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弥远死后，有一种舆论开始抬头。相当一批官员们提出，天下安危系于宰相一身并不是件好事，群臣养交而天子孤立则更是不可容忍。最典型的是时任礼部郎中的洪咨夔，他认为权归人主实际上比政出中书要重要得多。这位在史弥远当政时期曾一度上书抗言的大臣从内心里对大权独揽的宰相并不抱有好感，他在给理宗的奏疏中总结道：中书之臣弊端之大者有四，一是自用，二是自专，三是自私，四是自固。因此他强烈呼吁天子必须将威福操柄收还掌握，使天下在知有朝廷的同时“知有吾君”。

这种思想倾向渊源有自，韩、史以来权臣用事的经验教训太深刻了，它不能不使人们有所警觉。然而，对执政者抱有太大的期望总是十分危险的，对宰相如此，对天子更是如此。绍定六年（公元1233年）十月史弥远死后，理宗亲政，一反过去的沉默无为，改元更化励精图治，一时确有革新之象，但仍然没能改变帝国政治的恶性循环。

天子的毛病正在于矫枉过正。八年的刻意修炼使他逐渐对天子之道有了深入的理解，史弥远的擅权更使他有了一个强烈的比照，因此理宗亲政之后立即表现出一种唯我独尊的基本态势是不奇怪的。在朝野舆论的影响下，天子甚至于一度对朝堂宰执们持有一种强烈的怀疑态度，表现在用人方面，往往是除擢既骤，去之亦亟，任之不专，信之不笃。可见，帝国的制度不能保证折中妥协这一根本政治目标的实现，权归人主就很难做到政出中书，反之亦然。

郑清之这位史弥远操纵废立的帮凶和天子藩邸时的老师，是理宗亲临朝政之后的第一位宰相，他响应了天子更化政治的号召，以廉俭清明的作风独树一帜，并召回了真德秀、魏了翁、崔与之、徐侨、尤焴、游似、洪咨夔、杜范等一批老成持重之士，一度使天下翕然相望。然而维新之象并没有持续多久，自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五月真德秀去世，十二月魏了翁出朝后，这一大批正直之士又被轻易黜去。走马转蓬的朝廷宰执们相互之间门派林立，议论纷纭，而全无实效。在这种情形下，即使圣明天子扬廷出令，震撼海宇，又有何用？

短短七八年里，天下已经大变。绍定五年（公元1232年）年底，宋与蒙古达成协议联合攻金，终于使金国土崩瓦解。先是蒙古军在绍定六年（公元1233年）正月攻克汴梁，接着宋军于这年四月大败西逃的金军残余，收复邓、唐数州。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正月，宋、蒙两军合攻中原腹地蔡州，金室最后两位皇帝一无奈自杀，一死于敌军，金国灭亡。历史惊人的相似，正如真德秀所预见的那样，与宣和末年联金灭辽后极为相同的问题又一次摆在了帝国政府的面前。然而历史教训却没能影响宰相郑清之，他还是接受了分任京湖、淮东制置使的赵范、赵葵兄弟所提出的建议，主张乘金国之亡抚定中原，进据河关以抗蒙古，又一次走上了老路。

如果理宗稍微认真地考虑一下朝廷上下的不同意见，本来是能够避免这个错误的。当时朝堂之上也只有郑清之一人力主其说，从宰执大员到其他方面的统帅甚至包括赵氏兄弟的部将，都异口同声表示反对。他们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兵兴于外不能解忧于内，所得绝对不抵所失；二是内地的现实和国势确已不堪再战，北方既未能图，南方或已骚然。这些意见来自许多有经验的朝官和前线的封疆大吏，反映了内外两方面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不是空论义理一味求安的懦弱之论。另外，从战略上考虑，用兵的谬误也显而易见，正如淮西总领吴潜所说：兴兵收复河南，“取之若易，守之实难”。若得而不能守，谋据河关岂非空谈？

然而天子的想法是“和不足恃”，这是他当初亲政时就已经牢牢树立的信念。当然，“和”是不足恃，这也同样是帝国血泪历史的经验总结，但这却不意味着一味冒进就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取胜之道有多种，吴潜同时为郑清之所指出的“以和为形，以守为实，以战为应”就是一个不错的策略。天子有意进取是值得肯定的，不幸的是，美好的愿望代替不了严峻的现实。此次战役基本上就是以宋军完全的失败而暂告停止，自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起蒙古开始南进后，整个帝国便立即转成守势。

于是，四十年的战争拉开了序幕。当然，这场保家卫国的生死搏斗是无法避免的，理宗的独断只不过是过早开始了这场战事的进程而已。但是，这一决策过程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相当严重，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天子和帝国宰臣们尚不能认真把握形势，接受谏论而勇于修正，从根本上反映了政治上的腐败已经趋于何种程度。天下的有识之士有理由相信，龙庭和都堂之上已经浮云蔽日，看不到任何希望了。就在这一年，有一位在野之士痛切地向理宗皇帝预言道：天下之势既如人之垂老得疾，实在也就无可救药。尽管我们这个迟暮的帝国又苟延残喘了将近五十载，但这仍然不失为是一个无比精确的论断。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迢迢银汉谁渡？

端平三年（公元1236年）后理宗又改元“嘉熙”，嘉熙元年（公元1237年）二月，魏了翁死于福建安抚使任上。朝廷方面，郑清之、乔行简并相，郑性之知枢密院事。二年（公元1238年）二月，史弥远之侄史嵩之出任副相，并督视京西、荆湖南北、江西四路军事，置司于中部的鄂州，成为帝国全线的最高统帅。

史嵩之与其从父史弥远一样，好于权术而乏于实才，尽管当年曾率军与蒙古军合破蔡州，但并没有证据表明他具有担当帝国最高统帅的素质。此人之所以能出长要职，同样来自于天子的赏识。端平议战时，嵩之曾反对郑清之出兵，师溃之后，理宗在反对派中独独想起了他，一擢再擢，直至此职。嵩之赴任之后未改初衷，立主和议，在军事措置上也并无建树。这年九月，蒙军以和议要挟不果，以八十万大军包围庐州，被守将杜杲击败，但嵩之作为最高节帅也得到了天子奖揄。此后，杰出大将孟珙转战收复襄阳，克复夔州，取得开战以来的重大胜利，嵩之自然也有一份功劳，由此挂衔宰相，封公赏爵。两年后的嘉熙四年（公元1240年）三月，被天子召回临安，在接下去的淳祐期间独相近四年。

嵩之为相期间并无实绩，然而自恃边功，骄狂日盛，引起了广泛的不满。淳祐四年（公元1244年）九月，他的父亲病故，本应卸职丁忧，然而嵩之贪恋权位，竟援引战时特例自我起复。一百四十四位太学生伏阙上书，指责他席宠怙势，殄灭天良，从而导致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潮。本朝注重教育，国家地方学校林立，学生亦有忠谠直言、为国尽忠的优良品质，眼睛里容不得半点虚伪，因此对嵩之的刻意之奸愤愤不平。而嵩之做法低劣，也给了他们宣泄对权相不满的机会，于是这场风波越闹越大，连不少朝官也参与进来。虽有天子一力袒护，但无奈压力太大，嵩之只有停职归丧。

淳祐年间的几次风波明显表现出朝野士人对政治状况的不满情绪。史嵩之事件后，一批元老与名望之士相继召用，都堂之中如宰相范钟、杜范，参知政事李性传以及时号“端平六君子”的国子祭酒徐元杰、侍御史刘汉弼等人都深孚众望。如果对政治革新的期望过于迫切，人们对事情本身意义的注重就会取代对实际效果的判断，因此朝廷新政者发布一系列措施后，临安士民竟欢呼载道，对更新后的人事表示出了绝对的支持。

然而此后却发生了一系列莫名其妙的怪事，先是淳祐五年（公元1245年）四月杜范病卒，入相仅八十天；两个月后，徐元杰在一天夜里也突然暴疾而亡。太学、京学、武学三学学生相继伏阙上书，对徐元杰的暴死表示怀疑，请求朝廷查验真相。但临安府立案后尚无结论，刘汉弼竟又得肿疾死去。人们进一步怀疑三位宰臣之死有很大的可能是被人下毒所致，霎时之间，临安物论沸腾，都堂会食无敢下箸者。紧接着，史嵩之的侄子史璟卿又成为第四位暴死者，这下舆论矛头开始指向史嵩之，因为大家都知道璟卿曾上书谏责嵩之，并曾吁请天子尽去群小、召用君子，改弦易辙戮力王事。然而因为证据不足。最后仍不了了之。

史嵩之因为受了这件事情的影响，服丧期满后最终未能被起复。淳祐七年（1247年）四月，郑清之再相。清之以拥立之功被天子在史弥远之后委以极高的信任，初相端平也能有清明之誉，但此际入相时，他已经七十二岁了，年衰齿暮，根本无力主政。一位前年曾参与临安学潮的布衣之士郑起登门怒骂清之道：

“端平败相，何堪再坏天下！”这是借他轻率北进之败指责他不知羞耻。

清之气极，执郑起下狱，其母、妹及子郑思肖也被牵连，一时舆论大哗。临安尹也觉得事情过分，只拘禁了郑起一夜就将他放走。但清之犹有未甘，使手下多方搜索郑起，务求泄愤。他的做法激起了更大的愤怒。清之号“安晚”，时人做诗讥之道：“先生自号为安晚，晚节胡为不自安？”嬉笑怒骂可谓鞭辟入里。清之为相数年，政事多出于其侄孙，乏善可陈，自非奇怪。

淳祐年间由于两位杰出将领孟珙、余玠的努力，帝国得以与蒙古大军相互对峙在长江沿线。特别是两人先后经营四川——这个古往今来历代王朝最后和最坚固的堡垒——十分成功，不仅击退来犯之敌，犹能整军抚民、治城聚粮，最终使巴蜀之地成为帝国的一个主要依靠。可惜的是孟珙囿于困窘现实而无法伸志，于淳祐六年（公元1246年）悒郁病故，使危难的帝国又损失了一位肱股之才。耐人寻味的是，蒙古军始终都把入蜀放在重要的地位，从淳祐十一年（公元1251年）开始，它在不放弃对四川一带施展压力的同时，竟绕道攻击南方的大理国，此后又入侵西南诸部，明显采取了一条南北夹击的策略。

淳祐十二年（公元1252年）年底理宗再次改元“宝祐”。后来的近十年是理宗政治走向彻底腐败的最后完成阶段。当政二十五年后的理宗，已逐渐从早年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开始真正懂得了身为人主的乐趣。当一个人终于找到他真正的归宿后，也就无须再用面具藏住他原有的本性。圣人说五十而知天命，也许天命的神威只是让我们的天子懂得生也有涯的悲哀而已。旧年除夕，理宗把一位临安城里的名妓唐安伦召入了宫中，在与这位歌色绝伦的可人缠绵尽欢中，迎来了宝祐时代。

有官员上书道：陛下坏三十年清修之操，都是左右宦官如董宋臣之流引诱的结果。在那个时代，即使坚持原则也不得不采用这种委婉的方式，以推过于人的手法来表示对天子的规劝和讽谏，可见我们的制度从根子上讲是为天子服务的。因此理宗不仅没有能避免权相重新出现的悲剧，而且竟容忍了近幸用事泛滥成灾，并不完全是他的过错，制度和它造就的天子本身应该负全部的责任。

长有一副蓝色面皮的丁大全唯一可自恃的东西，就是与宫中的关系。其中渊源，也不过就是他娶的妻子曾经是某外戚家的婢女而已。然而仅仅如此，大全就能因缘取宠，博升高位，并得以交结了内侍卢允升、董宋臣。就本朝历史来看，单凭这一点背景似乎不足以胆大妄为，但大全却能开一个先例。他在宝祐三年（公元1255年）六月入居右司谏后不到一年，就因私结宰相董槐不果而心怀怨恨，上章劾奏，极尽诋毁之能事。令人难以相信的是，复章未下，他竟然调兵百余人冲入相府强执董槐入大理寺。若非恃宠在身，何来如此嚣张气焰。朝野并非没有人反对权臣当道、奸佞柄国的丑恶政治，但正如秦桧，韩侂胄以及史弥远的旧例一样，天子既然刻意委信其人，其所作所为就无道理可讲。

另一位人物贾似道更是等而下之。此人本是里巷轻薄之徒，从小就胸无大志，日行游博，不事操行。但因为其姊入宫有宠于理宗，似道由此跃入龙门，从淳祐三年（公元1243年）升为户部侍郎后，短短数年间就成为封疆大员，淳祐十年（公元1250年）领镇两淮时也不过只有三十岁。出身卑贱者若不能勤于克己，便不免堕入卑鄙，似道的人生信条就是凭借恩宠，及时行乐，因此从不检点行为。就连理宗也知道，西湖上终夜不熄的灯火楼船，除了似道绝不会是旁人。其实，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似道的无行不过是天子荒逸的一个延伸而已，难怪天子对此从来都是愠而不责。风气的败坏是政治腐朽的最好注脚，君臣**靡如此，国事复能何为。

丁大全罢于只有一年时间的“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九月。大全去位，贾似道立即就除拜右丞相兼枢密使，此后又将恪守忠直的左相吴潜排挤出朝，开始独领朝纲。此时，蒙古大军在西路取得重大战果后又从东路渡淮南侵，这年二月趋犯京湖，进围长江中游的战略重镇鄂州。似道受命危难之际的表现是可以想象的，入援鄂州后，果然置国家安危于不顾，竟私许割地称臣以求妥协。所幸蒙古内部纷争突起，在鄂州宋军的顽强抗击下又无法遽得全胜，不得已在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十一月合军北归，似道恐怕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凭空就捞到了一件盖世伟业。年底，似道上表天子，自伐其肃清之捷。失去判断力的理宗龙颜大喜，以再造之功加似道太傅并召班师，同时敕命改元为“景定”。这是理宗最后一个年号。

时势已使人不得不发出季世之叹。

杜范曾对帝国军队的状况做过一个精确的总结：首先是边方帅臣丧尽德操，“黄金不用于反间敌人，而用以刺探朝事；厚赐不用于士兵，而用以交通权贵”；其次是“赏罚颠倒，威令慢亵”，最后导致重任者怙权攘夺，禁兵骄悍难制，兵盗群聚，相为剽劫。军队有名无实，则难当卫国之任，这是最危险的事情。问题绝非仅仅如此，在淳祐年间，杜范对国家的民事状况同样也有一份详尽的报告，报告中的描述更是令人触目惊心：

“旱暵荐至，人无粒食；楮券猥轻，物价腾踊；行都之内，气象萧条，左渐近辅，殍尸盈道。”

如此情形下，贾似道之流犹在歌舞逍遥不舍昼夜，正因了那句“今日有贫国，有贫民，而无贫士大夫”的精辟之论。主修宁、理两朝实录国史的黄震在后来也说，国家大弊有四：民穷、财匮、兵弱、士大夫无耻，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帝国半壁江山固然富庶丰饶，但历经战乱之后，土地日蹙人民益伤，最后以一百余郡之残力，养赡二万四千余员之冗官犹且不足，又遑论日渐繁重的军费。本朝由于冗官冗军的先天弊病使财政问题在二百年前就已经趋于严重，南渡以来休战之后稍有改观，但同样未能避免重蹈覆辙。问题出在帝国既未能统筹安排开战的时机和规模，就只能长久实行重税重赋的刻薄手段，天下财帛并非取之不尽，于是推剥朘削只能解一时之急而不能消永久之痛。

对王安石理财的否定使南渡帝国在经济制度上无所更张，使伤贫而不夺富的不平等的现象纤毫未变，以至于生齿之民日烦，而权势之家日盛，兼并既滋，百姓益贫。四海之民既不再有应得的权利，又何意克尽应有的义务？

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忠臣义士们对帝国的病象的慷慨陈辞，始终不绝如缕。畅言忧患从来都不是隔岸观火般的幸灾乐祸，而是一种激扬人心以作最后一搏的真诚呼唤。所谓壮士拂剑、浩然弥哀，其中既有对大道日丧的激愤与悲伤，然而更多的是对积健为雄、横绝太空的向往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