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朝宰相史弥远的心思显然不在处置国事上面。身为宰辅，在十几年的时间里竟没有丝毫的建置，虽倒也无可置论，但嘉定后期帝国战事方殷，朝廷上下议论攻守和战时，宰相甚至一言不发，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异。不过，如果认为弥远在整个宁宗后期所做的事情就是领衔修书，不断奏上宝训、会要的话，却也未必如实。弥远自有他的事情要做，而且十分投入。

嘉定十三年（公元1220年）八月，皇太子赵询不幸夭折是事情的关键。

宁宗后宫一直没有生育。早在即位不久的庆元四年（公元1198年），天子便诏育太祖后人燕懿王赵德昭的九世孙于宫中，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底诛韩侂胄后立其为皇太子，这就是赵询。可惜的是赵询天不假寿，致使帝国的储位又成为了一个问题。一贯缺乏主见的宁宗在这个时候却自作主张，故伎重演，下诏在宗族中选择合适的人选作为太子，条件是太祖的十世孙，年满十五岁以上。天子的这个做法从道理上来看似乎无可厚非，而且也有先例可循，但实质上是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

原因是储位之所以成为国家的根本，就在于它的唯一合法性。天子无嗣而不得已选诸宗室，这本是一种无奈的做法，因此必须明辨是非，审慎抉择，绝不能贻人以口实。宁宗的错误在于他的标准并非唯一，太祖十世孙中年满十五岁者绝非一人，这就注定了事情必然会给人造成可乘之机。

史弥远明察秋毫，立即就发现这是个十分有利的机会。弥远很清楚自己与杨后的关系并不是可以长期依恃的，当年之所以结成联盟，不过是在对待韩侂胄的问题上达成了互利的共识而已。假如不能拥有太子，就不能掌握未来，以弥远的聪明，当然不可能不意识到这一点。

为史弥远寻找人选的亲信余天锡颇费了一番周折，原因是弥远的想法非常独特，他根本就不想去找一位真正的宗室之子。弥远既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并非是为宗庙社稷着想，自然会从尽善尽美的方面去考虑问题，这似乎并不奇怪。余天锡踏破铁鞋，终于在越州绍兴有了收获。他向弥远汇报道，越州西门一位保长的两位孙子相貌独特，在当地被认为是大贵之人，也许可以作为候补人选。弥远当即嘱使天锡招来一观。

于是天锡返回越州具告这位保长，保长大喜之下，竟然隆重其事，赘产鬻田，治衣宴客，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两位孙子送到临安。这种有可能走漏风声的做法虽然使弥远很恼火，但他也为两兄弟特别是哥哥赵与莒的贵人之相大为惊奇。弥远善相，为此也十分自负，因此最终拍板定计。诡秘的行为之所以往往会掺杂些神异的色彩，这是因为它具有一种增强自信的客观作用。但弥远表面不动声色，立时又把两人送回，这使得一心以为福从天降的保长在姻党乡人之前丢尽了面子。但弥远的目的却达到了，他在一段时间后派遣余天锡秘密地将赵与莒接回临安，改名“贵诚”，对外宣称为宗室之子，以供皇子之选。

但他的努力不幸落空，赵贵诚的大贵之相没能打动天子。嘉定十四年（公元1221年）的六月，原宗室赵希瞿嫡子，入继已故沂靖惠王赵垓嗣子的皇侄赵贵和被选中，立为皇太子，更名为“竑”，而弥远荐来的所谓宗室子赵贵诚只被补为“秉义郎”，代替入为太子的赵贵和入嗣沂王。很明显，赵贵和的入选是宫中势力一意促成的结果，在太子册立的当时就有大臣指出了这一点。如果像建储这样的国家大事都不能断自宸衷而眩惑于左右近习与不法之臣，无疑是相当危险的。弥远同样为此感到忧心忡忡，当然他的出发点与别人迥乎不同。

新太子好鼓琴，弥远马上就在民间买了一位善琴的美女献于东宫，他以厚廪其家的条件，指使美人侦伺太子。弥远强调，东宫的一举一动都务须立即报告。这位美人没有辜负弥远的重望，凭着色艺俱佳而且知书慧黠的素质，立时就得到了太子的宠嬖。

消息很快就传来了，原来太子对宰相的态度近似于痛恨。美人报告说，平日太子就经常在桌几上书写宰相专权的罪恶，进而有一次指着地图中的琼、崖一带对她说，他将来得志，必定要把史弥远放逐到这里去。美人虽是女流之辈，但也知道琼、崖恶州乃是天涯海角之地，历来是贬逐奸恶的极限。惊讶之余，立即就告诉了宰相。

弥远这一惊非同小可。他万万想不到太子对他的厌恶竟会到了这样一个程度，此时的弥远显然为他在立储问题上的优柔寡断十分后悔，如果早知道结局如此，他是绝不会让这位皇子就这么顺利地入居东宫的。现在事实既成，任何补救措旋都已经为时已晚，唯一可做的就是寻找一个根本性的解决方法。弥远不怕冒险，也并不顾忌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无毒不丈夫似乎是弥远一贯的信条。成功地杀掉韩侂胄锻炼了弥远的谋略和勇气，他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从某种角度上说，是太子把弥远逼到了痛下辣手的地步，为身家性命计，即使是再懦弱的人也会狗急跳墙，更何况把持了十几年朝政的当朝宰相！

弥远第一步考虑的当然是改易太子，为此他在净慈寺中的惠日阁秘密约见了国子监学录郑清之。弥远选择郑清之是有道理的，这个人既是他的同乡，关系也相当不错，肯定不会拒绝他的请托。弥远考虑的另外一点是清之时任清要之官，不太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弥远道：“太子不堪负荷，而入嗣沂王者甚贤。吾有意择君为讲官，深望君能善启迪之。”

这一句话就已经再明白不过了。现时的沂王嗣子是宰相所荐，举朝皆知，清之当然立刻就省悟出宰相的深意。

弥远欣然：“事成之后，弥远之位就是君之位。不过话只能出于我口，入于君耳，若有一语泄漏，就是灭族之祸。”

清之如何不知，连道“不敢”。

世事变化之快超出弥远的预料，当谋废太子的行动尚还没有什么眉目时，宁宗天子就已经病重不豫了，时间是两年后的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年）八月中旬，与金国停战五个月后。

弥远得知消息后立即就让郑清之前往沂王府，转告拥立之意。但出乎清之意料的是，赵贵诚听后竟然沉默不语。清之十分着急：

“丞相使清之从游殿下，相布腹心，今殿下不答一语，叫清之如何回复丞相一片苦心？”

贵诚听罢此语，拱手而言：

“绍兴老母尚在啊！”

这位骤取显贵的沂王显然是个极懂事理的人，他不是没有胆量与史弥远共图大事，而是明白福兮祸之所伏的道理，知道这一去前途未卜祸福难料，弄得不好就是满门抄斩。赵贵诚虽然不为自己担忧，也不能不为高堂老母着想，我们这位未来的天子似乎还没有利令智昏，在这种是非关头多少还能保持一些平常人的本心。不用说郑清之感到诧异，就连弥远听后也是感慨了一番。

然而事态已不容许退却，八月二十七日，宁宗在福宁殿驾崩，时年五十七岁。弥远没有为沂王的犹豫所影响，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他的计划。杨后兄长杨次山的两个儿子杨谷、杨石继其父之后成了弥远新的帮手，他们一夜七次往返于掖庭，劝说皇后支持弥远，但杨后始终不答应。两人最后在皇后面前痛哭流涕道：

“事已至此，若不立沂王，杨氏一族必无遗类了！”

直到这时杨后才终于明白事情不是她一人之力所能改变的，史弥远既有心于此，当然也就有必胜的把握。至少她已经从两位侄子口中得知，殿帅夏震又一次地站到了弥远的一边。既然现在的问题不是宗庙继嗣是否合理，而是杨氏一族的安危与否，皇后已经没有选择。杨氏沉默了许久，终于缓缓而道：

“其人安在？”皇后显然还不太清楚沂王赵贵诚究竟是何许人。

殿下的史弥远立即嘱人速宣沂王，同时郑重叮咛：

“所宣者是沂靖惠王府皇子，不是东宫皇子，如要弄错，回来就把你们全部处斩！”

太子也听说了皇帝驾崩的消息，他还不知道大祸将临，犹在居处等待宣召。但久候不至，也感到有些奇怪，便到门口张望。隐隐之间，似乎看见有宫使簇拥一人疾驰而过，但天色已暝，不辨何人。太子十分疑惑，径去皇后宫中询问。

杨氏没有多说，只是拊着他的背道：

“你现在是我的儿子了！”

太子太过于懵懂了，直到最后被召入举哀时，他仍然没有明白过来。当烛影之中最终看到赵贵诚坐在御座之上后，太子犹还犯起倔强，坚不肯拜。这种人没能成为天子是必然的，被人如此轻易地玩弄于股掌之上，注定了他即使入继大宝，也不可能有太大的作为。

新帝是帝国历史上第十四位天子，后来的庙号为“理宗”。理宗最后在赵氏宗庙里占据一个牌位是十分滑稽的事情，因为他与赵氏宗族实在是毫无血缘关系。以本朝礼制谨严的程度，居然也没能避免这种悲剧，实在是令人沮丧。当然，事情能够成功最根本的因素是其中的奥秘尚不为人所知，也许除了弥远与新天子本人之外，就只有那位余天锡知道。最危险的往往也就是最安全的，弥远可谓得之。

十一月，诏改明年为“宝庆元年”。

太子于新帝即位当时被改封济王，出居湖州。权臣操纵废立如此明目张胆，这同样是本朝近三百年以来的首例，尽管朝野上下为这种恐怖行动所震慑而一时噤若寒蝉，但举国为之不平是非常明显的。当济王来到贬地湖州后，当地人潘壬与其弟潘丙、从兄潘甫把不满情绪付诸实施，他们与一位归附朝廷的义军首脑李全联系，准备谋立这位已被废黜的太子。

李全是山东潍州北海人，长于骑射、枪法高明，人称“李铁枪”。嘉定末年夫妇二人率众起义于山东，连破金兵，被朝廷授以武翼大夫、京东副总管，此刻驻扎在淮东一带。此人手中有些兵马，一直欲有所图，因而对史弥远的专权不堪顺从。潘氏兄弟的行动当然颇合他的心意，但李全为人狡猾，表面上答应了潘氏兄弟南北呼应共举大事，但实际上却按兵不动，准备坐收其利。新年的正月初九，久候李全军不至的潘壬担心事泄，遂以其党人及盐贩共千余人起事，他们打扮成李全军的装束，扬言自山东而来，乘夜突人湖州州城，挟持了济王赵竑。当潘壬等人揭榜城门历数史弥远罪责，并号称有水陆大军二十万时，湖州举城为之震动。但天明之后人们发现，所谓二十万大军竟全都是太湖渔民和一些地方巡尉之卒，不禁大大失望。很明显，潘氏兄弟这群乌合之众成不了大事。

李全的阴险是事情无成的一个方面，另外济王的不肯合作也是使这次拥立行动落败的原因。这位原太子在这个时候又一次显示出他不堪托付的庸人嘴脸，遽闻有变，竟匿于水窦之中，此后被潘壬发现而以黄袍加身时，仍号泣不从。最愚蠢的就是他竟向朝廷密报虚实，尚还幻想着能够侥幸得免。殊不知事情既然发生，他就不可能摆脱干系，潘壬兵败后，弥远借口济王有疾，派门客挟医赴湖州诊视，借机将他缢杀。

潘氏兄弟的反叛行为不可能得到公开的支持，但济王的死却可以让朝廷的反对派得到了一个突破口，起居郎魏了翁、考功员外郎洪咨夔相继上书为赵竑鸣冤，而真德秀则以此事联系目前的现实，向新帝具言治道之要，力请天子选贤任能、重振朝纲。德秀是一个时期以来朝间唯一能有所建言的大臣，他虽没有指名抨击过弥远的专权，但他也一度以挂冠而去表示自己的不合作态度。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德秀在上疏中明确提出要天子起用一些耆老之辈，就已经有点与弥远公开决裂的意味。到了这年的五月，进士邓若水在所上封事中就开始力斥史弥远之奸，甚至用了“弑”、“篡”、“攘夺”的字眼。“封事”就是密封的奏章，是群臣禀奏机密的一种方式。但这种皂囊封缄的东西依旧不能越过弥远的耳目，他不仅记下了邓若水的姓名，而且用浓笔将书中的激烈措辞一概抹去。当然抹与不抹都是无足轻重的事情，因为天子显然不会被这种言论所左右。六月，弥远加太师衔，封魏国公，柄国专权钳制内外，任用爪牙销铄正人，与当年的秦桧、韩侂胄已无二致。

毫无疑问，弥远虽然在嘉定年间当了十几年的宰辅，但真正得志是从理宗即位开始的。如果说秦桧反映的是人性之恶，而韩侂胄是人心之躁的话，则弥远无疑可以说是人之**逸骄奢的最佳代表。整个宝庆和后来的绍定年间的现实是外部风云激**，而内里积弊丛生，但这都被他的狡黠而一一掩盖。与前此所有的权臣所不同的是，弥远从不在国家大政上做任何决策，因而就避免了由于国事措置不当而引起的外力影响，这也许是他从韩侂胄那里得到教训的缘故。在他看来，天子既已在自己的手中，除了尽情享受这份美妙之外，又何须去做其它。

新帝理宗先天不足，这位起于民间的年轻人无法在很短时间里完全适应身份的变化所带来的那种变化的环境，自然也不可能骤然就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皇帝，显然，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当然，天子也没有必要推翻他与弥远达成的协议，从道义上说，他还必须为弥远的再造之功和拥立之德尽自己应该尽的义务。事实证明，理宗很好地报答了弥远的恩情，在此后的八年中把朝政完全交给了弥远。在这段时间里，帝国的新一代天子极为理智地把自己巧妙地藏在了幕后，他知道只要史弥远存在，自己就必须等待，这不是单单的知恩必报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保存自己的唯一选择。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绍定六年（公元1233年）的十月二十四日，因为在这一天，宁、理两朝为相共二十七年的史弥远终于撒手人寰。第二年，理宗改元“端平”，是为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

即使天不寿祚，堂堂大国的败亡也绝非一日所能致。然而南渡以来退守自保不过百年，其中韩侂胄恣意妄为了十年，史弥远又浑浑噩噩了二十有七年，三十七载的岁月，岂堪蹉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