侂胄得以主宰政局也有一些客观因素。正如本朝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几个专政时期其实都是迎合了某种需要一样，侂胄的强硬手段也是适应了朝野上下某种不满情绪的结果。这种不满当然不一定尽是出于公义，其中的绝大部分甚至是党派之见或个人恩怨的产物。然而事情既然存在，它就必然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表现出来，绍熙内禅的险恶风波造就了这种气氛，而韩侂胄的恣意妄为又为此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侂胄对朱熹的打击本出于政治报复，但事情最后归结到朱熹所提倡的“道学”上，并不是侂胄本人事先所预料到的。朱熹发展儒学思想功不可没，但他在淳熙末期对其所谓“正心诚意”之说的过分渲染多少就有点哗众取宠的味道，而此后树立严谨的道统，就更明显地表露出自我标榜、独立门户的倾向。人们没有理由把他与孔、孟先师相提并论，因此不能不对他的动机发生怀疑。当然，前些年王淮等人对朱熹的攻击还是不免政治上的因素，但也表明朱熹自高其道的做法并没有多大的市场。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兵部侍郎林栗指斥朱熹时，有一位婺州人叶适曾经极力为他辩护，反攻王淮、林栗随意创名诬陷朱熹。但也就是这位叶适，在不久之后就开始对朱熹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认为朱熹之说完全是背离孔子大统的“浮论”，充分反映出与朱熹对立的思想潮流仍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侂胄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侂胄先是组织了一场声势颇大的批判运动，反复从理论上论证朱熹之说的伪学性质，然后按照他的需要，将所有不附己者尽数列入“道学”的名单。既然朱熹的“道学”已被指斥为“伪学”，那么道学之人也就是伪党，这对侂胄完成他的政治清洗是再好不过的借口。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八年正式申严道学之禁，十二月，朱熹被削职罢祠。这时的朱熹才明白事情的性质已有所转化，但既已错过了反击的机会，除了在福建家里焚烧文稿之外，别无办法。

庆元三年（公元1197年）十月，事态臻于极致，有一位绵州知州王沇上疏，建议订立伪学名录，以便今后处理。这简直就是蔡京“元祐党人碑”的翻版，侂胄当然乐于取法。于是在这一年末，五十九人被列入了这个名单。其中宰执有赵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蔺四人，待制以上官有朱熹、徐谊、彭龟年、陈傅良等十三人，其他官员则有刘光祖、吕祖俭、叶适、黄度等三十一人，甚至还包括武臣三人，普通士子八人。

很明显，这个道学党籍可以说根本就与所谓的“道学”无关。赵汝愚不必说了，留正与王蔺两人也从未涉及过道学，特别是留正，他与朱熹的个人关系甚至都不怎么样；另一位宰执周必大以文知名，更与道学浑不相干。严格来说，五十九人中真正的道学家也许不超过两三位，由此可见，这完全是一个政治运动的黑名单是毫无疑问的，他们之所以名列其中不外乎是与侂胄发生了抵触而已。刘光祖在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曾说过的，“因恶道学乃生朋党，因生朋党乃罪忠谏”，确实不失为先见之明。侂胄禁黜道学之党，其实是从反面证实了自己的朋党事实。

独裁政治的一个最大效应就是趋利之徒奔竞于道路，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世事既不可能清明如水，人性自然也就不会全如光风霁月般纯洁无瑕，即所谓天道流行化育万物，必得是气而有是形，禀得衰颓薄俗之气，便为愚、不肖。在这一点上，朱熹确实是说到点子上了。愚不肖者既然无法避免，那么侂胄一人翻云覆雨如此肆无忌惮，也正是适应了他们的需要。小人当道，则道德沦丧、士风日下就是个必然的结果。

侂胄当政后，吏部尚书许及之谄媚所事无所不至，但两年内却一直未得升迁。及之每次拜见侂胄，总是涕泗俱下，其衰迟之象，就差要跪在侂胄面前。如此次数既多，侂胄恻然生怜，终于把他升为同知枢密院事。有一次侂胄庆贺生辰，及之来迟一步，阍人已经上栓落门，及之无奈之下，只得俯偻而入，奴颜之气，令人扼腕。不过，这还不是最典型的。

相比之下，有一位叫赵师的比许及之高明得多了。侂胄尝与众客饮于私园，信步之间，他指着山庄中人工修筑的竹篱草舍道：

“真是一派田舍气象，只是缺了犬吠鸡鸣之声。”

话音未落，丛草之中立时就传来犬嗥。众人趋前视之，原来是师在那里匍匐为狗，侂胄大笑。这一笑给师笑来个工部侍郎的官衔。

群小之象虽不值置喙，但有些事还是颇发人深思。侂胄兴道学党禁最得力的助手是京镗，这个人比侂胄要大十四岁，早年也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孝宗初政锐意用兵，群臣大多附合，唯有他主张徐缓图之；高宗驾崩后奉命报谢金人吊丧而出使，京镗以正为上皇服丧之故，在金廷不肯听乐，金人强之，京镗大义凛然：

“头可断，乐不可听！”

但也就是这位京镗，在侂胄欲逐赵汝愚而苦于无计的关口，竟对侂胄说：

“汝愚是宗室之臣，若诬以谋危社稷，则可一网打尽。”

这简直就是杀人而不择手段，与他当年的作为不啻霄壤。在党禁过程中，京镗也是主要的策划人，对侂胄的襄助甚大。若不是他几年后死去的话，这场政治打击运动恐怕还不会轻易地平息。权力的**实在是太大了，有些人能不畏刀剑，却不免在欲望面前轻易就范，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朱熹卒于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三月，当朝廷听说朱熹四方信徒可能会齐集信州，为这位道学宗师送葬时，又特别下诏，严饬地方予以约束，禁止彼辈聚会之间妄议时政。结果使朱熹殁后，门生故旧无一至者。但严酷的禁令并不能磨去天下的正义之心，辛弃疾就为朱熹撰写了祭文道：

“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耄耋之年的陆游也为朱熹的不幸遭遇深表感慨，专门为文祭之并给朱熹以很高的评价。如就两人的思想倾向来说，他们无疑与朱熹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但他们并没有因学术观点上的不同而落井下石，这充分表明韩侂胄的政治迫害是相当不得人心的。

执政的侂胄一方显然非常心虚，因为对立一方虽然遭受重挫，但未必就不会东山再起，有报复就有反报复，这是极为浅显的道理。朱熹死了两年后，侂胄方在很大程度上松弛了道学之禁。这是因为在侂胄看来，目的既然已经达到，再在连他自己都不甚清楚的所谓“道学”上做文章，当然也就没有必要了。

朱熹去世的这一年十月，侂胄进位太傅。有意思的是，以侂胄的外戚身份是不可能出任宰相的，但他却能将太傅这类荣衔变成实职，从而成为宰相的宰相。这再次说明制度这种东西的虚幻，对聪明人来说，它毫无约束力可言。一个月后，皇后韩氏突然病故，这对于侂胄来说是个不小的损失。次年宁宗改元“嘉泰”，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二月份，侂胄接受了一位党人的建议，突然宣布放宽对道学的禁令，并且先后追复赵汝愚、朱熹两人的官衔，留正、周必大、徐谊等人也渐渐复官还秩，实际上也就是基本停止了这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政治运动。接下来，一件更大的事情发生，对侂胄后来的人生经历起了重要的影响。

皇后韩氏死去后，坤位虚悬了一年有余，册立新后逐渐提上了议事日程。侂胄与曹婕妤相善，按他的意思当然是把想把曹氏扶上皇后的位子。但另一位候选人贵妃杨氏却是个有心计的人，不愿束手就毙，与侂胄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较量。就接近于天子来说，杨氏显然比侂胄要得天独厚，控制一位年轻的皇帝，作为女人的杨氏更具备侂胄所没有的条件。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十二月十四日，宁宗下诏立杨氏为后。新皇后奉受册宝的这一天，侂胄也进位太师，封平原郡王。但这却并没有使他感到一丝一毫的兴奋，侂胄知道，宫苑深处已经出现了一个潜在的威胁，他必须赶紧拿出对策来应付这个变故。正是在这个时候，侂胄发现了他真正应该做的事情，几乎是从一开始他就意识到，这件事将会获得的支持和响应，比禁黜道学不啻要高出多少倍。

侂胄之所以在后来作出这个震惊中外的重大决定，主观因素是最主要的原因。侂胄十分清楚，自己这个近幸出身的人很难服众，更无法对付由于大兴党禁而带来的普遍反抗。假如不能建立殊绝的功勋，他也就无法永远掌握天子，因而也就不能抵御新皇后的排斥。就目前形势而言，建功立业的最好方式就是恢复故疆、尽雪仇耻，这一点触目可及。同样，这一件光辉大业所能产生的反响，也是无需判断的。帝国为这件事情已经争论了七八十年，从来也未曾在人们的心目中淡忘，侂胄有理由相信，只要抓住这个东西，登高一呼必然应者如云。有一个事实更是昭然若揭：凡是在恢复大业上有作为的人物，不仅能在当时提高威望，也都能在身后受到广泛的赞誉。毋庸置疑，侂胄想望这样一个结果的心情比任何一个人都要强烈。

侂胄是个粗率的人。他对自己当政之后种种专权擅政、恃势骄居的作为从来都不加以掩饰，只是率意放纵、为所欲为。内宴之上，常常会看到他与妃嫔杂坐，言语肆意，无所忌惮；而与曹妃的姐妹们出入宫闱，秽声传于朝外，侂胄也不把它当一回事。侂胄既没有受过严格的传统教育，也不像蔡京、秦桧那样富于心计，因此他从来也想不到自圆其说。只要是能够做到的事，侂胄从不考虑是非，当然也就不会去认真地考虑后果。眼下他最迫切的需要是巩固自己已经得到的地位，为达到目的，自然就会不择手段。

当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年初侂胄匆忙停止所谓的伪学党禁时，他就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十二月份杨氏立为皇后，促使他进一步确立了方针。为此，他开始作出姿态，不仅追复朱熹、赵汝愚，恢复受排斥人员的官职，同时将一大批长期不受重用的人擢升入朝，其中就有一贯主张用兵恢复的薛叔似、辛弃疾和陈谦，甚至包括年近八十的陆游。其中的陈谦还是赵汝愚的门客，因党禁而被罢斥，但因为力主抗战，也为侂胄起复。从这件事情上看，侂胄的用意已非常清楚。到了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侂胄开始进行具体的行动：七月，命殿前司制造战船，出封桩库府钱十万缗；八月，增派战略要地襄阳骑兵；十月，命两淮诸州教阅民兵弩手。种种战备措施已全面展开。

不过，最后促使韩侂胄付诸实施的还是客观因素。

这个时候金国的情形很不妙。

本来，金世宗统御的几十年里，金国的国势已经基本稳定，中原地带也逐渐融合在既成的现实环境中。世宗取法汉制，宽厚治政，在相对平和的态势下使久经战争的国家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休养生息，制度文化以及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发展。但与南渡帝国相似的是，金廷上下对怎样维护长治久安也没有很好的办法，安乐之下，**逸易生，这个新生不过数百年的民族似乎还是缺乏生存的经验。世宗之后是后来被称为“金章宗”的完颜璟成为金国皇帝，即位后不久，内部的问题就开始渐渐暴露，特别是与中原汉人的矛盾又开始突出起来，成为金廷的一个绝大心病。但最主要的威胁却是来自于它的外部。

得中原者得天下是以不断进取为附加条件的，它是一条进攻之道而并非一个守成之策。金人的窘迫正在于此，它在入主中原之后既未能进而克服南方，相反又面临着北方异族的挑衅，结果两面受敌。对宋朝的休战是个明智之举，使它得以腾出手来对付北面特别是几个渐趋强盛的游牧之族鞑靼、蒙古两部落，因而取得了初步成果。但自金明昌五年（宋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起对北方开始大规模的征讨后，金人才终于感觉到用兵再也不像早年一样毫无顾虑了，因为内部的问题时时在掣肘着它的对外进攻。两年后，契丹人占据信州反叛，远近震动，使得金廷不得不分兵以击；又一年后山东汉人亦纷纷起义，再次给金廷制造了极大的麻烦。此后在边境及境内两方面，这样的事情连续发生，金国政府已是焦头烂额。金人的不幸是因为进驻中原后，它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业已从一个掠夺者成为了反掠夺者。成为中国人是有极大代价的，必须学会付出、学会忍让、学会用精神力量来克服困难。显然，金人尚做不到这一点，历史给予它的时间太短暂了。

暗怀心思的韩侂胄自然不像以前的帝国大臣那样对金敌的情况麻木不仁，在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左右，当不少人将有关情形汇报给侂胄时，立即就促成了他的决策。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正月，除授浙东安抚使的辛弃疾受命入朝，给天子上了一道奏疏，又给了侂胄决定性的影响。

辛弃疾此时已经六十三岁了，但几十年的光阴并没有让他的报国之心和誓清中原之志发生丝毫的衰减。他是一个有眼光的人，即使赋闲家居也没有忘怀国事，一直就注意了解敌国的动向。他与好几位朝廷派往金国的使节有着较密切的交往，从他们那里初步得知了眼下的形势。出任浙东方面的封疆大员后，弃疾又先后派遣了不少人前往北方的河北、山东一带探听虚实，力求掌握第一手资料。弃疾知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他对好友程珌说：

“谍者师之耳目，兵之胜负与国之安危皆系于此。”

弃疾给谍报人员布置了很详细的任务，既命其深入幽燕，也让他们到中山、济南等地详细调查，凡是有关山川形势、官寺位置、兵马数目、将帅姓名都在侦察范围之内。弃疾自己就在山东长大，又历经北方诸地，对反馈的情况有着独特的判断能力。他向程珌出示的一幅战略地图，正是根据各种谍报综合处理而绘制的，它的详实程度，颇使程珌叹为观止。

其实弃疾根据手中的材料所下的判断，对目前的局势并不十分乐观。他私下里就对程珌承认，眼下敌人的士马状况还是相当可观的，绝不能掉以轻心。然而弃疾对恢复大业刻骨铭心般的向往，使他仍然觉得这是一个机会而不应白白错过，因此他在给宁宗的奏疏中说：目前敌夷的势态如果继续恶化，金国必乱必亡是肯定的，朝廷可以考虑采取应变之计。弃疾是相当一部分人心目中的将帅佳选，以他的身份提出这样的建议，侂胄不能不予以高度的重视。

但最后促成侂胄贸然开战的却是刚刚出使金国回朝的邓友龙，他对侂胄说：

“臣出使时有一金国的驿使夜半来见，具言金国业已困弱不堪，王师若来，势若拉朽。”

显然，这是根据一个含糊的事实做出的一个极不负责任的臆断，但赌徒最爱听的就是这样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