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者所树立声名最高贵的“纪念碑”使人听了不禁为之惊惧不已，那就是讨伐萨拉丁的什一税。这种全面税法的执行是为了满足圣战的需要，强加在俗家甚或拉丁教士的身上，其获利极丰，即使战争中断也难以废止。类似的贡金也成为教会圣俸什一税的基础，罗马教皇将征税权力授予给天主教国家的君王，或保留给使徒教区直接掌握运用。金钱的酬劳必然可以增加教皇对光复巴勒斯坦的兴趣。等到萨拉丁去世以后，教皇发信函、派使节或传道士在各地倡导十字军，要完成这项神圣的工作必须依靠英诺森三世的热诚和才能。这位教士年纪轻轻却雄心万丈，令圣彼得的继承人臻于伟大的顶峰，他在18年的统治期间，以专制的手法控制着皇帝和国王，对他们任意加以擢升和罢黜。要是有君主竟敢冒犯他这位高高在上的圣主，就会受到禁令的处分，剥夺他们在数月或数年之内参加基督徒礼拜仪式的权利。在拉特兰宫举行的国务会议上，他的作为使他看上去不仅是东部和西部的教会负责人，更像一位尘世的统治者；英格兰的约翰跪在他派遣的使节脚前，交出头上的冠冕。身为教皇，英诺森可以夸耀其两项最伟大的胜利，它们能够摧毁人类的理性和良知，那就是“圣餐变体论”的学说和“宗教裁判所”的设立。但经由他的呼吁所发起的第四次(1203年)和第五次(1218年)十字军东征，除了匈牙利有一位国王参与，其余都是位阶列于二等的诸侯，他们亲自率领朝圣的队伍，兵力并不能满足计划的要求，获得的结果也不能满足教皇和人民的希望和意愿。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目标最终从叙利亚转向君士坦丁堡，希腊人或者说是罗马帝国被拉丁人征服，这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第五次十字军东征，20万法兰克人在尼罗河最东边的河口登陆，他们怀着合理的愿望，认为占领埃及就可以打败巴勒斯坦，因为埃及是苏丹的政治中枢和粮仓。经过16个月的围攻，穆斯林为达米埃塔的失陷而悲痛不已。但是担任使节的贝拉基乌斯运用教皇的名义，擅自侵犯将领的职权，他的傲慢和无礼断送了基督徒大军。患病的法兰克人被尼罗河的洪水和东方的军队围困，只能拿撤离达米埃塔作为条件，用来交换安全的退却机会、朝圣者的租借用地和真十字架的可疑遗物。部分的失败原因也可以归咎于十字军人员的胆大妄为和数量增多。欧洲的皇室家族在同一时期，要用倡导起十字军的作为来处理棘手的问题，诸如立窝尼亚的异教徒、西班牙的摩尔人、法兰克的艾伯塔异端分子，以及西西里的国王。在这种论功行赏的服务方式之下，国内的志愿人士能从宗教方面获得同样的恩典和赏赐，还有更多的尘世报酬。甚至就是教皇也要用满腔热血来对付内部的敌人，有时就会将叙利亚弟兄所遭受的苦难忘得干干净净。

从十字军终结的时代开始，教皇抓住机会能够控制军队和税务。一些有思考而且具备理性思维的人士，怀疑从第一次普拉森提亚宗教会议开始，罗马教廷的政策就在规划和执行整体的十字军运动。须知这些疑虑并非依据东征的性质或事实。圣彼得的继承人显然是在追随而非引导习俗和偏见所产生的冲动，他们采收迷信时代天然生长并已经成熟的果实，事先不知道季节的状况也没有耕耘土地。他们采收这些果实丝毫不感劳累，更无须冒险犯难。英诺森三世在拉特兰的国务会议上作出含糊的决议，要以自身当作榜样激励十字军人员采取行动，只是神圣船只的领航员不能放弃手里的舵，巴勒斯坦也不可能得到罗马教皇亲临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