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都过去运用武力和权谋对罗马的自由进行压迫，经过750年的长期奴役统治后，罗马从伊索里亚人利奥三世的宗教迫害中获得解放。执政官的胜利完全在恺撒的手里失去，经历了帝国的衰亡过程，地界神掌管的神圣国境线，在不知不觉中从大西洋、莱茵河、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向后撤离，罗马又缩回从维泰博到特拉奇纳，从纳尔尼到台伯河口的古代疆域。想当年在位的国王遭到放逐，共和国之所以能奠定稳固的基础，完全是靠着智慧和美德。王政时期永久的统治权，现在分别由两个任期一年的行政官员掌管，元老院继续拥有行政和咨询的权力，立法权分配给人民的会议，席位按照财产和功绩被公平地设置。早期的罗马人对奢侈的技艺一无所知，却能改进政府和战争的智能。社会的意愿绝对不容侵犯，个人的权利具有神圣地位，13万名市民会全副武装保卫国家或从事征战。这是由一帮强盗和化外之民陶铸而成的民族，全力追求自由精神和雄心壮志的荣誉。

等到希腊皇帝的统治权全被剥夺，罗马的废墟显现出绝灭和残破的凄凉景象，这座城市的奴役是一种习惯行为，所谓的自由只是偶然现象，迷信所造成的结果是使自己成为欢愉或恐惧的目标。制度残留的内容甚至形式，已从罗马人的行动和记忆里消失得干干净净，他们缺乏再度建立共和国架构的知识或德行。这群智能不足的残兵败将是奴隶和移民的后代，在胜利的蛮族眼中毫无地位可言。法兰克人和伦巴第人要是用最藐视的口气对待仇敌，就会称对方是罗马人。勒特普朗德主教说道：“这个称呼包括人性当中最卑鄙、最怯懦、最恶毒、极端贪婪奢侈和腐败堕落的成分。”基于当前情况的需要，罗马居民被安置在共和国这种粗制滥造的模式中，他们被迫在和平的岁月选出法官，在战争的时期推举领袖。贵族聚会进行商议，决定的事项没有群众的参与和同意便无法执行。

罗马元老院和人民共管的施政风格已经恢复，但内核的精神完全丧失得无影无踪，法纪**然无存，随之而来的高压手段只会引起喧嚣的冲突，新兴的独立地位受到打击和玷辱。法治观念的缺失只能靠宗教影响加以弥补，主教的权威使外交和内政的议事受到掣肘和拖累。教皇的赈济、布道，与西部的国王和高级教士通信联系，最近的礼拜仪式以及他们的感激和誓言，使得罗马人已经习于把他看成为本市的首席官员或君主。教皇以身为基督徒的谦恭态度，不会为“主上”或“主子”的称呼产生反感，他们的面容和铭文在最古老的钱币上面历历可见。他在尘世的统治受到了长达千年的尊敬，现在已经获得肯定，高贵的头衔得之于人民的自由选择，因为是他把罗马人从奴役的状况中解救出来的。

古代的希腊城邦经常发生争执，伊利斯神圣的人民受到宙斯的保护，能够享有永恒的和平，并负责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如果圣彼得的遗产受到类似特权的保护，就能免于战争带来的灾害；如果基督徒参拜神圣的教堂，必须在使徒和他的继承人面前收起刀剑，那么罗马人才会拥有真正的幸福。只有立法者和贤德之士手执权杖，才会追蹑神秘的天道循环，但这种和平的体系与教皇的热忱和野心根本无法并存。罗马人不可能像伊利斯人那样安于纯洁和宁静的农耕生活，意大利的蛮族受到天候的影响，性情已经变得稍为温和，比起希腊城邦在公众和个人的生活上都有规范，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伦巴第国王勒特普朗德的忏悔和虔诚形成令人难忘的先例，这位征服者全副武装地出现在梵蒂冈的大门前，听到格里高利二世的声音，就将军队向后撤回，放弃武力征战的行动；他带着恭敬的态度参拜圣彼得大教堂，等到完成礼拜的仪式，便将自己的长剑和匕首、胸甲和斗篷、银十字架和黄金皇冠，全部奉献在使徒的墓前。

然而这种宗教的热忱主要还是一种错觉或策略，世俗君主对于利益的诉求不仅强烈而且持久不变，伦巴第人的习性就是爱好武力和掠夺，对于他们的君王和人民来说，一直萦绕在心头的就是意大利的混乱局面、罗马人的手无寸铁、新主子的放弃武力。教皇颁布了最早的诏书，他们公开宣称要成为圣像的捍卫者。勒特普朗德入侵罗马涅行省，从这个很特别的称呼可见一斑。罗马基督教守将毫无反抗，降服在他的民政和军事力量之下，一支外国军队首次开进了拉文纳这个强攻不下的堡垒。威尼斯积极发挥海上优势，很快光复了失去城市和要塞，信仰虔诚的臣民听从格里高利二世的告诫，不要把利奥三世个人所犯的罪行算在罗马帝国的头上。

希腊人不在意伦巴第人的附和从命，却很重视他们的冒犯行动，两个民族在信仰方面一直彼此带有敌意，要用危险而不真诚的联盟关系化解双方的歧见。国王和守将进军前去占领斯波莱托和罗马，突然发作的风暴很快消失，没有产生任何成效。但是勒特普朗德的策略使意大利提高警觉，带来的困扰是要就敌对行动和停战协定两者做一抉择。伦巴第国王的继承人是大名鼎鼎的阿斯托法斯，他宣称自己是皇帝和教皇的敌人。拉文纳在武力攻打或阴谋叛逆之下被敌人夺取，这场最后的征战终结了罗马守将这一职位，从哥特王国的灭亡到查士丁尼的时代开始，守将一直运用从属的权力统治整个地区。罗马人受到召唤要承认胜利的伦巴第人是他们合法的统治者，每个市民为了赎身每年要缴纳1个金币作为贡金。要是他们不遵从命令，就会遭到被毁灭的严惩。罗马人始终犹豫拖延不断恳求和抱怨，直到最后教皇越过阿尔卑斯山，获得了一位结盟者的保证，他不仅提供友谊和帮助，还对伦巴第人展开了报复的行动，威胁罗马的蛮族才被军队和谈判所阻止。

格里高利三世处于极为困苦的状态，要向那个时代的英雄人物“铁锤”查理寻求援助。查理虽然用不起眼的头衔如“宫相”或“公爵”统治法兰克王国，但他打败萨拉森人取得光耀千古的胜利，他把自己的国家甚至整个欧洲从伊斯兰教的枷锁下拯救出来。查理用适当的礼仪接见教皇的使臣，除了参与友善而无效的斡旋，他也想完成最重要的占领行动，但他的寿命过于短促，无法对意大利的事务进行干预。他的儿子丕平继承了他全部的权力和德行，负起罗马教会捍卫者的职责，宗教的爱好和荣誉激起了这位法兰克君主的炽热情绪。但台伯河畔的局势极为危急之际，教皇盼望的援军却还在塞纳河边。要是考量到这个灾难太过遥远的话，我们的同情心也会冷淡下来。

教皇斯蒂芬二世眼见当前的情势使得罗马岌岌可危，只能采取最有效的解决办法，他亲自前去拜访伦巴第和法兰克的宫廷，抗议敌人极不厚道的行动，以及使朋友产生怜悯和义愤之心。他用连祷和演说安抚公众不要灰心丧志，就在法兰克君主和希腊皇帝派出使臣的陪同下，展开了这趟极为辛苦的行程。伦巴第国王仍旧固执己见态度强硬，威胁之词无法平息罗马教皇的怨言，更不能减缓其行进的速度。斯蒂芬越过阿尔卑斯山，在圣莫里斯修道院停憩，急着抓住保护人的右手，他知道无论是战争还是友谊，这次都不能落空。他以使徒继承人的身份受到了妥善的接待，在紧接而来的会议中倾诉其在该年3月或5月两军对垒的战场上把所受的委屈打动了虔诚而又好战的民族当面倾诉。等他再度越过阿尔卑斯山返回教廷，已经不再是可怜的求援者，而是成为站在法兰克人军队前列的征服者，出征的军队由他们的国王亲自率领。伦巴第人经过一阵虚弱无力的抵抗后，只得签订屈辱的和平条约，立下誓言要让罗马教会恢复原有的权力，尊重其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阿斯托法斯一旦从法兰克人的军队前面全身而退，就立刻忘记他的承诺而且要洗雪所受的羞辱。罗马再度被伦巴第人的军队包围，斯蒂芬二世担心外高卢同盟因为倦怠而失去宗教的热诚，迫得他用圣彼得的名义，再次写出感人的书信诉说所受的冤屈和目前的需要。使徒向他的义子法兰克国王、教士和贵族提出保证，即使他的肉体已经死亡，但灵魂仍然永存不朽。他们现在听命和服从于罗马教会创始人和捍卫者的呼吁，圣母、天使、圣徒和殉教者以及所有在天国的人，异口同声地认为有救援的需要，而且肯定了这是他们应尽的义务。财富、胜利和乐园用来奖励这虔诚的冒险行动，要是他们让使徒的坟墓、寺院和他的人民落到不忠不义的伦巴第人手里，将有意的疏忽带来永恒的诅咒。

丕平的第二次远征行动像第一次那样迅速和顺利，罗马获得了拯救，这让圣彼得感到满意。阿斯托法斯遭受了外国主子的鞭笞，并被教训，行事要公正，做人要守信。伦巴第经过两次惩处后国势凋敝，20年之内一直处于衰弱和破落的状况。但他们的心情还不会到自怨自艾的可怜地步，缺乏实力并没有使他们产生爱好和平的德行，他们行事仍旧保持乖张的作风，不断运用主权诉求、边境入寇和攻击行动侵扰罗马人，每次出兵都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等到遭受羞辱的打击就草草收兵结束。

这个陷入绝境的王国在两面都受到压迫，南边是热诚而审慎的教皇阿德里安一世，北边是丕平的儿子查理曼那个伟大而又走运的天才人物。教会和国家的英雄靠着公开的和家族的友谊联合起来，对趴伏在地上的讨饶者施以无情践踏，表面还要装出一副和颜悦色和悲天悯人的模样。伦巴第人仅有的抵抗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关隘和帕维亚的城墙，丕平的儿子对前者运用奇袭加以攻克，对后者进行水泄不通的包围。经过两年的封锁，土生土长的国王德西德里乌斯终于献出自己的权杖和都城，向敌人投降。伦巴第人接受外国君主的统治，但还是适用本国的法律，成为法兰克人的弟兄而不是变成他们的臣民，法兰克人与伦巴第人一样，源出于日耳曼人的血统、习俗和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