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舆论准备都是为某种政治目的服务的。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五月二十一日，有诏追封冤死的抗金英雄岳飞为鄂王，这无疑是侂胄决意用兵的信号。

其实在两三年前，金廷由于担心宋廷方面趁火打劫，就在沿边聚粮增戍，又禁止了襄阳榷场，中断了部分贸易，致使双方边境上的小规模冲突逐渐开始发生。但自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起，挑衅就主要来自宋廷一方，沿边地带的宋朝军民趁着金国的内乱，不断进行骚扰活动，进一步加剧了紧张气氛。湖北节帅吴猎第一个开始筹措军务，在重镇襄阳一带蓄积钱粮、整编军队、构筑工事，率先完成了中路的准备工作。十二月，侂胄创建国用司，以宰相陈自强兼国用使，负责战时经济工作。十一日，下诏明年改元“开禧”，这是取太祖年号“开宝”与真宗年号“天禧”合并而成，其恢复祖业的寓意十分明显。新年的三月份，金人截获了一份宋廷书牒，这才得知韩侂胄已在鄂、岳一带布置了重兵。一个月后，金国边境报告说，宋军已进入秦州、巩州一带，金廷上下开始有所警觉。金章宗一方面命枢密院移文宋廷，要求宋廷按照两国和约撤出部队，另一方面命平章政事布萨揆为河南宣抚使，集诸道兵马严备。

侂胄采取了瞒天过海的手法。在布萨揆抵达汴梁后，帝国朝廷由三省及枢密院联名具文答复道：边臣生事，已行贬黜，所置兵亦已抽去。前线濠州的两位指挥官也配合朝廷佯示诚意以麻痹对手，他们派了一些当地的老百姓前去汴梁，向布萨揆报告假情报说：宋军增戍，本意是对付盗寇，且军士多为白丁，穷蹙饥疾，死者甚众，根本不能打仗。布萨揆相信了此话，松弛了防备，并把这些情况报告了燕京。

金廷主要的问题是意见不甚统一。尽管有些大臣认为宋廷意图不轨，但更多人认为南渡宋室连遭败衅，自救不暇，恐怕没有胆量叛盟。就整个金廷朝野的意见来说，确实是不愿意再与宋开战，章宗本人也同样是这个意思。于是在得到布萨揆的报告后，这年的八月，下诏罢停了河南宣抚司。九月，侂胄为了进一步探听金人动向，派陈景俊借贺正旦之名出使金国。章宗明确对陈景俊表示，河南宣抚司业已罢停，意在息战。但十二月份金廷派出的复使赵之杰却没有能很好地贯彻金帝息事宁人的主张，入见宁宗时态度倨傲，在帝国朝廷内外引起公愤。次年正月，陈景俊从金廷使还，带回了金帝明确表示的有关双方互不干涉的意向。金人的委曲涵容是数十年来前所未有的，这无疑又助长了侂胄的骄气。

与金廷的示弱相反，侂胄一直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早在去年六月，朝廷就已秘密下诏给内外诸军，正式下达了进攻的命令。七月，侂胄被加为“平章军国事”，立班宰相之上，三日一朝并赴都堂治事，这就在名义上也完成了韩侂胄的领导身份。侂胄在收纳三省官印于私第的同时，又建立了一个叫“机速房”的特别机构，使战时指挥大权直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到了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事态已是一触即发。

近一年以来，整个帝国上下的气氛极度紧张凝重，大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意味。对这件积压心中已久的事情，不少人为之慷慨激昂长吁闷气，但更有很多人惴惴不安，仿佛大难临头一般。当侂胄的开战企图明朗化以后，几乎在帝国的各个阶层都引起了抗议浪潮，最激烈的是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四月武学生华岳的上书，他在切谏朝廷不宜开兵边衅的同时，甚至要天子斩韩侂胄等人以谢天下。在这种关键时刻，侂胄当然不能容忍这种行为来阻挠他的大计，于是以强硬的手段弹压反对言论，华岳也被侂胄投入大狱。

道义问题也是一个争论的焦点。一贯主张复仇的丘崈就认为，中国当示大国之体，在金人未必有意败盟的情况下，只能申儆军实以作防备，而不能率先生衅。丘崈为此坚辞了宣抚两淮的职任，在丘崈看来，金人宣抚既寝，我方亦不可轻举。丘崈的这种言论明显是“凡事礼为先”的传统观点，侂胄自然是很难理解的。

在侂胄的坚决态度下，一切都已经无法改变。从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二月开始，侂胄已经不再掩饰，帝国军队开始在好几个边境地带主动进击。尽管宋军起初仍然采取一种昼伏夜出的骚扰形式，但也使金廷逐渐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金章宗在取得殿前大臣的共识后，于三月份重新命布萨揆在汴梁设置行省，分兵屯守要害。

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四月十九日也是一个帝国历史应该记取的日子，这一天，朝廷下诏追论秦桧主和误国之罪，削夺王爵，改谥“谬丑”。制词中有道：

“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认诸人之责！”

这句义正辞严的话让无数人为之一吐积郁，一时都下之口传诵不已。在这一刻，我们的帝国无疑是激动、兴奋而又慷慨激昂的。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大大出乎侂胄的意料。本来，从四月份开始进兵后进展颇顺，山东京洛招讨使郭倪收复了泗州东西两城，江州都统使许进收复了新息县，镇江都统陈孝庆收复了虹县，光州义军收复了褒信县，只有江州都统王大节在蔡州失利。在形势大好中，侂胄自以为得计，便于五月初七请天子下诏正式对金宣战。岂料下诏之后，两淮一线宋军各部却进击不利，先后在宿州、寿州、唐州遭受重挫。丘崈受命出长两淮后又单纯退守，使得金人由守转攻，于十月份分九道南下。到了这年冬天，中路及东路宋军开始全线败退。此后，就是陕西河东招讨使吴曦于十二月据蜀叛变，使得整个战局急转直下。

吴曦是当年显赫一时的封疆大吏吴璘的后人，其父吴挺官至利州安抚使。吴氏家族世袭兵柄，长期经营四川，号称“吴家军”，南渡四大将之后，也就只有吴家世代为将独守一方。吴挺死后，在丘崈的奏议下，朝廷召回了吴曦而改用他人镇蜀，这使得吴曦甚为不满，回朝后一直在上下活动，想重回四川。侂胄为了拉拢吴曦，答应了他的请求，于嘉泰元年（公元1201年）七月命他出任兴州都统制。放虎归山，终成后患。

吴曦节镇一地后便开始收拢军政大权，图谋不轨。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三月份被命为四川宣抚副使后，进一步加紧了活动。战事开始后，吴曦一直按兵不动，并派人赴金以献关外四州的条件求封蜀王。十二月与金人达成了协议，暗中退兵，使金兵**。侂胄主持下的朝廷中枢对吴曦的不法行为反应十分迟钝，直到次年正月吴曦公开称王之前，一直都被蒙在鼓里。

半年不到的时间就证明了侂胄发动的这次北伐根本就是一场不可能取胜的战争。

侂胄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自认为战局的失利是国无贤才的缘故。为此他在六月罢免了两淮宣抚使邓友龙而改用丘崈后，又处理了数位丧师失地的将领，甚至把他的得力助手苏师旦除名抄家。师旦本是侂胄的门客，北伐前后一直是侂胄在军事上的主要谋士，也是力襄北伐的骨干。侂胄对他的处理固然是为了平复人心的需要，但从侧面也说明苏师旦根本就担负不了克敌制胜的重任。七月份，他又调整了中枢的人选，进而在次年正月罢免了擅自与金兵议和的丘崈而改用张岩，同时自出家财二十万补助军需，然而丝毫无济于事。

确实，正如反对开战的人早就指出过的，目前将帅乏人的情况非常严重。陆游、辛弃疾已老，叶适、丘崈等由于和侂胄观点分歧又不愿合作；而薛叔似临事无方，邓友龙柔弱乏力，两人皆不堪大用。剩下的只能是侂胄手下的一帮党徒，其中陈自强、苏师旦无能，许及之胆怯，根本不是将帅之选。等而下之者如张岩，开督府九月，耗费州县官钱三百七十万缗而未立寸功。至于叛贼吴曦则更不用说了。所有这些，都证明了帝国在人才方面的无奈现状。不过，这还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而已。

决定性的原因是帝国实在是没有能力去打赢这场战争。大的因素不论，侂胄的准备就显得过于仓促，疲敝的士气和骄惰的兵卒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五月份攻宿州时，士兵乍遇暑潦就怨声载道，全无军纪，到符离后，金人本欲投降，而当地义军业已登垣肉搏，岂料官军反而妒忌其功，以箭射之自相杀戮，守城者于是不降。至于攻击不利后，更是兵败如崩，溃卒满野。如此军队又岂能与敌开战！

侂胄的用兵动机也注定了他必然错误地估计了形势。金兵在短短数月的时间里就能发动反攻，证明了辛弃疾的判断不误，敌人尚还没有达到完全崩溃的程度。叶适在侂胄决心下诏宣战时就坚决拒绝了草拟诏书的任务，他在给天子的上书中忧心忡忡地预言说，如果认为“虏已衰弱、虏有天变、虏有外患”而轻率冒进，将是一个“至险至危”的事情。当然，侂胄是绝对不可能接受这一说法的。

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归结到欧阳修的那句老话上去：如果自身不具备实力，并不一定能够乘人之危。何况敌夷尚还没有困危到让你有可乘之机的地步。

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初，由于内外交困特别是来自北方的压力越来越大，金人在取得胜利后便已经有意乘势收手。二月份，吴曦刚刚称王没有几天就被部将所杀，更使金章宗感到十分沮丧，议和之意遂定。对金国来说，对宋休战虽然是目前形势下唯一的选择，但它毕竟拥有胜利者的身份，就像以前一样，金廷提出了苛刻的条件。八月，宋使方信孺从金营使还，带回了对方的要求。

第一是割两淮，第二是增岁币，第三是索取归正人，第四是犒赏军银，第五——方信孺说：“第五条臣不敢言。”

侂胄坚持要他说，信孺只好嗫嚅而道：

“这第五是要太师的人头。”

侂胄气极而晕。

这当然是不可能答应的。事到如今，侂胄已经没有退路。如果说他当初是为功名地位而赌博的话，现在则是为自己的身家性命而战了。几个月不到，侂胄须发皆白。

九月初六，无奈的侂胄只得起用辛弃疾，发布诏命委任他为枢密院都承旨，希望能用弃疾的威望和才略挽回颓势。弃疾虽力主恢复，但他并不同意仓促开战，更不愿意与侂胄同流合污，所以一直被侂胄排挤在外。诏命到时，弃疾已经是重病在身，有心杀贼也无力回天，只有上表自辞，四天后即赍志而殁。九月十八日，侂胄以赵淳取代了九个月以来毫无作为的江淮制置使张岩；十月十三日，又促使天子下诏，借罪己而鼓舞士气民心，但败局已定，临事更张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

侂胄身边的党派集团是因为相互的利益才和他走到一起的，既然这个目标已经不可能达到，侂胄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事实上，当敌人指名单要侂胄的人头而不问其他时，侂胄的末日就已经到了。

出身名门的礼部侍郎史弥远是京镗的心腹，素与侂胄有隙，也并不赞成侂胄的北伐。这个人工于心计，也颇有点干才，属于那种不甘趋人之后的类型。由他来成为侂胄的掘墓者并不是一个偶然。

大约是在十月底或者更早一些时候，史弥远秘密上奏宁宗，以兵兴以来士民涂炭、公私大屈为由，请天子诛杀侂胄。当时宁宗听罢不语，天子既有些不甘就此罢休的想法，同时多少也有点顾虑，毕竟侂胄不是一般人。但皇后杨氏得知后，马上就抓住这个机会。

杨氏先让皇子荣王赵曮去说服皇上，不果后又请出她的哥哥杨次山劝驾。杨次山明白宁宗的心意，因此对天子保证说，不妨选择可以信赖的大臣共同举事，这才使得宁宗的心思开始活动。次山见天子已经有意，马上返报皇后。杨氏令其择廷臣可用者，次山选择了史弥远，而弥远欣然奉命。杨氏自出御批二件，一份给史弥远，一份给左司郎官张镃，密嘱他们立即行动。不过，皇后这时并未确定一定要杀掉侂胄。

有了天子的默许和宫中的支持，弥远已无后顾之忧。他挑选了两位大臣作为重点争取对象，一是钱象祖，一是李壁，这两人都是侂胄的党徒，时下皆身为副相，特别是李壁，虽然对率先用兵心存顾虑，但最后还是迎合了侂胄之意，对金人的宣战诏书就出自他的手笔。如果能得到他们的支持，事情就成功了一半。弥远先去说服钱象祖，因为他知道这个人在某些方面与侂胄发生过抵触。果然，钱象祖一拍即合，由他出面，李壁也毫不犹豫地成为了倒戈者。此事本极隐秘，惟主谋者史、李、钱数人知之。

十一月初二，侂胄在都堂对李壁道：

“听说有人要生变，公知此事否？”

李壁以为事情泄露，吓得面红耳赤，话都说不上来了。

“……恐怕，没有……没有这样的事吧……”

弥远听李壁说知此事后也十分惊恐，两人立即找到张镃，张镃道：

“势不两立，不如杀之以绝后患。”

史、李颔首同意，弥远拍案对张镃道：“君不愧为将门之后，吾计已决！”张镃是南渡初期大将张俊之后，正如弥远所说，倒也真有些乃祖之风。当年若没有张俊，秦桧也未见得就能杀掉岳飞。

史、李又急趋钱象祖府第。钱象祖认为应当奏明皇帝，而史弥远、李壁均担心事情从缓会导致败覆，主张就在翌日进行。三人最终订下了计划，命令殿前司公事夏震领兵三百人埋伏在侂胄上朝的必经之地，伺机擒杀。

十一月初三，侂胄像往常一样怀着重重心事上朝，走到六部桥时，夏震率手下人拦住轿舆，厉声道：

“有旨，太师罢平章事，即日出朝！”

“有旨吾如何不知？——”

侂胄话音未尽，夏震等即抢上前，将侂胄轿乘向宫外拥去，走到玉津园夹墙中，不容侂胄分辩，一阵铁鞭乱棒将他毙命。

当史、钱两人向宁宗报告侂胄已诛后，天子还不敢相信，当确凿无疑的事实摆在他眼前时，我们的天子不能不在心底倒抽一口凉气。在宁宗看来，眼前这个满身杀气的史弥远，与那位霸道十足的韩侂胄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初五，陈自强罢相，贬永州居住；初六，苏师旦贬韶州安置，第二天被杀。几天后，邓友龙、郭倪、郭僎、张岩亦相继被贬。反戈一击的李壁因为主战的缘故也未能脱离干系，被贬抚州安置。

第二年，帝国改元“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