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四年，弗兰克成了德瑞中学的新生——对他来说，这算不上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生转变，只不过从此开始，他独自一人闷在自己房间里的时间更多了。那一年，德瑞中学里发生了一起非常暧昧的同性恋事件，与同一宿舍的几个男孩有关，这些男孩的年龄都比弗兰克大。最后大家都认为，这是德瑞中学里一桩再普通不过的恶作剧，弗兰克成了这个恶作剧的受害者。毕竟，他是个走读生，走读生对宿舍生活一无所知，也不足为奇。
一九五五年，弗兰妮上了德瑞中学。那是学校招收女生的第一年，但过渡期并不顺利。只要有弗兰妮在，过渡期就永远不会顺利。学校出现了很多不曾预料的问题，从教室里的性别歧视，到体育馆侧翼分配给女生的淋浴间数量不够，不一而足。另外，女教师的突然到来，使几桩原先就摇摇欲坠的婚姻顷刻破裂，德瑞中学的男生们也整日做起春梦来了，种种春梦，毫无疑问，比以前增加了一千倍。
一九五六年，轮到我上德瑞中学了。这一年，德瑞中学为鲍勃教练买入了全部守卫队员和三个巡边员。学校知道他马上就要退休了，但是从战争结束以来，还没有哪一个赛季他带队赢过球。校方觉得，为学校橄榄球队储备得力队员，也算是让鲍勃教练脸上有光的举措，于是从波士顿最厉害的几个中学招来了几个毕业生充任队员，为期一年。于是，鲍勃教练不仅第一次有了守卫队员，而且前锋也大为加强，阻挡对手的能力也一下提高不少。虽然鲍勃教练不太喜欢通过买入队员来壮大球队实力的做法——我们把这样的球员叫作“枪手”（甚至在鲍勃教练的那个时代也是这样叫的）——但他对学校的这一举动深表谢意。不过，德瑞中学考虑的，不只是让鲍勃教练在最后一个赛季胜利收场。为了吸引更多校友捐款，为了吸引新的年轻教练来执教这支球队，德瑞中学也是什么办法都用上了。鲍勃知道，如果再输一个赛季，德瑞中学的橄榄球队就要彻底玩完。鲍勃教练宁愿带着自己训练这么多年的这支球队去赢得一个赛季，而不愿用这种不光彩的手段来赢球。
“再说了，”鲍勃教练说，“即使是好球员也要教练指导。没有我，这些人也不会这么抢手。每一个人都要制订一个全盘计划；每个人都需要有人告诉他们哪里错了。”
在过去的那些年里，在全盘计划和可能出错的问题上，艾奥瓦鲍勃有很多话要对我父亲讲。鲍勃教练说，改造汤普森女子中学的任务极为艰巨，简直可以与“强奸犀牛”相比。改造工期比我父亲预期的长了一点。
他不费多大力气就卖掉了母亲的家族老宅——多么漂亮的一幢房子，自然卖了一个好价。新主人迫不及待地想入手，很快就办完了所有手续。我们还要在这里租住一年，为此付了一笔不小的房租。
我记得当时看到几百张课桌从教室里搬了出来，这里马上就要成为新罕布什尔旅馆了。这些课桌原本都是用螺丝固定在地板上的，所以地板上留下了无数个小洞，要么用什么东西填满小洞，要么拿地毯将全部的地板铺起来。我父亲要处理很多很多这样的细节问题。
四楼的卫浴设备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但是我母亲应该清楚地记得，在她上汤普森女子中学之前很久，顶楼的马桶和盥洗台就是装错了的。那些卫浴设备根本不是为高中学生准备的——马桶和盥洗台都是小型的，适合于新罕布什尔州北部的幼儿园小朋友使用。因为这些设备比原先订购的正常设备要便宜得多，校方也就顺水推舟，没有追究。这就苦了这么多届的高中女生，她们要小便，要洗漱，就得蹲下身子，碰坏膝盖。要是在小马桶上猛地放下屁股去，她们的后背一不小心就会伤着，膝盖就会猛然顶住小洗漱台，眼前的镜子直接照见她们的**。
“耶稣啊，上帝啊！”父亲说，“这些浴室是为小精灵准备的。”他原来想把这些老旧的卫浴设备统统拆掉；他当然知道，客人是不喜欢使用公共卫生间的，但是，如果保留原有的这些马桶和洗漱台，就能省下一大笔钱——毕竟，中学的卫浴设备与旅馆的应该相差无几。
“这些镜子我们还可以用的。”母亲说，“把它们装得高一点就是了。”
“这些马桶和洗漱台也可以继续用。”父亲说。
“给谁用？”母亲问。
“给小矮人用？”鲍勃教练说。
“给莉莉和艾格用，”弗兰妮说，“至少可以用好几年。”
还有那些与书桌配套的椅子，也都是用螺丝钉固定在地板上的。父亲也舍不得扔。
“这些椅子还是好好的嘛。”父亲说，“坐上去多舒服。”
“奇怪的是，椅子上还刻着名字。”弗兰克说。
“奇怪吗，弗兰克？”弗兰妮说。
“这些椅子是固定在地板上的。”母亲说，“这样客人就不能随便搬动椅子。”
“为什么要让客人随便搬动旅馆的家具？”父亲问，“我的意思是，我们要按照旅馆应有的样子来布置房间，明白吗？我不希望客人们随便搬动椅子。”他说，“他们不能那样做。”
“在餐厅也不行？”母亲问。
“吃完一顿大餐之后，客人们一般喜欢把椅子往后推。”鲍勃教练说。
“呃，他们不能往后推椅子了——就这样。”父亲说，“我们只好让他们把桌子推开了。”
“为什么不把桌子也固定起来呢？”弗兰克说。
“这个想法太古怪了。”弗兰妮说。她后来说，弗兰克心里的不安全感太强烈了，他真希望把整个生活都固定在地板上。
当然，分割房间，再安装独立的卫浴设备，费时最长。旅馆的管道系统与城市火车站货场的铁轨一样复杂；有人在四楼冲了马桶，水流下来的声音整个旅馆都可以听到——四楼的水在艰难地往下面流。有些房间仍挂着黑板。
“只要擦得干干净净，”父亲说，“挂着又何妨？”
“是啊，”艾奥瓦鲍勃说，“前一个客人可以给下一个客人留言。”
“可以写‘再也别住这家旅馆’。”弗兰妮说。
“那没有什么关系。”弗兰克说，“我只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就行了。”
“在旅馆里，弗兰克，”弗兰妮说，“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房间的。”
鲍勃教练也想要一个房间。退休之后，德瑞中学不让他再住在学校宿舍里了。鲍勃教练心里喜欢弗兰妮的这个说法，但没有表露出来。等改造完毕，他想马上就搬进来住。他对操场上的这些设备未来如何处置很感兴趣：地面开裂的排球场、曲棍球场、篮球场上的篮板和篮筐——篮筐上的网早就烂掉了。
“最让人产生遗弃感的，”鲍勃说，“就是这些没有网的篮筐。看了就伤心。”
有一天，我们看到几个工人拿着风钻，准备把贴在死灰色石头大门上的“汤普森女子中学”（THOMPSON FEMALE SEMINARY）这几个用砖头刻成的大字凿下来。他们干了一半就停工了，大门上只剩下MALE SEMIN这几个字母——我想他们肯定是故意这样干的。因为那一天是星期五，工人们星期一才回来继续干活儿，所以整个周末这几个字母都要挂着。我父亲和母亲很生气，可是鲍勃觉得很好玩。
“你为什么不干脆把这个旅馆叫作‘MALE SEMEN’[1]？”艾奥瓦鲍勃问我父亲，“这样省事，只改动一个字母就行了。”鲍勃的心情很好，因为他的球队就要赢球了，另外，他知道自己马上要离开讨厌的德瑞中学了。
即使我父亲心情不好，也很少表现在脸上。（他精力十分充沛——“精力产生精力”，他常常一遍又一遍对我们重复这句话，不管是在我们做家庭作业的时候，还是在他训练他所执教的球队的时候。）他并没有从德瑞中学辞职，可能不敢吧，或者是母亲不让他辞职。他继续整修着新罕布什尔旅馆，一边整修，一边在冬春学期教三个班的英语课，还兼做田径教练，所以整修旅馆的进度减慢了一半。
弗兰克好像在德瑞中学消失了，就像学校牛棚里养的那几头象征性的奶牛，你有时注意不到他。他读书挺用功——他好像觉得功课很难——也上必修的体育课，但他说不上特别喜欢哪项运动，哪个项目都不够好，所以没有资格参加哪个运动队（或者说他也不想参加）。他个子大，人又壮实，但行动笨拙，一如既往。
弗兰克十六岁的时候，上嘴唇长出了一撮稀疏的小胡子，这让他看起来老成了许多。他身上有一种懒散的小狗气息，走起路来步履沉重，土里土气，看得出来，总有一天他会成为一只高大威猛的狗；但他只是头上有这个威猛的假象，要让他真的具有威猛大犬的气概，等下辈子吧。他没有什么朋友，这个谁也不担心，因为弗兰克从来就不喜欢交朋友。
弗兰妮当然有无数的男朋友，大多数的年纪比弗兰妮大，其中有一个我很喜欢：他是学校四年级的，长着一头红头发，身材高大，说话不多，是大学划船队首船划桨手。他的名字叫斯特拉瑟斯，从小在缅因州长大，除了手上长了水泡——涂上了一层松香以增强其硬度——身上有时有一股湿袜子的气味，我们全家人都很喜欢他。连弗兰克也喜欢他。索罗对着斯特拉瑟斯大叫不已，但那是因为他身上的气味：索罗害怕斯特拉瑟斯抢了自己的风头。我不知道斯特拉瑟斯是不是弗兰妮最喜欢的男朋友，但我知道他很喜欢弗兰妮，待我们几个人也挺不错。
其他一些人待我们就不怎么好了。其中一个就是学校为鲍勃教练买来的那几个波士顿枪手的头头。那个买来的四分卫简直让拉尔夫·德·米奥看起来成了圣人。这个四分卫名叫斯特林·达夫，有人也叫他契普或契帕，此人一脸凶相，身上棱角分明，来自波士顿一所气派的郊区学校。
“那个契帕啊，一个天生做头领的料。”鲍勃教练说。
我想，他倒是秘密警察里的一个天生指挥官。契帕·达夫金发碧眼，非常英俊，脸上光溜溜的，可以说太秀气了。我们一家人几乎都是黑头发，只有莉莉是一个例外，她的头发算不上是金色，灰不拉叽的，很苍白的样子。
我很喜欢看契帕·达夫在没有很好的防线来保护他的情况下打四分卫，也很喜欢看他不得不抛很多次球才有机会触地得分的场面——学校招生办公室的确给鲍勃教练找到了很好的球员，德瑞中学的橄榄球队现在再也没有落后过。如果他们得到了球，他们就一直能持球，达夫很少有机会需要传球。尽管这是我们这些孩子记忆中的第一个获胜的赛季，但看着他们干巴巴地碾过球场，耗光时间，在三四码外得分，还是让我们感到无趣得很。他们打得不花哨，只是身体强壮，动作精确，教练指导得也好；他们的防守并不强——别的球队有时能扳回一些比分，但不能持续，原因是别的球队很少得到球。
“控球。”艾奥瓦鲍勃高兴地喊道，“这是战后我第一次拥有的一支能控球的球队。”
弗兰妮现在与契帕·达夫好归好，但他们很少单独在一起——这是唯一让我感到安慰的一点。达夫与弗兰妮在一起的时候，旁边总有几个橄榄球队的后卫陪着——有时还有一两个巡边员。那一年，他们老聚在一起，让整个校园充满不安的气氛，别人有时会看到弗兰妮与他们混在一起。达夫的心被弗兰妮勾去了——学校的每个男孩，除了弗兰克，差不多都被弗兰妮吸引了。女孩子们与弗兰妮在一起的时候就显得很谨慎；弗兰妮常使她们相形见绌，她或许做不了她们的好朋友。弗兰妮总喜欢与新来的人交朋友，对陌生人总有这样那样的好奇，所以在弗兰妮的那些女朋友看来，她对老朋友不够忠心。
我不知道这些事。我完全一无所知。有时弗兰妮会安排我与女孩子约会，但女孩们通常比我大，约会没有成功的。“女孩子都觉得你很可爱，”弗兰妮说，“但是你得跟人家说说话，你知道——你不能一上来就跟别人亲热啊。”
“我哪里一上来就跟人亲热了？”我告诉她，“我从来搂不上她们的脖子。”
“嗯，”她说，“那是因为你只是坐在那里干等着。大家都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你们不可能知道。”我说，“不会总是知道。”
“你是说你在想我吗？”她问我，但我没有应答。“听着，小子。”弗兰妮说，“我知道你想我想得太多了——如果你是这个意思的话。”
在德瑞中学，第一个称我为“小子”的，就是弗兰妮，尽管我只比她小一岁。让我感到难堪的是，这个称呼竟然传开了。
“嘿，小子。”契帕·达夫有一次在体育馆的淋浴间对我说，“在这个学校，你姐姐的屁股长得最漂亮。她和谁上过床吗？”
“斯特拉瑟斯。”我说，但我希望那不是真的。斯特拉瑟斯至少比达夫强。
“斯特拉瑟斯！”达夫说，“就那个混账的划桨手？那个划船的笨蛋？”
“他身强体壮。”我说。这倒是一点没错——划桨手一个个身强体壮，而斯特拉瑟斯更是强中之强。
“是强壮，不过还是个笨蛋。”达夫说。
“他整天只知道划桨！”跑卫莱尼·梅茨说。梅茨总是与达夫形影不离——即使淋浴的时候也是如此，总是贴着达夫站在他右边，好像在浴室里也要准备接他的球似的。他很笨，笨得像脚下的水泥地；又硬，硬得也像脚下的水泥地。
“好了，小子。”达夫说，“你转告弗兰妮，就说是我说的，她长了一对德瑞中学最好的屁股。”
“还有最好的奶子！”莱尼·梅茨叫道。
“呃，那个还行。”达夫说，“但是最为特别的，就是她的屁股。”
“她的笑容也很迷人。”梅茨说。
契帕·达夫心怀鬼胎地对我翻了翻白眼——好像要向我表明，他知道梅茨有多傻，而他自己有多聪明。“别忘了抹点香皂，莱尼。”达夫边说，边把那块滑溜溜的香皂递给了梅茨，梅茨本能地去接香皂。梅茨动作敏捷，两只手抓住香皂，像一头熊似的紧紧抱在了肚子上。
我关掉了淋浴头，因为有个块头比我大的人挨着我站在淋浴莲蓬头下面。他一把将我推开，重新把水打开。
“走开吧，老兄。”他轻声说。原来是一名前锋，他在球场上的职责是防止对方球员伤到契帕·达夫。他名叫小塞缪尔·琼斯，大家都叫他小琼斯。小琼斯长得很黑，与激发了我父亲想象力的那个夜晚一样黑。他会一路打下去的，将来要去宾州大学橄榄球队，还要去克利夫兰的职业橄榄球队，一直打到别人打烂他的膝盖为止。
一九五六年的时候，我十四岁，小琼斯是我见到的个头最大的家伙了。我赶紧离他远点。这时达夫说：“嘿，小琼斯，你难道不认识这个小子？”
“不认识，从来没有见过这人。”小琼斯说。
“呃，他是弗兰妮·贝瑞的弟弟。”达夫说。
“你好。”小琼斯说。
“你好。”我说。
“老教练鲍勃就是他的爷爷，小琼斯。”
“那太好了。”小琼斯说。他手里拿着一小块肥皂搓出一大堆肥皂泡，往嘴里吸了一大口肥皂泡沫，仰着头，从淋浴头上接了一大口水，漱了漱口。我想，他不刷牙的时候，就这样凑合着漱口吧。
“我们一直在讨论一个事，”达夫说，“我们到底喜欢弗兰妮的什么地方。”
“她的微笑。”梅茨说。
“你还说她的**呢。”契帕·达夫说，“我说她的屁股是德瑞中学里最好看的。我们还没有问这个小子他喜欢他姐姐什么地方。但我想我们还是先问你吧，小琼斯。”
小琼斯使劲擦着那块肥皂，最后终于擦得什么也不剩。他那个巨大的脑袋上满是白色的泡沫。他在淋浴头下冲洗了身体，肥皂泡都绕在了他的脚踝上。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感觉到最后还剩下两个艾奥瓦鲍勃手下的后卫紧紧贴在我身边。一个名叫切斯特·普拉斯基，因为长时间待在太阳底下而晒伤了脸，而且脖子上还长了许多疖子，前额上也全是。他主要是一个后卫——不是他自己选择的，只是因为他没有莱尼·梅茨跑得快。切斯特·普拉斯基是一个天生的后卫，因为他擅长迎着对手冲去，而不是躲闪他们。与他在一起的，是一个长得与小琼斯一样黑的男孩，紧紧贴近我，就像一只死死叮在你身上的马蝇。但是，除了肤色，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别的相似之处。他有时会站在一边当接球手，当他跑出后场时，他只能接住契帕·达夫安全的短距离的传球。他的名字叫哈罗德·斯瓦罗。他的个子不比我大，但他能飞。人如其名[2]，他的动作轻盈如燕，如果有人擒住他的话，他的身体好像能分成两半似的，一溜烟逃脱；当他没有球可接的时候，他就飞身越出界外，躲在后场，通常是躲在切斯特·普拉斯基或小琼斯的身后。
这几个人都站在那里，围住了我——我想，此刻要是一颗炸弹扔进了浴室，鲍勃教练的胜利赛季就彻底完蛋了。至少就运动方面来说，我是唯一一个不会被谁想起的人。我和艾奥瓦鲍勃手下的这些外来的后场根本不在同一量级上，也不能与大个子前锋小琼斯相提并论。当然，还有别的前锋，但小琼斯是契帕·达夫从来没有倒下的主要原因所在。总有一个洞能让切斯特·普拉斯基带着莱尼·梅茨通过——这其中的原因也是小琼斯：小琼斯可以挖出一个足够大的洞，让他们并排跑过去。
“来吧，小琼斯，想一想。”契帕·达夫说，语气显得极为恶毒——他的讥讽口气给人这样一个暗示：他不相信小琼斯有思考的能力。“你喜欢弗兰妮·贝瑞哪一点？”
“她那一双小脚很漂亮。”哈罗德·斯瓦罗说。大家都盯着他看，但他不看任何人，只在淋浴头的落水中蹦蹦跳跳。
“她的皮肤很漂亮。”切斯特·普拉斯基说。这话一出，使得旁边的人止不住地注意起他的疖子来了。
“小琼斯！”契帕·达夫大声喝道。小琼斯一下子关掉淋浴头。他站在那里，让水滴了一会儿。他让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成了多年前的艾格，还在蹒跚着学走路呢。
“要我说，她只是另一个白人女孩而已。”小琼斯说。他的视线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停了一秒钟，然后移开，看向别处。“好像是个不错的女孩。”他说——这是对我说的。然后他打开了我的淋浴头，把我推到了水下面——水太冷了——我快步走出了淋浴房，身后留下了一股凉风。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甚至契帕·达夫与他的关系都会这么生分。我感到担心的是，弗兰妮要遇到麻烦了；更让我忧心的是，我对此却无能为力。
“契帕·达夫那个人渣谈论了你的屁股，你的**，甚至你的脚！”我告诉弗兰妮，“你要当心他。”
“我的脚？”弗兰妮说，“他是怎么说我的脚的？”
“好吧。”我说，“说你脚的人是哈罗德·斯瓦罗。”人人都知道哈罗德·斯瓦罗是个疯子。在那个时候，如果有人像哈罗德·斯瓦罗一样发疯，我们就说他疯得像只跳华尔兹的老鼠。
“契帕·达夫怎么说我的？”弗兰妮问，“我只关心他怎么说。”
“他只关心你的屁股，”我告诉她，“他对每个人都这么说。”
“我不在乎他怎么说。”她说，“我没那个兴趣。”
“呃，他的兴趣可足了。”我说，“你就与斯特拉瑟斯一个人好就行了。”
“噢，小子，让我告诉你。”她叹了口气，“斯特拉瑟斯是很可爱，但他这个人太无聊，无聊，无聊。”
我耷拉下了头。我和弗兰妮走在楼上的走廊里。现在我们租住在别人的房子里，当然我们觉得这依然还是贝茨家的老宅。弗兰妮很少到我房间来了。我们在各自的房间里做作业，在卫生间外边聊天。弗兰克好像连卫生间都不用了。母亲每天都在积攒纸箱和行李箱，在我们房间外的走廊里堆了好大一堆。我们很快就要搬到新罕布什尔旅馆去住。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当拉拉队员，弗兰妮。”我说，“我是说，有别的好当，非要当这个——拉拉队员。”
“因为我喜欢。”她说。
有一次拉拉队训练结束之后，我遇见了弗兰妮。那是在离蕨类植物丛不远的地方——我们上了德瑞中学之后，很久没来这个地方了。我们开始不知道他们是艾奥瓦鲍勃的橄榄球队里的几个后卫队员。只见他们在林中小路上与什么人搭着讪，那条小路是回体育馆的近路。接着他们在一个大泥坑里开始“修理”那个人，那个泥坑是被橄榄球鞋踏出来的，坑坑洼洼的，就像被机关枪扫射过似的。等弗兰妮和我看清楚了这几个人就是后卫队员时，他们正在殴打一个人，我们赶紧往小路的另一个方向跑去。那几个后卫总是喜欢打人。我们还没跑出二十五码的距离，弗兰妮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叫我停了下来。“我觉得那个人是弗兰克。”她说，“他们在打弗兰克。”
我们当然得回去。在那一瞬间，在我们还没有完全看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之前，我觉得自己无比勇敢。我感到弗兰妮抓住了我的手，我用力掐了她一下。她的下身穿着拉拉队的短裙，那裙子太短了，我的手背都擦到了她的大腿。她突然将她的手从我的手里挣脱开来，尖叫起来。穿着运动短裤的我，顿时感到两腿变得冰冷。
弗兰克穿着乐队制服。他们已经把他的屎棕色的裤子（裤子腿上有一条死灰色的条纹）完全扒下来了，**被拉到脚踝处。他的上衣被拧巴在前胸中央，一个银肩章掉在泥坑里。弗兰克的脑袋被哈罗德·斯瓦罗狠狠压在骑着的膝盖底下——弗兰克的脸，以及他头上戴着的那顶带棕色辫子的银色帽子的颜色都与泥浆没有什么两样。哈罗德抓住弗兰克的一只胳膊拉伸开来，莱尼·梅茨拉伸着弗兰克的另一只胳膊。弗兰克肚子朝下趴在泥坑里，睾丸泡在泥坑中央，看了让人震惊的光屁股从烂泥浆里冒了出来，然后又沉了下去，契帕·达夫的一只脚踏在弗兰克的屁股上，用力将屁股压下去，松开脚，那屁股又冒上来，他再用力把它压下去，如此反复。切斯特·普拉斯基，就是那个挡人的后卫，坐在弗兰克的膝盖上，腋下死死夹着弗兰克的脚踝。
“来吧，快点！”契帕对弗兰克说。他把弗兰克的屁股狠狠压下去，压到了泥坑的深处。橄榄球钉鞋在弗兰克的屁股上踏出了白色的小凹痕。
“来吧，你这个玩泥巴的烂人。”莱尼·梅茨说，“你听见那个人的喊声了吧——快点！”
“住手！”弗兰妮朝他们尖叫，“你们在干什么？”
看到弗兰妮来了，感到最恐慌的，是弗兰克。契帕·达夫也没有掩饰他的惊讶之情。
“噢，看看谁来了。”达夫说。我看得出来，他在想接下来该怎么说。
“他喜欢这个，我们就给他这个。”莱尼·梅茨对弗兰妮和我说，“弗兰克喜欢在泥坑里打洞，是不是，弗兰克？”
“放开他。”弗兰妮说。
“我们没有伤到他。”切斯特·普拉斯基说。他为自己的肤色永远感到尴尬，于是他只看着我，不看弗兰妮。看到弗兰妮那么好的皮肤，他或许会受不了的。
“你哥哥喜欢男孩子。”契帕·达夫对我们说，然后问弗兰克，“是不是，弗兰克？”
“那又怎样？”弗兰克说。他一副生气的样子，显然还没有被他们打得筋疲力尽；他说不定还能用手指头抠他们的眼睛，他说不定还能弄伤他们一两个人呢。弗兰克总是找人打架。
“搞男孩子的屁眼儿，”莱尼·梅茨说，“那是最恶心人的事了。”
“就像在烂泥里打洞。”哈罗德·斯瓦罗解释说。但看他的表情，他好像巴不得赶紧跑开，再也不想拉着弗兰克的手臂了。哈罗德·斯瓦罗看上去总是神色不安——好像是夜里第一次穿过一条繁忙的街道。
“嘿，我们没有伤到他。”契帕·达夫说。他从弗兰克屁股上挪开脚，向着弗兰妮和我的方向走了一步。我记得鲍勃教练总是说起膝盖受伤的事；我在想，要不要飞起一脚猛踹契帕·达夫的膝盖？然后就让他打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吧。
我不知道弗兰妮是怎么想的，只听她对达夫说：“我想跟你谈谈，单独谈。就现在。”
哈罗德·斯瓦罗突然尖声大笑起来，音调很高，带着鼻音，就像一只跳华尔兹的老鼠在尖叫。
“嗯，没问题。”达夫对弗兰妮说，“可以谈谈，单独谈谈，什么时候都可以。”
“就现在。”弗兰妮说，“我想现在就谈——否则以后永远不要再说话。”
“好吧，就现在，没问题。”达夫说。他对着他的几个后卫队员翻了个白眼。切斯特·普拉斯基和莱尼·梅茨看上去好像心生嫉妒，而哈罗德·斯瓦罗则皱着眉头看着自己队服上的草渍。这是他队服上唯一的一块污渍：一小块青草污迹。哈罗德·斯瓦罗刚才肯定靠草地太近了。他皱眉头或许是因为弗兰克展开的身体挡住了他的视线——他看不到弗兰妮的脚了。
“让弗兰克走。”弗兰妮对达夫说，“让其他人都走——都去健身房。”
“我们放他走，没问题。”达夫说，“我们正要放他走呢，对吧？”这个四分卫马上对几个后卫使了使眼色。他们放开了弗兰克。弗兰克踉踉跄跄地站起身来，慌忙用手盖住私处，那个地方已经沾上了厚厚的一层泥浆。他气呼呼地穿好衣服，一句话也没说。在那一刻，我最怕的就是弗兰克，而不是其他人——那些家伙已经按照达夫的吩咐，沿小道往体育馆走了。莱尼·梅茨转过身来挤眉弄眼的，还挥了挥手。弗兰妮向他竖起了中指。弗兰克走在我和弗兰妮之间，湿湿的身体左摇右晃，蹒跚着步子往家走。
“落下什么东西了吧？”契帕·达夫问他。
弗兰克的铜钹落在灌木丛里了。他停下脚步——他竟然忘记了自己的乐器！为此，他感到很丢人，比刚才受到的种种侮辱更丢人。弗兰妮和我都很讨厌弗兰克的铜钹。我想，吸引弗兰克去学校乐队的，就是那身制服——只要是制服，不管什么样子。弗兰克不喜欢交际，但是，当学校恢复成立行进乐队的时候，他怎么也抗拒不了那身制服对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德瑞的一支行进乐队在校园巡游庆祝过，此后德瑞中学再也没有这样的乐队，现在，因为鲍勃教练的胜利季，学校又重新建起了这支乐队。弗兰克什么乐器也不会，所以他们就给了他一副铜钹。别的乐队成员可能觉得拿着铜钹很难看，很愚蠢，但弗兰克不这样想。他喜欢随着乐队行进，什么也不用做，只等他的伟大时机到来——砰！
要是家里有一个爱弹乐器的人，每天练啊练，吱吱嘎嘎，叮叮当当，嘀嘀嘟嘟，或许会把我们都逼疯。好在弗兰克不用“练”铜钹。偶尔，在匪夷所思的那个时刻，他紧锁的房间里会传来一声震耳的哐当声，好像要把什么东西震碎似的。我们——其实就是弗兰妮和我——就不禁会想象，弗兰克正穿着制服行进在队伍中，站在镜子面前浑身是汗，直到他受不了自己的呼吸声，才突然一声巨响，**澎湃地将这出大戏猛然收尾。
这可怕的声音使得索罗大叫起来——说不定还放大屁。母亲掉下了手里的东西。弗兰妮跑到弗兰克房间门口，砰砰砰地猛敲门。我对那个声音有不同的想象：它让我想起了突如其来的枪声。我总是在想，在那一瞬间，大家都被弗兰克开枪自杀的声音吓坏了。
在那几个后卫埋伏弗兰克的那条小路上，弗兰克将沾满烂泥的铜钹从灌木丛取出来，夹在腋下——铜钹哐当哐当响起来。
“我们去哪儿？”契帕·达夫问弗兰妮，“去哪里单独谈？”
“我知道一个地方，”弗兰妮说，“就在附近。那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地方。”我当然知道她指的是那个蕨类植物丛——我们的蕨类植物丛。据我所知，弗兰妮从没有带斯特拉瑟斯去过那儿。我想，她这么清楚地提到这个地方，目的就是为了让弗兰克和我知道哪里可以找到她，去营救她。但弗兰克一心一意往家里走，边走边跺着脚，一句话也没跟弗兰妮说，也没看她一眼。契帕·达夫对我笑笑说：“快滚，小子。”——他那双蓝眼睛冷若冰霜。
弗兰妮拉住达夫的手，将他拉出了小路。我很快追上了弗兰克。“耶稣啊，弗兰克，”我说，“你要去哪里？我们得帮帮她。”
“帮弗兰妮？”弗兰克问。
“她已经帮了你。”我对他说，“她救下了你的屁股。”
“那又怎样？”他说。突然之间他哭了起来。“你怎么知道她需要我们的帮助？”他哭着说，“也许她就想和他单独待着。”
我觉得这个想法太可怕了——几乎和想象契帕·达夫要对弗兰妮做她不想做的事情一样可怕——我抓住弗兰克制服上剩下的那个肩章，拖着他跟在我后面走。
“别哭了。”我说，因为我不想让达夫听到我们来了。
“我想和你谈谈——只是谈谈而已！”我们听到弗兰妮在那边尖叫。“你这耗子不如的浑蛋！本想你是个不错的人，没想到你竟然是这么一个超级浑蛋。我恨你！快住手！”她尖叫道。
“我以为你喜欢我。”我们听到契帕·达夫说。
“我可能喜欢过你，”弗兰妮说，“但现在不了，永远不会了。”我们听见弗兰妮说——听她的口气，她已经不再生气了。突然，她放声哭了起来。
弗兰克和我走到蕨类植物丛，看到达夫已经把他的橄榄球裤脱到了膝盖处，但脱不下护臀垫，就像几年前，弗兰妮和我躲在蕨类植物丛中偷看到一个叫波因德克斯特的胖子蹲在树丛里拉屎时脱不下护臀垫一样。弗兰妮正在穿衣服，但在我来说，她的动作显得出奇的木然——她坐在蕨类植物丛中（她后来告诉我，是达夫把她推进了那个地方），双手捂着脸。弗兰克突然敲响了那该死的铜钹，声音大得吓人，我还以为我们头顶上的两架飞机相撞了呢。接着，他把右手上的铜钹猛地打到了达夫的脸上。这是四分卫在整个赛季遭受的最严重的打击。我们看得出来，他还不习惯。显然，他的裤子脱成那样，行动很不方便。他一倒地，我就径直扑向了他。弗兰克继续敲着铜钹——好像这是我们家族在屠杀敌人之前经常奏响的仪式性舞曲。
达夫的大脑袋使劲一甩，猛地将我从他身上甩掉了，就像索罗轻松地将艾格打翻在地。弗兰克的铜钹发出的巨响好像弄得这个四分卫晕头转向了。这声音似乎也把处于木然中的弗兰妮一下子唤醒了。她对着契帕·达夫的私处使出了那个所向无敌的动作，而他则做出了一副可怜兮兮的听天由命的姿态——弗兰克当然很熟悉弗兰妮的这一招，我当然也记得以前拉尔夫·德·米奥所遭受的痛苦。弗兰妮不偏不倚抓了个正着。达夫的屁股压在松针上，他的裤子还脱在他的膝盖处，弗兰妮一把抓起他的护阴垫，拉到大腿的中央才猛地放手。就在那一瞬间，弗兰克、弗兰妮和我都看到了达夫的私处——已经吓得萎缩成一小团。“大家伙！”弗兰妮朝达夫连声尖叫，“你那家伙真大！”
弗兰妮和我不让弗兰克敲铜钹了，这震耳的铜钹声好像真的会杀死树林，把小动物从树林深处赶出来呢。契帕·达夫侧身躺在那里，一只手护着睾丸，另一只手捂着一只耳朵，他的另一只耳朵紧紧贴着地面。
我发现达夫的头盔躺在蕨类植物丛中，走过去拾起那头盔。我们很快弃他而去——就让他一人在那里好好静养吧。我们又回到了小路的泥坑边。弗兰克和弗兰妮用四分卫的头盔装满了泥浆，然后将这装满泥浆的头盔丢在那里，等他来取。
“大便和死人脸。”弗兰克一脸阴沉地说。
弗兰克不停地敲着他的铜钹——他太兴奋了。
“耶稣啊，弗兰克，”弗兰妮说，“别敲了。”
“对不起。”他对弗兰妮和我说。快到家的时候，他又说：“谢谢你们。”
“也谢谢你。”弗兰妮说，“谢谢你们两个。”她边说边掐了一下我的胳膊。
“要知道，我真是一个同性恋。”弗兰克喃喃地说。
“我早就猜到了。”弗兰妮说。
“不要紧的，弗兰克。”我说——做弟弟的我还有别的什么好说的呢？
“我在想着该用哪种方式告诉你们。”弗兰克说。
弗兰妮说：“你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可是很奇特啊。”
弗兰克笑了一声。从我父亲发现新罕布什尔旅馆四楼的马桶这么小的那一天之后到现在，我想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弗兰克的笑声。我记得当时父亲说，那是“为小精灵准备的卫浴设备”。
我们有时不禁想知道，住在新罕布什尔旅馆的生活会不会永远如此浪漫。
其实，我们应该知道的更重要的事情似乎是，等我们全家人搬进这家旅馆，准备开门迎客时，会有什么样的客人来住。开业的时间越来越近，我父亲越来越强调他的完美旅馆的理论了。他在电视上看过一个采访瑞士一家酒店管理学校校长的访谈节目。校长先生说，一家新开的旅馆要想成功，秘诀在于这家新旅馆能多快建立起自己的预订模式。
“提前预订！”父亲在一张新衬衫的硬纸板上写下了这句话，把它贴在即将离开的那所母亲家族老宅的旧冰箱上。
“早上好，提前预订！”在早餐桌上，我们这样互相问候，想捉弄一下父亲，但父亲显然在严肃考虑这件事。
“你们这下可以笑了。”有一天早上他对我们说，“哎，我已经接了两单。”
“两单什么？”艾格问。
“两单提前预订。”父亲说，口气非常神秘。
我们正在做周末埃克塞特队来德瑞中学参加橄榄球比赛的客房接待计划。我们知道这是新罕布什尔旅馆的第一单“提前预订”。每年，德瑞中学总是以大比分惨败给埃克塞特或安多弗这样的大牌学校，结束其惨不忍睹的橄榄球赛季。叫人更难受的是，我们还不得不去埃克塞特或安多弗学校客场比赛，在他们比赛场上的那片修整得非常漂亮的草坪上丢人现眼。埃克塞特学校的体育场称得上真正的体育场；埃克塞特和安多弗的校服也都极为漂亮——当时这两所学校还都是男校，学生都穿西装戴领带上课，有些学生甚至穿西装戴领带参加橄榄球比赛。即使穿非正式的服装，他们的外表看上去也强过我们。看到这样干净自傲的学生，我们不由得自惭形秽。每一年，我们的橄榄球队穿着“大便和死人脸”颜色的球服，跌跌撞撞地出现在他们的球场上——当比赛结束时，我们就觉得自己差不多成了大便和死人脸。
埃克塞特和安多弗常拿我们练手。他们喜欢在倒数第二场比赛中与我们交手——权当热身——因为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就是埃克塞特和安多弗之间的较量。
不过，在艾奥瓦鲍勃的胜利季，我们换成了主场作战。本赛季，我们最后的对手是埃克塞特。无论输赢，这都将是德瑞中学的一个胜利季，但大多数人（包括我的父亲和鲍勃教练）都觉得今年的德瑞队将一路凯歌：保持不败纪录，最后一场击败埃克塞特队——德瑞队以前从未战胜过埃克塞特队。在德瑞中学的这个胜利季，大批校友回来观战了，与埃克塞特队决赛的这个周末成了学生家长的周末。鲍勃教练真希望他那几个从别的学校引进的后卫以及小琼斯能穿上崭新的队服迎战对手。不过，老人家一想到球场上将会出现下面这样的场景，也就心满意足了：他手下的这支球队，虽然穿着“大便和死人脸”颜色的破烂球服，依然把埃克塞特队打得满地找牙——他们身穿干脆利索的印着深红色字母的白色队服，头戴深红色的头盔，又有何用？
不管怎么说，那个赛季，埃克塞特打得不是很好。他们五胜三负的战绩，当然比我们看到的很多球队出色多了，但这支球队并不是他们的校史上最伟大的球队。艾奥瓦鲍勃认为他的球队有机会取胜，而我父亲则把整个橄榄球赛季看作新罕布什尔旅馆开张的好兆头。
与埃克塞特队比赛的那个周末的所有房间都被提前预订了——都预定了两晚，没有一个空房间了。周六的餐厅也全部预订满了。
母亲担心那个“大厨”——父亲坚持要这样称呼她——会吃不消。她是个加拿大人，从爱德华王子岛来，在爱德华王子岛，她为一个航运家庭做了十五年的厨师。“为一家人做饭，与为旅馆做饭，那可是有天差地别的。”母亲警告父亲。
“可那也是一个大家庭啊——她自己是这么说的。”父亲说，“再说了，我们是一家小旅馆。”
“可是决赛的那个周末，我们的旅馆是客满的，”母亲说，“餐厅也是客满的。”
那个“大厨”叫尤里克太太，为她打下手的是她的丈夫马克斯，他以前做过商船船员和厨师，失去了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他对我们这些孩子说，那是在“无畏号”的厨房出的事故，一边说一边眨眨眼睛，那眼神显得胆大无比。他一边说，可能在一边想，要是让他太太知道他在哈利法克斯与一位无畏的女士在岸上共度了一段美好的时光，真不知道她会怎么收拾他。
“我突然低头一看，”马克斯告诉我们——莉莉的眼睛始终盯着他那只没有拇指和食指的手，“啊，我那血淋淋的拇指和食指混在那一堆胡萝卜中间，菜刀正随心所欲地切着。”马克斯像爪子一样的手缩了回来，好像是从锋利的刀刃底下抽回来。莉莉不由得眨了眨眼睛。莉莉十岁了，但她看起来与八岁的时候相比并没有长高多少。六岁的艾格看起来没有莉莉那么脆弱，而且他自有想法，一点也不为马克斯·尤里克的血腥故事所动。
尤里克太太不爱说话。她能一连好几个小时盯着填字游戏看，却并不动笔填上任何一个方格。她洗好马克斯的衣服，挂在厨房里晾干——这厨房原先是汤普森女子中学的女更衣室，因此这里原本就挂满了晾干了的女式袜子和内衣。尤里克太太和我父亲一致认为，新罕布什尔旅馆最吸引客人的菜肴应该是家常菜。说起家常菜，尤里克太太最擅长两种烤肉、一种新英格兰风味的煮菜、两种派——到周一，她还可以利用周末剩下的烤肉制作各种肉馅饼。午餐有汤和冷切肉，早餐有烤蛋糕，等等。
“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就是简单、营养。”尤里克太太干巴巴地说。她让我和弗兰妮想起了我们熟悉的德瑞中学的营养师，那些营养师坚信食物不在好吃，而在道义上必需。我们也与母亲一样，对尤里克太太的烹饪技术颇为担忧——因为我们的一日三餐也全指望她。但父亲相信尤里克太太的厨艺是万万没有问题的。
尤里克太太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那是个地下室。“不错，离我的厨房很近。”她说。她常熬汤，一熬就是一夜，她时不时得过去瞅一眼，所以住在厨房旁边很方便。马克斯·尤里克也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在四楼。这幢楼没有安装电梯，我父亲很高兴这间四楼的房间能派上用场。四楼的各个房间安装的卫浴设备都是些适合儿童使用的小号马桶和盥洗台，但是马克斯多年来用惯了“无畏号”上狭窄的厕所，所以，使用这种小矮人才感到舒服的设施，他并不觉得对他是种侮辱。
“爬爬楼梯对心脏好，”马克斯对我们说，“能促进血液循环。”他一边说，一边用那只缺了两个手指的手拍拍他那枯瘦的灰色胸膛。但我们的想法是，马克斯在想尽办法远离他的妻子，他甚至不怕爬楼梯，小便、洗脸都要上楼去，管他马桶小不小、洗漱台矮不矮。他声称“心灵手巧”，每当厨房没事，不需要他为妻子打下手时，他就忙着修这修那。“从马桶到门锁，什么都修！”他嘴巴里的舌头转起来很灵活，就像钥匙在锁孔里转动，还能发出可怕的嗖嗖声——就像从新罕布什尔旅馆四楼的小马桶冲下的水，艰难流到下面去，一路不断发出可怕的声响。
“那第二单预约是什么？”我问父亲。
我们知道，到了春天，德瑞中学有一个周末要举办毕业典礼，到冬天，有一个周末要举办一场大型曲棍球比赛。另外，还有一些家长常来学校看望自己的孩子，这些人数量虽然不多，但客源稳定，不需要提前预订。
“是毕业典礼，对吗？”弗兰妮问。可是父亲摇了摇头。
“一场大型的婚礼！”莉莉大喊一声，我们都转过去盯着她看。
“谁的婚礼？”弗兰克问。
“不知道。”莉莉说，“我只知道是一场大型婚礼——一场真正的大型婚礼。新英格兰地区最盛大的婚礼。”
我们从来不知道莉莉是怎么想出这些事情的。母亲忧虑地看着莉莉，然后对父亲说话。
“不要弄得神秘兮兮的。”她说，“我们都想知道：谁下了这第二单提前预订？”
“那要等到夏天了。”他说，“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准备。我们必须先集中精力做好德瑞队与埃克塞特队决赛的那个周末。急事急办。”
“或许是盲人大会吧。”我们早上步行去学校上课的时候，弗兰妮对我和弗兰克说。
“或许是麻风病诊所集会。”我说。
“就这样吧。”弗兰克忧心忡忡地说。
我们现在不走训练场后面穿过树林的那条小路了。我们径直穿过足球场，有时把苹果核扔进球门，有时候沿着校园宿舍中间的那条主路走。我们担心会遇见艾奥瓦鲍勃手下的那几个后卫，我们谁也不愿意单独与契帕·达夫相遇。我们没有把那件事告诉父亲——弗兰克叫弗兰妮和我别告诉他。
“妈妈早就知道了。”弗兰克告诉我们，“我是说，她知道我是个同性恋。”
他的这句话只让弗兰妮和我感到片刻吃惊而已；我们想到，对母亲叙说心中秘密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真的。如果你有秘密，妈妈一定会替你保守；如果你想要一个民主辩论，想要一个持续几个小时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家庭讨论，那么父亲也就什么都知道了。他对秘密没有什么耐心，不善于保守，但这次对他的第二单预订是什么，他倒是至今只字未提。
“可能会是欧洲所有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的一个大聚会吧。”莉莉这样猜想。我和弗兰妮在桌下相互踢着脚，翻着白眼。我们的眼睛在说：莉莉很怪，弗兰克是同性恋，艾格还只有六岁。我们的眼睛还说：在我们这个家，就我们两个合得来——就我们两个。
“马上会有一个马戏团表演吧。”艾格说。
“你怎么知道的？”父亲厉声问他。
“噢，别这样，温。”母亲说，“真是马戏团吗？”
“只不过是一个小马戏团。”父亲说。
“不会是P. T.巴纳姆[3]的后代吧？”鲍勃教练问。
“当然不是。”父亲说。
“一定是金氏兄弟！”弗兰克说。他的房间贴着一张金氏兄弟表演老虎戏的海报。
“不是。我是说这真是一家很小的马戏团。”父亲说，“一种私人马戏团。”
“你是说，那种二流马戏团？”鲍勃教练说。
“没有古怪的动物的马戏团？”弗兰妮说。
“当然没有。”父亲说。
“你说‘古怪的动物’，是什么意思？”莉莉问。
“没有长够四条腿的马。”弗兰克说，“一头背上多长了一个脑袋的牛。”
“你都从哪里看到的？”我问。
“会有老虎和狮子吗？”艾格问。
“这么说，他们要住到四楼去啰？”艾奥瓦鲍勃说。
“不，把他们安置在尤里克太太那儿！”弗兰妮说。
“温，”母亲说，“什么马戏团？”
“呃，他们可以使用这个场地。”父亲说，“他们可以在原先的操场上搭起帐篷，在我们的餐厅里吃饭，有些人可能会住在我们的旅馆里——我想，他们大多数人是拉着自己的房车来的吧。”
“会有什么样的动物？”莉莉问。
“这个嘛，”父亲说，“我觉得他们没有太多的动物。要知道，这是一个很小的马戏团，可能没几只动物。我想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特别的节目吧——不过我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动物。”
“什么样的节目？”艾奥瓦鲍勃问。
“说不定是一个蹩脚的马戏团。”弗兰妮说，“只有山羊、鸡，以及一些常见的垃圾动物，比如，一头愚蠢的驯鹿，一只会说话的乌鸦。不会有什么大型动物，也不会有什么异国情调的动物。”
“我情愿他们不要带异国情调的动物到这里来。”母亲说。
“什么节目？”艾奥瓦鲍勃问。
“这个嘛，”父亲说，“我不好说，或许会有高空**秋千？”
“你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动物，”母亲说，“也不知道他们会上演什么节目。那你知道些什么？”
“我只知道这是一个很小的马戏团。”父亲说，“他们只想预订一些房间，一半的餐厅座位。星期一他们休息。”
“星期一休息？”艾奥瓦鲍勃说，“他们预订了多久？”
“这个嘛——”父亲说。
“温！”我母亲说，“他们要在这里待几个星期？”
“他们整个夏天都要待在这里。”父亲说。
“哇呜！”艾格大叫一声，“马戏团！”
“马戏团。”弗兰妮说，“古怪的马戏团。”
“愚蠢的行为，愚蠢的动物。”我说。
“古怪的节目，古怪的动物。”弗兰克说。
“呃，你马上就有伴儿了，弗兰克。”弗兰妮对他说。
“别胡说。”母亲说。
“大家不用担心。”父亲说，“只是一个小型的私人马戏团。”
“马戏团叫什么名字？”母亲问。
“呃——”父亲说。
“你不知道马戏团的名字？”鲍勃教练问。
“我当然知道！”父亲说，“它叫‘弗里茨的节目’。”
“‘弗里茨的节目’？”弗兰克问。
“这是什么节目？”我问。
“好了，”父亲说，“这只不过是马戏团的名字。我想他们肯定不止这一个节目。”
“听起来很现代啊。”弗兰克说。
“现代吗，弗兰克？”弗兰妮说。
“听起来怪兮兮的。”我说。
“什么怪兮兮的？”莉莉问。
“一种动物吗？”艾格问。
“别管那么多了。”母亲说。
“我想我们还是集中精力对付埃克塞特队来德瑞比赛的那个周末吧。”
“是的，你们自己，还有我，都搬进去再说。”艾奥瓦鲍勃说，“我们有的是时间来讨论夏天的事。”
“整个夏天的房间都提前预订出去了？”母亲问。
“你瞧，”父亲说，“生意真是不错啊！整个夏天都有着落了，还有埃克塞特队来比赛的这个周末。急事急办。现在我们全家要尽快搬进旅馆去住。”
在埃克塞特队来德瑞镇比赛的那个周末前的一个星期，我们全家搬到新罕布什尔旅馆了。在那个周末，艾奥瓦鲍勃的那几个枪手九次倒地触球，取得了第九场的连胜，保持了一场未负的记录。弗兰妮没有去看那场比赛——她已经决定不再当拉拉队员了。那个星期六，弗兰妮和我帮母亲将搬家车没有送走的最后一批东西搬到新罕布什尔旅馆去。父亲和鲍勃教练带着莉莉和艾格去看了比赛；弗兰克当然也去了，他是乐队的成员。
这个四层楼的旅馆总共有三十个房间，我们家占用了东南角的七个房间，分别在两个不同的楼层。那个地下室的房间给了尤里克太太，马克斯在四楼有一间休息的房间，这样算来，共有二十二个房间可供客人使用。女侍者兼女领班朗达·雷在二楼有一间白天使用的休息室——她对父亲说，有了休息室，就可以让她振奋精神。在三楼的东南角，就在我们房间的顶上，有两个房间是为艾奥瓦鲍勃预留的。这样一来，给客人住的房间只剩下十九间了，其中十三间带有正常的卫浴设备，另外六间的卫浴设备是迷你型的。
“房间足够了。”父亲说，“这毕竟是个小镇，再说平时也没有多少人来。”
那个叫“弗里茨的节目”的马戏团来住，这些房间或许是够了，但我们担心的是，埃克塞特队来比赛的那个周末，可能会客满。
在我们搬到旅馆的那个星期六，弗兰妮发现了内部通话系统，打开了所有房间的“接收”按钮。当然了，现在所有的房间都是空的，但我们在想象，第一批客人走进房间的时候，会是怎么样一副场景。这个被父亲称为“喊话箱”的系统，当然是汤普森女子中学留下来的——校长可以通过这个系统向各个教室宣布消防演习内容，不在教室的老师也可以监听有没有学生在调皮捣蛋。父亲认为，保留了这个对讲系统，就没有必要在房间里装电话机了。
“客人有什么事，可以通过对讲系统对我们讲。”父亲说，“我们也可以对他们叫早，通知他们吃早餐。如果想打电话，他们可以使用前台的电话机。”当然，这种对讲系统也意味着可以监听客人在房间的动静。“从道德上来讲，这是不可以的。”父亲说。但弗兰妮和我都迫不及待地想监听客人了。
我们搬进旅馆的那个星期六，旅馆前台的电话还没有接通，我们房间里的电话也没有接通，**还没有床单被罩，因为与我们的旅馆签了服务合同的被单供应商要到星期一才开始服务。朗达·雷也要等到星期一才正式上班，但她已经提前来了——等我们搬进来的时候，她已经在这里查看她在新罕布什尔旅馆的那间日间休息室了。
“这个休息室对我很有用的，你知道吗？”她对我母亲说，“我的意思是，早上伺候客人吃完早餐之后，在伺候客人吃中餐之前，要是不躺一会儿，我是没有力气为客人打扫房间整理床铺的。在午餐和晚餐之间，要是我不躺一会儿，我就会浑身不舒服。如果你住在我现在住的地方，你不会想回家的。”
朗达·雷住在汉普顿海滩，夏天的时候，她在那里的旅馆当过服务员，为客人换床单。她一直想在哪家旅馆找一份正式工作——而且，我母亲猜，她也想借此永远离开汉普顿海滩。她的年纪与我母亲差不多大，她说她记得当年在赌场看过厄尔表演的节目。她没有看过厄尔的交际舞表演，但她记得露天乐队的演出，厄尔表演了一个叫“找工作”的节目。
“我从来不相信这是一头真的熊。”她对我和弗兰妮说。我们看见她在休息室里打开一个小箱子。“我的意思是，”朗达·雷说，“我觉得，看一头假熊脱衣服又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我们看她从小箱子里取出睡衣，觉得很奇怪，因为这只是日间休息室，难道她也打算在这里过夜了？弗兰妮对这个女人心生好奇，我也觉得她有点外国人的情调。她的头发是染过的，但我说不出这是什么颜色，因为世上就没有这种颜色——不是红色，也不是金黄色；好像是一种塑料的颜色，或者是一种金属的颜色，我真想上去摸一摸她的头发，看看那是什么样的感觉。朗达·雷年轻时候的身体一定与弗兰妮一样壮实，现在变得很胖了，虽然依然很有力气，但是身材变形了。她身上的气味很难分辨清楚，我们离开她的房间之后，弗兰妮还在一个劲儿地猜呢。
“两天前她在手腕上洒过香水。”弗兰妮说，“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我说。
“但是她那时没有戴表带——她的手表被她哥哥或者父亲戴去了。”弗兰妮说，“总之是戴在哪个男人的手腕上。那个男人出汗很厉害。”
“是的。”我说。
“后来，朗达把手表戴在喷过香水的手腕上，她戴着这块手表，整理了一天的床铺。”弗兰妮说。
“什么样的床铺？”我问。
弗兰妮想了一会儿。“非常古怪的人睡过的床铺。”她说。
“也许是那个叫‘弗里茨的节目’的马戏团睡过的床铺！”我说。
“没错！”弗兰妮说。
“睡了整整一个夏天！”我们几个孩子齐声说。
“没错，”弗兰妮说，“我们在朗达·雷身上闻到的就是她的表带的气味——就是那个气味。”
弗兰妮的说法已经很接近朗达·雷身上的真实气味了，但是我的鼻子里闻到的气味要比这个稍微好一点——也就是稍微好那么一点。我想起了朗达·雷晾在她的日间休息室的衣柜里的长筒袜。我想，要是我现在站在朗达·雷的身后，皱起鼻子使劲闻她膝盖后面的长筒袜的气味，我就一定能闻到她身上的真实气味。
“你知道她为什么穿长筒袜吗？”弗兰妮问我。
“不知道。”我说。
“有人把热咖啡洒到了她的腿上，”弗兰妮说，“而且是故意的，就是为了想烫伤她。”
“你是怎么知道的？”我问。
“我看过她腿上的伤疤。”弗兰妮说，“这件事是她告诉我的。”
我们围在喊话控制盒周围，关掉了所有房间的喊话器，专门听朗达·雷房间的动静。只听她在那里哼哼，还听到她在抽烟。我们在想，要是有个男人与她在一起，她会说些什么话？
“太吵了。”弗兰妮说。我们听到了朗达·雷的呼吸声，夹杂着喊话器的噼啪声——就像电篱笆发出的声音。这个喊话系统已经有年头了，靠一个汽车电池来供给电源。
父亲带着莉莉和艾格从赛场回家了。弗兰妮和我把艾格放到升降机里，把他拉到四楼，又放到一楼，玩得很开心。弗兰克马上告诉父亲我们在玩升降机。父亲过来对我们说，这个升降机只用于给房间送饭送菜，运送床单、被罩、毛巾、桌布，也可以运别的一些东西——但是不能运人。
“这个升降机是很不安全的。”父亲说。如果我们放开绳子，那吊篮就凭借自身的重力飞速落下去了。速度很快——吊篮里装的如果是东西，这也许不算快；但如果装着人，那就太快了。
“不过艾格很轻啊。”弗兰妮还想争辩，“我的意思是，我们不会叫弗兰克坐进去的。”
“你们根本就不能让人坐进去！”父亲说。
莉莉突然找不到了，我们放下了手头的活儿，上下各处找她，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找到她。莉莉与尤里克太太在一起，坐在厨房里听尤里克太太讲她小时候因为不乖而受罚的故事：有一次因为晚饭前忘了洗手，她被剪了头发，被剪成一块一块的，丢尽了脸；每次说了脏话，她就要被罚站，光脚站到雪地里去；如果她偷吃了食物，就得挨罚——吃下一汤匙的盐。莉莉听得有点入神。
“你和妈妈都不在家的时候，”莉莉对父亲说，“你不会把我们留给尤里克太太照看，对吗？”
弗兰克得到了一个最好的房间，弗兰妮有点愤愤不平。她与莉莉合住一个房间。我和艾格虽然各住一个房间，但我们的房间连着，中间有个门洞，没有装门。马克斯·尤里克拆掉了他房间里的喊话器，我们监听他的房间时，只听到静电声——好像这个老水手还在遥远的海上呢。尤里克太太的房间里呼呼作响，很是热闹——好像是她炉子上的汤锅在温火中沸腾着。
我们在等待着客人的到来，期盼着新罕布什尔旅馆开张营业的那一天——我们的心变得焦躁不安，怎么也平静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