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接连继承大统的伊利里亚农夫，将处于状况极度恶劣的帝国从僭主和蛮族手里拯救了出来，完成了艰辛困苦的工作。在戴克里先进入统治的第20个年头，就像军队战胜以后举行壮观的罗马凯旋式，罗马用类似的方式庆祝这值得纪念的节日，马克西米安是拥有同等权力的共治者，陪伴在其身边共享殊荣。而两位恺撒曾经征战各地建立勋业，根据元老院规定，成果要归功于父皇对他们的指导和教诲。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的凯旋式(303年11月)，比起当年奥勒良和普罗布斯，就规模和华丽而言或许有所不及，然而在其他方面却享有更高的名声和气魄。阿非利加、不列颠、莱茵河、多瑙河和尼罗河这几处边疆，都送来了各自的战利品。最突出的装饰品带有非常独特的性质，那就是波斯战争获胜后，代表着被征服地区河流、山脉和行省的模型，士兵将其抬着走在皇帝的前面。几位被俘的波斯国王的妻妾、姐妹和儿女的画像，构成了一番满足人民虚荣心的场面。然而在后代子孙的心目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却不怎么光彩，即这是罗马城最后一次凯旋式，从此皇帝再也没有征服异域，罗马也再不是帝国首都。

罗马在台伯河畔选定的地点奠基以后，由于古代各种典礼仪式和不可思议的奇迹，成为了一个神圣的场所。神祇和英雄的往事，使整座城市的每一角落都显得生气勃勃，而这个世界的帝国早已被奉献给了卡皮托神殿。土生土长的罗马人，能够感受到这份无穷无尽的力量来自古老的祖先，在最早期的生活习惯当中得到发展，后来受到政治方面相关措施的有效保护。政府的形式和所在的位置密切结合，公认两者缺一不可。但是首都的统治权力，却随着征服区域的扩大而逐渐萎缩。其他行省的地位即将提升到与罗马同样的水平，被征服民族获得了罗马公民的身份和权益，即使无法认同统治者的文化和偏好。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古代制度的残余势力和风俗习惯的影响作用，还能保住罗马仅存的尊严。无论是出生在阿非利加还是伊利里亚的皇帝，都尊重这个接纳他们的国家，愿意将罗马当成运用最高权力的法源基础，视之为统治广大疆域的政治中枢。

战争的紧急状况使得君王长驻边疆，只有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两位皇帝在和平时期也定居在行省的城市。这种破例的做法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就政策的考量而言都很正确。位于西部的皇帝，大部分时间把宫廷安置在米兰，这座城市位于阿尔卑斯山的南方，为了观察日耳曼蛮族的动静，显然要比罗马更为方便。米兰很快显现出了皇城的气势，据说这里的房舍数量很多，且建筑优美，人民不仅谦恭有礼而且风度翩翩。主要公共设施是一个竞技场、一所剧院，还有铸币厂和皇宫，以及用马克西米安命名的浴场。柱廊装饰着各种雕像，还建有两道城墙作为双层防卫，更增加了新都城在外表上的美观，与邻近的罗马比较毫不逊色。

戴克里先利用个人的闲暇时间加上东部的富庶，大力整饬位于欧亚交界处的尼科米底亚，此地离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的距离大约相等。为了与罗马的宏伟和尊严相均衡，基于君王的大力倡导和民众的踊跃出资，尼科米底亚不到几年工夫，就完成了非数代时间不能达成的壮观华丽，无论面积还是人口，都是仅次于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条克的重要城市。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一生戎马倥偬，大部分时光在军营和长途行军中度过，每当公余闲暇时都会回到位于尼科米底亚和米兰的居所，过着安逸的生活。戴克里先统治届满20年时，曾经到罗马参加凯旋式，以前他是否去过帝国都城有待商榷，即使亲临那次盛大的典礼，停留的时间也未超过两个月。他本来应邀到元老院致词，接受执政官的徽章，但由于厌恶都城人民的放纵无礼，突然提早13天离开了罗马。

戴克里先对罗马及首都人士的轻浮**表示不悦，并非是一时的率性而为，乃是一种极其高明的政治手腕。这位高瞻远瞩的皇帝早已计划出一套新的帝国政治体系，后来由君士坦丁王朝付诸实施。元老院既然把老朽的体制视为神圣，还要行礼如仪加以保存，戴克里先则决心剥夺他们仅剩的权势和尊荣。早在他登基前8年，罗马元老院还拥有最后的崇高地位和伟大抱负，趁着顺应时代和振奋人心的潮流，许多贵族得意忘形地表现了重建共和的热忱。但曾几何时，时过境迁，普罗布斯的继承人撤销了对共和派人士的支持，元老院掩饰愤慨却也无可奈何。马克西米安统治意大利，负责铲除麻烦多过危险的风气，这个艰难的任务最适合他那残暴的性格。对于元老院最有声望的成员，过去戴克里先装出很尊重的模样，现在被他的共治者以莫须有的证据指控犯下秘密谋反的罪行。拥有一座上好的庄园或是一片耕种的田地，都可以当成犯罪的物证。禁卫军在过去对罗马极力压制，现在反而是多方保护，因为素来桀骜不驯的军队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即将不再，自然想与元老院的势力结合起来。但是戴克里先采取步步为营的做法，在不知不觉中减少了禁卫军的员额，取消他们具有的特权，职位也由伊利里亚的两个忠诚的军团所取代，分别命名为“约维乌斯军团”和“海克力乌斯军团”，被指定担任皇帝的警卫任务。

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对元老院致命而难以发觉的伤害，其实是从不出席元老院会议造成的必然后果。只要皇帝居住在罗马，元老院虽然受到压制，然而具有的实力仍不容忽视。屋大维以后所有的皇帝，虽有权随心所欲制定法律，但最后还是要得到元老院的批准，古代公民权的模式保存在法律的审查和颁行之中。贤明的君王为了尊重民意，对于共和国行政官员和执政官的言行方面采取优容的态度。君王的威严尽可以在军队和行省显现，等到他们居住的位置离开首都更远，就可把奥古斯都对继承人的告诫置之度外，再不用伪装掩饰自己的行动。行使法庭审判和施政作为的权力时，只要与大臣商量一下，毋须像过去那样咨询元老院的意见。一直到帝国的后期，他们提到元老院时仍能保持相当敬意，议员受到恭维感到沾沾自喜。多少年来元老院一直就是权柄的根源，又是运用权势的工具，如今终于遭到敬而远之的待遇，只落得无疾而终的下场。既然已经与帝国宫廷和权力机构失去任何关联，它就只会被视为一个可敬而无用的古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