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纪元1世纪的末叶，哈里发成为全世界最有权势的绝对君主。他们在法理或实质方面都具有无限制的统治特权，姑且不论所谓的限制是来自贵族的实力、平民的自由、教会的权柄、元老院的选举，还是对共和国制度的记忆。穆罕默德的友伴建立的权威随着他们的生命一同消逝，阿拉伯部族的酋长或埃米尔在沙漠之中只留下平等和独立的精神。如果说先知的继承人受《古兰经》的规范，那么他们就兼具了帝王和僧侣的双重性质。然而对这本圣书而言，他们又是高高在上的审判官和解释者。他们运用征服的权力来统治东方的民族，这些民族根本不知道自由为何物，早已养成赞许暴君的习惯，所有虐待和严苛的行为都以他们为牺牲品。

在倭马亚王朝最后一位哈里发的统治下，阿拉伯帝国从东延伸到西的距离是200天的行程，也就是从鞑靼地区和印度的边界到大西洋的海岸。要是我们把“长袍的袖子”省略不算(这是阿拉伯作家的说法，指阿非利加长而狭的行省就像袖子一样)，剩下完整而紧凑的疆域从法加纳到亚丁，以及从塔尔苏斯到苏拉特，这个四方形的每一条边要是加以测量，那是商队走4或5个月的距离。想寻找稳固不变的联合与心甘情愿的顺从，那是不切实际的妄想，然而在奥古斯都和安东尼的宫廷里就弥漫着这样的气氛。伊斯兰教是出于其言行的一致，才能散布到如此广大的空间。他们在撒马尔罕和塞维尔这两个相距无比遥远的城市，会用同样虔诚的态度研究《古兰经》的语言和法律；摩尔人和印度人在麦加朝圣，就像同胞和弟兄那样拥抱在一起；从底格里斯河向西直到大西洋，所有的行省都采用阿拉伯语作为流行的方言。

阿拉伯人首次从沙漠中崛起，必定会为其轻易而快速取得的成功感到惊奇不已。他们步上胜利之途，到达印度河的两岸和比利牛斯山的顶峰。当他们一再试用锐利的弯刀和信仰的力量，发现没有任何民族能够抵挡自己战无不胜的军队，也没有任何边界能够限制先知的继承人扩展疆域，他们更是感到不可思议。说实在的，我们倒是可以把士兵和教徒的信心当成胜利的主要因素。态度公允的历史学家必须费尽力气追随萨拉森人快速的行动，他们一直想要提出解释和说明，教会和国家能够用什么方法和手段，将他们从迫近的危险中拯救出来，他们似乎已经在劫难逃。斯基泰和萨尔马提亚的荒漠靠着面积的广袤、气候的严酷和人民的穷困而获得保护，何况还有勇气十足的北国牧人；中国不仅路途遥远而且很难进入；除此以外，位于温带的绝大部分地区已向伊斯兰的征服者称臣，连年战祸和精华行省的丧失使希腊人陷入民穷财尽的困境，欧洲的蛮族也为哥特王国的不堪一击而感到胆战心惊。基于这种全面探索的着眼点，我必须将历史的真相交代清楚，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将我们不列颠的祖先和高卢邻居，从《古兰经》的民事和宗教桎梏解救出来，不仅保护罗马教廷的尊严，而且也延缓了君士坦丁堡遭受奴役的命运，鼓舞基督徒发挥抵抗的精神，对他们的敌人散布分裂和衰败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