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君王只要看不到元老院和古老的都城，便很容易忘记他们拥有法定权力的来源和属性。比如执政官、卸任执政官、监察官和护民官，基本上就是民选的官职，结合起来构成了共同体的权力，人民也能通过官员的称呼看出共和国的由来。现在这些平民化的头衔已经弃而不用，如果还要用“统帅”和“大将军”的称呼，表明其具有的崇高地位，就要将这个名词赋予更新颖和更庄严的释义，不再是指罗马军队里的将领，而是主宰罗马世界的皇帝。“皇帝”一词原来含有军事性质，现在演变成为使人卑躬顺服的意味。“主上”或“主子”这个常用的口语，最早表示的是隶属关系，并不是指臣民对国君或者士兵对长官，而是自己的家养奴隶对操有绝对权力的主人。如此令人厌恶的含意，难怪早期几位恺撒视为蛇蝎弃而不用。久而久之，后来的君王对这个称呼的抗拒缓和下来，并逐渐感到理所当然。到最后像“我主”和“皇帝”这样的称呼不仅成为阿谀的口头禅，渐渐也出现在法律的条款和纪念物的铭文里面。

崇高的头衔固然可以满足极端的虚荣，但要是戴克里先的继承人还拒绝国王的称号，那倒不是真正的谦让，只是觉得有点难为情罢了。但凡使用拉丁语的地方，比起无数蛮族酋长自称的国王，罗马皇帝的头衔可要尊贵得多。过去罗马的国王源于罗慕路斯，或是来自塔昆文地方的方言。但这个问题在东部的感受跟西部大不相同，早期亚洲的统治者习惯使用希腊语的头衔“巴塞勒斯”或国王，其代表的意义是众人当中最显赫者，它立刻就为东部奴化程度高的省民所引用，很谦恭地用之称呼罗马的君王。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甚至自认具有神明的属性，至少已经僭用了神明的称号，并且传给了他们的继承人基督徒皇帝君士坦丁。不过这种过甚其词的恭维，由于并不代表特定的含义，也就谈不上亵渎神明的意思，只要习以为常，即使奉承得过度让人感觉肉麻的用语，听起来也不过是含混表示敬意而已。

从屋大维时代到戴克里先当政之初，罗马皇帝会屈尊与市民交谈，这时大家为了表示敬重，使用的礼节与对元老院议员以及官吏的没有多大差别。皇帝唯一的特殊之处在于穿着紫色长袍或军服，元老院议员的袍服有相当宽的绶带或袍边，骑士阶级的就比较狭窄一点，无论装饰的绶带或袍边都用尊贵的颜色。戴克里先出于自大的心理，或者基于政策的考量，引进了波斯宫廷的气派。他戴上皇帝的冠冕，将其视为皇权的神圣象征，罗马人看到后当然产生反感。当年卡利古拉的装扮只不过是白色的带子上面缀以珍珠再绑在头上，都被视为无可救药的疯狂行为。戴克里先和以后的皇帝全都穿着丝和金线织成的长袍，就连鞋面也镶嵌贵重的宝石，这些则更让人气愤。手续和仪式的增加使得晋见皇帝极为困难，宫中各处通道全部有家臣严密把守，内部的寝宫由机警的宦官巡视，宦官的人数和权势日益扩大，成为专制政体不可避免的现象。要是臣民终于可以面睹天颜，则不论官职大小都应俯伏在地，仿照东方规矩口呼“主上”并且顶礼膜拜。

戴克里先为人非常理性，他一生对于自己以至人民，都有着正确的评估和衡量，很难想象他竟会用波斯的礼仪取代罗马的成规，而这仅是为了满足虚荣的心理。事实上，他自以为摆出高贵的气势，就可杜绝一般人的非分之想：公众难以见到皇帝，皇帝就会减少接触人民和士兵的机会，就不会受到粗暴行为的伤害﹔何况长期让人听命膜拜的习惯，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增加了人们崇敬的心理。戴克里先就像奥古斯都一样假装谦卑，一直在那里演戏作秀。我们必须承认这两台喜剧表演，还是后者比前者更为高明，看起来奥古斯都也更有人情味。皇帝对罗马世界拥有无限的权力，奥古斯都的目的是要尽量遮盖掩饰，戴克里先则是要全力展现唯恐不被人知。

戴克里先建立新体制的第一条原则是炫耀宫廷，第二条原则是政府分治。他将帝国和行省所属的军事和民政机构，详细地划分为若干区域或部门。如果政府的部门增加，行政效率必然降低，好处是职责功能更为明确。不论改革的利弊如何，都应由创始者负主要责任，新政的成效将由继任者逐渐改善方能获得，在未臻成熟的阶段，不宜事先评论得失。新帝国真正的形象，要等到君士坦丁的统治才会知晓。目前只能先就戴克里先亲自规划的蓝图，描述其最重要的轮廓。他擢升了三个共治者和他一起行使君权，主要是他深信帝国的范围辽阔，一个人的能力不足以应付国家安全的需要。他并不考虑四帝分治是临时权宜之计，反而认定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法。按照自认为合情合理的构想，两个年长的皇帝应该头戴冠冕，使用奥古斯都的头衔以示尊贵，并各自选择一位副手及继承人，给予其恺撒的名号。等到两位恺撒接位成为最高统治者，再各选一位继承人出任恺撒，毫无间断地补充新一代的皇帝。

帝国被划分为四个部分，东部和意大利是中枢要地，多瑙河和莱茵河则是动乱边疆，前者需要奥古斯都亲自坐镇，后者交由恺撒治理。军团的力量掌握在四个齐心协力的君王手里，任何人想要连续击败四个强大的对手，根本没有成功的希望，野心勃勃的将领会望而却步。政府的行政方面，两位皇帝以统一的权力管辖整个帝国，法令经过共同会议的核定，由两位皇帝联名签署，随后颁发各行省遵照办理。但即便如此设置多重预防措施，罗马世界的联合局面还是逐渐解体，各自为政的现象愈来愈严重，以致在短短几十年之后，竟会分裂为东罗马和西罗马两个帝国。

戴克里先的体系还有一个重大的缺陷，那就是政府机构的扩大以致支出增多，加重税赋使得人民的生计更加艰难。当年奥古斯都和图拉真的皇室家庭非常简单，由奴隶和自由奴构成，也同样拥有崇高的地位，他们也感到满足。但现在已经完全改变，帝国在不同的地点建立四个规模宏大的朝廷，高居帝座的罗马皇帝为了追求虚荣，一味讲究廷仪的排场和生活的奢侈，要与波斯国王一比高下。众多的大臣、高级官员、一般官吏和各种奴仆，充斥着政府的各级单位，与过去相比人数成倍增加。当时就有人说道：“当征收的比例超过负担能力，行省便会感受到税赋的沉重压力。”从此时开始到帝国灭亡为止，到处可以听到哀鸣和怨恨的声音。

每位作家依据自己的宗教信仰和当时的处境，会分别挑选戴克里先、君士坦丁、瓦伦斯和狄奥多西作为诅咒谩骂的对象，不过他们对沉重赋税的深恶痛绝倒是完全一致，特别是过重的土地税和人丁税，成为帝国末期无法忍受的苦难。有位公正的史学家从相关的论点找出了真相，赋税加重的责任在于皇帝，虽然不是个人的恶行所致，但行政机构的浮滥却难辞其咎。戴克里先是新制度的创始人，统治期间出现日趋严重的过失，局限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以内。他真正受到指责的是因为开创带来祸害的先例，而并非实际对人民的压榨。还有一点要知道，他在国家岁入和支用方面一直本着节约的原则，何况在支付正常经费开支以后，皇帝的金库里还有足够的储备金，可以供应合理的赏赐和国家紧急需要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