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讳言，穆罕默德的才华值得大加赞扬，但他的成功有时或许有过誉之词。但成群的皈依者竟会接受一个能言善辩的狂热分子的教义和**，这难道不会让我们感到惊奇？异端也采用同样的方式，从最早的使徒时代到宗教改革，一直不停有人重复尝试。但一个普通市民竟能抓住军队和权柄统治自己的同胞，用得胜的武力建立一个君主国家，岂不是太难以令人置信？东罗马帝国犹如走马灯般的改朝换代中，100多个幸运的篡夺者以更卑贱的出身登上宝座，克服更为艰险的阻碍，扩大了帝国和征战的范围。穆罕默德以同样的经验要一面传教一面战斗，把两种彼此对立的特性结合在一起，既能提升他的能力也有助于他的成功。强制和规劝、狂热和恐惧相互之间不停作用，直到一切障碍让步给无坚不摧的力量。他的声音呼唤阿拉伯民族奔向自由和胜利、战备和掠夺、纵情于现世和来生的欢乐。他所加之于大众的限制都是为建立大众对先知的信心所必需，为使人民的顺从所必需，唯一阻碍他成功的是他提出的理性的信条，也就是有关神的单一和完美。

穆罕默德的宗教让我们吃惊不已的，不在于传播的方式而是其恒久的特性。他在麦加和麦地那给人带来的纯正而完美的印象，历经12个世纪的变革，在印度人、阿非利加人和土耳其人改信《古兰经》时，仍然能够毫无改变地保留下来。如果基督教的使徒圣彼得或圣保罗能回到梵蒂冈，他们可能会带着难以置信的神色询问，在这个宏伟的庙宇里，如此神秘的仪式所礼拜的神明，究竟应该怎么称呼。他们到牛津或是日内瓦倒是不会那样吃惊，仍然会尽责去阅读教会的教理问答，研究正统注释家对他们的作品或上帝的说话所做的评论。然而圣索菲亚教堂的土耳其圆顶代表穆罕默德在麦地那亲手搭起的简陋庐幕，只是更巨大更宏伟而已。穆斯林不断抗拒变更和改革的**，会把他们信仰和崇拜的对象降低到人类感觉和想象的水平。“世上唯有一个真主，而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成为伊斯兰教永恒不变的简单信条，神的睿智形象不会被任何可见的偶像亵渎。先知的荣誉也未超出人类德行的范畴，他那生动鲜明的道理会把门人弟子的感激之情限制在理性和宗教的格局之内。

阿里的信徒把这位心目中的英雄、他的妻子和儿女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于是有些波斯的神学家找到借口，认为神的本质已经表现在伊玛目的身上，但这种迷信的观念受到逊尼派信徒的普遍谴责。他们拒不接受这种行为，并及时向大家提出警告：“不可崇拜圣徒及殉道者。”有关神性的形而上问题和人的自由这方面，穆斯林如同基督徒一样，教派与教派之间产生激烈的争辩，只是前者不曾煽动人民的情绪或扰乱城邦的安宁。此一重大差异的原因出于君权和教权的分离或联合。哈里发是先知的继承人和穆斯林的指挥官，他尽力压制和阻止一切宗教的改革，这最符合他的利益。伊斯兰教徒根本不知道教士的教阶、纪律及其世俗和宗教的野心，智者的律法就信徒而论是良心的指导和信仰的神谕。

从大西洋到恒河，《古兰经》不仅被视为神学的基本法典，而且它还包括民事和刑事的法律体系。其规范人类的行为和财产的规范和条款，受到真主意志的保护，神的认可绝无谬误而且永恒如一。这种宗教的服从性伴随着若干运作不便之处，如不识字的立法人员经常被自己以及国人的偏见误导，阿拉伯沙漠的制度并不一定适合生活富庶和人口众多的伊斯法罕和君士坦丁堡。发生这种状况时，宗教法官会很恭敬地将圣书顶在头上，提出一个变通的解释来处理有关的问题，颇能符合公平的原则以及当时的习俗和政策。

关于穆罕默德的为人处世我们最后应考虑到一点，是他对公众的幸福产生有利抑或有害的影响。即使极为凶恶而又顽固的基督徒或犹太仇敌也会承认，他奉行错误的使命来灌输有益的教义，只是这种教义不如他们的那样完美而已。他非常虔诚的认定，对信徒的预先启示具备真理和神圣的特性，以及创始人的德行和奇迹，要当成他的宗教即伊斯兰教的基础。阿拉伯地区的偶像在真主的宝座面前被砸得粉碎，早年以人为牺牲所流出的鲜血，现在为祈祷、禁食、施舍和表示虔敬的各种有利无害的方式冲洗得干干净净。他描绘想象中的来世的奖赏和惩罚，符合了无知而纵欲一代的品位。穆罕默德也许没有能力提出一个道德和政治体系供他的同胞运用，然而他在信徒的心里被灌输仁慈和友爱的精神，提倡社会公德的实践和履行，以他的法律和教条制止报复的渴求和对寡妇孤儿的欺凌。

敌对的部族在信仰和服从之下联合起来，过去无谓消耗于内部争执的精力，全部被用来对付外在的敌人。如果冲突不是那样强而有力，对内能够保持自由而对外所向无敌的阿拉伯在当地君王的传承下，会生生不息地繁荣，然而征战的迅速扩张导致其统治权的丧失。阿拉伯民族的殖民地扩散到东部和西部，他们与新入教者和俘虏的血统相互混合。经过三代哈里发的统治之后，宝座由麦地那迁到大马士革河谷和底格里斯河两岸。两座圣城受到渎圣战争的侵犯，阿拉伯半岛被一个臣民用武力征服，而且还是个远来的异乡人。沙漠里的贝都因人从统治的美梦中清醒过来，恢复了从前古老而孤寂的独立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