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在一九五六年余下的那些日子里，从万圣节到圣诞节，弗兰妮一天要洗三次澡——一直洗到圣诞节那一天才罢手，从那天起，她才重新喜欢上了自己的天然、成熟、美好的体味。在我的鼻子闻来，弗兰妮身上的气味总是那么美好，尽管有时她散发的体味过于浓烈。可是，一九五六年万圣节到圣诞节的这段时间里，弗兰妮觉得自己的体味太难闻了。所以她一天要洗好几次澡，想彻底去掉她身上的气味。
我们家又要了新罕布什尔旅馆的一间浴室作为我们的家用浴室。父亲的第一个家庭旅馆就这样开张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开始练手做生意了。母亲一直关照着尤里克太太那古怪的自尊心——她做的菜外形朴素，味道很好。尤里克太太总要指挥马克斯先生干这干那，马克斯先生就躲她远远的，老是窝在四楼自己的房间里。父亲只管朗达·雷一个人——“也不是真管”，弗兰妮总是这样说。
朗达的精力十分充沛，真是出奇地充沛。一个早上她就能一口气把旅馆所有的床铺换下来，整理好。在餐厅，她一个人可以同时伺候四桌的客人，绝不会上错一个客人的菜，也绝不会让任何客人等。到了晚上，在酒吧，她忙碌的样子让父亲目瞪口呆（除周一以外，酒吧每天要营业到晚上11点），下班前她还把所有桌子归整得井井有条，绝不耽误第二天7点客人来此用早餐。但是，等她的工作一结束，回到她的“日间休息室”，她好像不是进入了冬眠状态，就是处于昏睡之中。只要她按时做完了所有的工作，哪怕此时正是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她都会是一副昏昏欲睡的模样。
“为什么叫它‘日间休息室’？”艾奥瓦鲍勃问，“我的意思是，朗达什么时候回过她在汉普顿海滩的家了？我的意思是，她晚上住在这里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为什么我们偏偏不说她住在这里的——她为什么不这么说？”
“她活儿干得不错。”父亲说。
“她住的是日间休息室。”母亲说。
“什么是日间休息室？”艾格问。好像大家都想弄清楚这个问题。
弗兰妮和我在对讲系统里监听起朗达·雷的房间，一监听就是好几个小时。监听了好几个星期之后，我们才弄明白日间休息室是怎么回事。上午10点左右，我们打开朗达房间的对讲系统，弗兰妮听到了一阵呼吸声，报告说：“她睡着了。”有时候她报告说：“她在吸烟。”
到了深夜，我和弗兰妮有时也要监听朗达·雷的动静。我说：“她这会儿或许在看书。”
“你开玩笑吧？”弗兰妮说。
实在无聊的时候，我们会一个客房一个客房监听过去，或者干脆把所有房间的对讲系统同时打开。
我们听到马克斯·尤里克的房间有静电声，透过静电声我们偶尔能听到马克斯在听收音机。我们听到尤里克太太地下室厨房里的炖锅在咝咝作响。我们知道三楼住着艾奥瓦鲍勃，于是时不时地听听他的杠铃声——我们还时不时加上几句评论，打断他的训练。比如，我们常常这样对鲍勃教练说：“快点，爷爷，再快一点！赶紧抓起那些家伙儿——的动作有点慢了。”
“这两个傻孩子！”鲍勃会这样咕哝一句。有时候，他抓起两片举重铁片，放在对讲系统前使劲一拍，让我和弗兰妮吓一大跳，我们只好赶紧捂住嗡嗡作响的耳朵。“哈！”鲍勃教练大喊一声，“这下逮到你们两个小浑蛋了，对不对？”
“3F房间住了个疯子。”弗兰妮对着对讲系统大声广播起来，“大家都要锁好房门。3F房间住了个疯子。”
“哈！”艾奥瓦鲍勃大笑一声——他依旧躺在地上推举着杠铃，或者做着俯卧撑、仰卧起坐、单臂屈伸，“这个旅馆里住的尽是疯子！”
艾奥瓦鲍勃鼓励我练举重。弗兰妮出了事之后，我深有感触，觉得应该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得更强壮些。到感恩节的时候，我能坚持每天跑上六英里，而德瑞中学的越野跑路程只要求跑两点一五英里。鲍勃每天让我吃大量的香蕉、牛奶和橙子。“还要吃意大利面、米饭、鱼、大量的绿色蔬菜、热麦片和冰激凌。”老教练对我说。我每天举重两次，除了跑六英里，每天早上还要在艾略特公园练习短跑。
一开始，我的体重增加了。
“别吃香蕉了。”父亲说。
“别吃冰激凌了。”母亲说。
“不，不，”艾奥瓦鲍勃说，“长肌肉需要时间。”
“肌肉？”父亲说，“他身上尽是脂肪。”
“你看上去像个胖娃娃，亲爱的。”母亲对我说。
“你看上去像只泰迪熊。”弗兰妮对我说。
“继续吃。”艾奥瓦鲍勃说，“只要坚持举重和跑步，你的身体很快就会有变化的。”
我快十五岁了。在万圣节和圣诞节之间，我的体重增加了二十磅，现在我的体重是一百七十磅，但身高没长，还是五英尺六英寸。
“要吃到身体爆炸为止？”弗兰妮说。
“老兄，”小琼斯对我说，“如果我们把你的身体涂成黑白两色，再在你的眼睛周围画上眼圈，你就太像一头熊猫了。”
“很快的，”艾奥瓦鲍勃说，“你就会减掉二十磅，全身上下都变得硬邦邦。”
弗兰妮打了一个寒战，神情很夸张，还在桌子底下踢了我一脚。“全身上下硬邦邦！”她叫道。
“恶心。”弗兰克说，“太恶心了。举重，香蕉，楼梯上下跑得气喘吁吁。”早上如果下雨，我不在艾略特公园练短跑，就改在新罕布什尔旅馆的楼梯上飞奔。
马克斯·尤里克说他要往楼梯井里扔一枚手榴弹。在一个下雨的早晨，朗达·雷在二楼的楼梯平台上拦住了我。她穿着一件睡衣，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她说：“我要跟你说，听到你跑步的声音，我就感觉好像听到隔壁房间的情侣在**。”她的日间休息室离楼梯井最近。她喜欢叫我约翰·欧。“你的脚步声我倒不介意，约翰·欧，”她对我说，“就是你的呼吸声我受不了。我不知道你是气喘吁吁得要死了，还是到**了——这么跟你说吧，真吓死我了。”
“别听他们胡扯。”艾奥瓦鲍勃说，“你是我们这个家里第一个真正关心自己身体的孩子。”
“你总得痴迷一事，坚守一生。”鲍勃告诉我，“好好练，强壮起来，到时候让他们吓一跳。”
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我的这个好身体要归功于艾奥瓦鲍勃。从那时开始，我对健身的痴迷从未中断——还有对香蕉的痴迷。
那多出来的二十磅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减掉——一旦减掉，就永远减掉了。现在，我的体重是一百五十磅，一直没有变化。
到十七岁，我终于又长高了两英寸，从此再也不长了。我现在身高五英尺八英寸，体重一百五十磅。全身硬邦邦。
再过几天我就四十岁了，即使在这个年纪，我还是不忘健身。我依然记得一九五六年的那个圣诞节。现在有了漂亮的负重机，再也不用往杠铃里加举重片，不会忘记拧紧螺丝，让举重片滑到一起，挤坏你的手指，或者举重片掉下来砸到你的脚趾了。但是，无论多么现代的体育馆，多么现代的设备，只要你轻轻举几下，时光又回到了艾奥瓦鲍勃的房间——那个美妙的三楼的老房间，破旧的东方地毯上放着举重片，索罗也总是睡在这地毯上。在这个地毯上练完举重，我和鲍勃就盖上用那种死去的狗的皮毛做成的毯子。在这个体育馆里，我练了一会儿举重，那种持久的、奢侈的疼痛感开始传遍全身，这时，我的脑海里又浮现一个个衣衫不整的人，我想起了德瑞中学体育馆的马鬃垫，马鬃垫上的帆布满是污渍——我们总在那里等小琼斯完成训练。小琼斯把所有的举重片都放上杠铃，我们拿着空杠铃站在那里，等着他。在为克利夫兰布朗斯队效力的时候，小琼斯的体重是二百八十五磅，他仰卧着能举起五百五十磅的重量。在德瑞中学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强壮，但在我眼里已经足够强壮了，他为我树立了仰卧推举的榜样和目标。
“你能举起多重？”他问我，“你自己知道吗？”
我告诉他我能举起的重量。他摇摇头说：“好吧，我们加倍。”于是我加倍，在杠铃上套上三百磅左右的举重片。他说：“好吧，躺到垫子上，朝天躺好。”德瑞中学没有做卧推的长凳，所以我只好仰面躺在垫子上。小琼斯抓起三百磅重的杠铃，轻轻放在我的喉咙上，离我的喉结只有一点点空隙。我双手抓着杠铃，感觉两个胳膊肘陷进了垫子里。“来，举过头顶。”小琼斯说完，走出健身房，去外边喝水了，或去洗澡了。我躺在杠铃下面，动弹不得。这三百磅压在我身上，我一点也举不起来。几个块头很大的人走进举重房，看到我躺在那里，压在三百磅底下，很恭敬地问我：“呃，过一会儿，你会举起来吗？”
“是的，我现在休息一会儿。”我说，气喘得像一只癞蛤蟆。他们离开了，过一会儿再回来。
小琼斯过一会儿也回来了。“怎么样？”他问。他为我减去二十磅，然后减去五十磅，接着又减去一百磅。
“举举看。”他不停地这样说。他不停地出去又回来，直到我能从杠铃底下脱身为止。
体重只有一百五十磅的我从来没有推举过三百磅——当然，我这一辈子两次推举过二百一十五磅。我相信，举起我自己体重两倍的杠铃也不是不可能。在这样的重量下，我差不多可以进入一种美妙的恍惚状态。
有时候，我一举起重量，眼前就浮现出黑人护法队哼着小曲穿梭在林间的情景，有时候想起小琼斯住的那个五楼宿舍的奇怪气味——那是一个高挂在天上的闷热无比的丛林俱乐部。我在跑步的时候，在我跑到大约三四英里的时候，有时甚至跑到六英里的时候，我的肺就能生动地想起我追赶哈罗德·斯瓦罗的感觉。我仿佛看到弗兰妮的一缕头发散落在她张开的嘴边，弗兰妮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莱尼·梅茨跪在她的胳膊上，跑卫特有的两条笨重的大腿紧紧夹住她的头。切斯特·普拉斯基压在她的身上——那是一个机器人。——当我数着我的俯卧撑的次数（75， 76， 77……），数着我的仰卧起坐次数（121， 122， 123……）的时候，我有时真的重复他的节奏。
艾奥瓦鲍勃只是领着我认识了这些设备；小琼斯给了我不少忠告，还亲身为我做了漂亮的示范；父亲很早就教我如何跑步了，而哈罗德·斯瓦罗教会我如何使劲地跑。技巧和规则——甚至是鲍勃教练的食谱——都是很简单的事。对大多数人来说，最难的是自律。就像鲍勃教练说的，你必须痴迷一事，坚守一生。对我来说，这也是很简单的事，因为我这样做，是为了弗兰妮。我不是在发牢骚——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弗兰妮——她知道这一点。
“听着，小子，”她对我说——那是一九五六年的万圣节与圣诞节之间——“如果你不停止吃香蕉，你就会呕吐不止的。如果你不停止吃橙子，你就会过量摄入维生素。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为难自己？你永远不可能跑得像哈罗德·斯瓦罗那样快。你的块头永远也不可能像小琼斯那样大。”
“小子，我对你可是了如指掌。”弗兰妮对我说，“要知道，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即使再发生了，你果真有足够的力量来救我？——你凭什么认为你一定会出现在那里？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我一定远走他乡，离你远远的——我希望你永远不会知道这样的事。我保证。”
弗兰妮把我锻炼身体的目的说得太狭隘了。我想要力量、耐力和速度——我渴望力量、耐力和速度带给我的幻觉。下次过万圣节，我再也不想有那种孤苦无助的感觉了。
当德瑞中学迎来埃克塞特队，打完艾奥瓦鲍勃胜利季的最后一场比赛的时候，很多地方仍有碾碎的南瓜的残迹：松树街的人行道边有，艾略特公园有，德瑞中学的橄榄球场有——不知是谁从露天看台扔到了煤渣跑道上。虽然契帕·达夫、莱尼·梅茨和切斯特·普拉斯基不在了，但万圣节的气息还在。
那几个替补后卫好像着了魔，他们无论做什么动作都是慢吞吞的。他们向小琼斯打开的空当跑去，等空当关上时，他们把球抛向天空，那球经过了很长时间才落下来。为了等这样的落球，哈罗德·斯瓦罗被人撞昏了，艾奥瓦鲍勃此后不让他上场了——这真是一场漫长的比赛。
“有人敲响了你的铃，哈罗德。”鲍勃教练对飞毛腿哈罗德说。
“我没有铃啊，”哈罗德·斯瓦罗不高兴地说，“谁敲的？什么人？”
上半场，埃克塞特队以24比0领先。小琼斯又是进攻又是防守，十多次擒抱摔倒，失球三次，得球两次，但德瑞队的替补后卫三次将球交出，两次不严密的传球被拦截。在下半场，鲍勃教练让小琼斯担任跑卫，小琼斯在埃克塞特队的防守调整到位之前连续发起三次首攻。埃克塞特队看到，只要小琼斯在后场，他就能持球，于是他们做出了调整。接着艾奥瓦鲍勃重新将小琼斯放在前锋的位置，小琼斯也打得得心应手，德瑞队的唯一一次得分——在第四节将要结束的时候——应归功于小琼斯。他闯入埃克塞特队的后场，从埃克塞特队的一个跑卫手中抢过球，带着球跑进了埃克塞特队的球门区——两三个埃克塞特队员紧紧抱住了他。加分点太偏左了，整场比赛的最终得分是，埃克塞特队45分，德瑞队6分。
弗兰妮没有看到小琼斯触地得分的那一幕。她本来就是冲着他来看比赛的，这次她又当了拉拉队员，为小琼斯喊破了嗓子。没想到的是，弗兰妮和另一个拉拉队员吵了起来，我母亲只好把她带回了家。与弗兰妮吵架的那个拉拉队员就是把契帕·达夫藏起来的那个女孩，明迪·米切尔。
“婊子。”明迪·米切尔这样骂我姐姐。
“你个蠢货。”弗兰妮还骂道。她拿起拉拉队员用的扩音器砸向明迪。这扩音器其实是用硬纸板做的，卷起来像一个很大的棕色冰激凌蛋卷，上面印着死灰色的D——代表德瑞中学。“D就是去死。[1]”弗兰妮总是这么说。
“正砸到奶子上。”另一个拉拉队员对我说，“弗兰妮的扩音器不偏不倚砸到明迪·米切尔的奶子上。”
比赛结束后，我当然告诉了小琼斯为什么弗兰妮不能陪他走回体育馆。
“她真是个好姑娘！”小琼斯说，“你把我这话转告她，好吗？”
我当然把他的话转告给弗兰妮了。弗兰妮回家又洗了一个澡，穿戴得整整齐齐地去帮朗达·雷伺候客人吃饭。她的心情很不错。虽然艾奥瓦鲍勃的这个胜利季的最后一场比赛结果一边倒，但是大家的心情似乎都很不错。毕竟，这是新罕布什尔旅馆开业的第一个晚上！
尤里克太太外形朴素但味道好吃的菜肴又大放异彩了。就连马克斯也难得穿上了白衬衫，系上了领带。父亲站在吧台后面笑容灿烂——几个酒瓶在他的胳膊肘下和肩膀上变戏法似的快速移动着，在背后的镜子里闪烁着亮光，就好像一道光芒耀眼的朝霞——父亲一直相信会有这道朝霞的。
今晚在旅馆过夜的有十一对夫妇，七位单身客人，外加一个从得克萨斯州来的离婚男人，大老远地来看他儿子与埃克塞特队比赛。可惜他儿子在第一节就扭伤脚踝退出了比赛，但是这个得州佬的心情依然不错。与他比起来，那几对夫妇和几个单身人士似乎显得有点拘谨——他们彼此都不认识，只是他们的孩子都在德瑞中学上学而已。孩子们回宿舍去了，得州佬让所有人在餐厅和酒吧里互相交谈起来。“有孩子真的太好了，不是吗？”他说，“天哪，他们都不知不觉长大了，不是吗？”大家都点头称是。得州佬说：“你们为什么不把椅子拉过来？坐到我这一桌来，我请大家喝一杯！”我母亲焦急地站在厨房门口，她的身旁是尤里克太太和马克斯，父亲泰然自若地站在吧台后面，一副信心十足的样子。弗兰克跑出了餐厅。弗兰妮紧握着我的手，我俩一起屏住了呼吸。艾奥瓦鲍勃看上去好像在竭力忍着一个大喷嚏。
这几对夫妇和单身客一个接一个地抬起自己坐在椅子上的屁股，站起来要把椅子拉到得州佬的那张桌子边上去。
“我这椅子拉不动！”一个新泽西州来的女人说。她有点喝高了，咯咯咯地笑着，那刺耳的笑声，就像没头没脑在笼子里的小轮子上跑了一圈又一圈的仓鼠在吱吱乱叫。
一个康涅狄格州来的男人想抬起椅子，可怎么也抬不起来，脸涨得通红。他妻子说：“这椅子是钉住了的。钉子把椅子牢牢钉地板上了。”
一个马萨诸塞州来的男人跪在椅子边上查看起来：“是螺丝钉——每把椅子上有四五个螺丝钉！”
那个得克萨斯人也跪到地板上，盯着椅子腿看。
“这里的所有东西都是用螺丝钉钉住了的！”艾奥瓦鲍勃突然喊道。比赛结束之后他还没有怎么开口说过话——只对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球探说，小琼斯是难得的人才，可以在任何一个球队打球。他的脸红红的，闪着光芒——这是以前不曾有过的——好像比平常多喝了一杯酒——或者，他感到自己退休的日子终于来了而兴奋不已吧。“我们都坐在一艘大船上！”艾奥瓦鲍勃说，“我们正坐在一艘大游轮上环游世界呢！”
新泽西州来的那个女人紧紧抓着她那把固定在地面上的椅子的后背。有几个人坐了下来。“呀——呼！”得州佬喊道，“我要为椅子干一杯！”
“我们有被冲走的危险，随时都有！”鲍勃教练说。朗达·雷穿行在鲍勃和坐在固定椅子上的这些德瑞中学的学生家长之间。她给大家分发杯垫，一会儿又传递鸡尾酒餐巾，拿着湿毛巾轻轻抹着桌角。弗兰克站在走廊里向门里偷偷张望，母亲和尤里克夫妇似乎瘫在了厨房里。父亲的脸上依然闪耀着吧台镜子上投射过来的光芒，但他的眼睛紧盯着他的父亲，心里害怕艾奥瓦鲍勃——这位退休的老教练——接下去会说出疯话来。
“椅子当然是用螺丝钉固定住的！”鲍勃一边说一边把他的手臂往天空一扫，好像在做最后一次比赛中场休息时的演讲——那可是他生命的重头戏。“在新罕布什尔旅馆，”艾奥瓦鲍勃说，“即使狗屎被吹得到处都是，也不会有人被大风吹走！”
“呀——呼！”得州佬又大喊一声，但其他人似乎都停止了呼吸。
“抓牢你们自己的椅子！”鲍勃教练说，“在这里你们不会受到任何伤害的。”
“呀——呼！感谢上帝，这里的椅子都用螺丝钉钉住了！”这个什么都往心里去的得州佬大声喊道，“让我们为椅子干杯！”
那个康涅狄格男人的妻子大声呼了一口气。
“好了，如果我们想成为朋友，想互相交谈的话，我们就得大声说话！”得州佬说。
“没错！”新泽西女人大声说道，好像有点喘不过气来似的。
父亲仍盯着艾奥瓦鲍勃看。不过鲍勃没事，没有说疯话。他转过身去，对着门口的弗兰克眨眨眼，对母亲和尤里克夫妇鞠了一躬。朗达·雷走过来，色眯眯地摸了一下老教练的脸颊——把得州佬看呆了，他好像都忘了椅子的事了。椅子是不是固定在地板上的？管他呢。椅子是不能搬动的？谁在乎呢。他这样暗自思忖。朗达·雷比哈罗德·斯瓦罗的招数更多，与其他人一样，她也沉浸在旅馆开张第一夜的欢快气氛中。
“呀——呼。”弗兰妮在我耳边低声说。我坐在吧台边看父亲调酒。他看上去非常专心，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像现在这么有精神。我耳边响起了越来越大的说话声，似乎要把我吞没——总是会把我吞没的：我永远不会忘记新罕布什尔旅馆的餐厅和酒吧，那里总是人声鼎沸，即使在人不多的时候也是这样。得州佬说得对，大家都坐得这么远，隔得这么开，想交谈，就得扯着嗓子大声说。
我们家的旅馆开久了，很多客人就与我们搞得很熟，镇里有很多“常客”每晚都来酒吧坐坐，一直坐到酒吧关门。酒吧关门之前，艾奥瓦鲍勃也总来喝一杯睡前酒。即使在这几个老顾客面前，鲍勃仍然可以玩他那最喜欢的把戏。“嘿，把你的椅子拉过来。”他总对一个人说。这个人总上他的当。这个老顾客一时忘了自己身在何处，轻轻拉一下椅子，然后又轻轻哼一声，脸上掠过一丝困惑的神情。看到这里，艾奥瓦鲍勃就放声大笑，高声嚷道：“新罕布什尔旅馆的什么东西都不会动！我们都被螺丝钉钉在这里了——要钉上一辈子！”
新罕布什尔旅馆开业的这个晚上，等酒吧和餐馆关门，客人们回房间睡觉，弗兰妮、弗兰克和我就跑到总控制台，开始用这个旅馆独特的应答机系统检查各个房间。我们可以听到哪位客人睡得很安稳，哪位客人在打呼噜，哪位客人还没有睡下（还在看书）。让我们吃惊（也可以说失望）的是，我们没有听到哪对情侣在聊天，没有听到哪对情侣在**。
鲍勃睡得很死，像地铁车厢在地下隆隆隆隆地跑着。尤里克太太的汤锅还用文火煨着，马克斯在玩他常玩的静电游戏。新泽西来的那对夫妇在看书，或者说，一个人在看书——不是男的，就是女的：只听到慢慢翻动书页的声音，呼吸声很短促，一听就是没有睡觉。康涅狄格来的那对夫妇睡得正香，一会儿大声呼哧，一会儿轻声嘶嘶，一会儿又喘着粗气。他们的房间听上去简直是一个锅炉房。从马萨诸塞州、罗德岛州、宾夕法尼亚州、纽约州和缅因州来的几位客人，各自发出不同的睡觉声。
接着，我们开始监听得州佬的房间。“呀——呼。”我对弗兰妮说。
“乌——皮。”她小声回应。
我们原以为会听到他穿着牛仔靴在地板上走动的吱嘎声，或者听到他把帽子当酒杯在那里喝酒的声音，或者听到他睡着后像马儿一样——两条长腿在被子下面乱蹬，两只大手死死勒住床。可是我们什么也没听到。
“他死了！”弗兰克说。这话把我和弗兰妮吓了一大跳。
“上帝啊，弗兰克！”弗兰妮说，“也许他不在房间。”
“他心脏病发作了。”弗兰克说，“他那么胖，还喝了那么多酒。”
我们仔细听了一会儿，什么动静都没有。没有马儿蹬腿的声音，没有靴子的吱嘎声，甚至没有呼吸声。
弗兰妮把得州佬房间的对讲系统从接收模式切换到广播模式。“呀——呼？”她小声说。
很快我们三个人都明白过来了（甚至连弗兰克也似乎明白了）。过了大约一秒钟，弗兰克打开了朗达·雷的日间休息室的对讲系统。
“弗兰克，你想知道休息室是怎么回事吗？”弗兰妮问。
那里传来了令人难忘的声音。
艾奥瓦鲍勃说得对，我们正坐着一艘大游船环游世界呢，有被大风大浪冲走的危险，随时都有。
弗兰克、弗兰妮和我一齐紧抓着椅子不放。
“喔喔喔喔喔喔喔喔！”朗达·雷在那里喘着粗气。
“嚯！嚯！嚯！”得州佬在大叫。
过了一会儿，得州佬说：“我真的太喜欢了。”
“呸。”朗达·雷说。
“是的，我喜欢，我真的喜欢。”他说。我们听到他在撒尿——像马一样，撒个没完没了。“你不知道，四楼的那个小马桶用起来有多难受。”他说，“离我那么远，撒尿还得先瞄准。”
“哈！”朗达·雷笑了一声。
“呀——呼！”得州佬说。
“恶心。”弗兰克说，然后就回房间睡觉去了。但弗兰妮和我一直监听着各个房间的声音，一直到只有呼呼的睡觉声为止。
第二天早上下雨了，我只好在楼梯上练跑步。每次跑过二楼楼梯平台时，我都特意屏住呼吸——我不想让朗达·雷听到我的呼吸声，因为我知道她听到我的“呼吸”会有什么感觉。
我跑过得州佬身边的时候——他正在爬三楼与四楼之间的楼梯——脸色有点发青了。
“呀——呼！”我说。
“早上好！早上好！”他大声说，“锻炼身体，呃？这习惯真不错！要知道，身体是要伴随你一生的。”
“是的，先生。”我说。我跑上跑下，不知跑了多少趟楼梯。
大概跑到第三十趟的时候，我想起了黑人护法队，想起了弗兰妮脱落的手指甲——想想这流血的手指头会多疼啊，光想着手指头疼，她可能不会想到自己身体其他部位的疼了吧。我正想着这些呢，朗达·雷在二楼楼梯的转弯平台上挡住了我的去路。
“哇，天哪。”她说了一声。我停下脚步。她身穿一件睡衣，如果有灿烂的阳光照过来，一定能穿透那个布料，让我看清她睡衣里面的身体。可是那天早上的光线很暗淡，楼梯井一片昏黑，我几乎看不清她身体的样子，只能感觉到她的动作，闻到她迷人的气味。
“早上好。”我说，“呀——呼！”
“呀——呼，约翰·欧。”她说。我向她微微一笑，两腿原地踏步跑动着。
“你又呼吸了。”朗达对我说。
“我一直想着要为你屏住呼吸，”我喘着气说，“可是我实在太累了。”
“我都能听到你该死的心跳。”她说。
“心跳对我有好处。”我说。
“对我没有什么好处。”朗达说。她伸手摸着我的胸部，好像数起了我的心跳。我不再原地踏步跑动了。我想吐口水。
“约翰·欧，”朗达·雷说，“如果你喜欢这样急促的呼吸，喜欢让心跳得这么猛烈，下次天下雨的时候，你应该来找我。”
我在楼梯上来回跑了大概四十趟。以后说不定再也不会下雨了呢，我想。我跑得太累了，早餐时什么东西也吃不下。
“吃根香蕉吧。”艾奥瓦鲍勃说，但我没有看香蕉一眼。“再来一两个橘子。”鲍勃说。我借口走开了。
艾格还在洗澡，他不让弗兰妮进去。
“为什么弗兰妮和艾格不一起洗澡？”父亲问。艾格还只有六岁，再过一年，他可能会羞于和弗兰妮一起洗澡了。他很喜欢洗澡，因为在浴缸里他可以玩各色各样的玩具。等艾格洗完澡你进去，那浴缸看上去简直与孩子的海滩没有什么区别，好比空袭来临，各种玩具被弃而不顾了：河马、小船、蛙人、橡胶鸟、蜥蜴、短吻鳄、张着大嘴的鲨鱼、张着大嘴的海豹、吓人的黄乌龟——你能想到的所有两栖动物的仿制品，有的躺在浴缸里，湿漉漉的，还滴着水呢，有的乱堆在浴垫上，你脚一踩，嘎吱乱响。
“艾格！”我不由得尖叫一声，“把你的狗屎都给我收拾干净！”
“什么狗屎？”艾格叫道。
“要注意了，你们的语言。”母亲说——一遍又一遍地对我们说。
弗兰克早上总喜欢跑到运货车入口处，对着垃圾桶撒尿。他说他想撒尿的时候，浴室总有人占着。我到楼上去使用艾奥瓦鲍勃房间里的浴室，当然，也趁机练练举重。
“醒来总是这么吵吵闹闹的！”老鲍勃对我抱怨道，“我从来没有想过退休的生活会是这个样子。一睁开眼睛，就听别人的尿尿声和哐哐的举重声。真是一个不错的闹钟！”
“可是你喜欢早起啊。”我对他说。
“我在意的不是什么时候起，”老鲍勃说，“而是什么情况下起。”
我们就这样不知不觉度过了十一月——月初，一反常态地下了一场雪，我知道，本该是下雨的。我心里在想：不下雨意味着什么？我想起了朗达·雷和她的日间休息室。
那是一个干燥的十一月份。
艾格的耳部受到了感染。大多数时候，他好像聋得不轻。
“艾格，你把我的绿毛衣弄到哪里去了？”弗兰妮问。
“什么？”艾格说。
“我的绿毛衣！”弗兰妮尖叫道。
“我没有绿毛衣。”艾格说。
“是我的绿毛衣！”弗兰妮喊道。“他昨天给他的小熊穿上了我的绿毛衣——我看见了。”弗兰妮向母亲告状，“现在我找不到了。”
“艾格，你的熊在哪里？”母亲问。
“那头熊不是弗兰妮的。”艾格说，“是我的。”
“我的跑步帽呢？”我问母亲，“昨天晚上还在走廊的暖气片上搁着呢。”
“可能戴在艾格的熊的头上。”弗兰克说，“那头熊在外面练短跑。”
“什么？”艾格问。
莉莉的身体也出了问题。每年感恩节前，我们全家人要做一年一度的体检。我们的家庭医生，一个名叫布莱兹的古怪老头——他虽然叫这个名，但弗兰妮说他身上的火力快要耗尽了[2]——在一次例行检查中，发现莉莉的身体这一年没有长过。体重没有增加一磅，身高也没有长一英寸。她现在与九岁时的个头一模一样，比八岁时也大不了多少——一查体检记录，与七岁时相比，也没有长大多少。
“她停止长大了？”父亲问。
“我都说了好多年了。”弗兰妮说，“莉莉没有长大——她一直是那个样子。”
对这个体检结果，莉莉似乎很不以为意。她耸耸肩说：“我就是个小个子。大家都这么说。个子小又有什么关系呢？”
“没什么关系，亲爱的。”母亲说，“你想做个小个子，就做小个子好了，但是你得慢慢长——哪怕只是一点点。”
“说不定她哪一天会一下子长起来呢。”艾奥瓦鲍勃说。但看他的表情，他自己都不相信吧。看莉莉的样子，你不会相信她属于那种一下子会长起来的人。
我们让莉莉与艾格背靠背站在一起。六岁的艾格个头几乎与十岁的莉莉一样了，艾格看上去还更结实一些。
“站着别动！”莉莉对艾格说，“别踮脚！”
“什么？”艾格说。
“不要踮脚，艾格！”弗兰妮说。
“那是我自己的脚指头啊！”艾格说。
“也许我就要死了。”莉莉说。
一听这话，大家都打了个寒战，母亲尤其明显。
“你不会死的。”父亲一脸严肃地说。
“要说快要死了，那也只能是弗兰克。”弗兰妮说。
“不，”弗兰克说，“我已经死了。我已经活腻了。”
“别乱说。”母亲说。
我总是去艾奥瓦鲍勃的房间练举重。每一次他总要帮我从杠铃上取下几个举重片，有一个滚到壁柜边，碰开柜门，柜子里的东西就会哗啦啦掉出来。鲍勃教练的壁橱里总堆得乱七八糟的，什么东西他都是往里一塞就完事。一天早上，艾奥瓦鲍勃去掉了几个举重片，一个举重片滚进了壁橱，碰出了艾格的小熊。小熊正戴着我的跑步帽，穿着弗兰妮的绿毛衣和母亲的尼龙袜。
“艾格！”我尖叫一声。
“什么？”艾格也尖叫一声。
“我找到你那该死的熊了！”我喊道。
“那是我的熊！”艾格喊道。
“耶稣啊，上帝啊！”父亲说。艾格又去布莱兹医生那里检查了一次耳朵，莉莉又去布莱兹医生那里检查了一次个头。
“如果她这两年内都没有长大过，”弗兰妮说，“我就不信过去的两天里她会长大一点。”可以对莉莉做一些测试的——布莱兹老医生显然在琢磨该对莉莉做哪些测试才好。
“莉莉，你吃得太少了。”我说，“别担心，多吃一点东西就好了。”
“我不喜欢吃东西。”莉莉说。
老天竟然也不下雨了——一滴也不下！或者说，总在下午下，在晚上下。在我坐在教室里学《代数二》《都铎时代的英格兰史》《拉丁语入门》的时候，我就听到了哗啦啦的下雨声——绝望至极。或者，等我躺到**，在一片漆黑之中——我的房间，整个新罕布什尔旅馆、艾略特公园都一片漆黑——我却听到了下雨声，淅淅沥沥下个不停。我心里只想着两个字：明天！可是，到了第二天早晨，雨却变成了雪；或者不下雪，但雨也停了；或者天气干燥，刮起了风——于是我只好艾略特公园练短跑了。弗兰克从我身边经过，他这是要去生物实验室。
“疯子，疯子，疯子。”弗兰克一边走，一边说。
“谁是疯子？”我问。
“你就是。”弗兰克说，“弗兰妮也总是疯疯癫癫的。艾格是个聋子，莉莉是个怪人。”
“你是一个完全的正常人，弗兰克？”我问，原地踏步跑着。
“至少我不会玩弄自己的身体，不会像玩弄橡皮筋那样去玩弄。”弗兰克说。我当然知道弗兰克在玩弄自己的身体——玩弄得很频繁——但父亲已经推心置腹地跟我谈过男孩女孩的事，他已经让我相信，谁都**过（而且，应该时不时地**一下），所以，我觉得应该对弗兰克友好点儿，不去嘲笑他的那个癖好。
“你的狗做得怎么样了，弗兰克？”我问他。他立刻变得严肃起来。
“呃，”他说，“还有几个问题。例如姿势就很要紧。我还没有决定采用哪种姿势。整个身体的样子已经做好了，但姿势真的让我伤脑筋。”
“姿势？”我脑子里竭力搜索着索罗有过什么样的姿势。它似乎总是在睡觉，总是没完没了地放屁，从来没个正形，谈不上有什么姿势。
“是这样的，”弗兰克说，“在标本制作工艺上，倒有不少经典的姿势可以参考。”
“是吗？”我说。
“有一种姿势，叫‘走投无路’。”弗兰克一边说，一边突然向后退了几步，抬起“前爪”做出自卫的架势，颈部的“毛”也竖了起来，“明白了？”
“上帝啊，弗兰克！”我说，“我觉得那个姿势不适合索罗。”
“呃，那是一个经典姿势。还有这个。”弗兰克一边说，一边侧身对着我，好像悄悄爬上一根树枝，扭过头来龇着牙吼叫起来，“这个姿势叫‘跟踪’。”
“明白了。”我说。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要为可怜的索罗弄一根树枝来，好给它摆出这样的姿势。“你要知道，索罗是只狗，弗兰克，”我说，“不是美洲狮。”
弗兰克皱起了眉头。“我自己呢，”他说，“喜欢一种叫‘进攻’的姿态。”
“别示范给我看。”我说，“留个惊喜吧。”
“你不用担心，”他说，“做好了，你也不会认出它的。”
这正是我担心的地方——没有人会认出那是可怜的索罗，弗兰妮更认不出。我想弗兰克完全忘了他做这件事的初衷了——他把这件事当作一个课程作业了，被它弄得神魂颠倒了。这个作业可以让他获得生物课三个独立研究学分，做索罗这个标本，相当于写了这门课程的一篇学期论文。我无法想象索罗会以“攻击”的姿态出现。
“为什么不把它做成睡觉时蜷成一团的样子呢？”我说，“它总是那个样子——尾巴盖在脸上，鼻子闻着屁眼。”
弗兰克露出惯常的厌恶之色，我也厌倦原地踏步跑动的姿势了。我在艾略特公园又快跑了好几个来回。
我听到马克斯·尤里克趴在新罕布什尔旅馆四楼的窗口对我大喊大叫。“你这该死的笨蛋！”马克斯的喊声飘过结冰的地面，穿过枯败的枝叶，吓到了公园里的松鼠。在二楼尽头的一个房间里，离消防逃生梯不远的窗口，一件淡绿色的睡衣在灰色的空中随风飘动：朗达·雷今天早晨一定是穿着那件蓝色的睡衣躺在**——或者是黑色的，或者是那件令人震惊的橙色睡衣。那件淡绿色的睡衣像一面旗子向我飞舞着。我又跑了好几个来回。
我回到3F房间时，艾奥瓦鲍勃已经起床了。他仰卧在那块东方地毯上，头下枕着一个枕头，做着例行的颈桥练习，把一百五十磅重的杠铃举过头顶。老鲍勃的脖子与我的大腿一样粗。
“早上好。”我低声向他问好。他翻了个白眼。他的杠铃倾斜了。他没有拧住举重片，于是先是杠铃一头的举重片滚了下来，接着，另一头的举重片也滚了下来。鲍勃教练闭着眼睛，蜷缩在地上，任由举重片在他头部两边纷纷滚落下来，滚得房间里到处都是。我用两只脚挡住了几个滚动的举重片。一个没挡住，滚到了壁橱门边，碰开了门，里面掉出来几样东西：一把扫帚、一件汗衫、鲍勃的一双跑鞋、一个网球拍——网球拍的把手上还缠着他的防汗带。
“耶稣啊，上帝啊！”父亲在楼下我们的家庭厨房里叹了一声。
“早上好。”鲍勃对我说。
“你觉得朗达·雷迷人吗？”我问他。
“哦，天哪。”鲍勃教练说。
“说真的，我觉得不迷人。”我说。
“是吗？”他说，“去问你父亲。我太老了。自从上次弄伤鼻子之后，我就没再好好看过女孩子了。”
我知道，那肯定是在艾奥瓦州的橄榄球场上弄伤的，因为老鲍勃的鼻子上现在有好几条皱纹。在吃早饭之前，他从不把假牙放进嘴巴里，他空****的嘴巴张大着，就像下半张鸟嘴长在他弯曲的鼻子底下。他那头看上去秃得惊人，就好像一种没有羽毛的怪鸟。艾奥瓦鲍勃的身体像一头狮子，头上却长着一张滴水嘴。
“哎，你觉得她好看吗？”我问鲍勃。
“我哪里还想这样的问题。”鲍勃说。
“呃，那现在就好好想想吧！”我说。
“不怎么好看。”艾奥瓦鲍勃说，“不过，有种魅力。”
“魅力？”我问。
“性感！”鲍勃房间的对讲系统里传来一个声音——那当然是弗兰妮的声音。像往常一样，她又在对讲系统的总控制室里了。
“混账孩子。”艾奥瓦鲍勃说。
“真混账，弗兰妮！”我说。
“你应该问我。”弗兰妮说。
“哦，天哪。”艾奥瓦鲍勃说。
于是我把朗达·雷在楼梯上邀请我去她房间的事告诉了弗兰妮。我告诉她，朗达·雷对我的大口呼吸和加速心跳很感兴趣——我还告诉她我下雨天的打算。
“是吗？那就去吧。”弗兰妮说，“可为什么要等下雨天呢？”
“你觉得她是个妓女吗？”我问弗兰妮。
“你的意思是，我是否认为她要收钱？”弗兰妮说。
我倒没有想到这一层——在德瑞中学，“妓女”这个词用得太随意了。
“收钱？”我说，“你觉得她会要多少钱？”
“我不知道她会不会收钱，”弗兰妮说，“如果我是你，我一定要弄清楚这件事。”我们把对讲系统切到朗达的房间，听到了她的呼吸声。那是人醒着却依旧躺在**的那种呼吸声。我们听了她半天，好像从她的呼吸声里，我们就能听出她可能会开出什么样的价钱似的。最后，弗兰妮耸了耸肩。
“我要去洗澡了。”她一边说，一边按着对讲系统上各个房间的按钮。各个房间都空着，没有声音。2A，没有声音，3A，没有声音，4A，没有声音，1B，没有声音。4B，就静电声，那是马克斯·尤里克。弗兰妮正要离开总控室去放洗澡水，我按下了其他房间的按钮——2C， 3C， 4C，然后又快速切换到2E，3E……什么声音？……4E，什么声音都没有。
“等一下。”我说。
“这是哪个房间？”弗兰妮问。
“我想是3E。”我说。
“再听一下。”弗兰妮说。那是朗达·雷的楼上，在三楼走廊另一个顶头的房间，对面就是艾奥瓦鲍勃的房间——艾奥瓦鲍勃出去了。
“干吧。”弗兰妮说。我们有点怕。新罕布什尔旅馆明明没有客人啊，可是3E传来了奇怪的声音。
这是星期天下午。弗兰克在生物实验室，艾格和莉莉去看日场电影了。朗达·雷坐在她自己的房间里，艾奥瓦鲍勃出门了。尤里克太太在厨房里。马克斯·尤里克在静电声中摆弄他的收音机。
我按下了3E房间的按钮，和弗兰妮又听了一遍。
“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一个女人在呻吟。
“嚯，嚯，嚯！”那是男人的声音。
得州佬早已回家了呀，3E房间也没有女人住。
“呀伊克，呀伊克，呀伊克！”女人说。
“姆夫，姆夫，姆夫！”男人说。
这简直是这个疯狂的对讲系统自己编造出来的声音！弗兰妮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我想按掉这个房间的按钮，切换到别的更安静的房间，但弗兰妮不让我这么做。
“噫噫普！”女人叫道。
“呸！”男人说。一盏台灯掉了。女人笑了起来，男人开始喃喃自语。
“耶稣啊，上帝啊！”父亲说。
“又是台灯。”母亲一边说，一边继续大笑。
“如果我们是客人，”父亲说，“我们就得赔钱！”
他俩大笑起来，好像父亲说了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似的。
“赶紧关掉！”弗兰妮说。我赶紧关了。
“这有点意思，不是吗？”我说。
“他们竟然跑到了旅馆房间，”弗兰妮说，“为的是躲开我们！”
我不知道弗兰妮在想什么。
“上帝！”弗兰妮说，“他们真的恩爱——真的！”我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啊，为什么我的姐姐却感到如此惊讶？弗兰妮放下我的手，双臂搂住自己。她拥抱着自己，好像想让自己清醒一下，或者暖和一下自己。“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她说，“接下来会是什么样？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永远不可能像弗兰妮那样有远见。我就只能想到那一刻，不会想到那一刻之后的事。我甚至都把朗达·雷抛在脑后了。
“你不是要去洗澡吗？”我提醒弗兰妮——她似乎需要别人的提醒——或许还需要别人的建议。
“什么？”她说。
“洗澡。”我说，“这就是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你要去洗澡。”
“哈！”弗兰妮大叫一声，“都见鬼去吧！”弗兰妮还是搂着自己的身体，原地跳动着，好像要独自起舞。我不知道她这会儿是高兴还是难过。我与她胡闹起来——与她跳舞，推搡着她，挠她的胳肢窝。她呢，也推搡我，挠我胳肢窝，与我跳舞。我们跑出了总控室，跑到二楼楼梯的转弯平台。
“雨，雨，雨！”弗兰妮大喊起来，弄得我非常尴尬。朗达·雷打开她的日间休息室的门，朝我们皱起了眉头。
“我们要到雨里去跳舞。”弗兰妮告诉朗达·雷，“想和我们一起去跳吗？”
朗达微微一笑。她穿着一件亮眼的橘黄色睡衣，手里拿着一本杂志。
“现在不行。”她说。
“雨，雨，就要下雨了！”弗兰妮跳着舞跑下楼去了。
朗达朝我摇了摇头——不过，态度很友好——然后关上了房门。
我追着弗兰妮来到了艾略特公园。我们看到母亲和父亲站在3E防火逃生梯口的窗户旁。母亲打开窗户叫我们。
“去电影院把艾格和莉莉接回来！”她说。
“你们在那个房间里干什么？”我喊道。
“打扫卫生！”母亲说。
“雨，雨，雨！”弗兰妮尖叫着。我们往德瑞镇中心的电影院跑去。
艾格和莉莉与小琼斯一起从电影院里走了出来。
“演的是儿童电影，”弗兰妮对小琼斯说，“你怎么也去看了？”
“我只是个大孩子。”小琼斯说。我们一起回家，小琼斯拉着弗兰妮的手，弗兰妮陪他一起穿过德瑞中学的校园。我带着艾格和莉莉回家去。
“弗兰妮爱上小琼斯了？”莉莉问，表情很严肃。
“嗯，反正她喜欢他。”我说，“他是她的朋友。”
“什么？”艾格说。
再过几天就是感恩节了。小琼斯和我们一起过感恩节假期，因为他的父母没有寄给他足够的回家路费。德瑞中学的几个外国留学生——他们离家太远，感恩节也无法回家——也要到我们家来吃感恩节晚餐。我们都喜欢与小琼斯待在一起，但不认识这几个外国学生，请他们来家里是父亲的主意，母亲也赞同，说这就是感恩节的初衷所在。也许吧。但我们这几个孩子不喜欢有外国人在家里。当然，住在旅馆的客人是另一回事，一位外国客人也来参加我们家的感恩节晚宴了。那是一位芬兰医生，据说还很有名。他来这里看望在德瑞中学读书的女儿。他女儿就是来我家过感恩节的外国学生中的一个。其他的外国学生包括弗兰克在标本制作项目中认识的一个日本人。弗兰克告诉我，这个日本学生已经宣誓，要为制作索罗的标本这件事保密。但是这个日本男孩的英语太糟糕了，即使他一不小心说出那个秘密，也没有人会明白他的意思的。另外还有两个韩国女孩，她俩的手长很真漂亮，让小莉莉看得目不转睛——整个晚宴过程中，她的眼睛就没有离开过她俩的手。这两个韩国女孩可能引发了莉莉对食物的某种兴趣，而莉莉很久没有对食物发生过兴趣了。她们的手拿着刀叉吃了那么多东西，手拿刀叉的样子如此精致，如此好看，莉莉不禁学着她们的样子玩弄起她的食物，到最后甚至吃了一些东西。艾格嘛，当然只会不停地喊：“什么？”因为，他太可怜了，实在听不懂日本男孩的话。小琼斯只顾自己吃，吃，吃——看得尤里克太太心里乐开了花，她那颗骄傲的心几乎要爆炸。
“看，人家多有胃口！”尤里克太太不无羡慕地说。
“如果我的块头有他那么大，我也会像他那样胃口大开的。”马克斯说。
“不，你不会的，”尤里克太太说，“你天生就没有口福。”
今晚朗达·雷没有穿上服务员制服，她与我们坐在一起，她旁边是弗兰妮和我母亲，还有芬兰来的那个大个子金发女孩——她那个大名鼎鼎的父亲专程来看她了。朗达·雷时不时起身收拾一下大家的盘子，从厨房里端出食物来。
芬兰女孩的个头实在太大，她坐在餐桌上吃起东西来动作很大，好像什么东西呼呼地俯冲下来，吓得莉莉够呛。这个大块头女孩穿蓝白相间的滑雪服，老是喜欢搂抱她的父亲，那个穿蓝白相间滑雪服的大块头男人。
“嗬！”每次有新的食物从厨房里端出来，这个芬兰医生就叫个不停。
“呀——呼。”弗兰妮小声说。
“天哪。”小琼斯说。
艾奥瓦鲍勃坐在小琼斯旁边。他俩的座位离吧台上的电视机最近，所以，他们可以边吃边看电视里的橄榄球比赛。
“如果那也算clip[3]，那我就把我的盘子吃了。”小琼斯说。
“把你的盘子吃了啊。”鲍勃教练说。
“什么是‘clip’？”大名鼎鼎的芬兰医生问，不过他的发音不清楚，好像在问，“什么是‘clop’？”
艾奥瓦鲍勃拉着朗达（她很乐意）演示了背后绊人犯规的动作，两个韩国女孩看着羞涩地哧哧发笑。那个日本男孩面对着火鸡，手拿着切黄油的小刀，正束手无策，听着弗兰克含糊不清的解释，听着艾格没完没了地喊着“什么？”更是一脸茫然——很显然，无论什么事，这个日本人都感到稀里糊涂的。
“这是我吃过的最吵闹的一顿饭。”弗兰妮说。
“什么？”艾格大声说道。
“耶稣啊，上帝啊！”父亲说。
“莉莉，多吃一点。”母亲说，“那样你就会长个儿了。”
“怎么了？”大名鼎鼎的芬兰医生问，他的英语还是说得含混不清。“怎么了？”他看着我母亲和莉莉问，“谁不长个儿了？”
“噢，没什么。”母亲说。
“是我。”莉莉说，“我不长个儿了。”
“不，你没有不长个儿，亲爱的。”母亲说。
“她的发育似乎被抑制了。”父亲说。
“嗬，被抑制了！”芬兰人说，两眼直盯着莉莉。“不长个儿了，嗯？”他问她。她轻轻点了点她那个小小的头。
医生将他的两只手按在她的头上，凝视着她的眼睛。除了那个日本男孩和两个韩国女孩，大家都放下了刀叉。
“那个东西怎么说？”医生问，然后对他女儿说了一个谁也听不清的词。
“卷尺。”他女儿说。
“嗬，有卷尺吗？”医生大声说。马克斯·尤里克跑过去，拿来了卷尺。医生量了量莉莉的胸围、腰围、手腕、脚踝、肩围和头围。
“她没事。”父亲说，“什么事也没有。”
“安静点。”母亲说。
医生写下了所有的数字。
“嗬！”他说。
“把你的东西吃完，亲爱的。”母亲对莉莉说。莉莉盯着医生写在餐巾纸上的数字。
“你怎么说那个词？”医生问他的女儿，又说了一个谁也听不清的词。这一次他女儿一脸茫然。“你不知道？”她父亲问她。她摇了摇头。“词典在哪里？”他问她。
“在我的宿舍里。”她说。
“嗬！”医生说，“快去拿来。”
“现在？”女儿说。她眼巴巴地看着高高堆在她盘子上的第二份鹅、火鸡肉和馅料。
“快去，快去！”她父亲说，“当然是现在。去吧！嗬！快去吧！”穿蓝白相间的滑雪服的大个子女孩很快就出去了。
“这是一种——你们怎么说？——病理状态。”这位大名鼎鼎的芬兰医生说，语气相当平静。
“病理状态？”父亲说。
“生长受阻的病理状态。”医生说，“这种病很常见，原因多种多样。”
“生长受阻的病理状态。”母亲重复了一遍。
莉莉耸了耸肩。她正在学韩国女孩剥鸡腿皮的方式。
大个子金发女孩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了。她看到自己的盘子已经被朗达·雷清理干净了，一时目瞪口呆。她把词典递给了父亲。
“嗬！”弗兰妮隔着桌子对着我轻轻说一声。我在桌子底下踢了她一脚，她回踢了我一下，我又向她踢去，可是一不小心踢到了小琼斯。
“喔哇。”他说。
“对不起。”我说。
“嗬！”芬兰医生说。他翻开词典，手指点着一个单词。“侏儒症！”他大声念道。
“对不起。”我说。
整个桌上没有一点响动，只有那个日本男孩在倒腾他的奶油玉米。
“你是说她是个侏儒？”父亲问医生。
“嗬，是的！侏儒。”医生说。
“放屁！”艾奥瓦鲍勃说，“她哪是什么侏儒——只是个子小，她还是个孩子，你这个白痴！”
“什么是‘白痴’？”医生问他的女儿。她没有告诉他。
朗达·雷端来了饼子。
“你不是侏儒，亲爱的。”母亲低声对莉莉说。莉莉只是耸了耸肩。
“是侏儒又怎么样？”她说，语气非常果敢，“我是个好孩子。”
“香蕉。”艾奥瓦鲍勃说，一脸的阴沉。谁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他开出的药方——“给她香蕉就行了！”或者，他的意思是“放屁！”——他用了这个新的委婉语。
那就是一九五六年的感恩节。我们以这种方式迎接圣诞节的到来：大家都担心着莉莉的个头儿，我们听着房间里的**声，弗兰妮不再没完没了地洗澡，弗兰克希望能选定索罗的姿势——我呢，跑步，举重，等待下雨天。
十二月初的一个早晨，弗兰妮叫醒了我。我的房间依然黑乎乎的，艾格轻轻的鼾声从那个没有门的门洞里传过来，传到了我耳朵里。艾格还睡得死死的。我听到耳边有一个更近的呼吸声，比艾格的呼吸声更柔和，更有控制力——我闻到了弗兰妮的气味，一种我好久没闻到的气味：浓郁但从不俗气，有一点点咸，有一点点甜，味道重，但又不像糖浆那么冲。躺在黑暗中，我知道弗兰妮老想洗澡的毛病已经好了。偷听到父母的**声，她的这个毛病就好了。我想，就是那件事让弗兰妮意识到她自己的体味是再自然不过了。
“弗兰妮？”我轻声说。我看不见她。她的手拂过我的脸颊。
“到这里来。”她说。她蜷缩在我**，紧贴着墙壁，紧靠着我的床头板。她挤在我身边，却没有吵醒我，我永远都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我朝她转过头去，闻到了她刷过牙的味道。“听。”她低声说。我听到了弗兰妮的心跳，我的心跳，听到了艾格从隔壁房间传来的好像是深海潜水的声音。还听到了别的声音，那声音弗兰妮的呼吸一样轻柔。
“下雨了，笨蛋。”弗兰妮说。她的一个指关节慢慢地在我的肋骨之间爬着。“下雨了，小子。”她对我说，“这是你的大好日子！”
“天还黑着呢，”我说，“我还要睡觉。”
“天亮了。”弗兰妮贴着我的耳边嘶嘶地说。她咬了一下我的脸颊，开始抓着我被子底下的身体挠我痒痒了。
“住手，弗兰妮！”我说。
“雨，雨，雨，”她唱了起来，“别胆小得跟什么似的。弗兰克和我已经起来好几个小时了。”
弗兰妮说弗兰克早就在总控室摆弄那个对讲系统了。弗兰妮把我从**拽起来，让我刷牙，让我穿上运动服，好像我要像往常一样在楼梯上练短跑。她把我带到总控室的弗兰克那里。他们俩给了我好几张钞票，让我塞在一只跑步鞋里——还挺厚的一沓，大多是一美元和五美元的。
“塞在鞋里我怎么跑步？”我问。
“你今天不用跑步，你忘了？”弗兰妮说。
“这是多少钱？”我问。
“首先搞清楚她是不是要收钱。”弗兰妮说，“然后再想你钱够不够的事。”
弗兰克坐在总控台前，就像一个受到袭击的机场飞行控制塔里的发疯的操作员。
“你们两个要干什么？”我问。
“我们就在这里监控你的行动。”弗兰克说，“如果你觉得下不了台了，我们可以在这里宣布进行一次消防演习或别的什么演习。”
“噢，天哪！”我说，“我不需要你们监控。”
“这可不行，小子。”弗兰妮说，“我们出了钱，我们就有权监听。”
“噢，天哪。”我说。
“你就大胆干。”弗兰妮说，“不要紧张。”
“假如这是一场误会呢？”我问。
“我想也是。”弗兰克说，“如果是那样的话，你把鞋里的钱拿出来，在楼梯里跑上跑下就好了。”
“你真讨厌，弗兰克。”弗兰妮说，“闭嘴。我们来检查一下房间。”
咔嗒，咔嗒，咔嗒，咔嗒：艾奥瓦鲍勃照例是一列地铁，在地下轰隆隆地跑着；马克斯·尤里克睡在他的静电产生器后面，房间里尽是静电；尤里克太太和一两只文火上煨着的炖锅；3H的客人——德瑞中学一个名叫鲍尔的学生的那位面容冷酷的姑妈——睡觉时鼾声如磨凿子。
“早上好，朗达！”当弗兰克把对讲系统咔嗒一声切换到朗达·雷的房间时，弗兰妮小声向她问好。噢，朗达·雷入睡的声音多么美妙！海风吹拂着丝绸睡衣！我感到腋窝开始出汗了。
“快去那儿，”弗兰妮对我说，“别等雨停了。”
雨不可能停——从楼梯间的窗口往外一看我就知道这雨停不了：艾略特公园已经被雨水淹没了，大水漫过了人行道，操场被冲出了一道道水沟；灰色的天空大雨如注。我本想在楼梯上跑几个来回——倒不是为了延续以前的老习惯，而是觉得这是吵醒朗达·雷的最熟悉的办法。当我站在走廊里，站在她的房门前时，我的手指突然兴奋起来，呼吸也急促起来——比我自己料想的要急促多了，这是弗兰妮后来告诉我的。弗兰妮说，她和弗兰克甚至在朗达·雷起床来开门之前，都在对讲系统里听到我急促的呼吸声了。
“外面不是约翰·欧，就是失控的火车。”朗达在开门让我进去之前，这样轻声说。可是我却说不出话来——我上气不接下气，好像整个早上都在楼梯里来回跑着似的。
她的房间很暗，但我还是能看清她穿着蓝色的睡衣。她早上的口气带点酸味，但我觉得很好闻，她的体味在我闻来很舒服——尽管后来我觉得，她的体味比弗兰妮的体味还是差得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