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死。”乔兰塔说，甩开两只胳膊，拨开人群，走出房间。

“他就这样趴在我身上晕过去了。”尖叫安妮说。她看上去很惊讶。后来我想，当你被尖叫安妮蒙骗，以为她就要达到性**的时候，你是不可能保持头脑清醒的。这会儿你硬是清醒着，结果回到家就发疯，比起这，或许昏死过去更安全。

“她是个妓女？”新罕布什尔男人问。这次轮到新罕布什尔女人赶紧捂住了她女儿的耳朵，她还想着遮住女孩的眼睛。

“你怎么了，眼瞎了？”弗洛伊德问，“她当然是个妓女！”

“我们都是妓女。”黑英奇说。她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一把抱住了她母亲——看到她什么事也没有，黑英奇很高兴。“做妓女有什么不对吗？”

“好了，好了，”父亲说，“大家都回房间睡觉吧！”

“这都是你的孩子？”新罕布什尔女人问我父亲。她甩了一下手，不知道该指我们这些孩子中的哪一个好。

“呃，有些是。”父亲和颜悦色地说。

“你应该感到羞耻，”新罕布什尔女人对父亲说，“让孩子们看到这样肮脏的东西。”

我想，我父亲从没有想到，我们这些孩子在旅馆里看到的这些东西特别“肮脏”。我父亲也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个女人用那样的口气对他说话——我母亲从来不会这样对父亲说话。尽管如此，我父亲被人这么一指责，好像突然显得非常难受。弗兰妮后来说，从父亲的脸色看，他那时真的感到非常困惑，而且，这种困惑渐渐地变成了一种越来越接近于愧疚的神情——以后我们在他身上总看到这样的神情。弗兰妮说，看他这样的神情，她觉得，爱梦想的父亲的确让我们悲伤过，但我们宁愿看他做梦，也不愿意看他愧疚。我们愿意他是一个毫无愧疚感的人，如果他真的成了一个担心当下的人，真的成了一个“爱负责任”的父亲——一般人认为做父亲的就应该负起责任——那么我们就不会那么喜欢他了。

“莉莉，你不应该在这里，亲爱的。”父亲对莉莉说，把她从尖叫安妮的房门口拉开。

“我想是不应该。”新罕布什尔男人说。他现在正慌乱着要把她女儿的眼睛和耳朵同时捂住——抽身离开这里，他却是不情愿的。

“弗兰克，你把莉莉带回到她自己的房间去吧。”父亲轻声说。“弗兰妮？”父亲叫了一声，“亲爱的，你没事吧？”

“当然没事。”弗兰妮说。

“我很抱歉，弗兰妮。”父亲一边说，一边拉着弗兰妮往走廊的一头走。“发生了这一切，我很抱歉。”父亲又加了一句。

“他很抱歉！”新罕布什尔女人说——她觉得我父亲说的话很好笑，“他让他的孩子们看到这样恶心的东西，他说他感到很抱歉！”弗兰妮立刻转头看着她。我们可以批评父亲，但别人不能。

“你个死×。”弗兰妮对新罕布什尔女人说。

“弗兰妮！”父亲说。

“你这个没用的蠢货。”弗兰妮对那个女人说。“你这个可悲的胆小鬼。”她对那个男人说。“我认识那个男人，我可以给你说说‘恶心’的事。爱巴哈，或者嘎迦萨纳，”弗兰妮对他们说，“你们知道那是什么吗？”——我知道。我感到自己的手心开始出汗了——“女人俯卧着，”弗兰妮说，“男人趴在她身上，腹股沟向前撅着，腰部弯曲。”新罕布什尔女人一听到“腹股沟”这个词，马上闭上了眼睛，她那可怜的丈夫好像想把他一家人的眼睛和耳朵同时都捂起来。“大象式体位。”弗兰妮说，我在一旁打了个寒战，大象式体位是维央塔派的两种主要体位之一（另一种就是母牛体位）。厄恩斯特说起大象式体位的时候，那神情最是梦幻不过的了。我觉得自己想吐。弗兰妮突然哭了起来。父亲马上带着她朝走廊那一头走了。苏西熊显得焦躁不安起来——自然是一头焦躁不安的熊的模样——她跟在我父亲和弗兰妮后面，一边走，一边呜呜地叫着。

被尖叫安妮的那个**声——这**声可是将克鲁格大街葬送了——吓得昏死过去的那个顾客现在醒来了。看到所有人——弗洛伊德、我、新罕布什尔一家人、尖叫安妮和她的女儿，以及巴贝特——都围在周围看着他，他显得无比难堪。我想，幸好这会儿苏西熊不在，我父亲和弗兰妮不在。这时老毕力格来了，她总是来迟，像往常一样。她刚才睡着了。

“怎么回事？”她问我。

“尖叫安妮没把你吵醒？”我问她。

“尖叫安妮再也吵醒不了我了。”老毕力格说，“吵醒我的是那些该死的想改变世界的家伙。”

我看了看手表。还不到凌晨两点。“没人会吵醒你，你尽可以呼呼大睡。”我低声对老毕力格说，“激进分子不会来那么早。”

“我睁着眼睛，毫无睡意。”老毕力格说，“昨天晚上，几个激进分子没有回家。有时他们整夜待在房间里。他们通常没有什么动静。一定是尖叫安妮打扰到了他们，他们的东西掉了。接着他们在楼下窸窸窣窣的，那动静就像蛇一样，他们把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了起来。”

“晚上他们不应该在旅馆里。”弗洛伊德说。

“我看够了这些肮脏的东西。”新罕布什尔女人说。她觉得自己被冷落了，于是说了这句话，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我见得多了。”弗洛伊德说，一副神秘兮兮的口气，“所有肮脏的东西。见过了，你就会习惯的。”

巴贝特说，这一夜她也受够了，她回家了。尖叫安妮把黑英奇放回到**。她的那个一脸尴尬的男伴悄无声息地溜走了，可是新罕布什尔来的这一家人一直目送着他走出旅馆去。我、弗洛伊德和老毕力格在二楼楼梯的转弯平台上，乔兰塔也过来了。我们竖起耳朵听着楼梯上面的动静。激进分子在房间里？反正这会儿上面什么动静也没有。

“我太老了，爬不了楼梯。”老毕力格说，“我也有自知之明，我不管别人的事，省得人家烦。但他们就待在房里，你们去看看吧。”说完转身上街了——去做她那温柔的行当了。

“我眼睛瞎了。”弗洛伊德说，“爬半个晚上的楼梯，我才能爬到上面。即使他们在房里，我什么也看不见。”

“把你的棒球杆给我。”我对弗洛伊德说，“我去看看。”

“带我走就行了。”乔兰塔说，“去他的棒球杆。”

“棒球杆我自己要用的。”弗洛伊德说。我和乔兰塔向他道了晚安，便上楼去了。

“如果有什么事，你们就来叫醒我，把事情告诉我。”弗洛伊德说，“或者明天早上再告诉我也行。”

我和乔兰塔在三楼的楼梯平台上仔细听了一会儿楼里的动静，只听到新罕布什尔那家人把房间里所有的家具都推到门边，抵住了门。那对年轻的瑞典夫妇睡了个好觉，一夜未见他们的动静——显然他们已经习惯了尖叫安妮的性**，或者说，对旅馆里的谋杀案，他们也见怪不怪了。从伯根兰来的那个老头说不定已经死了，进了房间没多久就死了吧。那几个英国自行车手住在四楼，昨晚或许喝得酩酊大醉，所以也没有见他们起来过。但是，在我和乔兰塔站在四楼楼梯的转弯平台上听激进分子的动静的时候，我们碰到了一个自行车手。

“真奇怪。”他轻声对我们说。

“怎么了？”我问。

“我觉得听到了一声瘆人的尖叫。”他说，“那是楼下传来的，现在我又听到他们往楼上拉尸体的声音，真奇怪。”

他看着乔兰塔。“这**会说英语吗？”他问我。

“这**现在是我的。”我说，“干吗不回去睡觉？”那天晚上我十八岁或十九岁。我发现，我的举重练习还是有效果的，人们现在开始对我的力量有所注意了。英国自行车手回去睡觉了。

“你觉得那是怎么回事？”我问乔兰塔，头一颠一颠的，朝寂静的五楼爬去。

她耸了耸肩——与我母亲的耸肩或弗兰妮的耸肩方式完全不一样，但还算是女人耸肩的样子。她把她的两只大手又插进那个要命的小包里。

“我管他们出了什么事？”乔兰塔说，“他们可能会改变这个世界，但他们改变不了我。”乔兰塔说的是那些激进分子。

这话多少让我感到安心。我们爬到五楼。记得三四年前，我帮他们搬过打字机和办公设备之后，就再也没有来过这里。这里好像有了不少变化，连走廊看起来都不太一样了。走廊里放着很多箱子，还有一罐罐的**——是化学品还是葡萄酒？我很想知道。一台油印机要不了这么多的化学品啊——如果这些都是化学品的话。我又想，或许是车用**？我不知道。我做了一件不会让人起疑的事——到了五楼，我就敲了敲我和乔兰塔经过的第一扇门。

厄恩斯特开了门。他满脸堆笑。“怎么了？”他问，“睡不着？太多的性**？”他看见乔兰塔站在我后面。“想找一间更私密的房间？”他问我。他让我们进了他的房间。

这个房间与隔壁的两个房间连着——我记得它原来只与一个房间连着，房间里的陈设看起来也完全不一样了。可是，这几年里，我并没有看到什么大的东西被抬进抬出，我能看见他们拿进拿出的，我想也只不过是舒劳斯本舒吕舍尔修车需要的一些小物件。

舒劳斯本舒吕舍尔在房间里，还有那个阿尔拜特——那个不知疲倦不停工作的阿尔拜特。我和老毕力格刚才听到什么东西从桌子上掉下来，现在明白了，一定是一个大盒子，里面装的一定是电池，因为打字机在房间的另一个位置，显然没人在打字。房间里有不少地图，东一张西一张的——说不定是他们的行动图——还有一些类似汽车部件的东西，这样的东西一般会在汽车修理铺看到，谁承想会在办公室里看到：化学部件啊，电子部件啊，诸如此类。老毕力格，就是说阿尔拜特是个疯子的那个激进分子，此刻不在房间里。我那亲爱的菲尔格伯特也不在这里。她可是美国文学专业的一个好学生，不是在家里看书，就是在家里睡觉。在我看来，此刻在房间的，只有这几个坏的激进分子：厄恩斯特、阿尔拜特和扳手。

“今天晚上的性**来得真猛！”舒劳斯本舒吕舍尔一边说，一边斜眼看着乔兰塔。

“又是假的。”乔兰塔说。

“这次或许是真的吧。”阿尔拜特说。

“继续做梦吧。”乔兰塔说。

“你身边有个硬汉跟着，呃？”厄恩斯特对乔兰塔说。接着，他又对我说：“看得出来，你身上的肉很硬。”

“你也就只会写写而已。”乔兰塔对他说，“你的肉可是硬不起来。”

“我知道哪个体位适合你。”厄恩斯特告诉她。

我不想听。我害怕他们所有人。

“我们要走了。”我说，“对不起，打扰了。我们真不知道这个房间晚上还有人。”

“要不是我们时不时熬夜加个班，工作就要积压了。”

乔兰塔站在我身旁，她的两只有力的大手依然插在她的小包里，不知紧紧攥着什么东西。我们向他们道了声晚安。就在我转身离开的时候，一眼瞥见了距离最远的那个房间里的阴影中的一个人影——这绝对不是我的想象。那个人也有一个小包，只见她掏出小包里的东西，拿在手里，对准我和乔兰塔。我就这么瞥了一眼她和她手里的枪，转眼她又躲进暗处不见了，这时乔兰塔也随手关上了门。乔兰塔没有看见那个人，她一心盯着厄恩斯特看。但我看到了那个人。那人就是我们温柔的施万格，待我们如母亲一般的激进分子施万格——手里拿着枪的施万格。

“你的钱包里装着什么？”我问乔兰塔。她耸耸肩。我对她说了一声晚安，她并不应答，却伸出一只大手，一把捏住我的裤子前襟，捏了好一会儿不放手。我刚才飞快跳下床，飞速穿上外衣，匆忙之中没有穿上内衣。“你又要让我去街上游**？”她问我，“今天晚上我还想再玩一招，不急着回去睡觉。”

“我觉得现在太晚了。”我说。捏在她手里的那个东西慢慢变硬了。

“好像还不算太晚。”她说。

“我没带钱包，可能塞在另一条裤子里了。”我撒了个谎。

“以后再给我钱好了。”乔兰塔说，“我相信你。”

“要多少？”我问，她的手捏得更紧了。

“你嘛，只要三百先令。”她说。我知道，别人也只要三百先令。

“太多了。”我说。

“好像不算太多。”她说，使劲拧了我一下。那东西已经非常硬了，她拧得我很痛。

“你弄痛我了。”我说，“对不起，我不想玩。”

“你想玩的，我知道。”说完，她放开了我。她看了看手表，又耸了耸肩。她跟着我一起下了楼，到了大堂。我又对她说了一声晚安。我回房间去，她到克鲁格大街上去。这时尖叫安妮回来了，走进大堂——又带了一个可怜的家伙来。我躺到**，心想今晚不知能不能睡个好觉。睡好了，就不用听那假**的**声。可是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于是就干脆睁着眼睛躺在**，等着尖叫安妮的**声——等她叫完了，再睡吧，我想这之后有的是足够的时间睡觉。可是，这一次尖叫安妮的**迟迟不见到来。我想，那**已经有过了吧，刚才我打了个盹，说不定不小心错过了。这就是生活——我相信有些事马上就要发生，其实早已发生，也早已结束，只不过自己没有注意，或者忘了，过了一会儿，才吃惊地发现有这回事。我刚刚入睡，正是睡着最沉的时候，尖叫安妮的一声假**尖叫，又把我从梦中拽了起来。

“索罗！”只听睡梦中的弗兰克大喊一声——就像那时可怜的艾奥瓦鲍勃做梦梦到了那只狗，被狗发出的“警告”吓坏了。

我发誓，我感觉到弗兰妮在睡梦中身体突然一紧。苏西哼了一声。莉莉说了一声“什么？”新罕布什尔旅馆在一声巨雷过后的寂静中瑟瑟发抖。或许是过了一会儿吧，在我的睡梦中——确实是在我的睡梦中——我听到有人抬着一个很重的东西下楼去，抬出旅馆大门，抬上了舒劳斯本舒吕舍尔的汽车。一开始，我以为那是乔兰塔抱着死去的顾客小心翼翼地下楼到了街上的声音，但她才不会想着不要弄出动静呢。“这只不过是我的想象。”在睡梦中我对自己说。这时，弗兰克敲起了墙。

“不停地走过开着的窗户。”我低声说。我和弗兰克在走廊里相见。我们透过大堂的窗户，看到激进分子正往车上装着什么东西。不管是什么东西，反正看上去那东西很沉，不会动弹。开始我以为这或许是老毕力格——激进分子毕力格——的尸体，但看他们抬的时候极其小心的样子，我觉得不会是尸体。他们把那个东西竖起来放在后座上，放在阿尔拜特和厄恩斯特之间。接着，舒劳斯本舒吕舍尔带着这东西——不知道是什么——开车走了。

透过汽车车窗，我和弗兰克看见那个神秘的东西的剪影。只见那东西松软下来，歪斜着倒在厄恩斯特身上——身形比厄恩斯特要大——偏向阿尔拜特坐的地方的反方向，但阿尔拜特的手臂还是绕在那东西身上，似搂非搂的样子，好像在哄一个准备投向别人怀抱的情人，但不见有什么效果。那东西——不管它是什么——反正不是人，这是很明显的。从外表看，让人觉得奇怪的是，那好像是一只动物。我现在当然知道了，那完全是一个机械制品，在快速移动的汽车里，它的形状很像一只动物——好像厄恩斯特和阿尔拜特之间夹着一头熊，或一条大狗。我和弗兰克——还有我们所有人——后来会知道，那辆汽车装的是一车的悲伤。这汽车太神秘，我的心一直困惑不已。

我向父亲和弗洛伊德描述那辆汽车（以及我和乔兰塔在五楼房间看到的东西）。我还向弗兰妮和苏西熊描述我对这一切的感觉。我和弗兰克说起了施万格，说了很久。“我敢肯定，那把枪你一定看错了。”弗兰克说，“不是施万格。她有可能在那儿。她可能希望你不要把她和他们联系在一起，所以就躲着你。但她不可能有枪，也不会拿枪指着你，那是肯定的。我们就像她的孩子——她亲口对我们说的！你又在想象了。”

索罗浮出了水面。在一个你无比痛恨的地方待上七年，那可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我觉得至少弗兰妮在这里度过了安全的七年。那总是最要紧的。那是弗兰妮的一段过渡期，她过得很悠闲，和苏西熊一起过得很放松——因此，我也觉得很舒心，就像天天踩水一样。

在大学里，我和莉莉都主修美国文学（菲尔格伯特一定会为此感到高兴）。莉莉主修美国文学，不用多说，当然因为她想成为作家——她想要长大。我主修这个专业，是间接讨好孤傲的流产小姐的又一种方式。我觉得这似乎是一件最浪漫的事。弗兰妮主修世界戏剧——她一直是我们这几个孩子当中的重量级人物，我们永远也赶不上她。弗兰克听从了激进分子施万格的建议，就像听从母亲的建议：他主修经济学。想到父亲和弗洛伊德这个状况，我们都意识到，确实应该有人去学习经济学。弗兰克将拯救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都会感激经济学的。弗兰克实际上读的双学位，尽管大学只给他颁发了一个经济学学位。我可以说，弗兰克还辅修了世界宗教。“了解你的敌人。”弗兰克总是微笑着说。

在这七年，我们都浮在水面上。我们学习德语，但我们之间只说母语。我们学习文学、戏剧、经济、宗教，但一看到弗洛伊德的棒球杆，我们就会为那个棒球之国（指的是美国）伤心（虽然我们对棒球没什么兴趣，但那根“路易斯维尔重击手”牌棒球杆总让我们泪流满面）。我们从妓女那里了解到，在内城之外，玛丽娅希尔菲大街是一个最适合于夜间女郎前去捕获男人的猎场。所有妓女都说，如果她们被赶到西火车站以外的地区，被赶到伊甸园咖啡馆，只能在高登茨多夫地区站着干来挣那区区一百先令的话，那就再也不干这一行了。我们从激进分子那里了解到，在维也纳，妓女也并非官方认可的合法职业——我们原以为是合法职业——大多数妓女都是注册在案的，她们照章营业，定期参加体检，在合法的地区进行皮肉交易。但有些妓女从来没有注册过，因此差不多算是这个行业的“海盗”，或者Büchl[6]被吊销了，但她们还继续从事这个营生。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初，维也纳大概有一千名注册妓女。世风日下，必然加快革命的步伐。

将会发生什么样的革命？这个我们从来没弄明白过。我也不知道激进分子是否弄明白过。

“你的Büch[7]到手了吗？”上学路上，我们这些孩子总是拿这个问题相互取笑——后来，上了大学，我们也不忘这样相互开个玩笑。

我们还不停唱着——“不停地走过开着的窗户。”这是我们的鼠王之歌的副歌。

我们的父亲，自从失去了我们的母亲，好像成了一个没有性格的人。在这七年里，我觉得，在我们这些孩子眼里，他一直在变，结果变成了一种存在，而不是一个实际的人。他对我们很有爱心，甚至可以说多愁善感。但是对我们来说，他不再是一个父亲——我们失去了父亲，就像我们失去了母亲和艾格。我们感觉到，他必须忍受一些更具体的痛苦，这样，他才能重新找回他的性格——才能重新成为一个有性格的人，就像艾格那样有性格，像艾奥瓦鲍勃那样有性格。我有时在想，父亲还不如弗洛伊德有性格。这七年里，我们一直在想念父亲，好像他当年与母亲和艾格坐在同一架飞机上。我们一直在等待他身上能出现那个英雄气，但我们也不由得要怀疑——要是他以弗洛伊德为榜样，我们只好对父亲的志向打个问号了。

过了这七年，我就二十二岁了。莉莉，一直在努力长大，也长到十八岁了。弗兰妮二十三岁了，契帕·达夫依然是她的“第一个”，如今苏西熊是她唯一的伴侣。弗兰克二十四岁了，他蓄起了小胡子。这小胡子让人难堪，就像莉莉想成为作家的那个愿望让人难堪一样。

莫比·迪克最后掀翻了“裴廓德”号，只有以实玛利一个人一次次地幸免于难，终于有机会把他的故事讲给菲尔格伯特听，菲尔格伯特再讲给我们听。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常常追着菲尔格伯特，要她为我大声朗读《白鲸》。“我自己怎么也读不了这本书，”我带着哀求的口气对她说，“我必须听你念。”

就这样，我最后终于走进了菲尔格伯特那个狭小凌乱的房间，就在大学附近，在市政厅后面。到了晚上，她就给我念《白鲸》，而我也会趁机说些好话，哄她为我解释，为什么几个激进分子常在新罕布什尔旅馆过夜。

“你要知道，”菲尔格伯特对我说，“美国文学区分于世界上任何一国文学的唯一一点，就是其轻佻浮夸、不合逻辑的乐观主义。在技术上来说，这相当复杂，但在意识形态上非常幼稚。”有一次我和菲尔格伯特一起散步（我们经常这样散步）去她房间时，她在路上这样对我说。弗兰克最后终于领会了其中的暗示，所以再也不陪我们一起散步了——尽管他花了大约五年时间才弄懂这个暗示。菲尔格伯特对我说这番话的那个晚上，我没有想去吻她——第一次吻她。听她说“意识形态上非常幼稚”这个词语之后，我觉得去吻她是不合时宜的。

我第一次吻菲尔格伯特，是在我和她一起待在她房间的那个晚上。她刚念到亚哈拒绝帮助“蕾切尔”号船长寻找他失踪的儿子那一节。菲尔格伯特的房间里没有任何家具，只有书，太多的书，地上铺着一块大垫子，就算是她的床了。地上还立着一盏台灯。房间里没有什么生气，拥挤不堪，干巴巴的像一本词典，像厄恩斯特的逻辑一样毫无活力。我斜着身子坐在那张不舒服的**，吻了菲尔格伯特的嘴。“别这样。”她说。我继续吻她，直到她回吻我。“你应该回去了。”她说，然后仰面躺下，把我拉到她身上。

“现在？”我说。

“是的，你现在没有必要回去了。”她说。她坐起来，开始脱衣服——一如她念《白鲸》时的那种慢吞吞的劲儿，一副毫无兴趣的模样。

“这之后呢？我应该回去吗？”我边脱衣服边问。

“随你的便。”她说，“我想说的是，你应该离开新罕布什尔旅馆。你和你的家人，离开那里。在秋季演出季到来之前，赶紧离开。”

“什么秋季演出季？”我问。我现在脱得一丝不挂了。我在想小琼斯在克利夫兰布朗斯队的秋季赛。

“歌剧演出季。”菲尔格伯特说。她终于也脱得精光了。她好瘦，瘦得像个中篇小说。她的个头儿还没有她念给莉莉听的那个最短的短篇故事大——就好像她房间里所有的书都在靠她喂养，把她的身体耗尽了，却不曾为她提供任何营养。

“歌剧季将在秋天开始。”菲尔格伯特说，“你和你的家人必须赶在那之前离开新罕布什尔旅馆，答应我。”她一把按住我的手，不让我往上摸她那骨瘦如柴的身体。

“为什么？”我问。

“求你了，离开那里。”她说。我进入了她的身体。她流下了眼泪。我以为是**让她流的泪，其实是别的原因。

“我是第一个？”我问。菲尔格伯特那时二十九岁。

“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她说着就哭了起来。

“你这里有什么我可以用来保护你的东西吗？”我问，我已经在她的身体里了，“我的意思是，你要知道，我可不想让你怀孕。”

“没关系的。”她说，那令人恼火的口气与弗兰克如出一辙。

“为什么？”我问。我移动着身体，尽可能小心。

“因为等不到孩子出生，我就死了。”她说。我抽了出来。我让她坐起来，坐在我身边，可是她却一把将我拉回到她身上——她的力气大得让我吃惊。“快点。”她说，好像有点不耐烦——那不是欲望得不到满足的那种不耐烦，是别的什么。

“干我。”她说，语气相当决绝，“然后在这里过夜，或者回家。我不管。离开新罕布什尔旅馆，求求你离开——尤其一定要让莉莉离开。”她恳求我。不一会儿，她哭得越来越厉害，刚才对**的那么一点兴趣一下子全没了。我还在她的里面，变得越来越小了。我觉得有点冷——觉得那冷气从地下冒出来，这寒冷，我记得，就像弗兰克第一次给我们念厄恩斯特的色情小说时的那种感觉。

“他们晚上待在五楼的房间都干什么？”我问菲尔格伯特。她咬住我的肩膀，摇摇头，紧紧闭上了刚才凶狠地斜视着我的眼睛。“他们在策划什么？”我问她。我完全从她身体里滑了出来。我感觉到她在发抖，我也在发抖。

“他们要炸毁歌剧院，”她低声说，“在演出达到**的时刻。他们想在演出《费加罗的婚礼》的时候动手——或者演别的什么大戏的时候。或者演更严肃的歌剧的时候。”她接着说：“我不确定他们要在哪场演出中动手——他们也不确定。总之是在座无虚席的时候。”菲尔格伯特最后说：“炸毁整个歌剧院。”

“他们疯了。”我说。我都听不出这是我自己的声音。这声音听起来有点嘶哑，就像老毕力格——妓女老毕力格，和激进分子老毕力格——的声音。

压在我身下的菲尔格伯特左右摇着头，稀疏的头发抽打着我的脸。“让你的家人都离开。”她哭着低声说，“特别是莉莉。小莉莉。”

“他们不会把旅馆也炸了吧？”我问菲尔格伯特。

“谁也跑不掉。”她说，口气很不祥，“必须把所有人都炸死，否则，有什么意义？”我从菲尔格伯特的声音中听到了阿尔拜特的声音，也听到了厄恩斯特无所不包的逻辑。一个阶段，一个必要的阶段。所有这一切，鲜奶油、情色、国家歌剧院、新罕布什尔旅馆。所有这一切都必须消灭。一切都是颓废的——我听到他们如此吟诵。一切令人恶心。他们要让环城大街躺满尸体，把爱好艺术的人，把旧式的理想主义者扔到大街上——这些人愚蠢如此，无头脑如此，竟然喜欢歌剧。他们要炸毁这一切，让人们看看他们的主张。

“答应我。”菲尔格伯特在我耳边低声说，“你让他们都离开。你的家人。每一个人。”

“我答应。”我说，“当然答应。”

“我告诉你的话，不要告诉别人。”她对我说。

“我当然不会说。”我说。

“快进来，快。”菲尔格伯特说。“快到我里面来。我想感受一下——就这一次。”她加了一句。

“为什么就这一次？”我问。

“按我说的做。”她说，“我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她要我做的，我全为她做了。我很后悔，为此我永远感到愧疚。那种**令人绝望，毫无乐趣，跟我在第一家新罕布什尔旅馆里体验到的那种**没有什么两样。

“如果你认为你就要死去，连生孩子的时间都没有，”过了一会儿我对菲尔格伯特说，“那么，我们离开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离开？你为什么不趁着他们动手之前，或者准备动手之前就离开？”

“我不能离开。”她说——没有多说。

“为什么？”我问。说到我们新罕布什尔旅馆里住着的这些激进分子，我总是要问为什么。

“因为我要开车。”菲尔格伯特说，“我是个司机。这辆汽车就是个主炸弹，是引爆所有其他东西的炸弹。必须有人来开车，那个人就是我——我要开这辆炸弹车。”

“为什么是你？”我问她。我抱住她，不让她颤抖。

“因为我是一个最死不足惜的人。”她说——我又听出了厄恩斯特死气沉沉的声音，阿尔拜特割草机式的思维方式。我意识到，为了让菲尔格伯特相信这一点，就连我们温柔的施万格也得亲自出来说服她。

“为什么不是施万格？”我问。

“她是个太重要的人物。”菲尔格伯特说，“她太美了。”一副非常羡慕施万格的口气，同时对自己充满了厌恶。

“为什么不是扳手？”我问，“他很会摆弄车子。”

“原因就在这里。”菲尔格伯特说，“什么事都离不开他。还有别的汽车要‘修理’，别的炸弹要造。其实我不喜欢的，是人质的安排。”她突然脱口而出，“这次的安排太没有必要了。应该会有更合适的人质。”

“谁是人质？”我问。

“你们一家人。”她说，“因为你们是美国人。这样一来，不光奥地利会注意到我们的行动了。看这主意。”

“谁出的主意？”我问。

“厄恩斯特。”她说。

“为什么不让厄恩斯特做司机？”我问。

“他是个出主意的人。”菲尔格伯特说。“这些都是他想出来的。所有的主意。”她补充道。的确如此，所有的主意——我想。

“阿尔拜特呢？”我问，“他不会开车吗？”

“他太忠诚了。我们不能失去这么忠诚的人。我可没那么忠诚。”她低声说，“看看我！我不是把这些都告诉你了？”

“老毕力格呢？”我问。我的心渐渐平静下来。

“他不值得信任。”菲尔格伯特说，“他甚至不知道这个计划。他太狡猾，他只考虑自己的死活。”

“那样不好吗？”我问。我将她的头发往后拨，露出她那张满是不安的脸。

“在这个阶段，那样很不好。”菲尔格伯特说。我明白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她是一个朗读者，只是一个朗读者。她可以非常优美地朗读别人的故事，她接受别人的指引，她听从头领的安排。我为什么想让她朗读《白鲸》？就像激进分子要让她做司机，原因是一样的。我和激进分子都知道，她会这样去做的，她不会不做的。

“我们什么都做了？”菲尔格伯特问我。

“什么？”我说。我心里突然一惊——我听到了艾格的声音，听到他的声音，我总是心痛。听我自己说这两个字，我也心惊。

“我们什么都做了吗，性方面？”菲尔格伯特问，“是不是？什么都做了？”

我回想着刚才的事。“我想是的。”我说，“你还想做更多别的吗？”

“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了。”她说，“我只是想一次全都做完。如果我们全都做了，那你可以回家了——如果你想回家的话。”说完她耸了耸肩。这不是母亲耸肩的样子，不是弗兰妮耸肩的样子，甚至也不是乔兰塔耸肩的样子。这并非人的动作，与其说是抽搐，不如说是一种电脉冲——她紧绷的身体发生了一种机械性倾斜，发出了一个微弱的信号。最微弱的信号，我想。这是一个信号：无人在家——我现在不在家，不要打电话给我，我会打给你。这是一个时钟在嘀嗒嘀嗒响，或者说是一枚定时炸弹在嘀嗒嘀嗒响。菲尔格伯特又朝我眨了一眨眼睛，不一会儿就睡着了。我收拾起我的衣服。我看到她懒得标记一下《白鲸》念到哪里了，我也不想去标记。

我穿过环城大街的时候已是午夜之后。我从市政厅广场向卡尔伦纳环城街走去，来到了人民公园。在啤酒花园，不少学生在友好嬉闹叫喊，我可能认识其中一些人，但我没有停下来去喝一杯啤酒。我不想去跟他们谈论这个艺术那个艺术。我也不想去谈论《亚历山大四重奏》——不想去争论哪部小说最好，哪部最差，以及为什么。我不想听他们谈论谁从相互的通信中获益最大——是亨利·米勒还是劳伦斯·杜雷尔？我甚至不想谈论《铁皮鼓》，这也许是今晚最好的话题。我也不想再谈东西方关系，谈论社会主义和民主，谈论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所产生的长远影响——也不想谈论，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对种族问题有什么看法？那是一九六四年的夏末。一九五七年我到了维也纳，就再也没有回过美国，现在我对美国的了解还不如不少维也纳的学生。我对维也纳的了解也不如他们。我了解我的家庭，了解我们的妓女，了解我们的激进分子。我在与新罕布什尔旅馆相关的事物方面是专家，在其他方面，一知半解，业余水平。

我径直穿过赫尔登广场——就是英雄广场——站在从前那个时候成千上万的狂热的法西斯分子欢迎希特勒的那个地方。我想狂热分子总是会有听众的。他们唯一希望的，就是能影响听众，不管听众多少。我要记住这个看法，我要说给弗兰克听，看他怎么认为。他要么拿过这个观点当作自己的观点，要么修改它、纠正它。我真希望自己也能像弗兰克那样读那么多书。我希望我也能像莉莉不断努力地成长。莉莉的成长努力已经有了成果，她把写好的书稿寄给几个在纽约的出版商。她本来不想透露这件事的，可是她口袋没有钱，只好向弗兰妮借钱付邮费。

“是个小说。”莉莉说，有点不好意思，“带一点点自传色彩。”

“带多少？”弗兰克问她。

“呃，这完全是一个想象的自传体小说。”莉莉说。

“你是说，带有非常多的自传色彩，而不是一点点？”弗兰妮说，“噢，天哪。”

“我很想马上看。”弗兰克说，“我敢打赌你一定把我写成了一个大傻瓜。”

“没有。”莉莉说，“小说里人人都是英雄。”

“我们都是英雄？”我问。

“对我来说，你们都是英雄。”莉莉说，“所以在书里，你也是英雄。”

“甚至连父亲也是？”弗兰妮问道。

“呃，他这个角色的想象成分最多。”莉莉说。

我认为书中父亲这个人物只能靠莉莉大量想象，因为在生活中，他活得最不真实——在我们一家人当中，他是活得最没有当下感的一个人。有时候，我们似乎觉得，父亲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时间，比艾格与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还少。

“亲爱的，你的小说叫什么名字？”父亲问莉莉。

“《我要长大》。”莉莉说。

“难道还能取什么别的名字？”弗兰妮说。

“写得多远？”弗兰克问，“我的意思是，写到哪里为止？”

“写到飞机失事。”莉莉说，“在那里收尾。”

那是现实生活的结束，我想。在飞机失事之前结束故事，应该是一个完美的结局——我想如此。

“你需要一个经纪人。”弗兰克对莉莉说，“我可以做你的经纪人。”

弗兰克将做莉莉的经纪人。他将做弗兰妮的经纪人，父亲的经纪人，甚至是我的经纪人——到时候，他是我们家所有人的经纪人。我知道，他并不是无缘无故去学经济学专业的。可是我不知道的是，一九六四年那个夏末的晚上，当我离开熟睡的菲尔格伯特——那个可怜的流产小姐——的时候，她无疑在做梦，梦到她自己做出了一个巨大牺牲。她那种任人驱使的性格，在我一个人站在英雄广场的时候，从那些狂热相信希特勒的人身上看到了——希特勒让那么多的人成了任他驱使的人。在那个寂静无声的夜晚，我几乎可以听到那些毫无头脑的人在喊叫：“Sieg Heil！[8]”我可以看到舒劳斯本舒吕舍尔拧紧发动机座螺栓上的螺母和垫圈的时候，他那紧绷的脸上的那份绝对的自以为是。他还拧紧了别的什么？我可以看到阿尔拜特的眼睛流露出一种呆滞而虔诚的神情，虽然被捕了，还是以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向新闻界发表着声明。待我们如母亲一般的施万格小姐啜饮着奶油咖啡，鲜奶油在她毛茸茸的上唇留下可爱的白色小胡子。我可以看到施万格为莉莉编着辫子，对着莉莉的头发哼着歌，就像我母亲那样哼唱着。施万格对弗兰妮说，弗兰妮有世界上最美丽的皮肤，世界上最美丽的手——她说我有一副色眯眯的眼神。她警告说，我是一个很危险的人。（因为我刚刚离开了菲尔格伯特，我觉得自己不是很危险。）施万格的吻里总有鲜奶油的味道。施万格说，弗兰克是个天才，要是他能更周全地考虑一下政治就好了。施万格把所有感情都倾注到了我们身上——用她小包里的那支枪！我很想看厄恩斯特摆出母牛式体位——和母牛一起搞！还有大象式体位！与谁搞，你知道的。他们都是疯狂之徒，老毕力格说得没错——他们想把我们都杀了。

我沿着多萝西格拉斯大道慢慢向格拉本大街走去。我在哈韦尔卡咖啡馆停下来，喝了一杯鲜奶油咖啡。在我旁边的桌子上，一个留着胡子的男人正在向一个年轻的女孩（比他年轻）解释再现派绘画的消亡。他所描述的油画，正好体现了已经消亡的那种艺术形式的全部特点。我不懂油画，我想起了弗兰克介绍给我的席勒夫妇和克里姆特夫妇——当时是在阿尔贝蒂娜博物馆和贝尔维第宫上宫。我希望克里姆特和席勒能够对这个男人说些什么。这个男人现在谈论起诗歌韵律和韵步的死亡。我不懂诗。接着，他谈论起小说来了，我想，我还是赶紧离开这里为好，可是为我服务的那个侍者很忙，我只好硬着头皮听那个男人讲小说情节和人物刻画。那个男人讲这个死亡，那个死亡，其中也包括同情心的死亡。等我的侍者终于来到我跟前的时候，我感到我内心的同情心死了。他谈到的下一个死亡，是民主的死亡。他的话题转换飞快，比我的侍者找零钱的速度还要快。我使劲盯着那个留着胡子的男人看，用的劲儿跟我练举重的时候差不多。如果激进分子想要炸毁这个歌剧院，我觉得，他们应该选择一个好时机，应该在那个男人去歌剧院看戏的那个夜晚炸毁它。我觉得我找到了一个司机，可以代替菲尔格伯特。

“托洛茨基。”一直在听胡子男人说话的这个年轻姑娘突然脱口而出——好像有人说了一句：“谢谢你。”

“托洛茨基？”我一边说，一边把身子往他们那张桌子斜靠过去。那是一张很小的方桌。最近这一阵子，我一直拿着七十五磅哑铃练单臂屈伸。那桌子可没有那个分量。我一把抓起桌子——不敢太用劲——小心地把它举过头顶，就像侍者举起托盘。

“哎，好人托洛茨基。”我说。“好人托洛茨基说，‘如果你想过轻松自在的生活，那么，你出生在这个世纪，就大错特错了。’你认为真是这么回事吗？”我问胡子男人。他什么也不说。女孩子用胳膊肘捅了他一下，他稍稍振作了一下精神。

“我认为真是这么回事。”女孩说。

“当然是这么回事。”我说。我注意到，好几个侍者看到我头顶上方的桌子上的酒杯和烟灰缸微微有些滑动，紧张得不行了。用不着担心，我不是艾奥瓦鲍勃——我举起杠铃的时候，杠铃上的举重片从来不见滑下来过。论举重，我的水平比艾奥瓦鲍勃要高。

“托洛茨基是被人用鹤嘴锄打死的。”那个大胡子家伙说，神情有些忧郁，却竭力装出无动于衷的样子。

“但他没有死，是吗？”我问。我像疯子一样傻笑着。“没有什么东西真的死了。他说的东西都没有死。我们如今还能看到的那些油画——它们都没有死。书里的人物——他们没有死，即使我们不去读那些书。”

那个胡子男人的眼睛只盯着原本放着桌子的那个地方。他确实很有尊严，我想。我知道我自己心情不好，这样做有点不厚道，我这是在欺负人，我感到很羞愧。我把桌子放下来，还给了这两个人。桌上的酒没有洒出一滴。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正要离开的时候，女孩在后面叫我。我知道我从来没有一个人活着，从来没有——让歌剧院里的人活着，因为坐在歌剧院里的人的模样肯定成了我和弗兰克看到的汽车里的那个动物——夹在厄恩斯特和阿尔拜特之间的那个动物——那样，成了那只机械熊，成了那个化学材料做成的狗头，成了那个悲伤的电荷。不管托洛茨基说了什么，他反正已经死了。母亲和艾格，还有艾奥瓦鲍勃，都死了——不管他们说了什么，不管他们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从格拉本大街出来，感觉自己越来越像弗兰克，感觉自己对一切都看不顺眼，我感觉自己失控了。举重运动员失控了，那可不是什么好事。

我遇到了第一个妓女，一看不是住在我们家旅馆的妓女，但我以前在莫瓦特咖啡馆见过。

“去你的。”我对她说。

“去你的。”她对我说。她就知道那么点英语。我感觉自己心情很糟。我又说脏话了。我违背了对母亲许下的诺言。这是我第一次我抛来一个飞吻——她以前是我们那条克鲁格大街上的一个妓女。我并不看她，右转径直往克鲁格大街走去——我不想看她，也不想看别的在向我招手的妓女。我走过了萨彻酒店——新罕布什尔旅馆永远不会是那个样子。接着，我来到了国家歌剧院，来到了格鲁克[9]（弗兰克马上背出了他的生卒年份，1714—1787）的故居。我来到了国家歌剧院，这是莫扎特的家，海顿的家，贝多芬和舒伯特的家——施特劳斯、勃拉姆斯、布鲁克纳和马勒的家。一个玩弄政治的色情作家想要把它炸飞到天上去。这是一个巨大的建筑。在那七年里，我一次也没有来过这里——这建筑看上去比我高贵多了，我不像弗兰克那样爱好音乐，也不像弗兰妮那样热爱戏剧（弗兰克和弗兰妮总是去看歌剧，弗洛伊德常带他们去。弗洛伊德喜欢听歌剧，弗兰妮和弗兰克向他讲述舞台上发生的一切）。和我一样，莉莉也从没去过歌剧院，那地方太大，莉莉说，大得让她害怕。

现在，我也害怕了。它确实太大了！我想。他们想炸的，不是这建筑，他们想炸死里面的人，我知道。人比建筑更容易被摧毁。他们想要制造一个奇观。他们想要阿尔拜特对施万格大声喊叫过的那些东西：他们想要鲜奶油和鲜血。

在歌剧院对面的卡恩特纳大街上，一个卖香肠的小贩推着一辆热狗车，在卖各种各样的黑麦加芥末的香肠。我不想要。

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想长大，快点长大。我和菲尔格伯特**的时候对她说，“Es war sehr schon”[10]，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太美妙了。”我撒了个谎，但也算不上什么谎言，它够不上谎言，那只不过是又一个举重的夜晚。

我拐向克鲁格大街的时候，心里已经决定，谁第一个朝我走来，我就跟谁去，即使是老毕力格，我也不管，即使是乔兰塔，我也不管，我心里这样对自己许诺，谁都可以。说不定我会一个一个地试过去。弗洛伊德能做的，弗洛伊德都做了的，我都要做——不管是我们的弗洛伊德，还是另外一个弗洛伊德，我想——他们都不见了，不知到哪里去了。

莫瓦特咖啡馆的人没有一个我认识的，我也认不出那个站在粉红色霓虹灯下的人是谁——只有粉红色的霓虹灯在闪烁不停：新罕布什尔旅馆！新罕布什尔旅馆！新罕布什尔旅馆！

是巴贝特吧，我想，心里模模糊糊感到一点厌恶——夏日最后一晚那既令人恶心又叫人喜欢的带有柴油味的微风，不禁让我想起了她。那女人看见了我，向我走来——带着一副凶相，又似饿狼扑食。我想，那女人是尖叫安妮吧？我心下不禁思忖：如果她的假**一来，我如何能受得了她那著名的**声？或许——因为我喜欢低声细语——我可以要求她别来那一套，我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她，我知道那是假的，根本没有必要那样喊叫，那叫喊对我也没有用。不一会儿，我觉得那女人长得太结实了，不可能是尖叫安妮，尖叫安妮也没有她那副匀称的身材。那女人又很苗条，也不可能是老毕力格。是乔兰塔？我问自己。如果是她，我终于可以弄清楚她那邪恶的小包里到底藏了什么东西。过一会儿，我甚至都可以拿起乔兰塔小包里的东西来用一用——想到这里，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那女人没有乔兰塔那么结实，不可能是乔兰塔。另外，那女人的身材实在太好了——长得太圆润，太年轻了。那女人向我跑过来，立刻把我抱在怀里。她长得太美了，美得让我窒息。那女人不是别人——正是弗兰妮。

“你死到哪儿去了？一天一夜不见人。”她责备起我来，“真急死人了，害得我们到处找你！”

“怎么了？”我问。弗兰妮身上的气味熏得我头晕。

“莉莉的书就要出版了！”弗兰妮说，“纽约的一个出版商真的要买下她的书了！”

“能卖多少钱？”我问。我希望能卖个高价。能不能够我们离开维也纳的机票钱？——第二家新罕布什尔旅馆永远赚不到我们的机票钱。

“耶稣啊，上帝啊！”弗兰妮说，“你妹妹写书成功了，你却问能卖多少钱——跟弗兰克一个德行。弗兰克就问了这个问题。”

“弗兰克问得好。”我说。我的身体还在发抖，我心里一直盘算着找一个妓女，没想到找到了我姐姐。她不肯放我走了。

“你到哪儿去了？”弗兰妮问我。她摸着我的头，向后拢着我的头发。

“我与菲尔格伯特在一起。”我说，都有点不好意思看她。我没有撒谎——对弗兰妮，我永远不撒谎。

弗兰妮皱起了眉头。“呃，怎么样？”她问，手仍然抚摸着我——姐姐那样的爱抚。

“不太好。”我说。我把目光从弗兰妮身上移开，望向别处。“很糟。”我说。

弗兰妮搂住我，吻了我。她本想吻我的脸颊（亲姐姐嘛），我朝她转过脸去，又想马上别过脸，可是来不及了——我们的嘴唇碰在了一起。就这样——事情就这样发生了。那是一九六四年的夏末。突然之间，到秋天了。我二十二岁，弗兰妮二十三岁。我们一直吻了很长时间，什么话也没说。她不是同性恋，她还在给小琼斯写信——也给契帕·达夫写。而我呢，与别的女人在一起，从来没有开心过——没有，从来没有。我们就这样站在街上，站在霓虹灯闪烁不到的地方——新罕布什尔旅馆的人不会看到我们的。乔兰塔的一个客人跌跌撞撞地从新罕布什尔旅馆走了出来，我和弗兰妮只好停下了接吻。紧接着，我们听到了尖叫安妮的**声，我们的嘴唇又只好分开了。不一会儿，尖叫安妮的客人神情迷惑地走出旅馆。我和弗兰妮仍然站在克鲁格大街上。过了一会儿，巴贝特回家了。接着，乔兰塔回家了，她身边带着黑英奇。尖叫安妮出来了，很快又回去，接着又出来，很快又回去，就像潮水来来去去。老毕力格——名叫毕力格的妓女——穿过街道到了莫瓦特咖啡馆，坐在桌上打起了盹儿。我陪弗兰妮走到卡恩特纳大街，往歌剧院走去。“你总是想我，都想疯了吧……”弗兰妮说。她话没有说完，也懒得说完。我们又亲吻了好几次。我们身边的歌剧院是如此的宏伟。

“他们要把它给炸了。”我小声对姐姐说。“就这个歌剧院——他们想要炸了它。”她让我抱着她。“我太爱你了。”我对她说。

“我也爱你，该死的。”弗兰妮说。

虽然天已有秋意，但我们站在那里，守卫着我们的歌剧，真是舒服。我们就这样一直待到天亮，看到人们出来去上班。我们没有地方非去不可——我们知道，也没有什么事非做不可。

“不停地走过开着的窗户。”我们贴着耳朵，互相悄声说。

等我们最后回到新罕布什尔旅馆的时候，歌剧院还矗立在那儿——好好的，很安全，什么事也没有。这安全是暂时的吧，我想。

“比我们安全。”我对弗兰妮说，“比爱情安全。”

“让我告诉你吧，小子。”弗兰妮紧握着我的手说，“什么事都比爱情来得安全。”

[1] Blutgasse，字面意思为“流血巷”。

[2] Tod，德语，意为“死亡”。

[3] 德语，意为“拜托，拜托”。

[4] 大概是戏仿“七年之痒”的说法。

[5] 德语，意为“死亡”。

[6] 德语，意为“许可证”。

[7] 德语，意为“胜利万岁！”，著名的纳粹口号。

[8] 德语，意为“晚上好”。

[9] Christoph Willibald Gluck（1714—1787），欧洲歌剧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10] 德语，意为“这太美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