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她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竟然没有得到他的一丁点消息——没有得到契帕·达夫的一丁点消息。你能想象吗？这么长时间了，一个字的消息也没有。”

我真的糊涂了。我觉得太不可思议，她竟然觉得她会收到他的来信。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除了一个愚蠢的笑话，我真的无话可说，所以我说：“呃，弗兰妮，我想你也没有给他写过信吧。”

“写过两封。”弗兰妮说，“我想这就够了。”

“够了？”我大声说道。“你为什么要给他写信？”我吼叫起来。

她一脸的惊讶。“告诉他我的近况，告诉他我在干什么。”她说。我的眼睛直盯着她，她却看向别处。“我爱上了他，约翰。”她低声对我说。

“契帕·达夫强奸了你，弗兰妮。”我说，“达夫和切斯特·普拉斯基，还有莱尼·梅茨，他们把你**了。”

“说那事没有必要。”她对我厉声说道，“我说的是契帕·达夫。我只说他。”

“他强奸了你。”我说。

“我爱上他了，”她背对着我说，“你不懂。我爱过他，也许现在还爱着他。”过了一会儿，她又说，“好了，你愿意把这事告诉小琼斯吗？你觉得我应该告诉小琼斯吗？小琼斯难道喜欢听那样的事吗？”

“不会。”我说。

“是的，我也这么想。”弗兰妮说，“所以我就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会和他上床的。对吧？”

“那好吧。”我说。但是，我想告诉她的是，契帕·达夫肯定不爱她。

“别对我说他不爱我。我想我知道。可是你知道什么？”她问我，“总有一天，契帕·达夫会爱上我的。你知道什么？”

“什么也不知道。”我说。

“或许，如果真发生了那样的事，如果他真的爱上了我，”弗兰妮说，“或许——到那个时候——我就不会再爱他了。到那时我就真的得到他了，对不对？”我只是盯着她看，并不说话。小琼斯说得对，她虽然只有十六岁，但是太老成了。

我突然觉得，我们现在去维也纳，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我们都需要时间让自己变得更成熟、更聪明（如果去维也纳真能让我们发生这样的变化的话）。我知道我想找到机会去迎头赶上弗兰妮——如果不能赶在她的前头——我想，为此我非常需要一个新的旅馆。

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对于去维也纳这件事，弗兰妮可能也是这么想的吧。利用这个机会让她变得更聪明、更坚强、更成熟，以适应我们现在都还不太懂的这个世界。

“不停地走过开着的窗户。”此刻，我能对她说的，就是这句话了。我们看着训练场上矮矮的小草，知道到了秋天，这些草就会被鞋钉践踏，被压到地面的膝盖揉搓，被那些手乱抓——但是，今年秋天，我们不会在德瑞中学了，看不到这一幕了——也没有因为不忍心看而将视线转向别处去的机会了。在别的地方，这样的事——或者类似的事——也会不断发生，我们也会去看，或者去参与，不管那是什么事。

我拉着弗兰妮的手，沿着橄榄队员们常走的那条小路往前走，在我们还记得的那个拐弯处稍作停留——那边就是树林，那里有蕨类植物丛，我们不想再去那里看。“再见了。”弗兰妮低声对那个既圣洁又不圣洁的地方说。我掐了一下她的手，她回掐了我一下，然后松开了我的手——我们往新罕布什尔旅馆走去，相互只用德语交谈。毕竟，德语很快就会成为我们的新语言，可是我们现在还不太擅长。我们两个人都知道，为了摆脱对弗兰克的依赖，我们必须把德语学得更好。

我们回到艾略特公园的时候，看到弗兰克又在慢吞吞地开着他的“灵车”。“想练一把？”弗兰克问弗兰妮。弗兰妮耸了耸肩。母亲给弗兰妮和弗兰克派了一个活儿，于是，弗兰妮开车，弗兰克蜷缩在她身旁，什么也不能干，只有默默祷告的份儿。

那天晚上，我正想上床睡觉的时候，发现艾格把索罗放在了我的**——他把我的运动衣穿在了它身上。我把索罗从**拿走，又清理了留在我**的索罗的毛发，这样一来我睡意全无了。我下楼到餐厅的吧台看书。马克斯·尤里克正坐在一把锁住了的椅子上喝酒。

“老施尼茨勒干了那个叫珍妮特什么来着的姑娘多少次？”马克斯问我。

“四百六十四次。”我说。

“真了不起！”他喊道。

马克斯跌跌撞撞地上楼去睡觉了，我还是坐在那里，听尤里克太太叮叮当当地收拾各种锅。没看见朗达·雷，也许出门去了吧，也许在房间待着——管她在哪里呢。天太黑，不能去跑步了；弗兰妮睡着了，所以我不能练举重。索罗弄乱了我的床，驱走了我的睡意，所以我只好看书了。这是一本关于一九一八年大流感的书——写到了在那场大流感中丧生的所有有名的人和没名的人。那似乎是维也纳最令人悲伤的一个时期。古斯塔夫·克里姆特死了——他曾把自己的一件作品命名为《猪屎》，他还当过席勒[3]的老师。席勒的妻子死了——她的名字叫迪特，接着，席勒也死了，死的时候很年轻。我读了整整一章，讲的是如果席勒没有感染流感去世，他会画出什么样的画。看着看着，我就犯困打盹了，只是模模糊糊地觉得，整本书写的大概是——如果维也纳没有遭受大流感的袭击，它会变成什么样子。这时，莉莉走过来，把我推醒了。

“你为什么不睡在你自己的房间里？”她问。我说了索罗的事。

“我也睡不着，因为我无法想象，到了那边，我的房间会是什么样子的。”莉莉说。我对她说起了一九一八年大流感，但她不感兴趣。“我有点担心，”莉莉说，“我担心那边发生暴力事件。”

“什么暴力事件？”我问她。

“在弗洛伊德旅馆，”莉莉说，“可能会有暴力事件发生。”

“为什么，莉莉？”我问。

“性和暴力。”莉莉说。

“你是说那些妓女？”我问她。

“就那种氛围。”莉莉说，一屁股坐到一把钉住的椅子上，动作相当潇洒，坐下后还轻轻摇晃着椅子——当然了，她的两只脚是够不到地面的。

“妓女的氛围？”我说。

“性和暴力的氛围。我就是有这样的感觉。整个城市都这样。”莉莉说，“你看鲁道夫这个人——先杀了他的女朋友，然后又自杀。”

“那是上个世纪的事了，莉莉。”我提醒她。

“那个男的干了那个女的四百六十四次。”莉莉说。

“那是施尼茨勒，”我说，“差不多一个世纪以前的事了，莉莉。”

“现在情况可能更糟，”莉莉说，“大多数情况可能更糟。”

我知道，一定是弗兰克——弗兰克告诉她的。

“还有大流感，”莉莉说，“还有战争，还有匈牙利人。”

“你说的是革命？”我问她，“这是去年的事，莉莉。”

“还有在俄国占领区发生的那些强奸案。”莉莉说，“弗兰妮说不定还会被人强奸。说不定我也会，”她又加了一句，“如果哪个小矮人抓到了我的话。”

“占领军已经撤走了。”我说。

“暴力的氛围。”莉莉重复了一遍，“所有人都有性压抑。”

“莉莉，那是另一个弗洛伊德的理论。”我说。

“那头熊会做什么事呢？”莉莉问，“一家有妓女、熊和密探的旅馆。”

“不是密探，莉莉。”我知道她指的是研究东西方关系的人。“我认为他们只不过是知识分子而已。”我对她说，但这话似乎并没有让她感到安心。她摇摇头。

“我受不了暴力，”莉莉说，“维也纳到处都是暴力的气息。”她好像一直在研究旅游地图，找到了小琼斯的那些帮派混混经常出没的各个角落。“整个维也纳都在嚷嚷着暴力，”莉莉说，“到处都在广播暴力。”不知道莉莉是从哪里学来的这些词，这些词好像她整天挂在嘴上：气息啦，嚷嚷啦，广播啦。“去那边的这个主意，一想起来就让人感到暴力，让人浑身颤抖。”莉莉说，她浑身颤抖着。她那两个小小的膝盖紧紧贴住这把钉在地上的椅子，两条细腿来回晃动着，动作猛烈地在地板上方画着弧线。她才十一岁，我不知道她说的那些话是从哪里听来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她的想象力似乎超越了她的实际年龄。为什么我们家的女人不是母亲那样的聪明人，就是老成的十六岁女孩（这是小琼斯对弗兰妮的评价），或者就是像莉莉那样的女孩——个子娇小，脾气温柔，智力超常？她们的头脑为什么都这么灵光？我心里一直在想这些问题，而我又不由得想到了父亲。父亲和母亲同龄，都是三十七岁，但在我看来，父亲似乎要年轻十岁——“而且也笨十岁。”弗兰妮说。那我呢？我一直在问自己，因为弗兰妮——甚至莉莉——让我觉得我将永远停留在十五岁上。艾格还一点也不成熟——七岁的孩子，五岁的习惯。弗兰克就是弗兰克，这个鼠王很有本事，能让索罗起死回生，能轻轻松松掌握一门外语，能让历史上的奇闻逸闻为己所用——尽管他有这些显而易见的能力，但我还是感觉到，在很多方面，弗兰克的心理年龄只有四岁。

莉莉低着头坐在椅子上，两条小腿不停地来回晃着。“我喜欢新罕布什尔旅馆。事实上，我爱上它了——我不想离开这里。”说着，她眼里噙满泪水——这是我意料之中的。我拥抱了她一下，然后把她抱起来。不管她多大，我都可以轻松把她举起来，就像躺着推举杠铃。我把她抱回她的房间。

“就这样想吧，”我对莉莉说，“我们要去别的地方开另一家新罕布什尔旅馆。还是新罕布什尔旅馆，只是开在另外一个国家。”可是莉莉还是哭个不停。

“我宁愿待在那个叫‘弗里茨的节目’的马戏团里。”她大声说道，“我宁愿和他们待在一起，虽然我甚至还不知道他们会表演什么节目！”

当然，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的，很快。就在那年夏天，我们还没有收拾好行李，甚至还没有预订好机票呢——那个身高四英尺、名叫弗雷德里克·弗里茨·沃尔特的四十岁男人前来拜访了我们。有一些文件需要签字，另外，马戏团的其他一些成员也想趁机来看看他们未来的家。

一天早上，艾格还在索罗身边睡觉，我望着窗外，向艾略特公园看去。起初，没有看到奇怪的东西，不一会儿，从一辆大众牌大巴上下来几个男人和女人。他们的个头都差不多。毕竟我们现在还是一家旅馆，我想他们可能是来住店的客人吧。我数了数，大巴上下来五个女人和八个男人——他们都舒舒服服地从这辆大众牌大巴上鱼贯而出，我看到弗雷德里克·弗里茨·沃尔特也在其中，于是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这些人与沃尔特的个头一模一样。

马克斯·尤里克一边刮胡子，一边朝四楼房间的窗户外望去。他突然尖叫一声，不小心划破了自己的脸。“该死的，一车的侏儒。”他后来对我们说，“你起床睁开眼，就看到了这些侏儒——这可是始料未及的。”

要是朗达·雷看到这些侏儒，不知道她会怎么做、怎么说。可是朗达还躺在**，错过了这一幕。弗兰妮也静静地躺在**，还有我的那些杠铃，静静地躺在弗兰妮的房间里。

弗兰克——不管他是在做梦、学德语，还是在看有关维也纳的书——他反正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艾格还在索罗身边呼呼睡着，父亲和母亲正在3E房间里快活呢——他们以后说起此事，也许会感到难堪。

我跑进莉莉的房间想通知她一声，因为我知道她一定想看弗里茨的马戏团里的那些人物。莉莉早已醒了，正在窗口看着他们。她穿着一件老式睡衣——母亲从古董店里给她买来的——把身子裹得严严实实，胸前抱着她的布娃娃。“沃尔特先生说得没错，这确实是个小马戏团。”莉莉轻声说，口气里带着一丝羡慕。我们看到这群侏儒集合在艾略特公园的大众牌大巴旁，伸着懒腰，打着哈欠；有一个男的在做倒立；一个女的做了个侧手翻；有一个人四肢着地，像黑猩猩一样在地上爬着……这种愚蠢动作立刻招致了弗里茨的击掌痛斥。这些人挤在一起，就像一支迷你橄榄球队在并列争球（还有两名额外的队员）。不一会儿，他们列队行进，迈着老式的步伐，朝新罕布什尔旅馆大堂的大门走来。

莉莉下去迎接他们。我到对讲系统总控室去发布消息。对3E房间，我这样说：“旅馆的新主人来了——一共十三个人。报告完毕。”对弗兰克，我这样说：“Guten Morgen！马戏团ist hier angekommen。Wachs du auf！”[4]对弗兰妮，我说：“侏儒！赶紧叫醒艾格，否则他又要被吓着了，他会以为自己做梦梦到了他们呢。告诉他有十三个侏儒在这里，但他们是没有危险的！”

接着，我跑到了朗达·雷的房间。我想还是亲口把这个消息告诉她为好。“他们来了！”我站在她的门外小声说。

“继续跑吧，约翰·欧。”朗达说。

“一共有十三个，”我说，“女人只有五个，但男人有八个。你至少还有三个可选！”

“多大个头的？”朗达·雷问。

“你不会想到的，”我说，“出来自己看。”

“继续跑吧。”朗达说，“你们所有人——继续跑吧。”

马克斯·尤里克先生和尤里克太太一起躲在厨房里。他们羞于与陌生人见面，但父亲硬是把他俩拉出来与侏儒们相见，尤里克太太还领着侏儒们穿过她的厨房——她炫耀起她的各种汤锅，还说她做的菜肴外形普通，实际上非常美味，香气扑鼻。

“他们人确实很小，”尤里克夫人后来承认道，“但架不住人多啊，他们还是要吃下不少东西的。”

“他们恐怕永远也开不了这些电灯，”马克斯·尤里克说，“我只好去改变所有开关的位置。”他非常急躁地往楼下跑。很明显，这些侏儒很想住的楼层就是四楼——“那些小洗漱台和小型小便器正适合他们用。”马克斯嘟囔着——但是，如果有莉莉在场，他是不会这么说的。弗兰妮认为，马克斯只是因为他现在住得离他的妻子太近了才生的气。但是他现在只是住到了三楼，也就近了一点点而已，我可以想象，他终于是个有福之人了，因为他可以听到他头顶上那些小脚发出的啪嗒啪嗒的脚步声了。

“马戏团的动物住到哪里呢？”莉莉问沃尔特先生。弗里茨解释说，马戏团只把新罕布什尔旅馆作为他们的夏季营地，那些动物都会待在外面。

“都是些什么动物？”艾格问，把索罗紧紧抱在胸前。

“活的动物。”一个女侏儒说。她的块头与艾格差不多，好像对索罗很有兴趣。她不停地拍着索罗。

六月底，这些小矮人把艾略特公园搞成了游乐场。原先色彩鲜艳的帆布，现在都已褪成柔和的颜色，有的盖在小棚子上，有的装饰着旋转木马的边沿，有的做成了大帐篷的圆顶，大帐篷里面将是马戏演出的主要场地。德瑞镇的孩子们整天在我们的公园里转来转去，盼着有好戏看，但那些侏儒好像并不着急。他们慢吞吞地搭建起小棚子，还三次更换了旋转木马的位置，并拒绝将旋转木马的引擎打开，甚至也不测试一下。一天，有人送来了一个大箱子，差不多有餐桌那么大。箱子里装满了好几卷不同颜色的票轴，每一卷差不多有轮胎那么大。

弗兰克小心翼翼地开着车穿过现在已经拥挤不堪的公园，绕着各个小帐篷和一个大帐篷转，告诉镇上的孩子们赶紧走。“七月四日才开始演出，孩子们。”弗兰克总是这样装腔作势地对他们说——他的一只手臂耷拉在车窗外，“到那一天再回来看吧。”

到那一天我们可就走了，我们只希望那些动物能赶在我们离开之前来到这里，但我们预先就知道，我们是要错过马戏团的开幕之夜了。

“不管怎样，我们已经看到他们所做的所有准备工作了。”弗兰妮说。

“我们只看到，”弗兰克说，“那些小人不停地走来走去。”

莉莉一下子急了。她说：“不是有倒立、杂耍、水与火的舞蹈、八人站金字塔、盲人棒球队的短剧吗？个子最小的一个女侏儒说她什么坐鞍都不用就可以直接骑在狗的身上。”

“让我看看那条狗。”弗兰克说。弗兰克心里有些不爽，因为父亲把家里的那辆车也卖给了弗里茨，弗兰克现在只有得到弗里茨的许可，才可以开车在艾略特公园兜风。弗里茨倒是很大方的，但弗兰克就是不愿开口求人。

弗兰妮喜欢跟马克斯·尤里克学开车，常拿旅馆的那辆小货车来练手，原因是马克斯并不担心弗兰妮开车速度太快。“加速。”他常这样鼓励她，“超过那家伙——你有的是空间。”弗兰妮每次上完马克斯的驾驶课回来，总会为自己在乐队演奏台附近拉出了九英尺的橡胶印——或在前街靠近法院的那个角落拉出了十二英尺的橡胶印——感到自豪。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德瑞镇，我们把猛踩刹车在路上留下黑黑的轮胎印叫作“拉出橡胶印”。

“太叫人恶心了。”弗兰克说，“搞坏离合器，搞坏轮胎，只不过是少年气盛的瞎显摆——你会惹上麻烦的，你的学车许可证会被吊销，马克斯将失去他的驾驶证（这或许是理所应当的），你会轧到别人的狗，或许还会轧到一个小孩子。镇上的一些傻帽会与你赛车，或者尾随你到家，把你打个半死。说不定把我打个半死，只因为我认识你。”

“我们就要去维也纳了，弗兰克。”弗兰妮说，“趁现在还有时间，在德瑞镇上你想揍谁就赶紧去揍吧！”

“揍人！”弗兰克说，“恶心。”

嘿！

弗洛伊德又来信了。

你们快要来了！来得正是时候。孩子们开学前还有足够的时间来适应。人人都期待着你们的到来。甚至连妓女们也期待着你们！哈哈！妓女看见孩子们很高兴，她们对孩子有种出自母性的兴趣——真的！我给她们看了你们的所有照片。夏季是妓女们的好季节：游客很多，大家都很开心。即使是那些搞东西方关系的浑蛋也心满意足。夏季他们不忙——上午11点开始才有打字机声。政治也休暑假。哈哈！这里的生活很美妙。公园里有美妙的音乐、美妙的冰激凌。连熊也更开心了——你们要来，它也高兴。对了，熊的名字叫苏西。苏西和我爱你们。

弗洛伊德

“苏西？”弗兰妮说。

“一头叫苏西的熊？”弗兰克说。他好像很生气，因为苏西不是一个德国名字，或许因为这是一头母熊。我想，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确实是一件令人失望的事——事情还没有真正开始，我们就觉得有点扫兴了。搬家就是这么一回事。先是兴奋，接着是焦虑，再后来是失望。起先我们恶补了有关维也纳的知识，接着，我们却开始想念——应该说是提前想念——起这家老的新罕布什尔旅馆了。再后来是等待，漫长的等待，也许这是为我们在同一天出发和到达——喷气式飞机的发明使得出发和到达能够在同一天实现——而感到失望在做准备吧。

七月的第一天，我们从弗里茨的马戏团借了一台大众牌大巴。这台大巴装备了很滑稽的手动刹车和加速控制器，因为侏儒的腿短，够不到脚踏刹车板。父亲和弗兰克为谁能够更加熟练地驾驶这种不寻常的汽车吵了起来。最后，弗里茨主动提出他来开，送坐第一班飞机的我们几个人去机场。

父亲、弗兰克、弗兰妮、莉莉和我坐第一班飞机。母亲和艾格第二天坐另一班飞机去维也纳，索罗与他们同行。在我们出发的那天早上，艾格起得比我还早。他坐在**，穿着一件白色的礼服衬衫、一条最好的裤子、一双黑皮鞋、一件白色的亚麻上衣。他看起来就像马戏团里的一个侏儒——在他们的一个滑稽短剧里，一家高档餐厅里的一个瘸腿侍者就是这个样子。艾格在等我醒来，他要让我帮他打领带。索罗坐在艾格旁边咧嘴笑着，那种僵硬痴呆的傻乐样与疯子没有两样。

“你明天再去，艾格。”我说，“我们今天去，你和妈妈明天去。”

“我想现在就准备好。”艾格说，一副非常焦虑的模样。我一边帮他系上领带，一边说点笑话逗他开心。他给索罗也打扮了一下，给它穿上了最合适不过的飞行服。我把我的大包小包往大众牌大巴上拿，艾格带着索罗跟着我下了楼。

“如果你们还有地方，”母亲对父亲说，“我希望你们哪一个能把这条死狗带走。”

“不行！”艾格说，“我要索罗与我待在一起！”

“你知道，你可以把它放进包里托运。”弗里茨说，“你没有必要带着它上飞机。”

“它可以坐在我腿上。”艾格说。索罗的问题就这么解决了。

随身行李和托运行李都整理好了。

侏儒们向我们挥手告别。

朗达·雷的窗户边的消防梯上挂着她的橙色睡衣——以前的颜色鲜艳得令人震惊，现在却褪了色，就像弗里茨的马戏团用的那些帆布。

尤里克太太和马克斯站在送货口。尤里克夫人刚才一直在清洗几个锅，手上还戴着橡胶手套；马克斯拿着一只树叶编成的篮子。“四百六十四！”马克斯喊道。

弗兰克脸一下子红了。他吻了母亲。“再见。”他说。

弗兰妮吻了艾格。“再见，艾格。”弗兰妮说。

“什么？”艾格说。他脱去了索罗身上的衣服，这条狗现在一丝不挂。

莉莉哭了。

“四百六十四！”马克斯·尤里克尖叫一声，显出一副十足的傻样。

朗达·雷站在那里，只见她那白色的服务员制服上洒上了一点橙汁。“继续跑，约翰·欧。”她轻声说，语气相当高兴。她吻了我——她几乎吻了所有的人，但没有吻弗兰克，因为弗兰克早就爬进了那辆大众牌大巴，以免与她接触。

莉莉哭个没完，一个侏儒骑着莉莉的那辆旧自行车。就在我们准备离开艾略特公园的时候，弗里茨的马戏团的动物来了。我们看到了长长的平板拖车、铁笼和链条。弗里茨只好将大巴停下来，跳下车，跑前跑后给那些人指点着。

我们坐在自己的笼子中——就是这辆大众牌大巴——看着这些动物，心中不由得生起一个疑问：这些动物是不是矮种动物？

“小马。”莉莉说——她的哭声还没有停，“还有一只黑猩猩。”有一个笼子，侧面画着一头红色大象——就像儿童卧室里的墙纸——我们听到里面有一只猿猴在尖叫。

“全是普通的动物。”弗兰克说。

一只雪橇狗围着大巴跑着叫着。一个女侏儒开始骑那条狗。

“没有老虎，”弗兰妮说——她非常失望——“没有狮子，没有大象。”

“看到熊了吗？”父亲说。在一个侧面什么都没有画的灰色笼子里，有一个黑影坐在那里，摇晃着身体，好像是随着内心的一个悲伤曲子在有节奏地摇摆着——它的鼻子太长，臀部太宽，脖子太粗，爪子太短，好像永远高兴不起来似的。

“这就是熊？”弗兰妮说。

有一个笼子，里面好像装满了鹅，或者是鸡。这个马戏团似乎以狗和小马为主角——再加上一只猿猴和一头让人失望的熊：这两个动物倒可以说是我们所有人心中期待的异国情调的生活的某种象征吧。

弗里茨回到了大巴上，开车带着我们出发了——去机场，去维也纳。我回头看看艾略特公园，看看那些人。我看见艾格依然紧紧抱着索罗——那是最奇异的一种动物。莉莉坐在我身边哭着。侏儒们在东奔西跑，各种动物被从平板拖车上卸下来，在这一片混乱中，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叫作“索罗”——而不是“弗里茨的节目”——的马戏团。母亲向我们挥着手，尤里克太太和朗达·雷跟着她一起挥手。马克斯·尤里克在大喊大叫，但我们听不见他在喊什么。弗兰妮的嘴唇在动，和着尤里克先生的嘴唇一张一合的节拍，她轻声地说：“四百六十四！”弗兰克正捧着一本德语词典在看。父亲——他不是个惯于向后看的人——坐在弗里茨旁边，语速匆匆与弗里茨说着闲话。莉莉还在哭，但她的哭声像小雨一样无害。艾略特公园消失在我眼前了。我最后一眼看到的是艾格，他在拼命跑着，与侏儒们一起跑着，把索罗高高举过头顶，好像举着一座神像——让所有其他的动物、其他普通的动物顶礼膜拜的神像。艾格非常兴奋，扯着嗓子喊着。弗兰妮的嘴唇动着——和着艾格的嘴唇一张一合的节拍，弗兰妮低声念叨着：“什么？什么？什么？”

弗里茨开车把我们送到了波士顿。弗兰妮在波士顿买了几件母亲说起过的“都市内衣”。莉莉穿行在内衣货架中间，还是哭个不停。我和弗兰克来回不停地坐自动扶梯玩。我们到机场的时间太早了。弗里茨说了声抱歉，不能与我们一起等飞机了，他说他的那些动物需要他马上回去照顾，父亲于是祝他一切顺利——他明天还要开车送我母亲和艾格来机场，父亲还特意预先感谢了他。在洛根国际机场的男洗手间，有人向弗兰克“贴过来”，但弗兰克不愿意向我和弗兰妮描述这件事。他只是不停地说有人“贴上来”，对此他感到很生气，我和弗兰妮也很生气，因为他没有详细地对我们说这件事。为了让莉莉高兴起来，父亲给她买了一个可以随身带的塑料飞行包。天黑之前，我们登上了飞机。我想我们是在晚上七点或八点起飞的：夏日刚入夜的波士顿灯光半明半暗。因为天还微明，在空中我们还能清楚地看到波士顿港。这是我们头一回坐飞机，大家都开心。

我们在海上飞了整整一夜。父亲一路上都在睡觉。莉莉睡不着，她望着漆黑的窗外，对我们说她看到了两艘远洋轮船。我一会儿打盹，一会儿醒来，接着又打盹，又醒。我闭上眼睛，想象艾略特公园变成了一个马戏场。我们童年时离开的大多数地方都变得越来越难看了，而不是越来越漂亮。我想象自己回到了德瑞镇，很想知道弗里茨的马戏团是把这个小镇变得更好了，还是更差了。

当地时间早上八点差一刻，我们到了法兰克福——或许是九点差一刻。

“Deutschland[5]！”弗兰克说。他领着我们一路穿过法兰克福机场，登上前往维也纳的中转航班。他大声念着所有的标识牌，友好地与所有的外国人搭讪。

“我们才是外国人。”弗兰妮不停地嘀咕着。

“Guten Tag！[6]”弗兰克向所有在他跟前经过的陌生人打招呼。

“那些是法国人，弗兰克。”弗兰妮说，“我敢肯定。”

父亲差点把护照弄丢了，于是我们用两根结实的橡皮筋把所有的护照绑在莉莉的手腕上。我抱着莉莉，她一直哭着，哭得太累了。

九点差一刻，或者是十点差一刻，我们离开法兰克福，大约中午时分，就到了维也纳。我们坐的是一架小飞机，坐的时间不长，但是一路非常颠簸。莉莉看到飞机下面的山，吓坏了。弗兰妮期盼明天的天气会好一些，母亲和艾格的行程可以顺利些。弗兰克一连呕吐了两次。

“说德语啊，弗兰克。”弗兰妮说。弗兰克感到身体非常难受，没有理她。

我们花了一天一夜的时间，加上第二天早上，把弗洛伊德旅馆的房间收拾整齐，准备迎接母亲和艾格的到来。我们总共坐了八个多小时的飞机——从波士顿到法兰克福花了六到七个小时，从法兰克福到维也纳又花了一个小时左右。母亲和艾格乘坐的航班将于第二天晚上稍晚一点离开波士顿飞往苏黎世，从苏黎世转机到维也纳大约需要一个小时，而从波士顿飞到苏黎世——与我们飞往法兰克福的航班差不多——也需要大约七个小时。可是，母亲和艾格（还有索罗）乘坐的飞机没有降落到苏黎世。飞机离开波士顿不到六个小时，就一头坠入了大西洋——离欧洲大陆（那是法国）的海岸线不远。后来，我想象他们不是一头坠入一片黑暗之中的（这个想象一定不合逻辑），这样我心里还稍许得到些宽慰——他们可能觉得远远地看到了下面坚实的大地，这样他们可能会得到一丝希望（当然他们的飞机并没有着落）。同样让我们难以想象的是，艾格当时是睡着了的，虽然每个人都希望如此。我们太了解艾格了，他一路上肯定是睡意全无，比谁都清醒——坐在他膝盖上的索罗一定跳上跳下的。艾格一定是坐在靠窗的座位上。

后来我们得知，飞机出事的速度很快。但不管怎么样，飞机上总是还有时间广播的——用某种语言——建议大家做某种形式的告别。总有时间让母亲好好亲吻艾格，紧紧拥抱艾格；总有时间让艾格最后一次发问：“什么”？

虽然我们已经搬到了弗洛伊德的城市，但我必须说，梦的意义被大大高估了：我做的关于母亲去世的梦是不准确的，我再也不会做这样的梦了。从某种程度上说，她的死可能是那个穿白色晚礼服的男人引发的，但没有一艘漂亮的白色单桅帆船把她送到遥远的海上。她从天空坠入海底，她身边的儿子在尖叫，她儿子的胸前紧紧抱着索罗。

救援飞机首先发现的，当然是索罗。救援飞机在清晨灰茫茫的大海上四处搜索沉入大海的飞机的残骸，努力寻找着浮出海面的第一个碎片，结果他们发现水里漂浮着一条狗。靠近仔细一看，救援人员确信这条狗也是这起空难的罹难者。救援队员没有发现任何生还者，他们怎么可能知道这条狗本来就是死的？救援队员通过这条狗的位置，找到了遇难者的尸体——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不觉得奇怪。我们早就从弗兰克那里知道了这个事实：索罗是能够浮在水上的。

后来，弗兰妮说，我们必须警惕索罗接下来会以何种形式出现；我们必须学会辨认它的不同姿势。

弗兰克现在默不作声。他在思考，他让索罗复活了，为此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对他来说，以前那一直是神秘的源泉，现在却成了痛苦的源泉。

父亲一心要去辨认母亲和艾格的遗体。他把我们留给弗洛伊德照顾，自己一个人坐火车去法国了。从那以后，他不怎么提起母亲或艾格了。他不是一个向后看的人，他忙于抚养我们长大，毫无疑问，不会有时间沉湎于过去，做不切实际的思考。毫无疑问，有一个念头一定在父亲的脑海中闪过：这就是弗洛伊德要让母亲原谅父亲的地方了。

莉莉动不动就哭，因为她后悔了，因为她一直知道，弗里茨的马戏团里的那些人很小，与他们一起生活总是要容易得多。

那我呢？艾格和母亲走了，索罗的姿势又不知成了什么名目了——或者说成了一种伪装——我只知道我们来到了陌生的外国。

[1] 法语，意为“糖果”。前面三块招牌的原文为德语。

[2] 德语原文中“维也纳”的叫法。

[3] 埃贡·席勒（1890—1918），奥地利绘画巨子，二十世纪初重要的表现主义画家。

[4] 德语，意为“早上好！马戏团已经来了。醒醒！”

[5] 德语，意为“德国”。

[6] 德语，意为“日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