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达·雷——我在对讲系统里第一次听到她的呼吸，就被弄得神魂颠倒，如今我还时不时梦到她那双温暖强壮的大手抚摸着我——是永远不会离开那第一家新罕布什尔旅馆了。她将继续为新主人弗里茨服务，好好地服侍他们——当她越来越老的时候，她或许会发现，比起侍候那些个头正常的成年人，她更喜欢侍候这些侏儒，更喜欢为这些侏儒铺床。有一天，我们收到弗里茨的信，他在信里告诉我们，朗达·雷死了——“死于睡梦中”。在失去母亲和艾格之后，我就觉得生死莫测，没有哪个人的死是“正常”的——但弗兰妮说朗达的死是“正常”的。
至少与马克斯·尤里克不幸的死相比，朗达死得或许还算正常吧。马克斯死在了新罕布什尔旅馆三楼的浴缸里。马克斯离开了四楼那些小尺寸的卫浴设施，离开了他那个喜欢的藏身地之后，或许一直郁郁寡欢，因为我能想象得到，他一直受到头顶上的那些侏儒的困扰，当然不一定是楼上侏儒的动静让他难受，让他难受的是他们住在他楼上这个事实——他想想就不舒服。我一直认为，可能是艾格藏匿索罗的那个浴缸，最终结果了马克斯的性命——那个浴缸差点也要了比蒂·塔克的命。但弗里茨从未说到底是哪个浴缸，只是含糊地说是三楼的浴缸。马克斯在洗澡的时候似乎突发中风，结果就淹死在浴缸里了。一个在无边大海里航行了这么久的老水手，竟然死在一个小小的浴缸里——这让可怜的尤克里太太悲伤欲绝，觉得马克斯死得太不正常了。
“四百六十四。”我们每次提到马克斯，弗兰妮总是这样说。
尤里克太太仍然为弗里茨的马戏团做饭——她还在这里，证明她做的饭菜虽然样子普通，但是味道依然鲜美——也证明人生也是如此：看似普通，实则美丽。有一年圣诞节，莉莉写了一幅很漂亮的字寄给了尤里克太太。莉莉写的是一位盎格鲁-撒克逊无名诗人的诗句，翻译过来就是，“那些生活谦卑的人，自有天使们从天堂给他们带去勇气、力量和信仰”。
阿门。
弗里茨自然也有类似的天使在照顾他。他会在德瑞镇退休，把新罕布什尔旅馆变成他一年到头居住的家（到时他就不用再在路上奔波，不用再与年轻的侏儒们一起到各地进行冬季马戏团巡演了）。莉莉想到弗里茨一次，心里就难过一次——首先，弗里茨的个头儿实在让莉莉难以忘怀；其次，她每次想到弗里茨，都不免要想象，她如果住在弗里茨的新罕布什尔旅馆（而不来维也纳），会是怎么样一幅光景——莉莉继而想象，要是我们没有失去母亲和艾格，我们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当然，没有“天上的天使”来拯救母亲和艾格。
当然，我们第一次看到维也纳的生活，根本就没有想到维也纳会是现在我们眼前这个样子。“弗洛伊德的维也纳”，弗兰克老是这么说——我们当然知道他指的是哪个弗洛伊德。
一九五七年的维也纳到处是断壁残垣，到处是战争留下的废墟，建筑与建筑之间常有很大的空地，任由大风呼呼吹过。在瓦砾堆里，在孩子们不再玩耍的操场周围被人整理过的废墟里，人们总感觉还留着没有爆炸的炸弹。我们的出租车在机场和维也纳郊区之间行进，不一会儿经过了一辆俄罗斯坦克，那辆坦克被牢牢固定在那里——被浇注了混凝土——已经成了一个纪念碑。坦克的舱盖上插满了鲜花，长长的炮管挂满了旗子，旗子上的红星已经褪色，被小鸟啄得满是斑点。这辆坦克就永久停在这里，后面看上去像是一个邮局，但我们坐的那辆出租车开得太快，我们无法确定到底是不是邮局。
索罗漂浮在海面上——不过，我们到维也纳的时候，那个噩耗还没有传到我们耳朵里，我们对一切抱着谨慎乐观的态度。越接近市中心，我们看到战争破坏得越不严重，在某个地方，我们看到灿烂的阳光照耀着几座十分精致的建筑——但是，一抬头，却发现屋顶上的一排丘比特石雕像歪斜在那里，丘比特肚子上尽是机枪扫射留下的累累弹坑。街上人多了起来，不像刚才在郊外空无一人，那郊外就好像一张棕褐色的老照片——一张在所有人还未起床之时，或者所有人被杀得一个不剩之后拍摄的老照片。
“太吓人了。”莉莉壮着胆说了一句。因为心里害怕，她终于不哭了。
“很老的城市啊。”弗兰妮说。
“Wo ist die Gemütlichkeit? [1]”弗兰克高兴地唱了起来——他不停地在四处张望，想找到一些好时光。
“我想你妈妈会喜欢这里的。”父亲带着乐观的口气说。
“艾格不会喜欢的。”弗兰妮说。
“艾格不会听到这里的声音。”弗兰克说。
“妈妈也会讨厌这里的。”莉莉说。
“四百六十四。”弗兰妮说。
出租车司机说了几句话，但我们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连父亲也听出来了，那不是德语。弗兰克十分艰难地与那个男人沟通着，结果发现他是匈牙利人——因为匈牙利最近发生了革命，他才到的维也纳。从车内后视镜里，我们看到了司机呆滞的眼神，我们努力在他身上寻找那些永久的伤疤——如果找不到，那就想象。在我们右边，突然出现一个公园，还有一个建筑，很可爱，犹如一座宫殿（这儿从前就是一座宫殿），从庭院大门走出来一个喜气洋洋的胖女人，身上穿着护士制服（显然是个奶妈），推着双座的婴儿车（有人生了双胞胎！）。弗兰克拿起一本胡写的旅行手册念出了一个白痴一样的数据。
“在维也纳这个人口不足一百五十万的城市，”弗兰克读给我们听，“竟然有三百多家咖啡馆！”我们盯着车外的街道看，想着地上都是咖啡的污渍吧。弗兰妮摇下车窗，使劲闻了闻：只有欧洲柴油的臭味，没有咖啡味。不用多久，我们就会知道能在咖啡馆里干些什么了：可以在那里久久呆坐，可以在那里做作业，可以与妓女聊天，可以玩飞镖，可以打台球，可以多喝点别的而不是咖啡，可以在那里制订计划——逃避现实——当然还可以让睡不着觉的人待着，可以让人在那里做梦。不一会儿，我们被施瓦辛贝格广场的喷泉弄得眼花缭乱，接着我们又穿过环城大街，看到有轨电车开心得不得了。这时我们的司机开始念叨：“克鲁格大街，克鲁格大街。”好像凭他这样重复念叨着，这条小街就会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似的——真还是灵验呢，过了不一会儿，他就说：“弗洛伊德旅馆，弗洛伊德旅馆。”
弗洛伊德旅馆并不是突然之间跳入我们的眼帘的。出租车司机慢慢地从它旁边开了过去，弗兰克下车跑进莫瓦特咖啡馆去问路，一个人给我们指了指我们刚刚开过的那个建筑。那个糖果店已经不见了（尽管里面窗户边上还斜靠着写着BONBONS等字样的老招牌）。父亲以为这就意味着弗罗伊德已经买下了糖果店，开始了他的扩张计划——为我们的到来做好了准备。但是，经过仔细地观察，我们意识到，原来是一场大火将糖果店烧毁了，而且至少还威胁到了邻近的弗洛伊德旅馆的房客。我们走进了这家昏暗的小旅馆，看到面目全非的糖果店边上立了一个新牌子，牌子上写的是（弗兰克为我们翻译了一下）：“不要踩在糖上。”
“不要踩在糖上，弗兰克？”弗兰妮说。
“牌子上就是这么写的。”弗兰克说。我们小心翼翼地挪动步子，走进了弗洛伊德旅馆的门厅，的确感到地板上黏糊糊的（毫无疑问，这是别人的脚早就踩过这些糖的缘故——大火中融化的糖果发出可怕的光泽）。现在我们满鼻子都是那烧焦的巧克力的难闻的味道。莉莉提着几个小袋子，跌跌撞撞地第一个走进门厅，突然尖叫起来。
我们一心想着会见着弗洛伊德，却忘了弗洛伊德的那头熊。莉莉没承想会在门厅里看到一头熊——没有任何东西拴着它——我们谁也没有料到会在前台旁边的沙发上看到这头熊，我们也没料到它会出现在前台旁边的沙发上，只见它坐在那里，两条短腿交叉着，脚后跟搭在一把椅子上，看它的样子，好像是在看一本杂志（弗洛伊德说得对，这显然是一头“聪明的熊”）。莉莉的一声尖叫吓飞了它爪子里抓着的杂志，它一下子恢复了熊的本来模样。它翻了个身，从沙发上跳了下来，侧着身子向前台走去，并不拿正眼看着我们。我们看到这头熊的个头非常小——又胖又矮，不比拉布拉多猎犬长，也不比拉布拉多猎犬高，但身体相当结实，腰粗屁股大，胳膊也壮实。它立在后腿上，狠狠地敲了一下前台上的一只铃，敲得实在过猛，于是它又马上伸出爪子，重重压住铃铛，把刺耳的叮当声消掉了。
“耶稣啊，上帝啊！”父亲说。
“是你吗？”一个声音叫道，“是温·贝瑞吗？”
看到弗洛伊德还没有出现，这头熊很不耐烦，一把拿起前台的铃铛扔到地上，铃铛呼呼地往门厅那边滚去，随即重重地撞到一扇门上——当的一声，就像一把锤子砸到风琴管上。
“我听到你的声音了！”弗洛伊德大喊道，“耶稣啊，上帝啊！是你吗？”他从房间走了出来，张开着双臂——在我们这些孩子看来，这个人与任何一头熊一样怪异。我们这些孩子第一次意识到，父亲原来是从弗洛伊德那里学到了那句口头禅“耶稣啊，上帝啊！”的。爱说“耶稣啊，上帝啊！”的弗洛伊德的体形与我父亲相差太大，这让我们很吃了一惊。我父亲可是一副运动员的矫健身材，动作也极为敏捷，弗洛伊德根本无法与他相比。要是弗里茨允许他的侏儒们投票，弗洛伊德或许会得到高票，他们会很欢迎他进入那个马戏团——他的个头只比他们大一点点。他的身体似乎受到了某种东西的摧残，从前的个头已经萎缩，如今他变得小巧而结实。我们曾听说的他那满头黑发，如今也变白了，长发飘飘，犹如迎风飞舞的玉米须。他手里拿着一根棒子一样的手杖，很像棒球杆——后来我们才知道，那真是一根棒球杆。他的脸蛋上长着一撮奇怪的毛，大小还是一枚普通硬币的样子，但颜色却像人行道的灰白色——就是城市街道上毫无特色、无人注意的那个颜色。弗洛伊德看上去很老，主要是因为他双目失明了。
“是你吗？”弗洛伊德在门厅那边喊道——他并没有对着父亲在喊，而是对着楼梯底部连接扶手的那根古老的铁柱子喊着。
“我在这儿。”父亲柔声说道。弗洛伊德张开双臂，朝我父亲发出声音的方向摸索着过来了。
“温·贝瑞！”弗洛伊德大喊一声。熊迅速向弗洛伊德冲来，用粗糙的爪子抓住了老人的肘部，拉着他往我父亲的方向走去。弗洛伊德放慢了脚步，因为他害怕哪把椅子没有放好，害怕绊住谁的脚，那头熊便用头撞顶着他的后背，使劲推着他走快点。这不光是一头聪明的熊——我们这些孩子这样想——还是一头导盲熊呢。弗洛伊德现在有了一头熊为他引路。毫无疑问，这真是一只能改变你的生活的熊。
我们看那个瞎眼侏儒拥抱我父亲，我们看他们在弗洛伊德旅馆昏暗的门厅里笨拙地舞动身体的情形。当他们的声音渐渐变得柔和的时候，我们听到了三楼传来的打字机的啪嗒声——那是激进分子弄出的动静，那些左派人士正在写他们对世界的看法。连这些打字机听起来都自信满满——这些人的看法与世界上其他所有人的看法都不同，他们认为别人的看法都有缺陷——他们坚信自己是对的，绝对相信自己的正确性，他们啪嗒啪嗒地将每一个字打到应有的位置上，看他们的手指，好像在不耐烦地敲打着桌面，有时停下来，好像是两段谈话之间的停顿。
还有比晚上到达旅馆更合适的时机吗？应该说，在光线不足的柔和灯光下，在黑暗的宽宥下，这门厅看上去打理得很好。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听到打字机的啪嗒声和看到熊在这里出现，不是比听到（或想象）床的左摇右晃和妓女们在楼梯上忙着奔上奔下——听到门厅里整夜不断的带有内疚的问候声和告别语——更好吗？
这头熊挤在我们孩子之间用鼻子拱来拱去。莉莉对熊很是戒备（这熊的个头比莉莉还大一点），我有点害羞，弗兰克用德语对她打起招呼，以表示友好，但这头熊对其他人一概不理，只盯着弗兰妮看。熊拿阔脑袋紧贴着弗兰妮的腰，拿鼻子戳了戳我姐姐的胯部。弗兰妮一边跳，一边笑。弗洛伊德说：“苏西！你这是对人友善呢，还是对人粗鲁？”这头叫苏西的熊转过头来看着弗洛伊德，突然四肢着地向他冲了过来，一头撞到了老人的肚子上，一下子把他撞倒在地。父亲好像本想上前帮弗洛伊德，但弗洛伊靠着手里的棒球杆，很快站了起来。很难说清楚他是不是在笑。“噢，苏西！”他说——他本意是要面对苏西，但是实际上并没有面对她。“苏西只是在卖弄，她不喜欢别人说她不好。”弗洛伊德说，“她不太喜欢男人，更喜欢女人。女孩子们在哪里？”老人一边说，一边将两只手向两个不同方向伸去。弗兰妮和莉莉便朝他走去。苏西熊跟在弗兰妮后面，亲热地在后面轻轻推着弗兰妮。弗兰克突然痴迷上了熊，想与她交朋友，拉着她粗糙的皮毛，结结巴巴地说：“呃，你一定就是那头叫苏西的熊。我们听说了你的很多故事。我叫弗兰克。Sprechen Sie Deutsch? [2]”
“不，不，”弗洛伊德说，“不要说德语。苏西不喜欢德语。她说你们的语言。”弗洛伊德说话的时候大致面对着弗兰克的方向。
弗兰克傻乎乎地弯下腰去，又拽了拽熊的皮毛，问：“你会握手吗，苏西？”苏西转过身来面对着弗兰克，站了起来。
“她没有对你无礼吧？”弗洛伊德大声问，“苏西，乖一点！别那么粗鲁。”苏西站着的时候也没有我们高——只比莉莉高一点，比弗洛伊德高一点。苏西拿鼻子碰了碰弗兰克的下巴。她面对面地与弗兰克站了一会儿，然后把身体重心转移到后腿上，像拳击手一样扭动着身体。
“我是弗兰克。”弗兰克紧张地对熊说，向熊伸出一只手去——接着，他想用两只手一把握住并摇晃熊的右爪。
“把你的手收回去，孩子。”苏西一边对弗兰克说，一边飞快地打出一记短拳，把弗兰克的两只手分开。弗兰克踉踉跄跄地向后倒去，一下子碰倒了前台的铃铛——只听“当啷”一声响。
“你是怎么做到的？”弗兰妮问弗洛伊德，“你是怎么让苏西学会说话的？”
“亲爱的，没人教会我说话。”苏西说，拿鼻子蹭蹭弗兰妮的屁股。
莉莉又是一声尖叫。“这熊会说话，这熊会说话！”她喊道。
“她是一头聪明的熊！”弗洛伊德喊道，“我不是告诉过你们吗？”
“这熊会说话！”莉莉还是歇斯底里地尖叫着。
“但是我不尖叫。”这头叫苏西的熊说。不一会儿，她完全没有了熊的样子——她直立着身子，闷闷不乐地走回那张沙发——刚才她就是坐在那里，被莉莉的第一声尖叫吓了一跳。她在沙发上坐下来，交叉双腿，把两只脚搁在椅子上。她读的是《时代》杂志，很老的一期。
“苏西是密歇根人。”弗洛伊德说——似乎这句话就把什么都说明白了，“她在纽约上的大学，她非常聪明。”
“我上的是萨拉·劳伦斯学院，但中途辍学了，那里尽是狗屎精英。”苏西说——她这样说萨拉·劳伦斯学院——她的爪子不耐烦地翻动着《时代》杂志。
“她是一个女孩！”父亲说，“是一个穿熊装的女孩！”
“一个女人。”苏西说，“好好看看。”那是一九五七年，苏西是一头走在时代前面的熊。
“一个穿熊装的女人。”弗兰克说。莉莉慢慢向我靠来，抓着我的腿不放。
“这世上没有聪明的熊，”弗洛伊德说，好像在发布他的预感似的，“除了这头熊。”
我们吃惊地沉默了一阵，这时楼上的打字机啪啦啪啦响起来，好像在吵架似的。我们把苏西看成了一头熊——的确是一头聪明的熊，还是一头导盲熊。我们知道了她不是真熊之后，她的个头在我们眼里突然变得高大了一些。她在我们眼前有了新的本事。我们觉得，她不光是弗洛伊德的眼睛，她或许还是他的心、他的大脑呢。
父亲的老师——就是这个盲人老头弗洛伊德——斜靠在父亲身上。父亲往大堂四周看了看。父亲看到了什么？我在心里纳闷。当父亲的眼睛扫过那个“母熊”坐着的那张松软下垂的沙发，扫过那些印象派画家的仿作——好几头牛的粉色**落入光线构成的花丛（就是以鲜艳的花朵为主题的墙纸）中——的时候，他看到什么样的城堡、什么样的宫殿、什么样的高级奢华之物在他眼前逐渐显得越来越大？等他的眼光扫过那把安乐椅（里面的填塞物已经炸开了，就像我们想象郊外那些乱石堆下的炸弹爆炸了一样），扫过一盏昏暗的台灯（太昏暗了，你想在它旁边做梦都难）的时候，他的眼前又出现了什么？
“糖果店出这事太糟糕了。”我父亲对弗洛伊德说。
“太糟糕了？”弗洛伊德大声说，“Nein， nein， nicht[3]，这是件好事。糖果店没了，他们也没有买保险。我们就把它买下来——不用多少钱！这样我们就可以建一个大堂了，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到——从街上就可以注意到！”当然了，他自己是不会注意到的，他是无法看到的。“真是幸运的火啊！”弗洛伊德说，“这火烧得正是时候，你来了，它就烧起来了。”弗洛伊德一边说，一边捏了一下我父亲的胳膊。“一场好火！”弗洛伊德说。
“那火像熊一样聪明。”苏西说，冷笑一声，继续翻看那份旧的《时代》杂志。
“那火是你放的吗？”弗兰妮问苏西。
“你可以拿你可爱的屁股打赌，亲爱的。”苏西说。
噢，以前有一个女人，她也被人强奸过。我把弗兰妮的故事告诉了她，还告诉她弗兰妮是如何处理那件事的——其实弗兰妮没有管它，或者说，她并不认为那是最倒霉的事。这个女人告诉我，弗兰妮和我都错了。
“错了？”我说。
“你拿你的屁股打赌吧。”这个女人说，“弗兰妮是被人强奸了，不是被人殴打了。那些浑蛋确实得到了‘她身体里的那个她’——就像你那狗屁黑人朋友说的那样。他知道什么？因为他的姐姐被人强奸过，他就成了强奸问题专家？你姐姐清除了自己身上那件可以对付那些浑蛋的唯一武器——他们的精液。没人去阻止她洗澡，没人去让她处理那件事——所以她这一辈子一直要处理这件事。事实上，由于她一开始就没有反抗那几个强奸者，所以她就牺牲了自己的敢于斗争的性格，而你，”这个女人对我说，“为了图省事，向别人传播了你姐姐被强奸的消息，还跑去找英雄来救她，不是待在现场自己处理这件事，这样就剥夺了这起强奸事件的完整性。”
“强奸事件的完整性？”弗兰克问。
“我是去找人来救她了，”我说，“不然，他们会把我打得屁滚尿流，然后再强奸她。”
“我得和你姐姐谈谈，亲爱的，”这个女人说，“她自己那一套业余水平的心理学，是行不通的，相信我，我知道强奸是怎么回事。”
“哇！”我想起艾奥瓦鲍勃有一次说，“所有的心理学都是业余的。去他的弗洛伊德！”
“那是另外一个弗洛伊德。”父亲那时补充道。后来我在想，说不定我们的这位弗洛伊德也是这样。
不管怎么样，这个自称为强奸问题专家的女人说弗兰妮遭到强奸之后的那种反应是毫无道理的。我知道弗兰妮至今还在给契帕·达夫写信，这也让我感到莫名其妙。这位强奸问题专家说，强奸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强奸不会产生那种效果——根本不会。她说她知道这一切，她碰到过这样的事。在大学里，她加入过一个由有被强奸经历的女性组成的俱乐部，对于被强奸是怎么一回事，对被强奸这件事应该做出何种正确反应，她们都达成了一致。甚至在这个女人开始与弗兰妮交谈之前，我就看出她个人的不幸对她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而且在她的脑子里，对被强奸这件事，唯一可信的反应就是她自己的这种反应。别人对类似的强奸事件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对她来说，那意味着那个强奸事件或许不是同一类型的。
“人就是那样。”艾奥瓦鲍勃或许会这样说，“他们都想把自己最糟糕的体验普遍化，那样做好像会让他们得到某种支持。”
谁能责怪他们？和那样的人争论真让人生气，因为一种经历否定了他们的人性，他们便到处否定别人身上的另一种人性，这就是人类多样性的真相——多样性与我们的同一性并存。对她来说，那真是太糟糕了。
“她可能过着非常不幸的生活。”艾奥瓦鲍勃可能会这么说吧。
的确，这个女人曾有过非常不幸的生活。这位强奸问题专家就是这头“熊”——苏西。
“‘这只是众多事件中的一个小事件’——这是什么鬼话？”苏西问弗兰妮。“‘一辈子最幸运的一天’——这又是什么鬼话？”苏西问她。“那些暴徒不只是想干你，亲爱的，他们想夺走你的力量，而你却任由他们这样做。任何一个如此被动地接受侵犯的女人……你怎么能说，你知道契帕·达夫会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亲爱的！你把遭遇到的这件事的严重性最小化了，只是为了让自己更容易接受一些。”
“被强奸的是谁？”弗兰妮问苏西，“我的意思是，你被一个人强奸了，我被另一个人强奸了。如果我说没有人得到我心中的我，那么就是没有。你认为他们每次都能得到吗？”
“我拿你甜美的屁股打赌吧，亲爱的。”苏西说，“强奸犯的武器是他的阴茎。如果那家伙近不了你的身，他就无法用他的武器，举个例子吧，你最近的**怎么样？”
“她还只有十六岁。”我说，“她不该有这么好的**吧——在十六岁的时候？”
“我明白。”弗兰妮说，“先是**，然后是强奸。日日夜夜。”
“那你怎么总是说契帕·达夫是‘第一个’呢，弗兰妮？”我问她，口气非常平静。
“你拿你的屁股打赌吧——这才是重点。”苏西说。
“是这样的。”弗兰妮对我们说——弗兰克不安地玩着单人纸牌，假装没在听。莉莉一直很认真地听着我们的谈话，就像看一场网球锦标赛，选手的每一次击球都让她肃然起敬。“是这样的，”弗兰妮说，“重点是，这事发生在我身上，是我的，我拥有它，我会用我的方式去处理。”
“但是你并没有处理它。”苏西说，“你从来都不够气愤，你必须生气，你必须对所有的事实感到愤怒。”
“你得痴迷一事，坚守一生。”弗兰克翻着白眼，引用了老艾奥瓦鲍勃的一句话。
“我是认真的。”苏西说。当然，她太认真了——她比起初的时候看起来更可爱了。过了一段时间，苏西终于弄明白了强奸这件事。后来，她开了一家很棒的强奸危机中心。再后来，她在咨询手册里开宗明义第一句就写下了：“强奸是谁的事？”——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苏西最终明白了，她的愤怒，对她来说，是一种健康的反应，但对弗兰妮来说，在那个时候，那或许不是最健康的反应。“让受害者把心里话都说出来。”她把这句明智的话写进她的心理咨询手册里。还有这句话：“要把你自己的问题和受害者的问题分开来。”后来，苏西真的成了一名强奸问题专家——她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一定要注意：每一宗强奸案的真正问题可能不是你的真正问题。请好好想一想，里面可能不止一个问题。”对于所有向她咨询的强奸受害者，她都会给出这样的建议：“重要的是，要明白，受害者对这场危机的反应和心理调整的方式不是只有一种。任何一个受害者都可能表现出所有症状，或者不表现任何症状，或者是以下常见症状的组合体：内疚、否认、愤怒、困惑、恐惧，或者是另外一些完全不同的症状。这些问题可能在一周之内发生，也可以在一年、十年之内发生，或永远不会发生。”
所言极是。要是艾奥瓦鲍勃活着，他一定会喜欢苏西这头熊，就像他喜欢厄尔一样。在苏西与我们一起生活的最初几天里，这头熊是个强奸问题专家——当然，也是许多其他问题的专家。
我们不得不与她反常地亲密起来，因为我们有事只好找她，就像以前找我们的母亲一样（而我们自己的母亲已经不在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不管有什么问题，都会去找苏西。几乎与此同时，这头聪明（有时又有些粗鲁）的熊似乎比瞎眼的弗洛伊德更明白事理。从我们到达这个新旅馆的第一天第一夜起，我们就向苏西去打听我们想得到的所有信息。
“那些带着打字机工作的人是谁？”我问她。
“妓女一般怎么收费？”莉莉问她。
“哪里可以买到一张好地图？”弗兰克问她，“最好是标明了徒步观光路线的那种。”
“徒步观光，弗兰克？”弗兰妮说。
“苏西，带孩子们去看看他们的房间。”弗洛伊德对这头聪明的熊说。
不知怎的，我们先去看了为艾格安排的那个房间，那是最差的一个房间——有两扇门，却没有一扇窗户，一扇门外是一个通道，通道那头是莉莉的房间（莉莉的房间也只是好一点点，有一扇窗户而已），另外一扇门通往一楼的大堂。
莉莉说：“艾格不会喜欢这个房间的。”莉莉敢说艾格什么都不会喜欢的：他压根就不喜欢搬家这件事。我想莉莉说得很对。现在，每当我想起艾格，我总想象他在这个他永远不会见着的弗洛伊德旅馆的房间里的样子：他被囚禁在一个没有空气、没有窗户的盒子里，被囚禁在一个外国旅馆处于中心位置的小小空间——一个不适合客人入住的房间里。
一般家庭典型的专制做法：家里最小的孩子总是住最差的房间。艾格在弗洛伊德旅馆是不会开心的，我现在真不知道，我们当中哪个人会开心。当然，我们一开始就不公平。我们先到了一天一夜，然后，就传来了母亲和艾格的坏消息，接着，苏西就成了我们的熊，一头什么都明白的熊。父亲和弗洛伊德开始了他们两个人的计划，为了打造一家伟大的旅馆——他们至少希望打造一家成功的旅馆：如果不是一家伟大的旅馆，至少是一家好旅馆。
父亲一到维也纳，就开始与弗洛伊德做计划了。父亲想让妓女们搬到五楼住，把关系研讨会的那些家伙搬到四楼，这样就可以腾出二楼和三楼来接待客人。
“为什么出钱住店的客人非得爬到四楼和五楼去？”父亲问弗洛伊德。
“那些妓女，”弗洛伊德提醒我父亲，“也是出了钱的客人。”他无须补充说，妓女们每天晚上奔上奔下要走很多趟。他只加了这一句：“她们的一些客户年纪太大，爬楼梯有些吃力。”
“如果说他们老得爬不动楼梯了，”苏西说，“那么可以说，他们该老得干不了这些肮脏事了。让他们在楼梯上完蛋，总比让他们趴在小女孩身上，在**断气要好。”
“耶稣啊，上帝啊！”父亲说，“那就让妓女们住二楼吧，让那些该死的激进分子搬到顶楼去。”
“知识分子啊，”弗洛伊德说，“是出了名的四肢无力的家伙。”
“并不是所有的激进分子都是知识分子。”苏西说，“我们到头来总得装一部电梯。”她接着又说，“我赞成让妓女们住在底层，让思考者多爬楼梯。”
“是的，把客人安排在中间楼层。”父亲说。
“什么样的客人？”弗兰妮问。她和弗兰克查看了入住客人登记表，弗洛伊德旅馆今天没有一个客人。
“都是因为糖果店的那场火。”弗洛伊德说，“客人们都被熏跑了。只要我们把大堂建造得漂漂亮亮的，客人就会蜂拥而至！”
“妓女们的**声会让客人们晚上睡不着，而早上的打字机声又会把他们吵醒。”苏西说。
“这差不多成了波西米亚式旅馆。”弗兰克说，一副乐观的口气。
“你对波西米亚人了解多少，弗兰克？”弗兰妮问。
在弗兰克的房间里有一个裁缝用的假人模特，原先是属于一个妓女的，她在旅馆里有一个长年的固定房间。这个假人模特很粗壮，肩膀上立着一个时装模特的头，头上的假发歪斜着，但这张脸很漂亮，只是有些凹陷。弗洛伊德说这个头肯定是从卡恩特纳大街的一家大型百货商店偷来的。
“太好了，这下你可以把你的制服一件一件都给它穿了，弗兰克。”弗兰妮说。弗兰克闷闷不乐地把一件外套挂在假人模特上面。
“太可笑了。”他说。
弗兰妮的房间与我的房间紧挨着，我们共用一个古老的浴缸；浴缸足够深，可以放得下一头牛。我们的厕所在走廊那头，在大堂外面。只有父亲的房间带独立的浴室和厕所。好像苏西也用我和弗兰妮共用的那个浴室，但她只能穿过我的或弗兰妮的房间才能进去。
“别担心。”苏西说，“我不怎么洗澡。”
这话不假。我们闻到的气味虽然不完全是熊身上的那种气味，但还是带有浓重的酸味、咸味。当她把熊头取下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她那乌黑潮湿的头发——她那张苍白、满是麻子的脸，那双憔悴、不安的眼睛——我们还是看她装扮成熊，觉得更舒服一些。
“你们看到的，”苏西说，“是令人难以忍受的粉刺——青春期的痛苦。我就是这样一个女孩——你把一个袋子套在我头上就好受了。”
“别难过。”弗兰克说，“我是一个同性恋，我没想过我的青春期也会这么难熬。”
“呃，至少你长得很漂亮。你们全家人都很漂亮。”苏西一边说，一边向我们投来不屑的眼光，“你们可能会受到歧视，但让我告诉你们：不管什么样的歧视，与别人看见一张丑脸的那种眼神相比，都算不了什么。我以前是个丑孩子，现在一天比一天更丑了。”
我们不由得盯着她这副穿着熊装的身体看（她没有戴上熊头）。当然，我们很想知道苏西本人的身体是否像熊一样壮实。下午晚些时候，我们看到她穿着T恤和运动短裤，靠着弗洛伊德的办公室的墙，做着下蹲和屈膝动作，浑身是汗——她正在为自己的角色做热身运动，因为那些激进分子干完白天的活儿就要出门，到了晚上妓女们马上就要来上班。我们发现，她的身体正适合装扮熊。
“又矮又壮，是吧？”她对我说。艾奥瓦鲍勃可能会说：香蕉吃得太多了，跑步跑得太少了。
不过，说句公道话，假如苏西不打扮成熊的样子去做表演，她到什么地方亮相都是不容易的。当然，穿上熊装，锻炼身体就成了一件很困难的事了。
“我不能暴露我的真实身份，否则我们就有麻烦了。”她说。
这是因为，要是没有苏西，弗洛伊德怎么能够维持旅馆的秩序？苏西就是秩序的维护者。当激进分子受到右派捣乱者的骚扰的时候，当走廊里和楼梯上有人跑来跑去乱喊乱叫的时候，当一群新的法西斯分子开始尖叫“世上没有免费的东西！”的时候，当一小群暴徒举着横幅（横幅上写着“让东西方关系研讨会的人滚……滚到更东边的地方去”）到大堂来抗议的时候——在那些时候，弗洛伊德就能用上她这头熊了，苏西说。
“还不快滚，你们把熊激怒了！”弗洛伊德总是这样喊。
有时候只需熊的一声低吼，或一次短距离的出击。
“说来很有意思。”苏西说，“我的样子不是很威猛，但是没有人会去与熊打斗。我只要抓住一个人，其他人就会滚成一团，开始呻吟。我只不过往这些杂种身上吹口气，只不过轻轻压到他们的身上。如果你是一头熊，没有人会反击。”
激进分子看到熊保护了他们，便对熊心存感激之情，因此，让他们搬到楼上去这件事，就不成什么问题了。我父亲和弗洛伊德在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向他们解释了这一情况。父亲给我派了个搬运打字机的活儿，我二话没说就动手把打字机搬到五楼的那些空房间里去。一共有六台打字机、一台油印机、不少日常的办公用品，电话机好像多得过了头。等我搬完第三张或第四张办公桌的时候，我感到有点累了。好在这几天人在旅途，我没有像平常那样举重，所以我倒也喜欢搬东西这样的锻炼形式。我问了几个年轻的激进分子，他们是否知道哪里可以弄到杠铃。我看他们一下子警觉起来：也难怪，我们是美国人嘛。他们要么是不懂英语，要么假装不懂，依然说他们自己的语言。一个年长的激进分子对搬家一事表示了短暂的抗议，与弗洛伊德辩论起来，听上去言辞相当激烈。苏西在一旁开始呜呜地叫起来，那头熊围着老人的脚踝不停打转——就像她要把鼻涕擦在老人的裤管上似的。老人于是就冷静了下来，往楼上爬去——他当然知道苏西并不是一头真正的熊。
“他们在写什么？”弗兰妮问苏西，“我的意思是，他们在写时事通信之类的东西，还是写些宣传资料？”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多电话机？”我问，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听到电话铃响，一次也没有听到过——一整天都没有响过。
“他们总往外打。”苏西说，“我想他们喜欢打威胁电话。我没有他们写的时事通信。我不喜欢他们搞的政治活动。”
“他们的政治主张是什么？”弗兰克问。
“改变一切。”苏西说，“一切从头开始。他们想把过去一笔勾销。他们想来一场全新的游戏。”
“我也想。”弗兰克说，“这主意听起来不错。”
“他们的样子很吓人。”莉莉说，“他们低下头朝你看来，好像在盯着你看，实际上并没有看见你。”
“呃，你太矮了。”苏西说，“他们肯定看见我了，他们老是看我。”
“其中一个人老盯着弗兰妮看。”我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莉莉说，“我的意思是，当他们拿眼睛看你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看到你这个人。”
“那是因为他们正在思考如何改变这一切。”弗兰克说。
“人呢，弗兰克？”弗兰妮问，“他们认为人也可以改变吗？你也这样认为吗？”
“可以改变的。”苏西说，“就好比我们到最后都会死。”
悲伤使一切变得亲密起来；我们为母亲和艾格的死感到无比的悲伤，在这样的悲伤中，我们了解了那些激进分子，了解了那些妓女，好像我们以前早就了解了他们一样。我们是一群失去亲人的孤苦孩子，在妓女眼里，我们失去了亲爱的母亲；在激进分子眼里，我们失去了金子一样珍贵的弟弟。所以，激进分子和妓女们对我们很好——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减轻我们失去亲人的忧伤，减轻我们看到弗洛伊德旅馆的这些状况而感到的另一份忧伤。尽管他们作息时间不同（激进分子白天工作，妓女晚上工作），但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比我们原来想的要多。
他们都相信一个单纯理想在商业上有实现的可能性：他们都相信，总有一天他们能获得“自由”。他们都认为，他们的身体可以为了某项事业而慷慨地牺牲掉（在经历了艰难的牺牲之后，他们的身体能很容易地得到复原，或被替换）。他们使用名字的方式都有相似的地方——只是原因不同罢了。他们都是只用代号，只用绰号——即便使用真实姓名，他们也都只使用名，不使用姓。
他们当中有两个人起了同样的名字，但不至于造成混乱，因为这同名的两个人，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男的当然是激进分子，女的当然是妓女，而且他们从不同时出现在弗洛伊德旅馆。他们都叫老毕力格，在德语里，毕力格的意思是“廉价货”。一个年纪最大的妓女叫了这个名字，因为她的价格低于她所在的那个地区的妓女的一般价格。克鲁格大街虽然在第一区，但这条街的妓女的价格比拐一个弯的卡恩特纳大街的妓女低一个档次。如果你从卡恩特纳大街转到我们这条小街上来做生意，你就好像自降了身份，来到了一个没有光亮的世界。虽然与卡恩特纳大街只隔一条街，你在这里就看不到萨彻酒店的光芒，看不到国家歌剧院的流光溢彩，你只看到这里的妓女眼影画得更浓，她们的膝盖变形得更厉害，她们的脚踝似乎也凹陷得更厉害（因为站得太久），她们的腰围看上去更粗——就像站在弗兰克房间里的那个裁缝用的假人模特。老毕力格是克鲁格大街这帮妓女的老大。
与她同名的那个激进分子就是为搬到五楼这件事与弗洛伊德吵得很凶的那位老先生。他得了个“廉价货”的名声，多半是因为他为了生活善于见风使舵，他被别的激进分子称为“激进分子中的激进分子”。布尔什维克来了，他就做布尔什维克；人家改名字了，他也赶紧改名字。在每一次运动中，他总是走在前面，但是，当运动失控或陷入绝境时，老毕力格就立刻躲到后面，悄悄溜到别人的视线之外，静候时机，等待下一次运动的来临。年轻的激进派中的一些理想主义者对老毕力格的做法持怀疑态度，但又赞赏他的忍耐力——赞赏他总能幸存下来。别的妓女对这个叫毕力格的老妓女的看法也是如此。
在我们这个社会，人们对资历既尊敬，又痛恨。
与那个叫毕力格的老激进分子一样，这个叫老毕力格的老妓女因为换楼层的问题也与弗洛伊德吵得不可开交。
“你这是往下搬，”弗洛伊德说，“你可以少爬一层楼了。在一个没有电梯的旅馆里，住二楼总比住三楼强。”
弗洛伊德的德语我是能听懂的，但老毕力格的话，我却一点也听不懂。弗兰克给我解释说，她不愿搬家的原因是她的“纪念品”太多，搬不了。
“看看这个男孩！”弗洛伊德一边说，一边摸索着朝我这边走来，“看看他的肌肉！”当然，弗洛伊德说的“看”实际上是“摸”，他对我又是捏又是掐，把我往老妓女的方向推。“摸摸他！”弗洛伊德大声说，“他可以轻轻松松帮你搬走所有的纪念品。要是给他一天时间，他能把整个旅馆搬空！”
老毕力格拒绝了弗洛伊德的建议——弗兰克为我解释了她的话：“我不用摸他的肌肉。我在该死的睡觉的时候就能摸着肌肉。他当然搬得动我的这些纪念品。但是要小心，我可不想看到什么东西坏掉。”
于是，我以最大的小心，开始搬老毕力格的那些“纪念品”。一套瓷器熊，毫不逊色于我母亲的那一套（母亲去世后，老毕力格经常邀请我白天去她的房间看看。白天她是不上工的，常离开弗洛伊德旅馆。于是，我常常与她的那套瓷器熊单独相处，常常想起我母亲的那一套——可惜与母亲一起毁于那起坠机事故了）。老毕力格还喜欢各种绿植——她喜欢用设计成动物和鸟类形状的花盆种绿植：在青蛙背上开出鲜艳的花朵，几只火烈鸟中间蔓生出蕨类植物，短吻鳄头上长出橘树来。别的妓女需要搬的大多是衣服、化妆品和药品。想想她们在弗洛伊德旅馆只有“夜间室”，我就觉得怪怪的——不禁想到了朗达·雷的那间“日间休息室”——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不管是日间室，还是夜间室，其实用处可以是完全一样的。
在帮妓女从三楼搬到二楼的第一个晚上，我们都见着了这几个妓女。克鲁格大街上共有五个妓女，包括老毕力格在内。另外四个妓女分别叫巴贝特、乔兰塔、黑英奇和“尖叫安妮”。巴贝特起这个名字的原因是，她是唯一会说法语的人，她接的大多是法国客人（法国人对语言很敏感，喜欢找讲法语的妓女）。巴贝特身材矮小——因此最招莉莉喜欢——她那张小脸，如小精灵一般，在弗洛伊德旅馆素净的灯光下，从某种角度来看，这张脸犹如某种啮齿动物的脸。过了很多年之后，我想，巴贝特那时可能得了厌食症，当然那时不知道这个名词——一九五七年，没有人知道什么叫厌食症。她经常穿一身鲜花图案的夏季印花连衣裙——即使不是夏季，她也这样穿。她的皮肤给人以扑粉过度的感觉（好像你一碰她的身体，她的皮肤毛孔就会喷出粉末来似的），可是有时候，她的皮肤又好像打了蜡一样（如果你一碰她，她的皮肤上就会留下你的手指凹痕）。有一次，莉莉告诉我，巴贝特的小矮个是她（莉莉）成长过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巴贝特让莉莉意识到，小个子其实可以和大个子**，不会被大个子完全摧毁。这就是莉莉喜欢说的一句话——“不会被完全摧毁”。
乔兰塔之所以起了这个名字，是因为她说这是个波兰名字——她还喜欢听波兰笑话。她的脸方方的，看上去很结实，个头与弗兰克一样大（动作也差不多与弗兰克一样笨拙），她好像为人很热心，但常常让人怀疑是假装的——就好比，她正讲着一个很好笑的笑话，突然觉得这笑话不好笑了，就会从手提包里掏出一把刀挥向别人，或者拿一只酒杯往别人脸上砸去。乔兰塔肩膀宽阔，胸部很大，腿也结实，但不胖——她身上带有农民的粗壮体魄，不幸的是，却被卑鄙的城市暴力腐蚀了。她的外表很性感，很容易让男人心旌摇**，但她是个很危险的女人。我刚到弗洛伊德旅馆的最初的几个白天和夜晚，常常是想象着她**的——我发觉我最难与乔兰塔交谈，不是因为她这个人最粗鲁，而是因为我最害怕她。
“你怎样才能认出一个波兰妓女？”她问我。我不得不请弗兰克帮我翻译。“波兰妓女会付钱给你，让你去干她。”乔兰塔说。不用弗兰克翻译，这句话我明白了。
“你明白了吗？”弗兰克问我。
“耶稣啊，是的，我明白了，弗兰克。”
“那就笑一个，”弗兰克说，“你最好笑一个。”我看着乔兰塔的手——她的手腕是农民的手腕，指关节是拳击手的指关节——笑了一声。
黑英奇天生不爱笑。她过着非常不幸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她来到这个世上还不太久——她只有十一岁。她是一个白黑混血儿，母亲是奥地利人，父亲是美国黑人士兵——她出生在维也纳被苏美英法四国分区占领的初期。她的父亲在一九五五年随美国占领军离开了，他给黑英奇和她的母亲讲起过黑人在美国所受的待遇，所以，她和她母亲根本不想跟着他回美国去。在这些妓女中，黑英奇的英语讲得最好，当我父亲去法国辨认我母亲和艾格的遗体时，我们大多数的不眠之夜都是与黑英奇一起度过的。她的个子与我一样高，年纪与莉莉差不多，但他们把她打扮得像弗兰妮那样大。她体态轻盈，容貌姣好，皮肤是咖啡色的，干的是挑逗人的活儿——她不是一个真正的妓女。
如果没有另一个妓女陪伴她，她是不能在克鲁格大街上溜达的，当然她可以与苏西一起在克鲁格大街上溜达；如果有男人想要她，她就会被告知，他只能看她——要摸，只能摸他自己。黑英奇还太小，不能让男人碰，男人是不能与她单独待在一个房间里的。如果有男人想和她在一起，苏西必须陪着他们。这个方法虽然简单，但很管用。如果一个男人有要触碰黑英奇的意思了，苏西就会及时地吼叫一声，拿出一副准备打斗的架势。如果这个男人要求黑英奇多脱几件衣服，或者在他**的时候一定要让黑英奇看着他，苏西就会表现出焦躁不安的样子。“你让熊产生敌意了。”黑英奇就会警告那个男人。那个男人不是马上走人，就是匆匆**一把了事，此时黑英奇就把视线投向别处。
所有的妓女都知道苏西可以在几秒钟内冲到她们的房间——她们只要哀叫一声就可以了，因为苏西，像任何受过良好训练的动物一样，能记住她们所有人的声音：巴贝特带鼻音的尖叫，乔兰塔的怒吼，还有老毕力格的“纪念品”破碎的声音。但是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最差劲的顾客是那些面露羞涩的男人，他们哪怕只看了黑英奇一眼就要禁不住**起来。
“我觉得，有熊在我房间我无法**。”弗兰克说。
“我觉得，有苏西在你房间你一定无法**，弗兰克。”弗兰妮说。
莉莉身体颤抖起来，我赶紧走到她的身边。父亲在法国——他去辨认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亲人的遗体了——我们带着失去亲人的哀悼者特有的一种漠视看待着在弗洛伊德旅馆进行的这些皮肉生意。
“等我年纪够大了，”黑英奇告诉我们，“我就可以为真家伙要个高价了。”让我们这些孩子感到惊讶的是，与看着黑英奇**相比，“真家伙”可是要花更多的钱。
黑英奇的母亲有这样一个计划：等黑英奇“长到足够年纪”，就让她退出这个行当。黑英奇的母亲计划让女儿成年前就退休。黑英奇的母亲是弗洛伊德旅馆的第五位妓女，名叫“尖叫安妮”。她比克鲁格大街上的任何其他妓女都挣得多，她在为未来体面的退休生活——女儿的和她自己的退休生活——而辛苦工作着。
如果你想摘一朵娇弱的花，或者想尝尝娇小的法国女人的滋味，那就找巴贝特。如果你想找一个有经验的女人，又不想多花钱，那就找老毕力格。如果你追求惊险的刺激——如果你喜欢来一点暴力——那就到乔兰塔那里碰碰运气。如果你觉得羞耻，那就花钱去偷看一眼黑英奇。如果你想尝试终极骗局的味道，就去找尖叫安妮。
“尖叫安妮的假**是这个行当里最为逼真的。”这是苏西的评价。
尖叫安妮假装的性**可以惊醒莉莉最糟糕的噩梦，可以让弗兰克突然挺身坐在**，对着床脚的裁缝用的假人模特恐怖地号叫，可以突然将我从最深沉的睡梦中吵醒——我就突然变得完全清醒，发现下面直挺挺地**着，觉得刚才有人在鞭打我的喉咙，于是两只手便紧紧卡住自己的喉咙。在我看来，尖叫安妮完全是一个证明——一个不打自招的证明：不能让妓女们占据我们上面的楼层。
尖叫安妮甚至能惊动父亲，使他暂时从悲伤中解脱出来——即使他刚从法国回来。“耶稣啊，上帝啊！”他这样感叹一声，然后过来亲吻我们每个孩子，看看我们是否安全。
只有弗洛伊德一个人不为尖叫安妮的**声所动，照样睡得好好的。“好好学学弗洛伊德吧，”弗兰克说，“不要被假**所迷惑。”弗兰克自认为这句话高明，总是喜欢重复这句话——当然，他说的弗洛伊德是另一个弗洛伊德，而不是那个瞎眼的老人。
尖叫安妮有时甚至能骗过苏西，苏西会这样抱怨：“上帝啊，那一定是真**了！”更糟糕的是，苏西有时会把假**和可能的呼救声混淆了。“看在上帝的分儿上，那不是什么**！”苏西有时会咆哮一声——让我想起了朗达·雷。“那是有人要死了！”她会号叫着，在二楼的走廊里奔跑着，整个身体砸向尖叫安妮的房门，咆哮着冲向那张该死的床——这咆哮声不是吓跑尖叫安妮的床伴，就是将他吓晕，让他当场瘫在那里不能动弹。尖叫安妮会语气温和地说：“不，不，苏西，没有什么事。这是个很不错的男人。”可是，为时已晚，那男人已经昏死过去——至少已经吓得缩成一小团，不敢见人了。
“那真是扫兴之至。”弗兰妮说，“人家正是最尽兴的时候，谁料一头熊冲进房间，对着他乱抓乱打。”
“说实话，亲爱的，”苏西告诉弗兰妮，“我想有些人这样才尽兴呢。”
在弗洛伊德旅馆，难道真有一些顾客只有在受到熊的攻击时才会得到性**？我很想知道。
但我们那时还太小，那个地方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永远不会明白。就像我们过去在万圣节遇到的食尸鬼一样，在我们看来，弗洛伊德旅馆的那些顾客绝不会是真实的。至少，那些妓女和她们的顾客不是真实的——那些激进分子不是真实的。
老毕力格（那个叫老毕力格的激进分子）总是第一个到弗洛伊德旅馆来上班。像艾奥瓦鲍勃一样，他也说自己太老了，不能把剩下的生命浪费在睡觉上。他一大早就来旅馆，所以有时候会在进门的时候正好碰到最后一个妓女下班出门。这个妓女一定是尖叫安妮——她在人最难熬的钟点还在干活儿，真是辛苦，只为她自己和她女儿能早点退休。
凌晨的时候，苏西睡觉了。黎明之后就很少有妓女的骚扰了，好像阳光出来，人就安全了——当然不见得就诚实——而且，这些激进分子在上午十点之前从来不会吵架。大多数激进分子都爱睡懒觉，他们成天写宣言，打威胁电话。他们互相攻击——“那是因为没有迫在眉睫的敌人”，父亲总爱这样说。父亲毕竟是个资本家，除了他，还有谁能想象更完美的旅馆？除了资本家以及天生不想搬弄是非的人，还有谁愿意一辈子住在旅馆里，去经营一家不从事工业生产的企业，去销售一种名为睡觉（不是工作）、名为休息（不是娱乐）的产品？父亲认为激进分子比妓女更可笑。我觉得，在母亲去世后，父亲似乎受惯了性欲与孤独之苦，为此他或许对妓女们的“生意”——妓女这样称呼她们的工作——还心怀感激吧。
他不太同情那些一心想改变世界的人，不太同情那些理想主义者——他们一心想改变人类本性中令人不快的那些部分。现在想想，这太让我吃惊了，因为我认为父亲不过是另一种理想主义者罢了——当然，父亲更愿意去忍耐那些令人不快的人类本性，而不是去改变它们。我父亲永远不去学德语，这也使他不用与激进分子往来。与激进分子相比，妓女们的英语说得更好。
这个叫老毕力格的激进分子会一句英语。他喜欢逗莉莉玩，挠她的痒痒，有时候还给她一个棒棒糖。“美国佬回家去。”他常常亲热地对她说。
“他是个爱放屁的可爱老家伙。”弗兰妮说。弗兰克教老毕力格学会了另一个英语短语，弗兰克认为老毕力格会喜欢。
“帝国主义狗。”弗兰克说，但毕力格把这个短语与“纳粹猪”完全混淆了，所以从毕力格嘴里说出来总是怪怪的。
英语说得最好的那个激进分子使用了“菲尔格伯特”这个代号。是弗兰克第一个向我解释说，菲尔格伯特在德语中的意思是“流产”。
“是‘正义的流产’里的那个流产吗，弗兰克？”弗兰妮问。
“不是。”弗兰克说，“是另一种流产，与婴儿有关的那个流产。”
菲尔格伯特小姐——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她就是“流产小姐”——从来没有怀孕过，因此也就从来没有流产过。她是一个大学生，她之所以取了“流产”这个代号，是因为东西方关系研讨会的另外一位女职员（总共就她们两个女的）代号是“怀孕”。那个女的确实怀过孕。这位叫施万格[4]的小姐——在德语中，“施万格”的意思就是“怀孕”——是一个年长的女人，和我父亲的年龄相当，她的那段怀孕史在维也纳激进分子的圈子里很出名。她写过一本书，专门谈怀孕，还写过另一本书，专门谈流产——算是那本怀孕书的续篇吧。她第一次怀孕的时候，在胸前挂上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一个鲜红的词“怀孕”——schwanger！在这个词下面，用同样大小的字体写着“您是孩子的父亲吗？”她还把这句话印在了书封上，轰动一时。她把出书得到的所有版税都捐给了各种各样的激进事业。她后来的流产——还有她的书——使她成了颇受争议的热门话题，她每次发表演讲，总有很多人来听，她把演讲收入也如数捐出。施万格关于流产的那本书，是在一九五五年出版的——那一年，维也纳正好结束被他国占领的历史。施万格小姐将这个不想要的孩子流产，此举正好象征了奥地利从占领国手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施万格在书中写道：“这个孩子的父亲，可能是俄罗斯人、法国人、英国人或美国人，至少对我的身体、对我的思维方式而言，这个父亲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外国人。”
施万格小姐与苏西关系密切，她们两人在强奸问题上有很多相同的看法。施万格小姐也成了我父亲的朋友，我母亲去世后，施万格小姐似乎成了最能安慰我父亲的痛苦的那个人，这倒不是因为他们之间“有一腿”（这是别人的传言），而是因为她说起话来非常平静——她说话的时候语速沉稳，节奏柔和，是弗洛伊德旅馆的所有客人中说话口气最像我母亲的一位。与我母亲一样，施万格劝起人来也是细声细语。“我只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她自有属于她自己的一套说法，听起来天真烂漫——但她也希望把以前的一切都彻底抹干净，一切从零开始，建立一个新世界，她的这个希望与任何一个激进分子如火的梦一样炽烈。
施万格小姐一天好几次带着我们这些孩子去卡恩特纳大街的欧罗巴咖啡馆喝加了牛奶、肉桂和鲜奶油的咖啡，或者去阿尔贝蒂娜广场2号的莫扎特咖啡馆，就在国家歌剧院后面。“你知道吗？”弗兰克后来说——他一遍又一遍说个没完，“《第三人》就是在莫扎特咖啡馆拍摄的。”施万格小姐才不在乎这个。她喜欢那家咖啡馆的鲜奶油，咖啡馆的宁静让她最为心动，在这里可以远离打字机的嘈杂声和激烈的辩论声。“这是我们这个世界唯一有价值的机构——可是，终有一天连咖啡馆也得消亡。”施万格小姐对我、弗兰克、弗兰妮和莉莉说，“喝完这一杯，亲爱的孩子们！”
你想喝鲜奶油的时候，你就说你要Schlagobers[5]——如果施万格对其他激进分子意味着“怀孕”，对我们这几个孩子来说，她就是纯而又纯的鲜奶油。这个激进分子就像我们的母亲，天生喜欢鲜奶油——我们真的很喜欢她。
年轻的菲尔格伯特小姐在维也纳大学主修美国文学，她非常崇拜施万格小姐。我们觉得她似乎真的很为自己的这个代号（意为“流产”）而感到自豪，我们以为也许是因为“菲尔格伯特”这个词在德语中也有“堕胎”的意思。但是，在弗兰克的字典里，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流产”和“堕胎”是同一个词“菲尔格伯特”——这个词完美地象征了我们与激进分子的格格不入，甚至象征了我们对他们的无法理解。每一种误解的核心都是语言的崩溃。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弄明白这两个女人意欲何为：施万格小姐性格坚强，待我们如同母亲，出于某些让我们觉得毫无道理的原因，为了我们不惜动用各种力量（和金钱），但她又能用她那温柔而又很有逻辑的声音和她的鲜奶油来安抚我们；而流产小姐——这个小孩似的美国文学专业的大学生——说话口吃，为人腼腆，却为莉莉念起书来（不仅是为了安慰一个没有娘的孩子，也是为了提高她自己的英语水平）。她念得非常好，我和弗兰妮、弗兰克都几乎忍不住，也在一旁听了起来。菲尔格伯特小姐总喜欢在弗兰克的房间为我们念书，这样一来，那个假人模特似乎也在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