孵化孵化器
创新是一个区域乃至一个国家发展的动力源泉。这一点毫无疑问,问题只在于要如何才能培育一个适宜于创新的土壤,使得拥有创新基因的企业如同雨后春笋一般成长。当全世界谈论这样的创新环境时,他们心中想到的都是硅谷。他们希望以各种方式复制硅谷模式。中国各地的高新区,大多是这个想法的产物。
对于一个国家的创新战略来说,高新区的发展至关重要,而对于高新区的发展来说,打造适宜于创新与创业的孵化氛围则是比硬件建设要重要得多的事情。在王志纲工作室为成都教育科技园设计企业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如何持续地打造适宜创新和创业的孵化氛围,成为核心问题。
只有真正创业的人,才会明白创业的艰难。很多时候,一笔很小的资金缺口,一个不起眼的办公场所,一次曲折的申报过程,都可能构成新创企业难以跨越的障碍。就像初生之犊需要呵护一样,初生的企业也需要场所、设施、培训、资金和咨询方面的服务和支持,人们把这种服务形象地称之为“孵化器”。
在孵化器运行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地认识到,政府部门与其他组织的协作能使企业孵化项目更具成效,这些机构包括中介服务企业、教育研究机构、金融支持机构等,人们开始把企业孵化和城市创新系统联系起来。
但是孵化器在它的发展历程上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它的身份之惑——它到底应该是一家公益机构,还是一家经营性机构,它到底应该是一个政府性机构,还是一家企业性质的结构。不解决清楚这个问题,孵化器就难以长续健康发展,也就谈不上为新创企业提供良好的孵化环境了。
和许多人想象的不一样,中国孵化器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来看并不落后。从数量上看,在目前世界上将近5000家的孵化器中,美国有900多家,中国有600余家,位列第二。中国现在在孵化器里孵化的有5万家企业,100多万人,其中90%以上员工受过大学本科教育。研发的生产应用类技术几乎涵盖了所有领域,这是中国技术创新大军中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但就算发展得很好的中国孵化器事业同样遭受了身份之困。目前中国的超过600家的孵化器,90%以上仍然是政府主导,也就是说它必须依靠政府输血,不具备自生能力。而且这种体制之困决定了它们难以在更高层面的服务上有更多作为。
2008年5月,四川成都教育科技园找到王志纲工作室,希望就其未来发展战略问题进行合作。这也是一家老资格的孵化器,始创于1994年。前身为四川省各大专院校科研项目成果转化基地。与许多政府背景出身的孵化器不同,成都教育科技园从一开始就是民营背景。2005年12月,经省市科技管理部门推荐,教育科技园被科技部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成为全国首家纯民营国家级创业服务中心。民营的背景使得它最初的道路走得更为艰难,但是也为后来的运作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如今的教育科技园已拥有孵化场地及配套设施40000平方米,形成了年产值3亿多元,年税收2千万元的孵化规模,成为一家以电子信息为主,生物医药、新材料为辅的综合型科技企业孵化器。同时,为进一步探索一条为科技企业提供从研发、中试到产业化全过程的创业服务之路,教育科技园又投资建设了获得“中小企业创业示范基地”称号的成都海峡中小企业科技园。
但是成都教育科技园也遭遇了一个普遍意义的问题,那就是作为孵化器,它的定位到底是什么?对于一家要考虑十年甚至百年大计的企业来说,成都教育科技园从在孵企业身上获取的回报相当有限,而相应的风险却不小,其付出的努力没有在回报上获得体现,必须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既为在孵企业提供优质服务,也搞明白自己的蛋糕在哪里。
6月,在成都教育科技园王总陪同下,王志纲工作室项目组一行前往武汉东湖创业中心进行考察。作为国内孵化器老大哥的武汉东湖创业中心,在创立后的十余年间一直是作为国内孵化器的样板,然而这个“标兵”却,2001年前后做了“逃兵”。东创主任龚伟如今说起来颇有几分得意。“当时其它孵化器的负责人见到我都说,你们是国家树的一面旗帜,怎么就改制了,是不是不做孵化了?从中央到地方,大家观察了我们三年,最后得出结论说你们是对的,你们还是做孵化。”
改制的过程颇有几分逼上梁山的感觉。2001年,武汉市为了创建国家光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准备投资十个亿打造两个核心项目,一个是光谷广场,一个是创业街。打造创业街的任务落在东湖创业中心的头上,但是政府投完光谷广场之后却没有钱再来投资创业街。没有钱,但是要出成果,东创在情急之下打起了从东创毕业企业的主意。投资建设,资金入股。不用龚主任多费口舌,这些创业者对创业街的价值心知肚明。事实证明,这是一条真正双赢的道路,不但顺利完成了几十万平米的开发建设,还走出了孵化器建设的一条新路——产权式孵化器SBI(Shared Business Incubater)。通过孵化器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实现孵化器建设的商业化运作。SBI建设不再依靠政府投入,而是靠社会机构、企业投资者及个人投资者以共享孵化器物业产权的形式投资建设,这样既可以调动社会资金,满足中小企业对于孵化器的要求,又可以是投资者分享创新企业与孵化器的成长带来的收益。
伴随着SBI走出一条新路,东创中心也完成了改制。因为发展到一定程度,改制成为一种内在的要求。借改制之势,东创在全国布局,目前已经在东南西北中五个城市设立了市场接入机构,把武汉东创的模式在全国范围复制。虽然东创的改制还没有完全结束,打造一个完善的模式也需要更多的时间,但是东创的发展方向无疑是符合孵化器发展规律的。
纵观世界各国孵化器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最开始着眼于企业组织的创立、从单个孵化器转向孵化系统、孵化器的企业化运作和创业孵化集团的出现。
综合美国、法国、以色列以及中国这几个孵化器做得比较好的国家的经验,王志纲工作室认为:孵化器作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关键环节,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在孵化器发展的历史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都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各国中央和地方政府都通过不同形式的支持,如直接资助和补贴,优惠税收政策等,支持孵化器的建立和发展。此外还为新创企业与各种机构协作提供支持,加强企业间的交流与合作,搭建社会关系网络平台。
但是离不开政府并不等于由政府来运作,孵化器的发展从政府主导到政企合作再到企业主导,政府逐渐从前台到后台,从亲自操刀到营造环境,而企业逐渐成为运营的主体。孵化企业的孵化器本身首先应该是一个企业。虽然孵化器有多种所有制形式,但企业化运作模式是企业孵化器发展的趋势。孵化器采用企业化模式经营,而非一个政府的附属机构或部门,按照市场经济的规范界定各层组织的产权,使得产权明确。由类似董事会、监事会和专家委员会等组织对孵化器的运营进行管理,通过提供一定的综合设施或服务,进而收取一定的费用,带动本企业的发展。
未来的孵化器一定采取多元化发展模式。投资主体由政府主导投资模式逐步转向大学科研机构、大企业、民间机构和国外资本共同参与的投资模式,政府在孵化器发展的进程中主要扮演领路人的角色。未来的孵化器会越来越多地成为由融合风险投资、专业孵化服务(例如企业管理咨询、法律顾问、会计)和房地产开发等多种功能的孵化器集团。
经过将近四个月的研究和考察,王志纲工作室为成都教育科技园提出了一套新的发展模式,即“创业孵化社区”的战略构想。
回顾孵化器发展历程的时候,不难发现,实际上对企业的孵化非常类似于对人的培养,孵化器就是他的家庭。当这个人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他需要百般的呵护,需要温床般的环境。但是当人已经成长为一个少年,一个青年的时候,他需要的天地更为宽阔。这个时候的孵化器再也不能自我封闭,自我循环,而应该引入社会机制和资本,在孵化器与社会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使得孵化企业能够顺利走向社会,最后在真实的风浪中锻炼生存的能力。
孵化的最高境界实际上是社会孵化,孵化器的最高境界不是这个有形的“器”,而是要形成一种无形的“场”。所以当安纳利?萨克森宁教授在《硅谷优势——地区优势》总结“硅谷持续的优势来自多种因素,而远不是任何个人或单个公司。更确切地说,硅谷的优势来自其整体环境——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栖息地。这个栖息地随时间自我发展,随着一代又一代新兴企业与新技术的成长而成长”的时候,他并非是在故弄玄虚,也并非非要强调文化不可,而是事实上就是如此!
所谓“开放型的生产结构、人才的自由流动性、鼓励创业精神的文化、优秀的人才储备和适于筹资的通道”,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硅谷人可以穿着T恤和牛仔裤去上班,硅谷人不会朝九晚五,硅谷人通常在咖啡吧里交流新的想法,硅谷人在车库里就可以创业,硅谷人追求成功,而把失败也看作平常事……”这里创业的门槛很低,创业的成本很低,创业风险很低,创业失败的代价也很低,这里信奉小的就是美的,这里小公司受到鼓励,而不会被大鳄挤得没有空间。
王志纲工作室提出的“创业孵化社区”构想,最根本的目的也是在打造这样一种氛围。从孵化器到孵化社区,不只是空间形态的改变,更是孵化理念的一次改变。从办公园区,到专业园区再到创业社区,人逐渐被摆到一个更加中心的位置上,而孵化者关注的重心也从实到虚。
办公园区阶段的孵化器仅仅为企业提供孵化办公场地,关注的核心是办公场地的价格和大小,租赁价格是孵化器核心竞争力;专业园区阶段孵化器除提供办公空间外,更多地关注政策环境和商务环境,关注同类企业的集聚和企业间的协作,关注的核心在于企业;创业社区阶段孵化器除了提供办公空间、企业所需的政策环境和商务环境外,更多是要提供一种适合创业人群工作、休闲、生活的成长环境,关注核心是创业的人。由关注办公场地到关注企业到关注创业的人,这是孵化器未来发展最核心的变化。
这是一个“企业逐人才而居、人才逐环境而居”的时代。创业孵化企业能否成功,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能否吸引教育程度高和训练有素的高科技员工。而他们是一批“以创业为工作、以创业为乐趣、视创新为生命”的人群,他们崇尚自由的创业空间,可以在咖啡馆、茶餐厅、街心公园甚至是楼道等等一切适宜于聚会的地点工作与办公,他们追求的是一种更加自由、舒适的工作方式。
王志纲工作室认为,创业孵化社区就是要打造一个以创业人群为本,以创造创业人群交际、交流、交往的“场”为特色,以科技企业孵化为核心,融合科技孵化、总部经营、休闲娱乐、酒店公寓、中介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适合创业人工作、休闲、生活的社区。
所谓以人为本,就是要打造适合创业人“工作中休闲、休闲中工作”的社区环境;所谓开放式的孵化理念,就是不仅要为孵化企业提供内部支持孵化服务包括如场地等硬件支持和如物业管理、培训等软件支持,更要创造一个开放式的“交际、交流、交往的平台”,提供外部孵化的互动环境,即为创业孵化企业提供一个由“圈养”到“野生”转变的一个过渡环境;所谓创业场的孵化理念,就是就像磁场、电场一样,构建一个“创业场”,为创业人群提供交际平台、交流空间、交往场所。
从孵化器到创业孵化社区,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变化,而是从过去采用各种手段帮助创业企业成长变为创造一种“邻居”合作环境,即创业社区、成长社区。使得公司内部、公司之间、产业之间互相交际、交流和交往,形成一种学习的环境和氛围,这是实现创业成功的重要环节。
从孵化器到孵化社区,是一个从封闭系统到开放系统的转换过程。开放,意味着可以容纳更多的资源,可以使得内外之间有更多的交往和交换。显然,在一个更加开放的系统中成长起来的在孵企业不是温室中的花朵,它更能够适应真实自然界的气候变化。而来自整个自然界的阳光雨露显然也能够比人工模拟的环境给这些在孵企业提供更好的养料。
其实,由于人们头脑中原有孵化器的概念,容易将其想象成为一个有固定边界的容器,但是实际上一个真正成功的孵化器更多的是一种“场”,一种氛围,一个平台。它就是一个小社会,一个有自己的亚文化,又时刻与大社会互动的社区空间。不光有“物”的形态,还要有软的氛围形态。空气中有着一股创业创新的味道,它激励着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而被激起灵感的个体又增加了这种氛围的强度。
2008年12月20日,在成都世纪城?洲际酒店的“科技孵化创新模式研讨会”上,来自国家科技部、四川省科技厅、成都市科技局和高新区的领导以及全国科技企业孵化器领域的专家汇聚一堂,共同探讨科技孵化创新模式。这是一次国内关于孵化器问题最高水平的研讨会,既有科技部的主管官员,还有学者以及主管各地孵化器的一把手。
会上,王志纲工作室为成都天府新谷项目量身订造的孵化器全新模式——“创业孵化社区”赢得了与会嘉宾的高度评价。
来自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中心的倪克勤教授认为,“创业孵化社区”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在当前金融危机形势下,保持中小企业快速成长对于扩大内需保持中国经济增长十分重要,而创业孵化社区对于培育中小企业的成长,探索出了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模式。来自国家科技部火炬中心孵化器管理处处长张峰海评价说 “‘创业孵化社区’模式在孵化运营方面体现了理念的创新,对全国孵化器领域而言,都将是一次值得关注和借鉴的有益探索”。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傅学坤说“创业孵化社区”模式为我们高新区未来在孵化器发展方面、在自主创新领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范例。他表示,将对“创业孵化社区”的发展给予大力支持。张峰海、傅学坤对“创业孵化社区”模式均给予高度评价。
会议后第二天,四川各大媒体纷纷对此进行了报道。《成都商报》称“曾操刀《大成都城市经营与战略纲要》的著名策划机构王志纲工作室最近又为高新区忙了半年:一个斥资近10亿、占地逾百亩的科技孵化社区——“天府新谷”方案揭开面纱。”《成都日报》也发表了题为“中国首个纯民营科技孵化社区全面建设”的报道,报道称科技部火炬中心、省科技厅、市科技局、成都高新区等国家、省、市、区部门达成“成都共识”,共同推动全国首个纯民营科技孵化社区——“天府新谷”建设。
要实现中国经济的长续健康发展,必须构建国家自主创新体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和“十一五”规划把自主创新确定为国家发展战略,多次强调“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是我国应对未来挑战的重大选择,是统领我国未来科技发展的战略主线,是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的根本途径”。
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不仅是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更是科学成果转化能力的提高。高新区作为国家自主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仅是通过科研力量积聚促进研发,更是为了加强科技成果转化。而作为高新区引擎的孵化器模式的探讨和孵化社区的提出,则是对这一问题的最好解答。按照新模式发展起来的、遍布全国各地的众多孵化器将成为高新区以及众多城市发展的助推器,助推中国成为真正的科技创新型大国!
创新是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动力所在,也是一个城市发展的活力源泉。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如何打造它的高新区,如何孵化它的创新企业成为城市发展的核心课题之一。硅谷与波士顿128号公路成败的经验告诉我们,孵化创新企业的根本不在硬件环境,而在于软的氛围。这也是王志纲工作室研究孵化器未来发展战略的根本出发点。从注重硬件到注重软件,从注重政策扶持到引入社会资源,最终目的是为新创企业打造一种适合于创业,鼓励创新的氛围。
在过去的城市发展中,人们更多地注重城市的硬件建设,对于城市的传统文化,对于城市创新气氛的营造等方面关注得较少。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入,城市发展的重点也将逐渐从硬件往软件,从硬条件到软氛围转移,这一点无疑是应该引起人们关注和思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