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韩侂胄是怎样的穷兵黩武、祸国殃民，他能在帝国久习安逸之后，毅然仗义复仇，下诏伐金，在道义上并没有错。至于说到客观上的败势，那是帝国衰敝的现实所决定的，不能由侂胄一人承当。侂胄的不幸在于他的动机既不纯净，而判断又发生失误，在错误的时间里发动了一场错误的战争。从这一点上说，他只是个失败者，但绝不应是一个罪恶者。然而我们帝国的新贵们，却在敌夷之辈的凭空要挟下，竟真的就把他的首级拱手相送。

靖康时李纲力主抵抗而深为金人所恶，朝廷也只不过是将他罢官免职。秦桧和议之心可谓坚矣，但也未至于把岳飞送给完颜宗弼。如今侂胄不仅毙命棒下，而且已盖棺入土，可在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三月，朝廷仍然授命临安府斫棺取首，枭之两淮，此后又将侂胄、师旦之首付使送至金营，以交换淮、陕失地。可以说，韩、苏两人的头颅完全是附加的，帝国政府并没有因此而能拒绝金人增岁币三十万和一次性赔款三百万两的休战条件。

金人起初的索首之言当然不过是一种离间，与宋作战有年的金人非常清楚这一手段的效果，但他们也未必想到宋廷真的会送来侂胄的首级。年初议和时，金帅完颜匡就问过宋使王柟，对宋朝方面能否去掉韩侂胄表示怀疑。直到侂胄的死讯传来，完颜匡这才重提侂胄首级的事情，岂料王柟竟一口答应。在帝国朝会上就此事表决时，也只有一位大臣站出来说这事有伤国体，绝大多数人的意见都表示赞同。吏部尚书楼钥的话说明了一切：

“和议重事，待此而决，奸宄已毙之首，又何足惜！”

确实，当和议能够避免灾难时，天子可以下跪，土地可以割让，人民可以委弃，金帛可以资敌，则区区一个奸佞之辈的首级又值几何呢？！当政大臣史弥远之流完全有理由为秦桧被侂胄谥为“谬丑”而感到愤愤不平，早在三月初四就已经由天子下诏恢复了秦桧的王爵与赠谥。朝野公议对他们来说无足轻重，因为议论毕竟是议论，与金人的劲马硬弓相比，作用实在是太小了。重要的是金国如果能休兵罢战，帝国的政权就不至于发生危险，而统治者的利益也就能得到保证。侂胄既然愚蠢到连这一个浅显道理都不懂的程度，他也只能落下个身首异处的结局。

五月初，王柟将韩侂胄、苏师旦的首级送至燕京。初九，金章宗御应天门，备黄麾立仪仗受之，百官上表称贺。接下来悬两人首级并画像于通衢大道，令百姓纵观。此后漆此二首，藏之军器库，成为永久的战利品。仪式完成后，金帝问其大臣右司郎中王维翰道：

“宋人请和，复能背盟否？”

王维翰答得好：“宋主怠于政事，南兵佻弱，两淮兵火后，千里萧条。其臣惩杀韩侂胄、苏师旦，无敢执其咎者，其势实不足忧。唯有北方当劳圣虑。”

真是一语中的。

金人的胜利本身就很勉强，衰敝的国势更不容许它继续支撑战局。早在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初，重要统帅布萨揆就已经死于军中，九月，左丞相兼元帅崇浩亦相继而殁。宿将凋零，金廷举朝惴惴，生怕宋人乘势反悔。和议能够达成，金人实在也是长吁了一口大气。而北方的情形更趋严重，新兴民族蒙古已在朔漠草原中崛起，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十二月，铁木真称帝于斡离河，号曰“成吉思汗”，翦灭诸部，攻入灵州，势力渐盛，不能不给金廷以巨大的震慑。后来的事情证明，假如韩侂胄能迟至两年或三年后再发动北伐，结局将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与侂胄在很多方面颇有一致的宁宗天子为这场北伐最后下结论道：

“恢复岂非美事，只不过未能量力而行罢了。”

世事无情，即使痛心疾首后悔不迭也不能使它重新轮回。侂胄轻率的开战导致失利，实际上就已经使朝廷永远失去了恢复祖业的机会。更严重的是，当韩侂胄被枭首委敌后，所有的正义感和原则力量已经被彻底践踏。灾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与理念的丧失。我们的帝国依然任重而道远。

史弥远在嘉定二年（公元1209年）正月知枢密院事。任命下达的那一天，朝中唯一反对过将侂胄枭首授敌的大臣——权兵部尚书倪思入对，建议天子注意收归权柄。倪思暗示，侂胄虽诛，但枢臣犹兼宫宾，不时被宣召入宫，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所谓枢臣，指的就是史弥远。刚刚被召回朝中的吏部侍郎娄机也向天子指出：如果权臣私意横生，必将败国殄民。娄机虽没有指名道姓，但谁都明白他的话并不单单是针对韩侂胄而发。但这些都没能影响到史弥远在这年的六月入兼副相。不幸的反而是倪思，因为指责弥远的缘故在八月份离朝出知镇江府。

十月份，朝廷中枢机构的人事调整告一段落，钱象祖为左丞相，史弥远右丞相，雷孝友知枢密事，楼钥同知枢密院事，娄机参知政事。一个月后，史弥远因丁母忧去职归治丧事，但第二年五月就起复为相。这是因为太子——也就是与皇后一起力主清除韩侂胄的皇子荣王赵曮，他在韩侂胄被杀后入为储副，初更名为“帱”，后更名为“询”——一力建议的结果，他专门为此请示父皇，请求赐第弥远，让弥远在临安宅第中持服，以便时时咨访。这样的理由冠冕堂皇，太子现年十七岁，正是应向宰辅大臣们学习的年纪。

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韩侂胄的一批老部下秘密联结，准备埋伏在钱塘江边的浙江亭附近，俟弥远起复回朝百官迎谒之时，举火为号，尽诛弥远以及宰执大员，然后突入大内挟下诏书。不幸的是这个政变计划被人告发，为首者罗日愿凌迟于市。弥远又专门上书宁宗解释此事道：“陛下昨诛元恶，臣获密赞，故其余党切齿。”天子尽管优诏抚慰，但弥远心里还是有些不安，他不可能不为侂胄余党可能的报复而感到担心，这件事情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了弥远开始为加强自己地位而做进一步的努力。娄机在嘉定三年（公元1210年）十二月退休，一年以后，曾在诛韩事件中起了关键作用的张镃被除名置象州羁管。张镃的罢职来自于弥远的弹劾，罪名是“扇摇国本”，但似乎没有丝毫的证据。从此时开始，弥远的权威不用说已经是相当可观了。

弥远的优势同样是与宫中的联系。他出入宫禁旁若无人，早已使外议哗然，当年倪思上书还很含蓄，而朝野闲话则明确说他表里杨后，可与历史上的武三思相比。传说当然未必如实，但弥远颇有倚仗杨后之处则是不言而喻的。弥远和东宫太子的关系更不是个秘密，与诸亲王皇子也都有交往。他不像韩侂胄那样是个外戚，因此在这方面尤须花费相当的功夫。弥远显然比韩侂胄要聪明许多，否则以他的资历和能力，要建立强劲的势力是不可想象的。

近五六年内帝国处于相对安逸的状态，除了境内间或有些流寇作乱外，外部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警报。金人一心对付蒙古，因此守持和议十分严谨，使天子和帝国政府感到由衷的欣慰。两淮一带虽然尚欠生聚，但对朝廷来说，只要四境安宁就是一个最大的满足。当然也有忧患之士，比如江陵镇守赵方从嘉定五年（公元1212年）起就开始在守地整治战备，既增修三海、八匮以壮山川形势，又在荆门东西两山中构筑堡垒以守遏冲。赵方坚持认为：金人北逼于蒙古，必会南迁。事情不幸为其言中。

在蒙古骑兵风卷残云般的扫**下，金廷连年战败。嘉定七年（公元1214年）三月，又发生内变。原西京留守胡沙虎弑杀金帝完颜永济，拥立升王完颜珣即皇位，史称“金宣宗”，此时金国已无力再战，遂向蒙古求和屈服。蒙古人尚未摆脱那种旋战旋走的游牧民族固有的秉性，因此在得到相当的收获后便退出了居庸关，返回北方。金廷得以喘息后，宣宗眼见中都燕京实在守不住，便于这年的五月十一日下诏南迁汴梁。

金廷放弃北方固然是个无奈，但正如当年宋廷南渡一样，选择退避路线并不能挽救失败的命运。迁都南来，实际上就意味着把广袤的关外土地拱手资敌，既丧失了立国的基础，又大大地动摇了人心，百弊而无一利。从战略上讲，燕京固然近敌锋镝，但汴梁四战之地易攻难守，又岂是疲敝之国安身立命之处！当时就迁都问题进行辩论时，有不少大臣就主张迁往山东或者辽东，但宣宗皆不接纳，一意孤行南迁汴梁。金廷的南来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逃跑，但却又一次给我们的南渡帝国带来了祸患。事情很明显，当金人受逼于蒙古而无以自处时，它必然会在宋国方面打主意，这两个同样衰颓的政权之间的争斗又将不免。

对此，临安政府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七月，迁至汴梁的金宣宗遣使南来督促宋廷交纳两年的岁币后不久，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建议罢停岁币，修固两淮。他的理由是“此时当乘虏之将亡，亟图自立之策；不可以虏之未亡，姑为自安之计”。宁宗纳之，遂宣诸朝廷商讨。

淮西转运使乔行简不同意这个说法，他在给宰相的上书中认为：蒙古之势可忧，在这种情况下，金国就不再是仇敌而成为屏障了，因此“宜姑与币，使得拒蒙古”。

朝廷上下议论不决。

两种主张虽各有各的道理，但无疑都不可能达到效果。金国衰败之象已趋明显，它根本无力对抗强大的蒙古军队。既然其已必亡，对我们帝国所可能起到的屏蔽作用便不可能长久，贻送其资，岂非徒劳。但是，罢停岁币则必使金军南侵，以帝国目前的状态，绝难有必胜之机。事物的矛盾往往就在于此，越是无法选择，越是必须选择，岁币问题当然是个细节，但怎样应付目前的时势，却是帝国务必解决的难题。嘉定八年（公元1215年）五月，金中都燕京陷入蒙古，河北地区也随之不保，此时金国的状况，已到了和当年辽国的遭遇如出一辙的地步。真德秀在嘉定九年（公元1216年）十二月向宁宗指出了这一点，他告诫天子“宜以政和、宣和为戒”，这就是说，绝不能再像徽宗皇帝那样麻木不仁。

经过激烈的争辩后，金廷终于在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四月份左右发动了南侵。

这一决定是否明智，很难一概而论。但就金国的困窘来说，选择与宋开战是唯一可行的方针。当时河北已失，山西、河东剽掠严重，各地流亡齐集河南，衣食都发生困难。另外，北面压力未减，四地暴乱不绝，局促于中原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假如能成功地向西部和南方扩地立国，这对于金国不失为一个克服危机的办法。当然，能否成功又是另外一件事了。

临安朝廷只有仓促应战，在这年的六月下诏伐金。此次战役中，准备充分的襄阳方面统帅赵方首先立下了大功，在中路抵住了金人的强攻后进而反击，在嘉定十二年（公元1219年）年底彻底击溃了来犯的金军。淮东方面也有相当大的胜利，在这年的三月大败金军，使金人此后六七年内不敢再窥淮东。不过，西南战线的情况不妙，大散关两度失守，使金军连破诸州，抢掠甚夥。但就整个战线来看，宋军的防守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为今后的战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此后从嘉定十三年（公元1220年）至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近四年中，金国一方面抵抗蒙古和西夏的两面进击，一方面不断向西、南猛攻，明显已是最后挣扎的态势。然而由于财用不济、军势已弱，加之三面作战的窘迫和内忧外患的困扰，金国连年征战毫无所得。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年）三月不得不与宋停战。

我们的帝国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济是最好的反映，开禧北伐本就耗资无算，而长达七年的往复交战又大损物力，到嘉定后期，帝国的经济情况已经非常不妙。南渡以来的现实本就是土地日蹙、赋役日重，人民伤败而官僚富腴，尽管理财实质上就近乎聚敛，但帝国还是无法遽得财力以应付战时的需要。当年的韩侂胄甚至自出家财二十万资军，可见国用的艰难。因此无奈之下，也只有饮鸩止渴，以增发楮币筹措军费，嘉定用兵期间，政府发行纸币竟达一亿四千万贯。通货膨胀，物价腾踊，其对经济民生的摧毁程度，是无法言喻的。

如果政治上再不思振作的话，后果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