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法国辨认从冰冷的大海里打捞上来的母亲和艾格了（从浮在海面的索罗底下打捞上来的），我们就天天与菲尔格伯特小姐待在一起，竟然听她念完了《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整整一本书——这是我们第一次听人念完一本书。这个故事的结尾，流产小姐用轻快优美的奥地利口音念出，真的打动了莉莉。

“‘盖茨比相信绿灯，相信年复一年在我们面前渐渐远去的那个狂欢的未来。它离我们远去了，但那是无关紧要的，’”菲尔格伯特小姐兴奋地念着，“‘——明天我们会跑得更快，把我们的胳膊伸得更远……’”她继续往下念，“‘在一个晴朗的早晨……’”菲尔格伯特小姐停顿了一下，她那小碟子形状的眼睛似乎变得呆滞起来，或许是因为盖茨比看见的那个绿灯——或许是因为那个狂欢的未来。

“什么？”莉莉说，有点上气不接下气。这时，在弗兰克的房间里，艾格的那声“什么？”在我们耳边回**起来。

“‘于是我们拼命划着船，’”菲尔格伯特小姐念到了最后，“逆着水流，船不断地倒退，不断地退回到过去之中。’”

“就这？”弗兰克问，“这就完了？”他紧闭着眼睛，斜着脸对着流产小姐。

“当然完了，弗兰克。”弗兰妮说，“你听不出这是结尾？”

菲尔格伯特小姐现在面无血色，看她那满是稚气的脸像哀伤的成年人那样皱着眉，一缕金色的长发紧张不安地缠绕在她那干净的粉红色耳朵上。莉莉开始大叫起来，我们无法阻止她。此时下午将尽，妓女们还没回来。听到莉莉的喊叫声，苏西还以为尖叫安妮在别人的房间里**，假装**呢。苏西猛地冲进弗兰克的房间，撞翻了那个假人模特，害得菲尔格伯特小姐大呼小叫起来。即使苏西这样突然地闯入，也没能阻止莉莉的哭喊。她的喊叫声似乎一下子卡在喉咙里出不来了，好像是忧伤堵住了她的喉咙，让她喘不过气来。我们真不敢相信，这么小的身体会颤抖得如此厉害，会发出这么大的声音。

当然，我们都知道，让她如此动情的，并不是这本书本身，而是那句话——“不断地退回到过去之中”——就是我们的过去感动了她，我们都在这样想。她在哭母亲，哭艾格——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俩。我们终于让莉莉平静了下来，这时她突然脱口而出，说她哭的是父亲。“爸爸就是盖茨比。”她叫道，“他就是！我知道！”

我们几个人不同意她的说法，立刻纷纷批评她。弗兰克说：“莉莉，不要因为那个‘狂欢的未来’之类的东西而沮丧。以前艾奥瓦鲍勃总是说父亲活在未来，祖父说的未来不是这个未来。”

“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来，莉莉。”我说。

“莉莉。”弗兰妮说，“‘那盏绿灯’是什么，莉莉？我的意思是，对父亲来说意味着什么？他的绿灯是什么，莉莉？”

“你看，莉莉，”弗兰克说，听他的语气好像很无聊似的，“盖茨比爱上的，只是一个想法而已：他爱上了与黛西相爱这样一个想法；他爱上的甚至不是黛西，他没有爱上任何人。爸爸并没有黛西，莉莉——”弗兰克说到这里，好像被一口气噎住了，说不上话来了——或许他突然想到父亲也失去妻子了。

莉莉说：“那个穿白色无尾晚礼服的男人，就是爸爸，他就是盖茨比。‘它离我们远去了，但那是无关紧要的——’”莉莉引用了书里的那句话。“你们还不明白吗？”她尖叫道，“总会有一个‘它’——它总是要想躲开我们，总是。它总是想跑掉。爸爸是不会停下脚步的，他一直会追它而去，而它总是要跑掉。哦，真该死！”她一边吼叫着，一边跺着她的小脚。“真该死！真该死！”莉莉哭了起来，又失控了，停不下来了——她真像那个爱假装**的尖叫安妮——我们突然明白了，莉莉可以假装死去。看她的样子真的太伤心了，我想连苏西都要摘下熊头，以人的面目向她表示敬意了吧。但是，苏西仍然是一身熊装，在弗兰克的房间里走来走去。过了一会儿，她突然夺门而出，留下我们几个孩子去安慰痛苦的莉莉。

莉莉处于Weltschmerz之中——这是弗兰克的用词。“对我们其他人来说，是痛苦，”弗兰克说，“对我们其他人来说，是悲伤，我们其他人只能说是忍受痛苦。但是莉莉所忍受的，是真正的Weltschmerz。这个词不应该被翻译成‘厌世’，”弗兰克给我们上起课来了，“这样的翻译对莉莉来说太温和了。莉莉的Weltschmerz差不多等于‘整个世界的疼痛’。从字面上看，Welt就是‘世界’的意思，Schmerz就是‘疼痛，无比的疼痛’的意思。莉莉遭受的痛苦就是整个世界的疼痛。”弗兰克最后总结道，一副得意的样子。

“与无比的悲痛差不多，对吧，弗兰克？”弗兰妮问。

“差不多。”弗兰克冷冷地说。索罗[6]已经不是弗兰克的朋友，再也不是了。

事实上，母亲和艾格的死——艾格怀里抱着的索罗从大海深处浮上来，给搜救人员指明了遇难者的位置——让弗兰克彻底放弃了为死去的动物做标本的想法，他不愿再做任何形式的标本了。让所有死去的东西复活的想法都将被他抛弃。“包括宗教。”弗兰克说。在弗兰克看来，宗教不过是另一种死人标本而已。

因为受到索罗的捉弄，弗兰克对任何信仰都不太相信。他比艾奥瓦鲍勃更相信宿命论，比我和弗兰妮更相信无神论。作为一个近乎疯狂的无神论者，弗兰克转而相信命运的力量——相信随机的幸运或随机的厄运，相信无端的闹剧和没由来的痛苦。他将成为一个布道者，反对任何人兜售的所有商品：从政治到道德，弗兰克全部站在反对的立场上——弗兰克称之为“反对的力量”。

“这些力量到底反对什么，弗兰克？”弗兰妮有一次问他。

“反对每一个预言。”弗兰克说，“任何人赞成的，就反对。任何人反对的，就赞成。你上了一架飞机，它没有坠毁，这就意味着你上对了飞机。这就是全部意义所在。”

换句话说，弗兰克“走了”。自从母亲和艾格走了以后，弗兰克也走了，越走越远——走到一个地方去了——他进入了一种宗教，这种宗教比现存所有宗教都缺乏严肃性。他加入了一个反对一切的教派。

“那个教派或许就是弗兰克创立的。”莉莉有一次这样说。那是虚无主义，那是无政府主义，那是面对阴郁时表现出来的微不足道的愚蠢和快乐，那是定期降临的抑郁，就像无忧无虑和快乐的白天过后的夜晚。弗兰克相信速战速决！他相信出其不意。他不断地进攻和撤退，同样地，他不断地睁大眼睛，傻乎乎地在突如其来的阳光下跌跌撞撞——在充斥着刚从黑暗中冒出来的尸体的荒原上踉踉跄跄地行走着。

“他发疯了。”莉莉说。莉莉应该明白这一切。

莉莉也疯了。她好像把母亲和艾格的死看作对自己内心深处某种失败的惩罚，所以她决心要改变自己。她决心要长个儿。

“哪怕长大一点点也好。”她无比坚定地说。我和弗兰妮很为她担心。莉莉长个儿是不可能的了，但我们想到她一心想让自己长个儿——她的那种韧劲，那种不懈努力，真把我和弗兰妮吓坏了。

“我也想改变自己。”我对弗兰妮说，“可是，莉莉——我不知道。莉莉就是莉莉。”

“谁都知道那个。”弗兰妮说。

“只是莉莉不知道。”我说。

“说得正是。”弗兰妮说，“你打算怎么改变自己？你知道还有什么比长个儿更好的改变吗？”

“没有。没有比长个儿更好的改变了。”我说。在这个大人小孩都是梦想家的家庭中，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知道我无法长大了。我知道自己永远都不会真正长大；我知道我的童年永远不会离开我，我也永远不会像个成年人——我永远无法对这个世界负起足够的责任。这该死的Welt——弗兰克可能会这么诅咒。我无法彻底改造自己，我知道这一点。我所能改变自己的，就是做一些能使我母亲高兴的事。我可以不再骂人。我可以不再说脏话——我说脏话总让母亲很不高兴。我要改掉这些毛病。

“你是说你从此不再说‘干’‘狗屎’‘鸡巴毛’，甚至‘去你的’‘放屁’这样的话了？”弗兰妮问我。

“没错。”我说。

“不说‘浑蛋’了？”弗兰妮问。

“是的。”我说。

“你这个浑蛋。”弗兰妮说。

“你说别的也一样可以表达同样的意思。”弗兰克上来理论。

“你这个蠢蛋。”弗兰妮还在不断引诱我。

“我觉得这很高尚。”莉莉说，“虽然是件小事，但是很高尚。”

“他住在一个二等妓院里，周围都是些想重建这个世界的人，他想要洁净自己的语言。简直是个笨蛋，”弗兰妮对我说，“你这个该死的放屁鬼。到晚上一边想着女人的**，一边撸管不止，现在嘴巴上却要说好听的，是不是？”

“行了，弗兰妮。”莉莉说。

“你也是个小浑蛋，莉莉。”弗兰妮说。莉莉哭了起来。

“我们兄弟姐妹相互帮衬才好，弗兰妮。”弗兰克说，“你骂这个骂那个，又有什么意思？”

“你这个怪人，比猫屁强不了多少。”弗兰妮对弗兰克说。

“你怎么了，亲爱的？”苏西问弗兰妮，“是什么事让你觉得自己这么强悍？”

“我哪里强悍了？”弗兰妮说，“你这个笨熊。你只是一个没有吸引力的女孩，满脸青春痘——满脸是青春痘留下的疤：你被青春痘弄得满脸是疤——你宁愿做一头不说话的熊，也不愿做一个人。你觉得那样很强悍吗？做一头熊，容易多了，不是吗？”弗兰妮问苏西，“你为一个瞎眼老人干活儿，他或许认为你很聪明，还很漂亮呢。我没那么强悍。”

“我是很聪明。我的日子还过得去。我不只是过得去。我可以得到我想要的——我知道我想要什么。”她补充说，“我知道那是怎么回事。而你们，”她对我们几个人说——甚至也对可怜的流产小姐说，“你们只知道干等——等到这世界都变了样。你难道不觉得爸爸也是那样的人吗？”弗兰妮突然问我。

“他生活在未来。”莉莉说，她仍抽着鼻子。

“他也失明了，与弗洛伊德一样，或者说，他很快就会失明。所以你们知道我下一步要做什么吗？”弗兰妮问我们。“我不会洁净我的语言，我要把自己的语言瞄向我想要的任何方向。”她对我说。“这是我拥有的唯一武器。我只会在我准备好的时候才长大，或者到该长大的时候才长大。”她对莉莉说。“我永远不会像你一样，弗兰克。没有人会像你一样。”她对弗兰克说，语气充满感情。“我不想做一头熊。”她对苏西说，“你穿着这身愚蠢的衣服，像猪一样流着臭汗，你靠着让别人感到不自在来过活，那是因为你不愿意做自己，那样你感到不自在。不过，我可是要做自己，那样才自在。”

“你真幸运。”弗兰克说。

“是的，你真幸运，弗兰妮。”莉莉说。

“长得漂亮又怎么样？”苏西说，“还不照样是个婊子。”

“从现在起，我主要是一个母亲了。”弗兰妮说，“我会照顾好你们这些浑蛋的——你，你，还有你。”弗兰妮指着弗兰克、莉莉和我。“因为妈妈不能照顾你们了——艾奥瓦鲍勃也早就走了。查看你们的屎的人都走了，”弗兰妮说，“现在只好由我来查看了。我来查看你们的屎——那就是我的角色了。爸爸不关心他身边的事。”我们都点点头——弗兰克、莉莉和我点点头，就连苏西也点了点头。我们知道她说得没错：父亲什么也看不见，或者说，他马上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即便如此，我也不需要你像妈妈那样来照顾我。”弗兰克对弗兰妮说，但看他的表情，却显得不那么自信。

莉莉走过来把头趴在弗兰妮的膝盖上。她趴在那儿哭了一会儿——很舒服吧，我想。当然，弗兰妮知道我爱她——爱得无可救药，爱得很深很深——所以我不需要做任何身体动作，也不需要对她说什么。

“呃，我不需要一个十六岁的孩子来管我。”苏西说。她摘掉了熊头，用两只大爪子捧着。她那憔悴的脸色，那双受伤的眼睛，那张显得太小的嘴巴，暴露了她的心思。她把熊头放了回去——这是她显得有威严的唯一装扮。

这位叫流产小姐的大学生，神情严肃，心地善良，似乎不知说什么好。“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她说，“真不知道。”

“用德语说吧。”弗兰克鼓励她。

“你怎么说都行，随你的便。”弗兰妮说。

“呃，”菲尔格伯特小姐说，“就是那一段，很可爱的那一段，那个结尾——《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结尾——我想说的就是那个。”

“快说吧，菲尔格伯特，”弗兰妮说，“赶紧说。”

“呃，”菲尔格伯特小姐说，“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读了那一段，让我很想去美国。我的意思是，这是违反我的政治观的——你的国家——我知道这一点。但那个结尾，这些文字——不知怎的——实在太美了。这些文字太吸引我了，让我太想去那儿了。我的意思是，说起来没有什么道理，但我就是想去美国。”

“所以你就想去那儿？”弗兰妮说，“呃，要是我们从未离开那儿就好了。”

“我们还能回去吗，弗兰妮？”莉莉问。

“这得问爸爸。”弗兰克说。

“噢，我的天。”弗兰妮说。我明白她那一刻在想什么——她正在父亲的梦境中跳着轻快的现实舞步。

“你们的国家，请原谅我这么说，”另一个代号叫阿尔拜特——在德语里，阿尔拜特的意思是“工人”——的激进分子说，“你们的国家，真是一个充斥犯罪的地方。请原谅我这么说。”他接着说，“你们的国家代表了企业创造力的终极胜利，这意味着，它是一个被企业集体思维牢牢控制的国家。这些公司是没有人性的，因为没有哪个人对公司行使的权力负责。公司就像一台电脑，利润是它的能量来源——利润还是它必需的燃料。我认为，对一个人道主义者来说，美国——请原谅我这么说——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国家。”

“去你的。”弗兰妮说，“你这个胡说八道的浑蛋，你说起话来就像一台电脑。”

“你的大脑就像一个变速箱，”弗兰克对阿尔拜特说，“有四个前进挡——速度都预先设定好了。还有一个倒车挡。”

阿尔拜特瞪起了眼睛。他说起英语来慢吞吞的，显得很吃力——到后来我才意识到，他的大脑倒像割草机一样，转得很快。

“而且还转得很有诗意。”苏西说。没有人喜欢阿尔拜特——甚至连那个易受别人影响的流产小姐也不喜欢他。在这些激进分子中，就她一个人喜爱文学，尤其喜欢美国文学——那是她的弱点。（“你那个专业真蠢，亲爱的。”施万格小姐总是这样责备她。）但是，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菲尔格伯特小姐喜爱文学，正是她的力量所在。她身上的浪漫气息还没有完全消失，至少现在还没有。假以时日——愿上帝原谅我——我会帮助消灭它的。

“文学是为梦想家准备的。”老毕力格对可怜的菲尔格伯特说。我指的是那个叫老毕力格的激进分子。那个叫老毕力格的妓女也是喜欢梦想的。她有一次对弗兰克说，她就是喜欢梦想——还喜欢她的那些“纪念品”。

“学经济去吧，亲爱的。”施万格对菲尔格伯特说——也就是，怀孕小姐对流产小姐说。

“人类的作用，”阿尔拜特对我们上起了课，“与参与决策的人口比例多少有关。”

“不是参与决策，是参与权力。”老毕力格纠正他的说法。

“参与与权力相关的重大决定。”阿尔拜特说——这两个人就像两只蜂鸟同时刺向一朵小花。

“净胡扯。”弗兰妮说。阿尔拜特和老毕力格的英语说得很差劲，听着他们的话，你可以不停地对他们说“放屁！”之类的话——反正他们也不懂[7]。虽然我发过誓要洁净我的语言，但我真有点忍不住，很想对他们说这样的话。那我就听弗兰妮对他们这样说吧，也算是一种间接的自我满足。

“美国的最终的种族战争，”阿尔拜特对我们说，“会被人们误解。这实际上是一场阶级分层的战争。”

“你一放屁，阿尔拜特，”弗兰妮问他，“动物园里的海豹就会停止游泳吧？”

别的几个激进分子很少参与到我们的讨论中来。一个激进分子趴在打字机上一门心思打字，另一个忙着捣鼓东西方关系研讨会拥有的唯一一辆汽车——他们总共六个人，一辆车正好坐得下。这个修理工围着这辆老爷车忙前忙后——这辆破车真是毛病百出，我们想这车肯定没有办法提挡加速，我父亲则认为，它可能永远也不会有提挡加速的机会。修理工是个不苟言笑的年轻人，他的脸被烟雾熏得脏兮兮的，身穿工装服，头戴一顶有轨电车售票员常戴的海军蓝的帽子。他是个工会成员，在玛丽娅希尔菲街这条主干道行驶的有轨电车上工作了一整夜。他每天都一副很困倦的样子，一脸的怒气，叮叮当当地摆弄着各种工具。他取了一个恰如其分的代号：舒劳斯本舒吕舍尔，意思是“扳手”。弗兰克舌头滴溜一转，很顺溜地说出了“舒劳斯本舒吕舍尔”这个词，他就喜欢在我们面前炫耀他能毫不费事发出这个音。弗兰妮、莉莉和我一再要他翻译一下这个词的意思。于是我们就称这个修理工为“扳手”。

“嘿，扳手。”弗兰妮对躺在车底下骂骂咧咧的扳手说，“希望你不要弄脏你的大脑，扳手。”扳手不懂英语。我们只知道一件与他有关的事：他有一次竟约苏西跟他出去。

“天哪，从没有人约我出去过。”苏西说，“这是什么事啊。”

“这是什么事啊。”弗兰妮重复了一遍。

“哎，你要知道，他从没见过我这个人呢。”苏西说。

“那他知道你是个女的吗？”弗兰克问。

“耶稣啊，上帝啊，弗兰克。”弗兰妮说。

“呃，我只是好奇而已。”弗兰克说。

“扳手是个怪胎，我敢说。别跟他出去，苏西。”弗兰妮对苏西发出忠告。

“你开玩笑吧？”苏西说，“亲爱的，我从不跟人约会，不跟男人出去。”

这句话似乎被动地落在了弗兰妮的脚边，弗兰妮没有听出名堂来。我看见弗兰克焦躁不安地挨近她，接着又离开了她。

“苏西是个同性恋，弗兰妮。”我与弗兰妮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对她说。

“她没有这么说啊。”弗兰妮说。

“我想她是同性恋。”我说。

“那又如何？”弗兰妮说，“弗兰克是什么？大香蕉吗？弗兰克不是好好的？”

“你要提防苏西，弗兰妮。”我说。

“你为我想得太多了。”她说——这句话她重复了一遍又一遍。“走开点，别烦我，好吗？”弗兰妮向我请求道。可是，在这件事上，我是绝不会答应她的。

“所有的性行为实际上可能涉及四到五种不同的性的类别。”东西方关系研讨会的第六个成员这样对我们说。这是从弗洛伊德——另外一个弗洛伊德——的一篇文章的哪个地方冷不丁地抽出的一句话，我们听得云里雾里，不得不请求弗兰克连着翻译两遍，因为他的第一遍翻译我们根本不懂。

“这就是他的原话。”弗兰克说，“所有的性行为实际上都涉及一群不同性别的人。”

“四个或五个？”弗兰妮问。

“当我们与一个女人做时，”这个男人说，“实际上是在与未来将要变成的那个自己做，与童年的那个自己做。而且，不言而喻地，是在与我们的情人将会变成的那个自我做，与她童年时的那个自我做。”

“不言而喻？”弗兰克问。

“所以你每次干一个人，实际上同时在干四五个人？”弗兰妮问，“这听上去也太累了。”

“花在性事上的能量是唯一不需要被社会取代的能量。”神情相当梦幻的第六个激进分子这样对我们说。弗兰克十分费劲地为我们翻译了这句话。“我们自己就替换了我们的性能量。”这个男人一边说，一边看着弗兰妮，好像他刚刚一语道破了世上最深刻的一个道理。

“真不是开玩笑。”我小声对弗兰妮说。弗兰妮听得好像很入迷，我没想到她竟然会如此入迷。她不会喜欢上这个激进分子了吧，我有点担心。

这家伙名叫厄恩斯特。厄恩斯特，就这个名字，很普通的一个名字，没有姓。他不爱与人争论。他就是爱写，东一句西一句，没有连贯性，没有意义，写完轻声念一下，然后回到打字机前，噼里啪啦地继续写。将近傍晚时分，这些激进分子离开弗洛伊德旅馆，好像跑到了街对面的莫瓦特咖啡馆，在那里瞎混好几个小时。那个地方黑乎乎的，光线十分暗淡，放着一张台球桌，挂着好几个飞镖板，总有一群表情严肃的人一边喝着加朗姆酒的茶，一边下棋或看报。厄恩斯特很少跟同事们去莫瓦特咖啡馆。他还是坐在旅馆里噼里啪啦地写啊写。

如果说尖叫安妮是最后一个回家的妓女，那么厄恩斯特就是最后一个离开弗洛伊德旅馆的激进分子。如果说尖叫安妮经常遇见老毕力格第一个来旅馆上班，那么她就经常遇见厄恩斯特最后一个下班离开旅馆。厄恩斯特浑身散发出一种身在别处的怪异感觉。他与施万格说话的时候，两个人的声音会变得很轻很轻，最后差不多成了耳语。

“厄恩斯特在写什么？”弗兰妮问苏西。

“他是个色情作家。”苏西说，“他又约我出去了。他看到了我本人的模样。”听了这话，我们不禁沉默了一会儿。

“写什么样的色情作品？”弗兰妮小心翼翼地问。

“色情作品能有多少种，亲爱的？”苏西说，“他写最坏的那种，变态的那种。暴力。堕落。”

“堕落？”莉莉说。

“说给你听不合适啊，亲爱的。”苏西对莉莉说。

“那说给我听。”弗兰克说。

“太变态了，说不出口。”苏西对弗兰克说，“你懂的德语比我多，弗兰克——你自己去看吧。”

弗兰克果然去看了——他还为我们翻译了厄恩斯特写的那些色情东西。后来我问弗兰克，他是否认为色情是真正麻烦的开始——如果我们不去理会这些东西，事情还会照样走下坡路吗？但是，弗兰克的新宗教——他的反宗教——已经为他提供了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

“走下坡路？”弗兰克说，“呃，这当然是最终的方向——我的意思是，不管什么事，都是这样。即使不是色情作品，也会是别的什么东西。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注定是要走下坡路的。你知道往上走是怎么回事吗？是什么东西引发了向下的进程？那是无关紧要的。”弗兰克随口说了起来，那种做派真叫人恼火。

“应该这样来看，”弗兰克给我上起课来，“为什么我们差不多要花大半辈子时间才能长成一个倒霉的少年模样？为什么你总是待在童年，总是一个孩子，总是不肯长大？为什么童年差不多要占据这个人生的四分之三时光？等童年结束，等小孩长大，你突然就不得不面对各种现实……”弗兰克身体贴近我，对我说，“你知道这个道理。当我们还在第一家新罕布什尔旅馆的时候，我们好像觉得会永远停留在十三、十四、十五岁。永远——照弗兰妮的说法。可是，一旦离开了第一家新罕布什尔旅馆，我们的人生时光就加速往前赶去，差不多是以原先的两倍速度往前赶，道理就这么简单。”弗兰克说，显出一副得意扬扬的样子，“花了半辈子的时间，你才活到了十五岁。然后哪一天一眨眼你突然就二十多岁了，到了第二天，三十多岁了。三十多岁的日子也一晃而过，就像你与喜欢的好朋友一起过了一个快乐的周末。不知不觉间，你又回想到了十五岁的时光。”

“走下坡路？”弗兰克继续说，“这是一个漫长的上坡路——到十四岁、十五岁、十六岁。从那以后，当然，就要走下坡路了。谁都知道下坡比上坡快。先是上坡，走到十四岁、十五岁、十六岁，然后就一路下坡。像流水一样往下走，像沙子一样往下流。”他说。

弗兰克为我们翻译厄恩斯特的色情作品的时候，他只有十七岁，弗兰妮十六岁，我十五岁。莉莉只有十一岁，太小，还不宜听。但莉莉坚持说，如果她现在这个年纪可以听菲尔格伯特念《了不起的盖茨比》，那也可以听弗兰克翻译厄恩斯特的那些东西。（尖叫安妮绝不让她的女儿黑英奇听弗兰克翻译的一个字——虚伪得也真是可以。）

当然，“厄恩斯特”只是那家伙在弗洛伊德旅馆使用的名字。写那些色情的东西时，他用了很多不同的化名。我不喜欢去描述色情。苏西告诉我们，厄恩斯特在大学里教过一门课——“文学情色史”，但厄恩斯特写的色情作品不属于情色。菲尔格伯特上过厄恩斯特的情色文学课，甚至连她也说，厄恩斯特自己的作品与真正的情色作品毫无相似之处，因为真正的情色作品绝不是色情作品。

听了厄恩斯特的色情作品，我们感到头疼，喉咙发干。弗兰克也常说，他读着读着，眼睛都觉得干涩。莉莉听了一次之后，就不再听了。我坐在弗兰克的房间里，觉得浑身很冷，而那个死人一样的假人模特，好像一个满怀好奇心的女教师，也在偷听着弗兰克的描述，但不加任何评判。我感到阵阵冷气从地板升起，钻进我的裤腿，一直往我身上跑。那冷气从尽是缝隙的老旧地板底下穿上来，从老屋的地基穿上来，从漆黑的泥土穿上来——我不禁想到，那泥土底下埋着古代文多波纳[8]人的尸骨，埋着入侵此地的土耳其人喜欢用的刑具，有鞭子、木棍、压舌板、短剑，底下还有流行于恐怖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密室。厄恩斯特的色情作品与性无关：他写的都是没有希望的痛苦，没有记忆的死亡。苏西听了，一阵风似的跑出弗兰克的房间，去洗澡了；莉莉听了，当然哭了；我听了，恶心反胃（两次）。弗兰克呢？他气得把手里的书一把扔向假人模特（好像那书是那假人模特写的似的）——这本书叫作《孩子们坐船去新加坡》。这些孩子最后都没到新加坡，书里的孩子一个都没到。

可是，弗兰妮听了之后，没有别的反应，只是皱起了眉头。她在想厄恩斯特，她要去找他，去问他——首先要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写。

“颓废能大大提升革命的地位。”厄恩斯特慢吞吞地对弗兰妮说。弗兰克有点手忙脚乱，他在尽力把厄恩斯特的话翻译得准确些。

“一切颓废的事物将加速这个进程，加速这个不可避免的革命。在这个阶段，让人产生反感是很有必要的。政治反感，经济反感，对我们不人道的制度的反感，以及道德反感，对我们自身的反感：我们怎么让自己变成了这个样子？”

“他在说他自己。”我低声对弗兰妮说，但她只是皱皱眉头。她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他身上。

“当然，色情作家是最令人反感的，”厄恩斯特嘟囔着说，“但我在为革命服务。”

“你是共产主义者吗？”莉莉问厄恩斯特。莉莉知道，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德瑞镇，做一个共产主义者可不是什么时髦的事。

“那只是一个必要的阶段。”厄恩斯特说。在对我们这些孩子谈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口气听起来好像我们都成了过去的历史，好像一个巨大的物体在运动，我们不是被这个东西拽着前行，就是被它后面吹出的风刮得不知去向。“我是一个色情作家，”厄恩斯特说，“呃，就我个人而言，”他把手一挥，接着说，“我是一个唯美主义者，我在思考情色问题。如果施万格在哀伤咖啡馆的逝去，如果她在为她的鲜奶油感到难过——革命也是要消耗那种鲜奶油的——那么，我是在哀悼情色，因为情色也是必须要消亡的。在革命之后的某个时候，”厄恩斯特哀叹道，“情色可能会重新出现，但它将绝不会是原来的样子了。在新的世界里，它永远不会有那么重要的意义了。”

“新的世界？”莉莉说。厄恩斯特闭上了眼睛，仿佛那是他最喜爱的那支乐曲的副歌，仿佛他用心灵之眼已经看到了那个“新世界”，那个完全不同于地球的星球，那里居住着全新的生命。

我觉得，作为一个革命者，他的那双手长得太纤巧精致了：修长的手指可能有助于在打字机打字——这打字机是厄恩斯特的钢琴，他在为那部描写世界巨变的歌剧弹奏曲子。他身上那套廉价的、微微有些发亮的海军蓝西装总是那么干净，只是有些皱巴。那件白衬衫洗得很干净，可从来没有熨过。他没系领带。他的头发不是很长，就是很短——长得太长了，他就把它剪得很短。他生就一张运动员的脸，修得干净利索，充满青春活力，有一往无前的气概——那是一种少年般的俊美。苏西和菲尔格伯特都对我们说过，厄恩斯特在大学里是出了名的“美女杀手”。流产小姐说，厄恩斯特上情色文学课的时候，总是充满**，兴致一来，有时还手舞足蹈；这与他谈起革命这个话题时虚弱无力、低调慵懒、疲惫不堪（至少是无精打采）的那个样子判若两人。

他个子很高，虽然说不很结实，但也并非弱不禁风。当我看到他弓着背，竖着西装外套的领子，从弗洛伊德旅馆出来的时候——毫无疑问，他又度过了令人伤心的、让人恶心的劳苦工作的一天，现在正准备回家——他的侧影让我突然想起了契帕·达夫。

达夫的那双手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四分卫的手——也太纤巧精致了。我还记得契帕·达夫在球场上的样子：往前耸着护肩，小步快跑回到混乱的运动员中间，想着该如何发布下一个信号——下一道指令，下一个命令——两只手像两只鸣鸟一样立在护臀上。那时，我当然知道厄恩斯特是个什么角色了：他就是激进分子中的那个四分卫，信号发布者，阴谋的制订者——别人都在围着他转。我也知道，在厄恩斯特身上，弗兰妮看到了什么。她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外表像契帕·达夫的人，而且是一种自信的品质，一种邪恶的气息，一种毁灭的暗示，一种冷若冰霜的领导力——就是那种东西，悄悄潜入我姐姐的心里，俘获了她内心深处的那个她，夺走了她身上的全部力量。

“我们都想回家去。”我对父亲说，“回美国去。我们要的是美国。我们不喜欢这里。”

莉莉抓着我的手。我们又回到了弗兰克的房间。弗兰克紧张不安地击打着假人模特，弗兰妮坐在弗兰克的**，眼睛望着窗外。她可以看见莫瓦特咖啡馆，就在克鲁格大街对面。现在是清晨，有人把烟头扫到了咖啡馆门外，扫过人行道，扫进了排水沟里。激进分子不会在莫瓦特咖啡馆消磨夜晚的时光。夜晚的咖啡馆多是妓女们的地盘，她们从街上溜达回来，就在这里歇脚，打几把台球，喝一杯啤酒或葡萄酒——有时客人就找上门了。父亲让弗兰克、弗兰妮和我去莫瓦特咖啡馆玩一会儿飞镖。

“我们想家了。”莉莉说，尽量克制着，不让自己哭出来。现在还是夏天，母亲和艾格才刚刚离开我们，因此我们不敢多说想念这想念那的。

“我们在这里待不下去的，爸爸。”弗兰克说，“这里的情况看起来太糟糕了。”

“现在正是我们离开的好时候，”我说，“然后我们去上学，每个人去干自己该干的事。”

“我已经找到我该干的事了。”父亲说，声音相当柔和，“我答应了弗洛伊德。”

一个瞎眼老头能有我们重要？我们真想对他大吼大叫，但父亲不让我们继续谈论他答应弗洛伊德的那件事。

“你怎么想，弗兰妮？”父亲问弗兰妮。弗兰妮依然盯着窗外，看着清晨的街道。这时，老毕力格——那个激进分子——进来了，尖叫玛丽——那个妓女——出去了。他们两个人看上去都很累的样子，但都不疏于礼节，是地道的维也纳人。弗兰克房间的窗户敞开着，我们可以听到他们之间亲切地打招呼的声音。

“您看，”弗兰克对父亲说，“没错，这是第一区，但弗洛伊德没有告诉我们这是这个区最糟糕的街道。”

“有点像单行道。”我加了一句。

“也没有停车的地方。”莉莉说。克鲁格大街没有停车的地方，因为这条街好像是专门为送货卡车建的，这些卡车开进来，把货物送到卡恩特纳大街那些豪宅的后门。

第一区的邮局也在我们这条街上——一栋破烂肮脏的建筑，根本无法把客人吸引到我们的旅馆来。

“街上还有妓女。”莉莉小声说。

“二等妓女。”弗兰克说，“这条街，别想着能好了。我们与卡恩特纳大街只隔了一个街区，可是我们永远成不了卡恩特纳大街。”弗兰克说。

“即使建了一个新的大堂，”我对父亲说，“即使大堂建得很漂亮，还是不会有人看一眼的。而且，你还把客人安排在这样的楼层：下有妓女，上有革命者。”

“在罪恶和危险的中间，爸爸。”莉莉说。

“当然了，我想，从长远来看，这是无关紧要的。”弗兰克说，“我的意思是，不管怎样，总之都在走下坡路——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这里，是无关紧要的，反正到最后我们一定会离开的。这是一家正在走下坡路的旅馆。我们可以在船正下沉的时候，或者沉没之后离开。”我真想踢他一脚。

“可是我们想现在就离开，弗兰克。”我说。

“是的，我们都这样想。”莉莉说。

“弗兰妮？”父亲叫了弗兰妮一声，但弗兰妮并不应答，依然望向窗外。在狭窄的街道上，一辆邮车正想绕过一辆送货卡车。弗兰妮看邮件来来去去，心里盼着小琼斯给她写来的信——我想还在等契帕·达夫的来信吧。她给他们两个人都写了信，写了很多封，但只有小琼斯给她写了回信。

弗兰克继续用他那世故和冷漠的口气说：“要我说，等那些妓女的体检通不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走了；等黑英奇长得足够大了，我们就可以走了；等舒劳斯本舒吕舍尔的汽车爆炸了，我们就可以走了；等第一个客人——或最后一个客人——起诉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走了。”

“等到我们让这个旅馆运转起来，”父亲打断了弗兰克的话，“我们才能走。”这时，连弗兰妮也转过头来看了父亲一眼。“我的意思是，”父亲说，“等这个旅馆成功了，我们就可以走了。我们不能把它弄得不成样子就撒手不管，一走了之。”他说——讲得还蛮有道理，“因为我们不能空手而归啊。”

“你指的是钱吗？”我说。父亲点了点头。

“你已经在这里投钱了？”弗兰妮问。

“在夏天结束之前，他们就开始建造大堂。”父亲说。

“那么还来得及！”弗兰克叫道，“我是说，还来得及撤钱，对吗？”

“把钱撤出来，爸爸！”莉莉说。

父亲和蔼地笑了笑，摇摇头。我和弗兰妮望向窗外，看到了那个色情作家厄恩斯特。他正走过莫瓦特咖啡馆，满脸是厌恶的神情。过马路的时候，他把挡路的垃圾一脚踢开。他特意走得很快，好像猫追着老鼠一样。但看他的脸色，他好像永远对自己感到失望，因为他总比老毕力格还晚一步到旅馆上班。他今天至少要写三个小时的色情小说，在吃午餐的时候才能休息一会儿，然后去大学讲课（他说那是他的“唯美主义时光”），接着，他将面对令人疲惫的、情绪低落的傍晚时光，他对我们这些孩子说，他把这段时光留给“意识形态”工作——给东西方关系研讨会的时事快报写稿。等待他的是多么可怕的一天啊！我看得出来，他已经对这样的生活充满了憎恨。弗兰妮的目光已经无法从他身上移开了。

“我们应该现在就走，”我对父亲说，“不管我们赚钱还是不赚钱。”

“没地方可去啊。”父亲颇为深情地说。他抬起了两只手——这与耸肩的意思差不多。

“没有地方可去，也比待在这里强。”莉莉说。

“我同意。”我说。

“你们这样说毫无逻辑。”弗兰克说。我瞪了他一眼。

父亲看了看弗兰妮。这让我想起他偶尔投向母亲的一瞥。他又开始展望未来了，他寻求宽恕——提前寻求宽恕。无论发生什么事，他都希望得到原谅。他的梦境好像太生动了，所以他觉得他必须把想象中的那个未来付诸行动，同时要求我们容忍他那不切实际的想法，容忍他暂时离开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所谓的“纯粹的爱”——未来。父亲投向弗兰妮的，就是这样一个期待未来的眼神。

“弗兰妮？”父亲问她，“你怎么想？”

我们大家都翘首以待地等着弗兰妮发表看法。但她没有说话，仍旧望着窗外，看着厄恩斯特——那个色情作家，那个情色问题上的“唯美主义者”，那个“美女杀手”——刚刚走过的地方。我发现，她内心的那个她遇到麻烦了，弗兰妮心里已经乱套了。

“弗兰妮？”父亲柔声叫道。

“我觉得我们应该留下来。”弗兰妮说，“我们应该看看这旅馆是个什么样子。”她转过脸来，对着我们所有人说。我们三个孩子都转过头去，看向别处。父亲拥抱了弗兰妮，亲吻了她一下。

“好姑娘，弗兰妮！”他说。弗兰妮对父亲耸耸肩——那活脱脱是母亲耸肩的样子。父亲当然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一次也没有搞错过。

有人告诉我，如今的克鲁格大街几乎成了步行街，街上开了两家酒店、一家餐厅、一家酒吧和一家咖啡馆——甚至还开了一家电影院和一家唱片店。有人告诉我现在这是一条非常时髦的街道了。呃，真是难以让人相信。我不想再去看克鲁格大街一眼，不管它变化有多大。

有人告诉我，克鲁格大街现在也有高档场所了，有了一家精品店、一家美容店、一家书店、一家唱片店、一家皮衣店和浴室配件店。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有人告诉我邮局还在那儿，依然收发着各种邮件。

克鲁格大街上仍然有妓女——用不着别人告诉我，那里的风流韵事还在继续。

第二天早上，我叫醒了苏西熊。“厄尔！”她大叫一声，挣扎着从睡梦中醒来，“怎么了？”

“我需要你的帮助。”我对她说，“你必须去救弗兰妮。”

“弗兰妮真的很强悍。既漂亮又强悍，”苏西一边说着，一边翻了个身，“她用不着我去救。”

“她对你印象很好。”我说。我撒了个谎，希望能有点用。苏西刚二十岁，比弗兰妮只大四岁，但是在你十六岁的时候，别人大你四岁，其实是大很多了。“她喜欢你。”我说（这我没撒谎），“你至少比她大，就像她的姐姐，你知道吗？”我说。

“厄尔！”苏西熊又大叫一声——她身上还是穿着那身熊装。

“也许因为你是个怪人吧，”弗兰克告诉苏西，“你对弗兰妮的影响很大，比我们对她的影响大多了。”

“去救弗兰妮，怎么个救法？”苏西熊问。

“从厄恩斯特手里救出来。”我说。

“把她从色情小说里拉出来。”莉莉说着，打了一个寒战。

“帮她找回她内心的那个她。”弗兰克恳求苏西熊。

“我一般不与未成年的女孩搞在一起。”苏西说。

“我们想要你帮她，不是与她搞在一起。”我对苏西说。但她只是笑笑。她在**坐了起来，她的熊装凌乱地放在她房间的地板上。她自己的头发有点像熊毛，硬硬的，东倒西歪；而那张坚硬的脸像她那件破烂的T恤上方的一个大伤口。

“帮别人就是与别人搞在一起，两者没有什么区别。”苏西熊说。

“你能去帮她吗？”我问她。

“你以前问我，那真正的麻烦是从何开始的，”弗兰克后来对我说，“呃，不是从色情小说开始的——我看不是。当然，那无关紧要，但我知道，让你烦恼的麻烦是怎么引起的了。”

我不想描述这个麻烦，就像我不想描述色情小说的内容一样。我和弗兰克非常短暂地见过那个场面——我们只是极短地看了一眼，但这就够了。那是八月的一个晚上，天气炎热，莉莉先后叫醒了我和弗兰克，然后要了一杯水——仿佛她这会儿又变成了一个婴儿。弗洛伊德旅馆的餐厅静极了，没有哪个顾客让尖叫安妮尖叫，甚至没有人有兴致去跟乔兰塔发牢骚，跟巴贝特诉苦，跟老毕力格讨价还价，甚至也没有人去看黑英奇。天太热，莫瓦特咖啡馆里是坐不住了。这些妓女就坐在弗洛伊德旅馆黑乎乎的但非常凉快的大堂里（这大堂还在修建之中），坐在楼梯上。这个时候弗洛伊德当然已经躺在**睡着了——他看不见外面有多热。父亲也睡着了——他只是清晰地看到了未来，看不到当下。

我走进弗兰克的房间，击打了一会儿假人模特。

“耶稣啊，上帝啊！”弗兰克说，“要是你能找到杠铃，放开这个假人，我就开心了。”他也睡不着。我们推起了那个假人模特，在我们中间推来推去。

一个声音传来——你绝对不会想到那是尖叫安妮的声音，不会想到是哪一个妓女的声音。这声音里没有悲伤，这声音太轻快了，与悲伤挨不上边。这声音里夹杂着太多的流水声，让我和弗兰克觉得，这样的上床可不是为了钱。我和弗兰克甚至想到了欲望——这轻快的流水中有太多的欲望。我和弗兰克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声音。在我的记忆里——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人——我不记得有谁唱过这样的歌，没有人对我唱过与这首歌一模一样的歌。

这是苏西熊让弗兰妮唱出的歌。苏西穿过弗兰妮的房间去浴室。我和弗兰克穿过我的房间去用同一个浴室。透过浴室的门，我们可以看到弗兰妮的房间。

看到弗兰妮床脚地毯上的那个熊头，我们就开始感到不安，好像苏西刚闯入别人的房间，就被人割下了头。但是这熊头并不是我和弗兰克关注的焦点。吸引我们的，是弗兰妮的声音——那么热切，那么温柔，就像母亲的声音那样动听，像艾格的声音那样快乐。这声音听起来几乎与性毫不相干，但是性却是这首歌的主题。弗兰妮躺在**，头向后仰着，两只手臂压在头上，两条腿轻轻晃动着（好像在踩水，又好像浮在水面上）。压在我姐姐黑黑的大腿上，陷在我姐姐**的——我真不应该看——是那头没有熊头的熊，就像一只野兽在饱餐刚抓来的猎物，就像一头野兽在森林深处大口喝着什么。

这一幕把我和弗兰克吓坏了。看了这一幕，我们不知道该往何处去。我们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或许脑子里有太多的东西——不知怎的，我们跌跌撞撞地走进了大堂。坐在楼梯上的所有妓女都向我们打招呼，也许是因为这炎热的天气，加上她们自己的无聊和倦懒——反正，她们见到我们异常地高兴。当然，她们平时见到我们一般也是很高兴的。只有尖叫安妮看到我们显出很失望的样子——好像她原以为是“生意”上门了，一看是我们，心里很失落。

黑英奇说：“嘿，你们两个家伙看上去好像见了鬼丢了魂。”

“吃东西了吗，亲爱的？”老毕力格问，“这么晚了，怎么还没睡？”

“下面硬得睡不着？”乔兰塔问。

“Oui， oui。[9]”巴贝特高兴地唱了起来，“把硬邦邦的家伙拿到我们这里来！”

“住嘴。”老毕力格说，“天太热，没法搞。”

“不太热。”乔兰塔说。

“也不太冷。”尖叫安妮说。

“想玩牌吗？”黑英奇问我们，“玩个‘疯狂八点’？”

我和弗兰克像上了发条的士兵玩偶，在楼梯脚下笨拙地转了几圈，然后掉头回弗兰克的房间了——不一会儿，我们像磁铁一样被吸引到父亲那里去了。

“我们想回家去。”我对父亲说。他醒来了，把我和弗兰克拽到他的**，好像我们还是小孩子似的。

“求你了，我们回家吧，爸爸。”弗兰克低声说。

“只要我们把这个旅馆开成功了，”父亲向我们保证，“只要我们成功了——我们就回家。”

“什么时候？”我问，咝咝作响，有点不相信。父亲一把抱住了我的头，吻了吻我的前额。

“很快。”他说，“这个地方很快就要好起来了。我有这个感觉。”

我们在维也纳一直待到一九六四年——一待就是七年。

“我在维也纳变老了。”莉莉常这样说。我们离开维也纳的时候，她十八岁了。弗兰妮说得对，莉莉是变老了，但没长大多少。

索罗浮出海面了。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感到吃惊的。

在那个晚上——在苏西熊让弗兰妮忘记了色情小说的那个晚上，在苏西熊让我姐姐唱出那么动听的歌曲的那个晚上——我和弗兰克突然感到一种更为惊人的相似，那种相似比色情作家厄恩斯特与契帕·达夫之间的相似更为让人震惊。

回到弗兰克的房间，我们把假人模特推过去，靠到房门上。我和弗兰克躺在黑暗中低声交谈起来。

“你看到那头熊了吗？”我说。

“你看不到熊的头。”弗兰克说。

“是的。”我说，“所以你只看到熊装，真的——苏西的背有点驼。”

“她为什么还穿着熊装？”弗兰克问。

“我不知道。”我说。

“或许她们才刚刚开始。”弗兰克分析起来。

“可是看那熊的样子——”我说，“你看到了吗？”

“我知道。”弗兰克小声说。

“那皮毛，那身体，都有点卷曲。”我说。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弗兰克说，“别说了。”

在黑暗中，我和弗兰克都能想象出苏西熊的样子——我们都想象到她像谁了。弗兰妮警告过我们：她要我们提防索罗的新姿态，索罗的新伪装。

“索罗。”弗兰克低声说，“苏西熊就是索罗。”

“她看起来倒是很像索罗。”我说。

“她就是索罗，我知道。”弗兰克说。

“嗯，现在她也许是。”我说，“眼下她是。”

“索罗，索罗，索罗……”弗兰克一直这样念叨着，一直念叨到睡着为止。“是索罗。”他喃喃地说。“你杀不死它，”弗兰克咕哝着，“就是索罗。索罗浮起来了。”

[1] 德语，意为“幸福在哪里？”

[2] 德语，意为“您会说德语吗？”

[3] 德语，意为“不是”。

[4] 原文为德语“schwanger”。

[5] 德语，意为“鲜奶油”。

[6] 上文弗兰妮说的“悲痛（sorrow）”，与他们家那只爱放屁的老狗的名字“索罗”是同一个词，所以，弗兰妮说到悲痛，让弗兰克想起了那只狗。

[7] 原文用了一个英语俚语来表示“放屁！”，所以说这两个人不会听懂的。

[8] Vindobona，维也纳的拉丁语拼法。

[9] 法语，意为“是啊，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