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弗洛伊德旅馆的新大堂进行最后一次整修，这是我父亲出的主意。我心里展开了想象：有一天早晨，父亲站在克鲁格大街的邮局前，望着对面的旅馆，望着那新建的大堂——糖果店已经面目全非，那些旧招牌，此刻就像疲惫的士兵手里的步枪，斜靠在工人们正在拆除的脚手架边上。旧招牌上的字迹尚存：“软糖”“糖果”“食糖”“巧克力”“弗洛伊德旅馆”。我父亲觉得这些招牌都应该统统扔掉：再也没有糖果店了，再也没有弗洛伊德旅馆了。
“新罕布什尔旅馆？”尖叫安妮说。她总是第一个到达（也是最后一个离开）旅馆的妓女。
“真是与时俱进啊。”那个叫老毕力格的激进分子说，“收放自如，微笑应对。‘新罕布什尔旅馆’，这名字我觉得还行。”
“历史的又一个时期，又一个时期。”色情作家厄恩斯特说。
“这主意太好了！”弗洛伊德大声说，“想到了美国顾客——这个名字一定会将他们吸引过来！不会再有反犹主义了。”
“我想，再也不会有客人因为反对弗洛伊德的观点而不来这家旅馆了。”弗兰克说。
“你以为他还会叫什么别的名字吗？”弗兰妮说。“那是爸爸的旅馆，不是吗？”她问我。
人这一辈子就被钉在这里了——要是艾奥瓦鲍勃活着，他要说的还是这句话。
“我觉得这个名字很甜蜜。”莉莉说，“给人一个不错的感触，不大气，但甜蜜。”
“甜蜜？”弗兰妮说，“哦，天哪，我们有麻烦了，莉莉还觉得这名字很甜蜜。”
“有点感伤。”弗兰克说，一副哲学家的口气，“但这无关紧要。”
我想，如果弗兰克再说一句什么无关紧要的话，我就要尖叫起来。我想，如果弗兰克再说那样的话，我就要假装来了性**。苏西熊又一次把我救了。
“孩子们，你们看。”苏西说，“你们的老爸已经往现实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你们想想，来到维也纳的美国和英国游客，看到这个名字，有几个人心里能平静下来？”
“这倒是真的。”施万格说，显出很高兴的样子。“对于英国人和美国人来说，维也纳算得上一个东方城市。你看那些教堂的形状——让人害怕的洋葱形圆顶，代表着一个西方人难以理解的世界……看你来自哪里的西方了，你甚至都可以把中欧看作东方。被吸引到这里来的，可能都会是些胆小的人。”施万格这样预言道——好像她又在写一本关于怀孕和堕胎的书似的，“听到新罕布什尔旅馆这个名字，他们会心里一热——就会产生家的感觉。”
“好极了。把那些胆小的人带到这里来。”弗洛伊德说着，叹了口气，伸出手去，想拍拍离他最近的那个人的头。他先摸到了弗兰妮的头，拍了拍。等他去摸苏西熊的头的时候，苏西熊用一只又大又软的爪子把他的手推开了。
我很快就习惯了——习惯那只占有欲很强的爪子了。在这个世界里，很多事起初让我们感到惶恐不安，慢慢地就习以为常，后来甚至都让我们觉得非常安心。而那些一开始让人安心的事，却似乎也会慢慢变得让人惶恐不安起来。可是有一件事我不得不承认，苏西熊对弗兰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果苏西因此就能让弗兰妮远离厄恩斯特，那我真谢天谢地了。另外，我还想让苏西熊说服弗兰妮不要再给契帕·达夫写信了，这也不算非分之想吧？
“你认为自己是同性恋吗，弗兰妮？”我问她。我们走在黑黑的克鲁格大街上，不用担心难堪。不远处，旅馆的粉色霓虹灯时闪时灭，父亲总是搞不定这玩意儿——新罕布什尔旅馆！新罕布什尔旅馆！新罕布什尔旅馆！
“我不知道。”弗兰妮轻声说，“我想我只是喜欢苏西而已。”
我自然有了这样的想法：弗兰克知道自己是同性恋，而弗兰妮现在又与苏西熊搞在一起，也许不用多久，我和莉莉也会发现我们有同样的性取向。像往常一样，弗兰妮一眼看透了我的心思。
“不会那样的。”她低声说，“弗兰克是同性恋，这是确定无疑的。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只是有一点，这也许对我更容易。就眼下来说。我是说，爱上与自己同性别的人更容易。你不用让自己付出太多，也不用承担太多的风险。和苏西在一起我感觉更安全。”她小声说，“我想，情况就是这样。男人太不一样了。”
“就是一个阶段而已。”厄恩斯特东走来西走去的，对什么事都要发表看法。
菲尔格伯特小姐看到大家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反应还不错，于是深受鼓舞，接下来又给我们念起了《白鲸》。因为母亲和艾格死在了大海里，现在让我们听有关大海的故事，开始我们有点受不了，但后来慢慢适应了。我们的心思都放在了那条白鲸身上，尤其放在各个鱼叉手身上（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最喜欢的鱼叉手）。我们一直紧紧盯着莉莉，等着她什么时候把父亲看作那个船长亚哈——“或许她会把弗兰克看作白鲸吧。”弗兰妮低声说。我们没想到的是，莉莉却听出了弗洛伊德的动静。
一天晚上，假人模特笔挺地站在我们身边，好像与我们一起听菲尔格伯特用低沉的声音不停地念着《白鲸》——就像大海不停发出呼呼声，就像海浪嗡嗡地翻滚。这时，莉莉说：“你能听见他的声音吗？嘶嘶嘶！”
“什么？”弗兰克说。这声音就像一个幽灵发出的——我们都知道，艾格才会这么说。
“别说了，莉莉。”弗兰妮小声说。
“不，你们听。”莉莉说。一时之间，我们以为自己身处甲板底下，躺在水手的铺位上，听着亚哈的那只假腿在我们头顶不安地踱来踱去。突然传来一声木头的撞击声，又像骨头的撞击声。那只能是弗洛伊德的棒球杆击打地板的声音。他在我们楼上的地板上走着呢——一瘸一拐地走着。他找妓女寻欢去了。
“他去找哪一个了？”我问。
“老毕力格呗。”苏西熊说。
“两个老家伙，很配。”弗兰妮说。
“我觉得这真好。”莉莉说。
“我是说，今晚他找的是老毕力格。他一定累了。”
“所有妓女他都玩遍了？”弗兰克说。
“乔兰塔除外。”苏西说，“她把他吓着了。”
“我也怕她。”我说。
“当然没有找黑英奇。”苏西说，“弗洛伊德的眼睛不管用。”
我没有想过要找这些妓女——没有想过特别要找哪一个，更没有想过一个一个玩过来。朗达·雷与她们太不一样了。与朗达·雷上床，你只要付点小费就行了。在维也纳，这可是一门生意。我脑子里想象着乔兰塔就可以**，那够让我兴奋了。至于**……呃，**，我总是想象着与弗兰妮**。在夏末的夜晚，我还想象与菲尔格伯特**。这次朗读《白鲸》，真是怪异得很，菲尔格伯特每次都读到深夜。之后，我和弗兰克陪她走回家。她在市议会厅后面的一栋破旧的建筑里租了一个房间，就在大学附近。她不喜欢晚上一个人穿过卡恩特纳大街或格拉本大街，因为她有时候会被人误认为是妓女。
把菲尔格伯特当成妓女的人想象力一定特别丰富，她一看就是个学生嘛。并不是说她长得不漂亮，她很漂亮——对她来说，这显然不是问题。她长得多好看啊——她就是天生丽质，不过她很不在意，或故意不让自己显得好看。她的头发总是散乱不堪，也很少有干净的时候，好不容易干净一次，她也从来不打理。她穿蓝色牛仔裤，高领毛衣或T恤，她的嘴巴和眼睛四周总带着倦意，这只能说明她读了太多的书，写了太多的东西，想了太多的问题——太多了，她的身体无法承受，使她无心于人生乐趣。她看上去和苏西差不多大，但她太缺乏幽默感，不可能成为一头熊。她对新罕布什尔旅馆夜里发生的种种活动非常不满，感到非常的“恶心”——就是厄恩斯特常说的那个词。在下雨天，我和弗兰克一般就陪她走到歌剧院所在的环城大街的有轨电车车站，到此为止了。天气好的时候，我们会陪着她穿过英雄广场，沿着环城大街朝大学的方向走。我们这三个孩子，刚才还是满脑子的鲸鱼，现在却走在一个古老城市的宏伟大楼底下——这个城市太古老了，真不适合我们这些孩子。大多数夜晚，好像只有我与菲尔格伯特一起走着，弗兰克好像不在我们身边似的。
“莉莉才十一岁。”菲尔格伯特说，“她很喜欢文学，这太难得了。文学可能成为她的救星。那家旅馆不适合她待。”
“Wo ist die Gemütlichkeit? ”弗兰克又自顾自地唱起了歌。
“你待莉莉很好。”我对流产小姐说，“你想过哪一天自己成个家吗？”
“四百六十四！”弗兰克唱道。
“在革命结束之前，我不想要孩子。”菲尔格伯特干巴巴地说。
“你觉得菲尔格伯特喜欢我吗？”在回家的路上，我问弗兰克。
“等我们上了学再说吧。”弗兰克说，“找一个漂亮的小女孩——与你一样大的。”
可以这么说，尽管我住在维也纳的一个妓院里，我的性活动其实与一九五七年正好十五岁的大多数美国孩子差不多。我一边想象着一个爱动粗的凶巴巴的妓女不断**，一边不停地陪一个说来年轻但比我大的女孩子回家——梦想着自己哪一天能壮着胆吻她，梦想着哪怕能握一下她的手也好。
我本来想，看着那些“胆小的人”——就是会被施万格预言吸引到新罕布什尔旅馆的那些客人——会让我想到自己就是那样的人。但情况并非如此。客人们时不时地坐大巴来：都是参加旅游项目的奇怪的团体游客——有些旅游项目与这些游客一样奇怪。这些游客中，有来自德文郡、肯特郡和康沃尔郡的图书管理员；有来自俄亥俄州的鸟类学家——他们是来鲁斯特观察鹳的。他们的作息习惯很有规律，在妓女开始干活儿之前就已经上床睡觉了，一觉睡到天亮，全然不知晚上的吵闹。在尖叫安妮还没有喊出最后一声假装**的**声，在老毕力格还没有穿过街道走进旅馆上班——新世界已经在他的脑海里熠熠生辉——他们就早早出门观光去了。这些团体游客什么也不懂，弗兰克有时就带着他们在街上“徒步观光”，赚点外快。团体客人很好相处，包括来自日本男性合唱团的那些客人——他们一起发现了这里有妓女（而且还一起找妓女玩儿）。那是一个多么吵闹、多么奇怪的时刻——他们几个人一起玩妓女，还一起高声唱歌！日本人带了很多相机，给每个人照了相——也给我们家的人照了相。说起照相的事，弗兰克很不开心，他总是说，我们在维也纳拍下的那仅有的几张照片，都是那次来维也纳旅游的日本男性合唱团的客人给我们照的，想想就丢人。有一张是莉莉与菲尔格伯特的合影——菲尔格伯特手里当然拿着一本书。两个老毕力格一起照了一张很感人的合影，莉莉老说，这两个人看起来多像一对“甜蜜”的老夫妻。还有一张照片，弗兰妮斜靠在苏西熊的肩膀上，弗兰妮看起来有点瘦，但是很结实，很外向、很活泼，充满一种“奇怪的自信”——这个词是弗兰克对这个时期的弗兰妮的总结。父亲和弗洛伊德的合影非常有趣，他们两个人一起拿住一根棒球杆，好像在争吵下一棒该谁打，就在这不休争吵的一个小小空当，日本人咔嚓一下为他们拍下了这张照片。
在一张照片里，我站在黑英奇的边上。我记得当时我与黑英奇正坐着在玩“疯狂八点”，一个日本人要给我们几个人照相，但说光线不好，要我们站起来，于是我和黑英奇站在了一起。那个时刻我感到稍微有点不自然。尖叫安妮依然是坐着的——她坐的桌子边上，光线非常充足——身上涂了太多香粉的巴贝特在跟乔兰塔耳语着什么，乔兰塔站在离桌子稍远一点的地方，两只胳膊交叉着放在那让人过目难忘的胸脯上。乔兰塔永远也学不会“疯狂八点”的游戏规则。在这张照片里，乔兰塔看起来好像不想继续玩这纸牌游戏了。我记得日本人也很怕她——也许是她的个头比他们任何一个人都要高大的缘故。
这些照片——这是我们一九五七到一九六四年的维也纳生活的唯一记录——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里面总有一个或两个日本人——我们熟悉的人都与陌生的日本人照了相。色情作家厄恩斯特也不例外。一张照片上，厄恩斯特斜靠在放在户外的汽车车身上，阿尔拜特靠在汽车的挡泥板上。还看到两条腿从这辆老梅赛德斯车的格栅底下伸出来——这是“扳手”的两条腿，他照相的时候只露他的两条腿。汽车周围是日本人——这些陌生人我们今生再也见不到了。
要是我们仔细地看了这张照片，我们会明白那不是一辆普通的汽车。谁听说过一辆梅赛德斯，即使是一辆老旧的梅赛德斯，得修理师花这么多力气去修？扳手先生总是钻在车底下，爬来爬去忙个不停。这辆车属于东西方关系研讨会所有，但很少见到它被开出去，那怎么还值得花这么多精力去修它？你现在得好好看看……呃，这张照片是最清楚不过的了。只要你仔细看了，就不难看出那辆旧梅赛德斯究竟有什么名堂。
炸弹。电线缠了又缠，不知缠了多少遍，这枚炸弹随时可以引爆。整辆车就是一枚炸弹。还有那些不知道姓名的日本人，那些出现在我们仅有的那些维也纳时期的照片里的日本人……呃，现在就很容易明白了：那些陌生人，那些外国人，正是围绕在汽车周围的那些未知的死亡天使的象征。那些年我们这些孩子还相互讲笑话，说这个叫舒劳斯本舒吕舍尔的修理工水平实在差劲，一辆旧梅赛德斯摆弄了那么多年，还没有个结果！其实他可是一个专家！“扳手”先生可是一个炸弹专家，七年来他一直在摆弄那枚随时可以引爆的炸弹——每天都可以引爆。
我们从来不知道他们在等待什么时机——要不是我们强迫他们动了手，真不知他们在等待哪个成熟的时机。我们现在手头上只有日本人照的这些照片，不过，这些照片还是能拼凑出一个可怕的故事。
“对维也纳，你还记得些什么，弗兰克？”我问他——后来我一直这样问他。弗兰克走进一个房间，在里面单独待了一会儿。他出来的时候，递给我一张字条，上面列出了四个条目：
1.弗兰妮和苏西熊。
2.去买你那该死的杠铃。
3.走路陪菲尔格伯特回家。
4.鼠王的出现。
弗兰克把字条递给我，对我说：“当然，还有别的事情，但我不想列在上面了。”
我明白他的意思。我当然也记得我去买杠铃的事。我们几个人都去了——父亲、弗洛伊德、苏西，加上我们四个孩子。弗洛伊德去了，是因为他知道体育用品商店在哪里。苏西去了，是因为弗洛伊德可以在有轨电车上对她大声说出商店的位置，让她记住，好让她带着我们去。“我们是不是过了玛丽亚希尔弗街的医院用品店了？”弗洛伊德大声喊道，“过了那个店，在第二或第三个左转弯处，就是了。”
“厄尔！”苏西看着窗外，叫了一声。有轨电车的售票员警告弗洛伊德说：“我希望这熊不会咬人——它可没有被拴住啊。你不拴住它，我们通常是不让上车的。”
“厄尔！”苏西又叫了一声。
“这是一头很聪明的熊。”弗兰克对售票员说。
我在体育用品店里买了三百磅的举重片，一个长杠铃，两个用于曲臂练习的哑铃。“把这些东西送到新罕布什尔旅馆。”父亲说。
“他们不送货的！”弗兰克说。
“不送货？”弗兰妮说，“哎，我们可是扛不动的！”
“厄尔！”苏西叫道。
“乖点，苏西！”弗洛伊德喊道，“不要那么粗鲁！”
“如果你们把这些东西送到我们家，这头熊会感激不尽的。”弗兰克对运动商店里的人说。但这话不管用。我们明白了，靠一头熊来帮我们把事情摆平，这是不可能的，熊已经没有那么大威力了。我们只好自己动手。我们尽量把这些重物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人。我在两个哑铃上各放了一个七十五磅的举重片，一手拿一个哑铃。父亲、弗兰克和苏西熊一起吃力地抬着那个加了一百五十磅举重片的长杠铃。弗兰妮在前面为我们开门，招呼着人行道上的人避让，莉莉抓着弗洛伊德的手为他引路，她现在暂时为他担当了引路熊的角色。
“耶稣啊，上帝啊！”父亲感叹道——因为售票员不让我们上有轨电车。
“他们原先让我们上来，可是现在却让我们下去！”弗兰妮说。
“这次不是因为这头熊。”弗洛伊德说，“这次是因为这个长杠铃。”
“看你们抬着的样子，多危险。”弗兰妮对弗兰克、苏西和父亲说。
“如果你像艾奥瓦鲍勃那样，一直在练习举重，”我对父亲说，“你就可以一个人扛了，你就不会觉得那么重了。”
莉莉注意到奥地利人允许熊上电车，但不允许杠铃上；她还注意到，奥地利人很热衷滑雪。于是她建议我们买一个滑雪包，把长杠铃放进去，这样，电车售票员不会认为那是杠铃，还以为只是一副很重的滑雪板呢。
弗兰克建议我们不妨借舒劳斯本舒吕舍尔的汽车来用一下。
“从来就不见那车跑过。”父亲说。
“但现在一定能跑了。”弗兰妮说，“那浑蛋已经修了那么多年了。”
父亲跳上电车，回家去借车了。但激进分子却一口拒绝了，看他们这么迅速地拒绝，我们难道不应该一下子明白，我们的新旅馆外面停着的不就是一枚炸弹？但是我们认为这只是激进分子粗鲁无礼而已。我们只好将这些重物慢慢搬回家。到最后，我不得不将杠铃和其他一些东西留在美术馆。但他们不让杠铃进入博物馆，也不让熊进入。“布鲁盖尔是不会介意的。”弗兰克说。但他们还是不得不在街角消磨时间。苏西跳了一会儿舞；弗洛伊德轻轻拍着棒球杆；莉莉和弗兰妮唱了一首美国歌，就这样，他们一边打发时间，一边还赚了点小钱。街头小丑，维也纳特色。“鼠王来了！”弗兰克边说边向街边行人递过帽子去。那顶帽子是父亲从前为弗兰克买的那套大巴司机制服的一部分——一顶破烂的殡仪馆员工帽，就是弗兰克在新罕布什尔旅馆扮作门童的时候常戴的那顶。弗兰克在维也纳的时候也总戴着它——弗兰克，这个江湖骗子，我们的鼠王。我们常常想到那个满脸愁容的表演者和他那些想扔掉的老鼠，有一天，他在开着的窗户前停住脚步，带着他那些可怜的老鼠跳了下去。生活是严肃的，但艺术是有趣的！这就是他的伟大理论。多少年了，他不断走过那些开着的窗户——现在终于被这些窗户吸引了。
我抱着一百五十磅的器具一路小跑着回家。
“嘿，扳手。”我对钻在汽车底下的这个激进分子说。
我跑回美术馆，抱起七十五磅的举重片小步快跑回家。父亲、弗兰克、苏西熊、弗兰妮、莉莉和弗洛伊德把剩下的七十五磅举重片带回了家。从此我可以在这里举重了，第一家新罕布什尔的那个感觉又回来了，我不禁又想起了艾奥瓦鲍勃——住在维也纳，住在外国的陌生感开始消失了。
当然，我们得去上学了。我们上的是一所美国学校，在席津的动物园附近，离美泉宫也不远。苏西每天早上陪着我们坐电车到学校，下午放学后又来学校接我们。熊送我们上学，熊接我们放学——同学们哪里见过这个阵势啊！我们的感觉真是太好了。可是，苏西必须有父亲或弗洛伊德陪着才行，因为这里是不允许熊独自坐有轨电车的，另外，因为学校离动物园很近，所以住在郊区的居民看到熊出来，比住在市中心的人心里会更紧张一些。
对于弗兰克在性方面采取的谨慎态度，我们谁都不理解，这给了他很大的伤害——到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一点。在维也纳的七年里，我们从不知道他的男朋友是谁，他只是说都是美国学校的男孩子——弗兰克是我们的大哥，上的是最高级的德语课程，在学校里待的时间也最长，也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现在他住在第二家新罕布什尔旅馆，身边有那么多的性活动，这一定促使弗兰克在这方面谨慎行事，就像我以前与朗达·雷交往的时候非常小心谨慎一样：必定先用对讲系统以悄悄话联系。弗兰妮现在有了苏西熊做伴。苏西最近一直对我说，弗兰妮对被强奸的事还是想不通。
“她已经想通了。”我说。
“你还没有想通。”苏西说，“你的脑子到今天还想着契帕·达夫，你就没有想通。她也一样。”
“那就是说，弗兰妮与契帕·达夫的事还没完。”我说，“但是，强奸的事结束了。”
“我们走着瞧吧。”苏西说，“我是一头聪明的熊。”
不断有胆小的客人到来，但数量不是多得不可想象。说胆小的客人多得数不胜数，也许是个自相矛盾的说法——当然，我们还是可以说胆小的客人数量不少。即使如此，我们现在的客人比第一家新罕布什尔旅馆的客人要好一些。
团体游客比个人游客容易对付。胆小的客人，如果是单个来的，比组团一起来的胆小客人更胆小。那些独自旅行的胆小客人，或者那些偶尔带着胆小的孩子一起旅行的胆小夫妇——他们的情绪似乎最容易受旅馆日间夜间的动静的影响，常常被搞得心烦意乱。我们的第二家新罕布什尔旅馆开业的头三四年里，只有一位客人前来投诉过——这些胆小的客人真是太胆小了。
前来投诉的，是个美国女人，她与丈夫和女儿一起来维也纳旅行，她女儿的年纪与莉莉差不多大。他们正好来自新罕布什尔州，但不是来自德瑞镇那一带。下午放学之后，弗兰克在前台登记处值班。弗兰克很快发现，这个女人开始抱怨她在这里吃不到“干净、简单、确实好吃的佳肴”，她显然吃过那第一家新罕布什尔旅馆做的菜肴。
“还是那一套废话，说什么菜简单但好吃。”弗兰妮听了这话，一定会这么说。她回想起了尤里克太太。
“在欧洲，我们到处被人抢劫。”新罕布什尔州女人的丈夫告诉弗兰克。
厄恩斯特在大堂，正向我和弗兰妮解释“坦陀罗式**”的几个古怪体位。他说的是德语，所以我们很难听懂。我和弗兰妮的德语永远也赶不上弗兰克，但是莉莉在一年之内就与弗兰克一样能用德语流利会话了。不过，在那个美国学校，我和弗兰妮还是学到了很多东西。当然，他们没有教我们**这门课——这是厄恩斯特的专业领域。我不能忍受厄恩斯特单独与弗兰妮说话，所以每当我看到他与弗兰妮说话，我就走过去听，尽管我看到厄恩斯特就觉得浑身不自在。苏西熊也喜欢过来听，并伸出一只爪子摸着我姐姐身上的某个地方。厄恩斯特看到了这只漂亮的大爪子。新罕布什尔州来的几个美国人来前台办理入住手续的时候，没有看到熊——苏西正好去厕所了。
“浴室里竟然还有头发。”美国女人对弗兰克说，“你不会相信我还看到了哪些肮脏的东西。”
“我们已经扔掉了旅行指南。”她丈夫对弗兰克说，“不能相信这些东西。”
“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的直觉了。”美国女人一边说，一边往四周扫视着新罕布什尔旅馆的新大堂，“我们到处在寻找有美国情调的旅馆。”
“我真想马上回家。”女儿说，声音小得如老鼠。
“我们在三楼有两间不错的房间。”弗兰克说，“而且这两个房间还挨着。”弗兰克加了一句。但他担心那里是不是离二楼的妓女太近了——毕竟只相差一层楼。“要么去四楼，四楼的风景更好。”弗兰克说。
“让风景见鬼去吧。”美国女人说，“我们就要这三楼相邻的两个房间。不要有头发。”她最后恶声恶气地加了一句。这时，苏西熊悄悄溜进大堂，看到了这个小女孩，甩了甩脑袋表示炫耀，发出了一声低沉的熊叫，接着又哼了一声。
“看，来了一头熊。”小女孩说，紧紧抱住了她爸爸的腿。
弗兰克使劲敲了一下铃，当！“行李工！”弗兰克大声喊道。
我只好忍痛从厄恩斯特身边走开，他正起劲地讲着坦陀罗式**的各种体位呢。
“维央塔派主要有两个体位。”他说，语气相当温和，“女人身体前倾，双手触地，男人站着，从后面抱住她。这是dhenuka-vyantaasana，也叫母牛式。”厄恩斯特一边说，一边拿他那湿润的眼睛盯着弗兰妮。
“母牛式？”弗兰妮说。
“厄尔！”苏西很不高兴地叫了一声，把头伸进弗兰妮的怀里——给新来的客人做起了熊的各种动作。
我拿着客人的行李上楼去了。小女孩的眼睛始终盯着熊。
“我有一个妹妹，年纪与你差不多。”我对她说。莉莉这会儿不在旅馆，她带弗洛伊德出去散步了。弗洛伊德一定在给莉莉介绍维也纳街头的各种风景——虽然他什么也看不见。
弗洛伊德常常带我们出去看街上的风景，为我们介绍他自己并不能看见的街景。我们一起上街的时候，他总是一只手拿着那根棒球杆，另一只手抓着我们哪个孩子的手，有时抓着苏西的手。我们领着他走街串巷。每到一个街角，我们就对着他的耳朵大声喊出两边大街的名字。弗洛伊德的耳朵也不太灵了。
“我们这是在布鲁特巷[1]吗？”弗洛伊德说话总是这样大声，“我们是在流血巷里了吗？”
莉莉、弗兰克、弗兰妮，或者我，大声回答他：“是的！是在布鲁特巷！”
“向右拐。”弗洛伊德为我们指路。“孩子们，走进多姆巷。我们一定要找到5号。那是费加罗歌剧院的入口，莫扎特在这里写下了《费加罗的婚礼》。在哪一年来着，弗兰克？”弗洛伊德大声喊道。
“一七八五年！”弗兰克大声答道。
“比莫扎特更重要的是，我们这里还有维也纳的第一家咖啡馆。孩子们，我们还是在布鲁特巷吗？”
“是的！流血巷。”我们说。
“找一找6号。”弗洛伊德大声说，“维也纳的第一家咖啡馆！这个连施万格也不知道。她只喜欢她的鲜奶油。与所有政治人物一样，她没有一点历史感。”
的确如此，我们没有从施万格那里学到任何历史知识。我们学着爱上了咖啡，配着一小杯水一起喝；我们喜欢上了看报纸，手指捏着报纸，在上面留下脏指印。我和弗兰妮常抢着看《国际先驱论坛报》。在维也纳的那七年里，我们总能在上面看到小琼斯的消息。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队35号，海军队6号！”弗兰妮喜欢这样念给我们听，我们在一旁大声欢呼。
后来，小琼斯成了克利夫兰布朗斯队28号，纽约巨人队14号，巴尔的摩小马队21号，最后又成了布朗斯队可怜的17号。小琼斯断断续续给弗兰妮写过几封信，但很少向弗兰妮透露过比赛的消息，但是过不了几天，我们就能在《国际先驱论坛报》看到橄榄球赛的比分，如此这般间接地听到他的消息，还是让我们产生一种非常特别的感觉。
“到了犹太人巷，就向右转！”弗洛伊德给我们指着路。我们便沿着犹太人巷来到圣鲁普雷赫特教堂。
“十一世纪。”弗兰克喃喃地说。年代越久远的，弗兰克知道得越多。
我们沿着多瑙河运河往下走，在一个山坡脚下，在弗朗茨·约瑟夫斯-凯大街，有一个纪念碑，弗洛伊德常带我们来看。纪念碑上有一块大理石标牌，写的是纪念被盖世太保谋杀的受难者的文字——当时，盖世太保的总部就设在这里。
“就是这个地方！”弗洛伊德尖叫一声，一边跺着脚，一边拿棒球杆猛击着地面，喊道，“给我说说标牌上写的是什么！我从来没见过上面的字。”
他当然没有见过，因为他就是在一个纳粹集中营里双目失明的。在集中营里，他们拿他的眼睛做试验，结果，试验失败了。
“那可不是夏令营，莉莉。”弗兰妮告诉莉莉。莉莉以前总是害怕被人送到夏令营里去，现在听到有人在“营地”受尽折磨，感到早在意料之中似的。
“是的，不是夏令营，莉莉。”弗兰克说，“弗洛伊德待的那个营地叫死亡集中营。”
“托德[2]先生从来没有找到过我。”弗洛伊德对莉莉说，“那位死神先生来找我的时候，我总不在家。”
接着，弗洛伊德向我们解释说，纽尔广场有一个喷泉，叫作普罗维登斯喷泉——也叫唐纳喷泉，因为建造者名叫唐纳——喷泉边上的那些**雕像，实际上不是原作，而是复制品。原作在贝尔维第宫下宫。这些**雕像据说是象征着生命之源，但玛丽娅·特蕾莎强烈谴责这些雕像。
“她是个婊子，”弗洛伊德说，“她成立了贞节委员会。”
“他们做了什么？”弗兰妮问，“哪个贞节委员会？”
“他们能做什么？”弗洛伊德问，“那些人能做什么？他们阻止不了人们的性活动，所以就在喷泉周围胡乱立了几个**雕像。”
即使是维也纳的弗洛伊德——另一位弗洛伊德——虽然大名鼎鼎，但也无法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人们的性活动，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处于同一个时代的玛丽娅·特蕾莎的贞节委员会却想那么做。“那个时候，”弗洛伊德带着羡慕的口气说，“妓女可以在歌剧院的过道里招客呢。”
“那是在幕间休息的时候。”弗兰克补充道——他是怕我们不知道细节。
弗兰克最喜欢和弗洛伊德一起看的一个地方，是帝国墓地——卡普亲教堂的皇家地下墓穴。从一六三三年开始，哈布斯堡家族的人死后就埋在那里。那个古板的老女人玛丽娅·特蕾莎也埋在那里，但她的心不在那里。墓穴里的所有尸体的心脏都被放到另一个教堂保存起来了。想看这些心脏，得等弗洛伊德下一次带我们出来的时候。“历史，终将分离一切。”对着这些埋着没有心脏的尸体的坟墓，弗洛伊德这样感叹道。
再见了，玛丽娅·特蕾莎——再见了，弗朗茨·约瑟夫、伊丽莎·贝思，还有墨西哥的那个不幸的马西米利安。当然，弗兰克最钟爱的那个人也在那里：哈布斯堡王朝的继承人，那个要了自己性命的可怜的鲁道夫。来到地下墓穴，弗兰克的心情总是无比阴郁。
当弗洛伊德指挥我们从卫普林格大街转向福特巷的时候，我和弗兰妮感到最为沮丧。
“拐过去！”弗洛伊德大声喊道，他手里的棒球杆在不停地颤抖。
我们来到了犹太广场，这里是维也纳的犹太人聚居区。早在十三世纪，这里就是贫民窟；第一次驱逐犹太人的事件就发生在这里，那是在一四二一年。对于最近的驱逐事件，我们知道的情形，稍微多了一点。
这次与弗洛伊德在犹太人广场，我们遇到了一个不小的困难，因为我们眼前已经没有多少十分明显的历史痕迹了。弗洛伊德对着已经不存在的公寓楼大声喊着什么。他向我们解释这是什么楼那是什么楼，但是这些楼早已不复存在。他以前认识的那些人——也不在了。我们看不到的景物，弗洛伊德却依然能看到；他看到的是一九三九年以及一九三九年之前的景物。那个时候他的眼睛还好好的，那是他对犹太人广场最后的印象。
一对新罕布什尔夫妇带着他们的孩子到达旅馆的那一天，弗洛伊德带着莉莉去了犹太人广场。我看出来了，莉莉回来的时候神情非常沮丧。当我带着这三个美国人，拿着他们的行李到了他们在三楼的房间的时候，我也感到非常沮丧。上楼的时候我一直想着厄恩斯特向弗兰妮描述母牛式体位的情景。客人的行李拎在我手里显得不是特别重，因为我把这些行李想象成厄恩斯特了——我要把厄恩斯特拎到新罕布什尔旅馆的顶层，把他从五楼的窗口扔出去。
新罕布什尔女人抬起一只手快速摸了一下楼梯扶手，说：“灰尘。”
在二楼的楼梯平台上，舒劳斯本舒吕舍尔与我们擦肩而过。从他的手指尖到二头肌，全都油腻腻的，脖子上还缠绕着一圈铜线，活像套在绞刑架上的绞索。他怀里抱着一个盒子形状的东西，很重的样子，很像一块巨大的电池——过了很久，我才意识到，这电池太大了，不可能是梅赛德斯车上用的。
“嘿，扳手。”我向他打了声招呼。他哼了一声，从我们身边走过去。他的嘴巴里还非常小心地——我想他必须小心——咬着一个玻璃管，玻璃管里嵌着一根小保险丝。
“旅馆的汽车修理工。”我向客人解释道——这样解释起来最省事。
“浑身够脏的。”新罕布什尔女人说。
“顶楼难道放着一辆汽车？”她丈夫问。
三楼的走廊半明半暗的，我们在走廊里走着，寻找着房间。五楼有一扇门开着，传来噼里啪啦打字的声音，好像什么人赶在最后一刻在狂打着什么。那是菲尔格伯特小姐，她不是在急着为某份宣言收尾，就是正写到她那篇关于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论文的关键部分。阿尔拜特朝楼下尖声喊着话。
“妥协！”阿尔拜特喊道，“你所代表的，不是别的，正是妥协！”
“每一段时间都属于它自己！”老毕力格吼叫了一声，作为回应。激进分子老毕力格下班了。他走到三楼楼梯平台时，我正一手拿着客人的行李，一手慌乱地拿着钥匙准备打开房门。
“你走起路来就像一阵风，老家伙！”阿尔拜特喊道——他喊的当然是德语。我听得懂，听了之后，心里很有些不祥之感。这三个美国客人不懂德语，听了这喊声可能感到尤为不祥吧。“总有一天，老家伙，”阿尔拜特最后喊道，“这阵风会把你吹走！”
老毕力格在楼梯平台上停下了脚步，回过头对阿尔拜特喊了几声。“你个疯子！”他尖叫道，“你是要把我们都杀了吧！你已经迫不及待了吧！”
在三楼和四楼楼梯之间，有一个温柔的身影在缓缓移动，那是好人施万格，她有那样的柔和身形，全是因为喝了那么多鲜奶油。好人施万格在想办法安抚那两个男人，她先快步往下跑了几步，与老毕力格耳语了几句，又匆匆跑上楼梯，跑到阿尔拜特那里，与他说了几句话。
“闭上你的嘴！”阿尔拜特厉声对她说。“你再去怀孕一次，再去堕胎一次，再多喝点鲜奶油。”他骂骂咧咧地说道。
“畜生！”老毕力格喊道。他又上楼去了。“别人还有可能做一个绅士，但你不行！”他对阿尔拜特尖声喊道，“你甚至都不是人！”
“拜托了。”施万格想让这两个男人都消消火气，“Bitte， Bitte[3]……”
“你不是想喝鲜奶油吗？”阿尔拜特对施万格吼起来。“我要让鲜奶油流遍卡恩特纳大街。”他发疯似的说，“我要让鲜奶油堵塞环城大街的交通，让鲜奶油和鲜血遍地流淌，这就是你将看到的景象，到处都是，浸透街道！鲜奶油和鲜血。”
我让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三个胆小的美国客人走进他们的房间——里面自然满是灰尘。天很快就会黑下来，我知道，楼上的争吵比赛马上就会停止。楼下很快就会响起呻吟声、床的摇晃声、浴盆里没完没了的冲水声，以及熊走来走去的声音——那是苏西在巡视二楼走廊——还有弗洛伊德拿着棒球杆击打地板的笃笃声，他总是从一个房间敲到另一个房间。
美国人去看歌剧了吗？他们回来的时候会不会正巧看到乔兰塔把一个鲁莽的醉汉拉到楼上，或把他推下楼梯？会不会看到有人正在大堂揉搓巴贝特的身体，就像揉搓一个面团？我不管这些，只管与黑英奇待在大堂里打牌，边打边给她讲小琼斯的英雄故事。黑人护法队的故事让她听得非常开心。她说，等她长得“足够大”，她就要去赚一大笔钱，然后去找她的父亲，亲眼看看黑人在美国的生活到底有多糟糕。
不知道是在夜里的什么时候，尖叫安妮的第一次假**的**声吓坏了新罕布什尔州来的小女孩。她慌忙穿过中间的那个门，跑进隔壁父母房间里。他们三个人会不会一起相拥在一张**，哆哆嗦嗦到天明？他们会不会偷听到有人有气无力地与老毕力格讨价还价，听到乔兰塔下了重手把一个男人打得不成样子？
尖叫安妮向我发出了警告，要是我胆敢碰一下黑英奇，就等着看她怎么收拾我。
“我不让黑英奇见街上的男人。”她说，“我不想让她觉得爱上了谁，让她有别的什么想法。我是说，如果有那样的想法，那就糟了——我知道的。那真的会让你一团糟。我是说，我不会让任何人碰她，出钱也不行——绝对不行——我更不让你一分钱不出，白占她的便宜。”
“她与我妹妹莉莉的年纪差不多大。”我说，“在我看来是这样。”
“谁会管她有多大！”尖叫安妮说，“我就是要提防着你。”
“你已经够大，少不了想时不时地用用你那玩意儿。”乔兰塔对我说，“我见得多了。要论看男人那玩意儿，我的眼睛可厉害了。”
“如果你那玩意儿硬了，可能就想用它。”尖叫安妮对我说，“我只想告诉你，如果你想用，别想着用到黑英奇身上。如果用在了她的身上，小心哪一天你那玩意儿不见了。”
“没错。”乔兰塔说，“想用就来找我们，不要用在小孩子身上。否则，我们就跟你没完。举你的重去吧，那样你晚上就不会睡不着觉了。”
“当心你早上醒来的时候，”尖叫安妮说，“一看你的鸡鸡不见了。”
“明白了吗？”乔兰塔问。
“明白了。”我说。乔兰塔走近我，吻了吻我的嘴。这个吻毫无生气，让人害怕，让我想起了多年前那个新年晚会上多丽丝·威尔斯给我的那个吻，那个带着呕吐物味道的吻。乔兰塔吻完，猛地抽开嘴巴，可是她的牙齿还咬着我的下唇——我尖叫了一声。她这才松开牙齿放开了我的嘴巴。我感到自己的两只胳膊不由自主地抬了起来——就像我拿着哑铃练习单臂弯曲那样，我一练，一般就要练半个小时。乔兰塔非常警觉地从我身边退回去，两只手插在她的小包里。我一直看她这样手插小包，走出了我的房间。尖叫安妮没有走。
“对不起，你被她咬了。”她说，“我真的没有让她咬你。她很刻薄，她就是这么一个人。你知道她小包里有什么东西吗？”我不想知道。
尖叫安妮当然知道。她和乔兰塔住在一起——这是黑英奇告诉我的。黑英奇还告诉我，她母亲和乔兰塔的关系类似同性恋，巴贝特也和一个女人（一个在玛丽娅希尔菲大街工作的妓女）住在一起。只有老毕力格这个老妓女更喜欢男人。黑英奇告诉我，老毕力格太老了，她其实也无所谓更喜欢男人还是女人——大多数时候都是如此。
我与黑英奇一直严格保持着不涉及性的那种关系。说实在的，要不是她母亲提起这个话题，我根本不会把她往性那个方面想。能引起我往那个方面想的，只有两个人：弗兰妮和乔兰塔。当然，我还羞答答地、冒冒失失地追求过给我们念书的那个菲尔格伯特小姐。美国学校的那些女孩子都知道我住在“克鲁格大街的那家旅馆”，我和她们不属于同一类美国人。有人说，生活在美国的大多数美国人没有什么阶层意识，但我了解住在国外的美国人，他们非常清楚自己是什么类型的美国人。
弗兰妮现在有那头熊做伴，但我想，她当然在想别的人，她的心事不会比我少。她可以想小琼斯和他的橄榄球比分，除了那些比赛结果，她还一定挖空心思在想象他的别的什么事情。她还给契帕·达夫写过信，但是对于他的想象，纯粹是单向的、有去无回的。
苏西对弗兰妮给契帕·达夫写信这件事自有她的一套看法。“她怕他，她真的很怕再见到他。出于恐惧，她才给他写信——她一直在给他写信。因为如果她能用正常的声音和他说话——如果她能假装和他保持着正常的关系——呃……那么他不是强奸者，那么他就从来没有强奸过她，她不想面对他强奸过她的那个事实。因为，她害怕达夫或达夫那样的人再次强奸她。”
我想了想她的话。苏西熊或许没有弗洛伊德想象的那种聪明，但她的聪明确实自有一套。
莉莉曾经评价过苏西，这句话一直铭记在我的心里：“你可以取笑苏西，因为她害怕做人，害怕与别人打交道——她自己经常这样说。有多少人虽然有同样的感觉，却没有想象力去做同样的事情。像熊那样去度过一生可能是很愚蠢的，但你得承认，这样做是需要想象力的。”
生活在想象中——我们当然都熟悉这样的生活方式。父亲的想象力极为丰富，他想象的对象是他自己的旅馆。弗洛伊德眼睛瞎了，只能靠想象过日子。弗兰妮虽然看重眼下，但也不忘注视前方。而我，在大部分时间里，总是注视着弗兰妮（我在寻找指引我前进方向的信号，那些至关重要的信号）。在我们这些人当中，弗兰克可能是最成功的想象高手——他创造了自己的世界，在自己的世界独来独往。莉莉呢？她在维也纳期间给自己安排了一项任务：不让自己身处危险境地。莉莉决定要长大。这长大必须运用她的想象，因为我们注意到她根本没有实质性的身体变化。
在维也纳，莉莉一直在做一件事，那就是写作。菲尔格伯特小姐为她念的那本书打动了她。莉莉最想做的事就是当作家。我们虽然为她的决定感到难堪，但我们从来没有为此指责过她——我们知道她一直都在写啊写。她自己也觉得难堪，因此也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在写作。但我们都知道莉莉在写东西。在将近七年的时间里，她不停地写啊写。我们听到她在打字，她打字的声音与激进分子打字的声音不同。莉莉打字速度很慢。
“莉莉，你在干什么？”我们有时去敲敲她那扇永远锁着的门，问她。
“我在努力长大。”莉莉说。
我们知道，这也是一个委婉说法。弗兰妮说她被人打了一顿——实际上是被人强奸了——如果弗兰妮能用那样的话搪塞了事，那么我想，我们也应该允许莉莉说她在“努力长大”，当然我们都明白，事实上她是在“努力写作”。
我告诉莉莉，从新罕布什尔州来的那家有一个小女孩，年纪与她一样。莉莉说：“那又怎样？我得长点个子才行。或许晚饭之后我会去见她，向她做个自我介绍。”
住在糟糕的旅馆里的胆小客人，有一点最要命，他们往往太胆小，平时不敢离开旅馆。他们实在太胆小，出了什么事都不敢抱怨。因为胆怯，他们遇事总显得过于谦卑有礼。他们在楼梯上看到舒劳斯本舒吕舍尔就吓得浑身直哆嗦，看到乔兰塔在大堂竟然咬了一个人的脸，简直感到不可思议，尖叫安妮的尖叫声更是几乎要了他们的命，因此第二天他们便要求退房离店，但还是不止地道歉——即使他们在浴缸里发现了熊毛，他们依然一个劲儿地道歉。
但是，那个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女人却不是这样。她的脾气比一般胆小的客人要大。夜幕初上，看妓女们忙着招客，她并没有发作（这一家人肯定是在外面吃饭）。一直过了午夜，也没见这家人发一声怨言，甚至都没有打一个问询质疑电话到前台。弗兰克正在房间里学习，只有那个假人模特与他做伴。莉莉在想方设法长大。弗兰妮坐在大堂的前台旁，苏西熊巡视着大堂——有苏西熊在，妓女们的客人就没有胡来的，显得像往常一样平静。我却躁动不安。（在维也纳的这七年，我一直焦躁不安，但是今天晚上，不知怎的，尤其躁动不安。）我在卡瓦特咖啡馆，与黑英奇和老毕力格一起玩飞镖。对老毕力格来说，这又是一个漫长难耐的夜晚。午夜刚过一会儿，尖叫安妮发现了一个顾客正穿过卡恩特纳大街，转弯向克鲁格大街走来。当尖叫安妮和她那鬼鬼祟祟的男伴探头往莫瓦特咖啡馆偷看的时候，我正等着扔飞镖。尖叫安妮看到我与黑英奇和老毕力格在一起。
“已经过了午夜，”她对女儿说，“快去休息，明天还要上学。”
于是我们几个人差不多一起往新罕布什尔旅馆走。安妮和她的顾客走在我们前面。我和黑英奇分别走在老毕力格的一边，听她说着法国的卢瓦尔河谷。“那是我想退休养老的地方，”她说，“也是我下次就想去度假的地方。”我和黑英奇都知道，老毕力格总是和她在巴登的姐姐一家人一起度假——每次度假她都去那里。她一般从歌剧院对面的车站坐大巴或火车。毕竟，比起去法国，老毕力格还是更容易去巴登。
我们一走进旅馆，弗兰妮就向我们报告，所有客人都在旅馆休息了。新罕布什尔州来的那一家人大约一小时前就上床睡觉了。一对年轻的瑞典夫妇睡得更早。来自伯根兰的那个老人一个晚上都没离开他的房间。英国来的几个自行车爱好者回来的时候已经醉得不成样子，反复查看他们放在地下室的自行车，还想与苏西熊打情骂俏，惹得她咆哮起来，此刻，毫无疑问，已经在房间里呼呼大睡了。
我回自己的房间去举重。正经过莉莉的房门，只听她房里的电灯啪地一下熄灭了——关得真是时候啊。夜深了，她今天的长大努力到此为止了。我拿起长杠铃，做了几个前臂弯曲，发现自己没有心思再做下去。夜已经很深了，出于无聊，我又举了几下重。我听见隔壁弗兰克的房间墙上的假人模特突然掉了下来。好像弗兰克在辛苦地看着什么书，看着看着突然恼火起来，拿那个假人在撒气——说不定他也只是太无聊了吧。我敲了敲墙。
“不停地走过开着的窗户。”弗兰克说。
“Wo ist die Gemütlichkeit? ”我随口唱了一句。
我听到弗兰妮和苏西熊脚步轻轻地从我的门口经过。
“四百六十四，弗兰妮！”我低声说。
我听到弗洛伊德的棒球杆从我头顶房间的**嗵的一声掉了下来。那是巴贝特的床，我听得出来。父亲像往常一样，睡得很香，一定做着好梦，一个接着一个地做着。突然一个男人的说话声从二楼楼梯平台上传来，我还听见了乔兰塔的声音——她把那个人扔下了楼梯。
“索罗。”我听见弗兰克咕哝了一声。
弗兰妮在唱苏西教会她唱的一首歌。我没仔细听她唱歌，我集中全部注意力，听着楼下大堂的那场打斗。听得出来，对乔兰塔来说，这是一场轻松的打斗。所有痛苦的叫声都来自那个男人。
“你那鸡巴软得像只湿袜子，还怪我？”乔兰塔说。接着是那个人挨了一记重拳的声音——手掌打到了面颊？我猜。不好说。只听到男人又跌倒了——那是十分清楚的。男人在说话，只听他喘不过气来，听不清楚在说啥——难道是乔兰塔掐住他的喉咙了？我心里想。我是不是该叫弗兰妮别唱了？是不是应该让苏西熊叫弗兰妮不要再唱了？
接着，我听到了尖叫安妮的**声。我想克鲁格大街上的每一个人都听到了。我想，刚从歌剧院出来，刚离开萨彻酒吧，沿着卡恩特纳大街往家走的那些时髦人士，也一定听到了尖叫安妮的尖叫声。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的一天——距我们离开维也纳已经五年了——两条看似毫不相关的新闻成了维也纳各大晨报的头条新闻。政府宣布，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七日起，禁止妓女在格拉本大街和卡恩特纳大街拉客，也禁止她们在卡恩特纳街附近的小巷背街拉客，克鲁格大街除外。妓女在这些街道拉客已经有三百年的历史了，一九六九年之后，她们只剩下一条克鲁格大街。依我看，维也纳人在一九六九年前就放弃了拯救克鲁格大街的努力。依我看，正是新罕布什尔州来的那一家人住在我们的旅馆的那个晚上，尖叫安妮假装**的那个**声，促使政府做出了那个决定。那个伟大的假**葬送了克鲁格大街。
就在奥地利官员宣布卡恩特纳的妓女只能去克鲁格大街拉客的这一天，报上还有一条新闻，说多瑙河上的一座新桥出现了裂缝——开通仪式结束没几小时，新桥就开裂了。官方把新桥开裂归咎为阳光太强。我觉得好笑，你怎么能责怪太阳？只有尖叫安妮才能让大桥开裂——新桥也不在话下。她上工的那个房间一定有一扇窗户大开着。
我甚至相信，尖叫安妮的假****声可以吓得哈布斯堡家族那些没有心脏的尸体在坟墓里坐起身来！
在胆怯的新罕布什尔一家人站在我们的旅馆的那个晚上，尖叫安妮发出了我们在维也纳开店这七年当中最厉害的假装**的**声。这简直是一场“七年之**”[4]。这**声随着她的男伴一阵短促的尖叫声猛地响起，听得我猝不及防，我不由得向床外伸出一只手去，紧紧抓住一个杠铃，这样才让自己不至于甩出床去。我感觉到，弗兰克房间里的那个假人一下子飞到了墙边，弗兰克跌跌撞撞笨手笨脚地撞向门边。弗兰妮美妙的歌声在高音部戛然而止。苏西熊呢，我可以想象，正手忙脚乱地找着她的熊头。莉莉在关灯之前可能已经完成了当天所有的长大任务，可是我想，她听到尖叫安妮这可怕的叫声，身体猛地一打战，说不定又缩回去一英寸。
“耶稣啊，上帝啊！”父亲喊道。
在大堂里被乔兰塔打得招架不住的那个男人，突然发现自己一下子有了力气，猛地挣脱开乔兰塔，飞也似的冲出了大门。其他几个在克鲁格大街上闲**的妓女正好从旅馆门前经过——我可以想象，她们一定在重新思考她们这个职业的定位。谁管这行当叫“温柔的生意”？她们一定在这样想。
只听有人在嘟嘟囔囔地抱怨。是巴贝特？她突然被这**声吓到，与弗洛伊德同步的协调节奏被打乱？是弗洛伊德？他正满地找他的棒球杆，来作为防身武器？是黑英奇？她终于为母亲担心了？我好像还听到，激进分子所用的那一台打字机——就在高高的五楼房间——好端端地自己移动起来，从写字台上掉下来，哐当一声摔在了地板上。
不到一分钟，我们都到了大堂，然后一起往二楼走。我从没见过弗兰妮如此心神不定的样子。莉莉跑到弗兰妮身边，一下子抱住了她的屁股。我和弗兰克一前一后，像列队的士兵，朝着那个骇人听闻的叫声的方向，默默无言地前进。叫声停止了，可是现在的一片死寂，几乎与她的尖叫声一样令人毛骨悚然。乔兰塔和苏西熊走在最前面——就像两个保镖，满脸冷酷，慢慢朝现在还不知外面动静、毫无一点防备的暴徒逼近。
“麻烦。”父亲低声说，“听起来好像有麻烦。”
在二楼楼梯的转弯平台上，我们见到了弗洛伊德和巴贝特，弗洛伊德的棒球杆斜靠在巴贝特身上。
“我们再也不能允许出现那样的事。”弗洛伊德说，“没有一家旅馆能容忍，不管是什么阶层的客人，谁也受不了——太过分了，没有人能忍受得了这个。”
“厄尔！”苏西叫了一声，竖起熊毛，一副准备动手的架势。乔兰塔又把两只手插进了她的小包里。抱怨声还在继续，我意识到那是黑英奇的声音——她吓得实在够呛，甚至不敢去弄清楚她母亲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
我们走到了尖叫安妮的房门口。这时我们发现新罕布什尔来的这家人不像他们刚来旅馆时那样胆小了。小女孩看上去显然是吓得魂不守舍了，但她还能站着，只是稍微斜着身靠在浑身颤抖的父亲身上。这个新罕布什尔男人穿着睡衣，外面披着红黑条纹的浴袍。他手里拿着床头台灯的灯头杆，手腕上缠着电源线，灯泡和灯罩都已经取了下来——作为一件武器，这样就更好使了，我想。新罕布什尔女人站在离门最近的地方。
“就是从里面传来的。”她指着尖叫安妮的房门向我们宣布，“现在没声音了。他们肯定死了。”
“往后站。”她丈夫对她说，手里的台灯杆一会儿上挑一会儿下垂，“我想这里面的场景肯定不宜女人和小孩看。”
女人愤怒地盯着弗兰克，因为——我猜——这家人走进新罕布什尔旅馆的时候，弗兰克在前台值班，正是弗兰克为他们办了入住手续，让他们住进了这家疯人院一样的旅馆。“我们可是美国人。”她带着挑衅的口气说，“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肮脏的东西。不过，如果你们这些人谁也没有胆量破门进去，那就我来。”
“你去？”父亲说。
“这明摆着是一起谋杀。”新罕布什尔男人说。
“再清楚不过了。”新罕布什尔女人说。
“拿刀子杀的。”新罕布什尔小女孩说。她的身体不由自主地收缩了一下，靠在父亲身上抽搐着。“肯定是拿刀子杀的。”她说，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新罕布什尔男人把台灯杆扔到地上，随即又把它捡了起来。“怎么样？”新罕布什尔女人问弗兰克。这时，苏西挤到了前面。
“让熊进去！”弗洛伊德说，“别让客人搅和在里面，就让熊进去！”
“厄尔！”苏西大叫一声。新罕布什尔男人以为苏西要攻击他和他的老婆孩子，拿起台灯杆，恶狠狠地戳向苏西的脸。
“不要把熊惹怒！”弗兰克向他发出警告。这家人一起往后退了。
“小心点，苏西。”弗兰妮说。
“杀人了。”新罕布什尔女人低声咕哝道。
“这种事真叫人难以启齿。”她丈夫说。
“拿着刀。”她女儿说。
“只是他妈的性**而已。”弗洛伊德说，“耶稣啊，上帝啊！你们难道都从没有过性**？”弗洛伊德手搭在苏西的后背，跌跌撞撞地向前走。他拿棒球杆打了一下门，接着摸索着找门把手。“安妮？”他叫了一声。我看到乔兰塔紧靠在弗洛伊德身后，高高的，就像他拉长了的影子——她那双凶狠的手依然插在她的黑色小包里。苏西对着门底下吼叫了一声，叫得令人胆战心惊。
“性**？”新罕布什尔女人说——她丈夫本能地捂住了女儿的耳朵。
“我的上帝。”弗兰妮后来说，“他们带女儿去看谋杀现场，却不让她听关于性**的话。美国人确实怪得很。”
苏西熊拿肩膀往门上撞去，让弗洛伊德一下子失去了平衡。他那根“路易斯维尔重击手”牌棒球杆在走廊的地板上滑动起来。乔兰塔一把抓住了弗洛伊德，让他靠在了门柱上。苏西就吼叫着冲进屋去。尖叫安妮除了长筒袜和吊袜带，一丝不挂。她抽着烟，斜靠在一个男人的后背上，那男人躺在**一动不动。她吸了一口烟，然后吐出来全喷到他脸上。男人并不躲避烟雾，也没有咳嗽，除了一双长及脚踝的深绿色袜子，全身**。
“死了！”新罕布什尔女人说，好像有点喘不过气来。
“Tod[5]？”弗洛伊德小声说道，“有人在对我这么说！”
乔兰塔从小包里抽出两只手，朝那男人的腹股沟猛击一拳。男人的膝盖突然动弹了一下，咳嗽起来，接着又躺在那里如死人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