是个什么梦？”老人说，“民主到底怎么了？”

莉莉让弗洛伊德坐到沙发上，让他坐在父亲旁边。弗洛伊德不小心拿棒球杆打了父亲的小腿。

“噢，对不起！”弗洛伊德大声说，“你是谁？”

“温·贝瑞。”父亲轻声说。说来有点怪，这是我们这些孩子唯一一次听到他说出他自己的名字。

“温·贝瑞！”弗洛伊德大声说，“呃，有温·贝瑞在，就不会发生太坏的事！”大家谁也没像他这样面露坚信的神情。

“说说你们想干什么吧！”弗洛伊德面对着一片黑暗，大声喊道，“你们都在这儿，我能闻到你们的气味，我能听到你们的每一次呼吸。”

“说起来其实也很简单。”厄恩斯特轻声说。

“一个简单的要求。”阿尔拜特说，“的确非常简单。”

“我们需要一个司机。”厄恩斯特柔声细语地说，“需要一个人来开车。”

“这车开起来像在梦里一样。”舒劳斯本舒吕舍尔说，语气里带着崇拜，“这车叫起来呜呜的，像只小猫。”

“你自己来开好了，扳手。”我说。

“安静，亲爱的。”施万格对我说。我没有看她，只看了一眼她手里的那把枪，想确认枪口是不是对着我。

“安静，举重运动员。”扳手说。他那条电车司机裤子的前口袋鼓鼓的，好像里面是一个短小但很重的工具。他的一只手压着这个工具，好像压在一支手枪的枪把上。

“菲尔格伯特总是不相信。”厄恩斯特说。

“菲尔格伯特死了。”莉莉说话了——我们的作家，我们家的现实主义者说话了。

“菲尔格伯特有浪漫主义倾向，那是很要命的。”厄恩斯特说，“她总是质疑我们的手段。”

“为了达到目的，是可以不择手段的，你要知道。”阿尔拜特插了一句，“这是一个简单的要求，的确非常简单。”

“你这个白痴，阿尔拜特。”弗兰妮说。

“你和任何一个资本家一样自以为是！”弗洛伊德对阿尔拜特说。

“但主要还是一个白痴，阿尔拜特，”苏西熊说，“一个彻头彻尾的白痴。”

“这头熊可以成为一个好司机。”舒劳斯本舒吕舍尔说。

“闭上你的臭嘴，扳手。”苏西熊说。

“这头熊对我们充满敌意，我们怎么能信任她？”厄恩斯特说，好像很有逻辑。

“拿你的漂亮屁股打赌吧。”苏西熊说。

“我可以给你们开车。”弗兰妮对厄恩斯特说。

“你不能开。”我说，“你连驾照都没有，弗兰妮。”

“可我会开车。”弗兰妮说，“弗兰克教会了我开车。”

“我开车比你开得好，弗兰妮。”弗兰克说，“如果必须让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开车，那我来当司机肯定更合适。”

“不，我更适合。”弗兰妮说。

“你确实让我吃惊不小，弗兰妮。”厄恩斯特说，“你更擅长于听从别人的指挥，我原来都没有想到——你很善于接受别人的指令。”

“别动，亲爱的。”施万格对我说。我的胳膊突然动了一下——就像我握着长哑铃在做曲臂练习。

“你什么意思？”父亲问厄恩斯特。父亲的德语很差。“什么指挥——什么指令？”父亲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