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已经叙述了拉丁人到巴勒斯坦和君士坦丁堡的远征行动，以及几次意义重大的十字军东征，在结束这个主题之前，我们应该就他们所到过的国家和参与其事的民族，提出主要的结果和所产生的影响。法兰西人的军队刚刚撤走，埃及和叙利亚的伊斯兰世界虽然还保持对他们的记忆，却已抹除了所有的印象。先知虔诚的门徒从来没有产生过亵渎的念头，想去研究偶像崇拜者的法律或语言。他们在和平与战争期间与西部的陌生人来往，原来简朴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也没有因而产生丝毫的改变。希腊人虽然自负，但不过是虚有其表而已，他们就表现得不是那么固执呆板。他们为了光复失去的帝国，竭尽全力效法敌人的骁勇、纪律和战术。他们对西方的现代文献和学术大可以抱着藐视的态度，但是这些文献和学术所产生的自由精神，却能让他们更多地理解人权问题。他们以法兰西人为榜样，建立了一些公众和私人的生活制度。君士坦丁堡和意大利的通信来往可以传播拉丁语文的知识，一些先贤的著述和古典的作品终于有幸出现希腊文译本。但是迫害的行动激起东方人产生民族和宗教的偏见，拉丁人的统治使两个教会的分离已成定局。

如果我们将十字军时代欧洲的拉丁人与希腊人和阿拉伯人，就相关的知识、产业和技艺做一番比较，我们那群粗野的祖先就要落到三等民族的地位。至于后来的进步和现在的领先，可以归功于奋发图强的性格和积极进取的精神，而当年那些更为优雅的对手对这方面毫无所悉，以致处在停滞的状态，甚至产生退化的现象。拉丁人具备的这种特质，应该能使他们从一连串重大事件获得最大的利益，世界的光明远景增长了他们的见识，并使他们与更为开化的东部地区长久保持频繁的交往。他们所取得的最初而又最明显的进步是贸易和生产，这方面的技艺之所以具有强烈的诱因，主要是对财富的渴望、需求的迫切以及为了满足欲念或虚荣的满足。在一群不用头脑的宗教狂热分子中，俘虏或朝圣者有时可能会留意到开罗和君士坦丁堡精致和悠闲的生活。谁要是第一位从东方引进风车，就会成为许多民族的恩人。即使大家只知享受恩泽而不知感激，而历史会不厌其烦地记载，原来是奢侈品的丝绸和蔗糖是如何从希腊和埃及传入意大利的。拉丁人对智慧的需要在感受和获取方面都比较缓慢，在欧洲激起研究和求知的热情，是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以及受到近期发生的事件带来的影响。

在十字军东征时期，人们对于希腊人和阿拉伯人的文献和学术根本视若无睹，一些数学和医学方面的入门知识可能是通过实践或借助于一些图表才传播开来。商人和士兵构成庞大的职业组织也会需要有关知识，并从而产生若干译者，但是东方的商业并没有将与他们的语言有关的知识和研究传入欧洲的学校。如果一种相似的宗教原则驳斥了《古兰经》的语言形式，倒会激起他们的耐性和好奇，想去明了《福音书》原文的含意，于是相同的文法可以进而使他们理解柏拉图深邃的思想和荷马优美的诗句。然而在拉丁人统治君士坦丁堡的60年中，君王对于臣民的语言和学术始终不屑一顾，手稿和抄本是本地人士唯一可以享受的财富，不会遭到忌恨或抢夺。西部的大学确实把亚里士多德奉为贤哲之士，只是这位哲学家却来自蛮荒之域：身为拉丁文的门徒弟子，人们不去溯本追源，而仅仅从安达卢西亚的犹太人和摩尔人那里，用谦恭的态度接受讹误过多和距离遥远的译本。

十字军东征的基本原则是野蛮的宗教狂热，最重要的成果一如发起的原因。每名朝圣者抱持着最大的野心，要获得希腊和巴勒斯坦的圣徒遗物，将之当成神圣的战利品凯旋返乡，每件遗物或前或后必然伴随一连串的奇迹和显灵。新兴的神话传说败坏了正统基督教的信仰，原有的运作方式也受到新的迷信行为的影响；诸如宗教裁判所的建立、各种僧侣修道会的创办、恩典和赦罪的滥用以及偶像崇拜最后的发展，全都从圣战有毒的源泉中涌现出来。拉丁人的理性和宗教的生命被积极进取的精神所攫走，如果说9世纪和10世纪是黑暗的时代，那么13世纪和14世纪就是荒谬和神话的时代。

罗马帝国的北方征服者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他们耕耘肥沃的土地，不知不觉与当地省民混杂在一起，使得古代的技艺从灰烬中复燃。他们大约在查理曼时代定居下来，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秩序和安定。等到新来了一群侵略者将他们推翻，即蜂拥而至的诺曼人、萨拉森人和马扎尔人，也使欧洲西部国家陷入了过去混乱和野蛮的状态。大约在11世纪的时候，基督教世界的敌人战败被逐或是改变信仰，这第二次风暴才慢慢平息。文明的潮汐长期处于低落的状态，现在开始以稳定和加快的速度流动起来，在新生的一代面前出现美好的远景，充满着和平的希望和成功的机会。十字军东征的200年间，欧洲经济成长的规模极为巨大，社会发展的速度更加快速。有哲学家赞扬圣战的有利影响，但以我个人的看法，十字军只会妨害而不是促进欧洲的稳定和成熟。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和劳力葬身东部，这些人力要是用来发展自己的国家，必定会产生更大的作用：勤劳和财富累积的资本被用以满足航运和贸易的需要；拉丁人与东部各地区真诚而友善的交往，不仅会使他们更富有，也会让他们拥有更高的文化水平。

从另一方面，倒也可以看到十字军东征的偶然作用，不是产生实际的利益，而是消除永久的罪恶。其时，大部分欧洲居民还是土地上的农奴，没有自由、财产和知识，只有相对数量很小的教士和贵族两个阶层，才够资格称为市民或公民。这种阶级压迫的体系由教士的策略和贵族的刀剑来维持。在更为黑暗的时代，只有神职人员的权威是有效的解毒剂，他们防止文字的彻底绝灭，安抚野蛮时代的残暴凶狠，保障贫苦老弱的身家性命，重建文明社会的和平秩序。至于封建领主的各自为政、掠夺行为和纷争四起，却乏善可陈，勤奋和改革的希望被军事体制的贵族政治所挥出的铁拳打得粉碎。能够摧毁这座沉重的中世纪哥特式“建筑物”的主要原因中，十字军东征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这些花费巨大和危险万分的远征行动中，贵族耗尽了所有的家产，甚至整个家族经常随之没落或绝灭。贫穷使他们无法保持自负与傲慢，只能签署自由契约来打开奴隶的枷锁，保证农民能有田地耕种，工匠能有作坊操持，社会中人数最多和用处最大的部分能够逐渐恢复物质上和精神上应享的权利。就如同森林大火烧毁了高大和干枯的树木，为地表上形体较小而用处更大的植物提供了日照充分的生长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