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一种特别的经历足可以改变人的整个一生。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的那两次如履薄冰般的历险，就已经给当时的康王后来的高宗以终生都难以磨灭的惨痛记忆，在后来三十多年的岁月里，我们的第十位天子始终都无法摆脱这个怵心刿目的梦魇。

第一次是这一年的元月金人首次围攻东京，其时情形紧急，虽有李纲统领守军力保城池不失，但敌锋太锐，我军未集，固不能不和。然而当金使来到阙下邀亲王宰臣赴军前商议时，天子环顾宰执，竟无有对者。李纲请行，钦宗不许，怕他出言不逊惹怒金人。最后，选派李棁奉使。谈判下来，宋廷同意割地赔款，金人要求以亲王、宰相为质。李纲得知后上廷力争，反对增岁币、割三镇，更不同意亲王出使，但在内外恇惧的大势面前，未能被天子接受。

此刻，徽宗诸子中年长者只有肃王赵枢和康王赵构两人在京，蹈险入质，二者必有其一，没有其他选择。康王也许是想透了其中道理，于是私谒皇兄钦宗，毅然请行。在他的慷慨英武面前，李棁十分惭愧，不得已打了个圆场道：

“金人不过是担心我朝失信，要亲王送他们过河罢了。”

康王正色道：“国家有急，死亦何避！”

一时闻者悚然。在那一刻，我们未来的天子似乎确实有着一种为国赴难的冲动。临行前，副使张邦昌自度此去凶多吉少，吓得涕泗交集，康王犹还责备道：“此大丈夫本分，相公不必如此！”初生牛犊的勇气在于阅历的贫乏，而并非是本性刚强，现实马上就能证明这一切。

长于深宫的康王赵构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枪林戟阵，第一次面对贪婪狡狯的夷狄之徒，也真正地体会到了敌人的猖狂气势，他无法不从内心里产生一种强烈的震惧。这种震撼足以摧毁道行匪深者脆弱的防线，凭着年少冲动而意气用事慷慨入质的康王当然未能免俗。当东京守将姚平仲轻率地夜劫金营落败，金人以此呵责恫吓宋廷人质，大有斩之以徇的意思时，康王也显然不能坚持他早先的那种豪迈气概了。不过，与已经是股战而栗、痛哭流涕的张邦昌相比，康王尚还能够自持，没把大宋亲王的颜面尽数丢尽，他倒是有理由为此自豪的。

宋廷竟然不顾人质的死活发兵劫营，颇让金人感到意外。宗望由此想到庶出的康王赵构似乎不足为恃，便提出要更换肃王赵枢来营，同时于二月初九放回了康王和张邦昌。我们的康王后来能成为天子并成功地保住了大宋的国祚，或许还是宗望一念之差的结果。倒霉的是肃王，自入为人质后，各地宋兵已渐趋京城，宗望久候西路军不至，眼看三镇也已到手，遂不等宋廷交纳金币数足，引兵北还。肃王也从此一去不回，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殁于五国城。

如果说这一次的经历启迪了康王某种想法的话，后来的那次险情则让他感到无比的后怕。靖康元年八月金兵再次南下，起初并不理会宋廷的议和之请，直到攻下真定、中山两府后，在加紧进军的同时，佯示和意，方提出割让黄河以北之地的条件。宗望这时已知道上一次更换人质反而弄巧成拙，因此一开始就准备挟掳康王为质。在这件事中，宋使王云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他听信了宗望的话，派遣从使李裕从真定返回东京传言道：金人已不复求地，但索五辂及上其尊号而已；且须要康王亲自前来，方能达成和好之议。上尊号不过是名义上的顺从，比称臣纳贡要好许多，“五辂”即帝王所乘之车，更乃无足轻重之物，明白人是不难看出金人之心绝非仅此的。但钦宗宁信其真，不信其假，在业已回朝的王云鼓唆下，于十一月诏命康王奉衮冕玉辂，偕中书舍人耿延禧及王云出使河北金营。康王赵构前一次急难赴义的英勇为他自己酿就了恶果，这一次就算他再怎么不情愿，也是在劫难逃。

是磁州知府宗泽拯救了康王的性命和大宋国脉。宗泽字汝霖，出身于乡绅之家，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进士及第，此后一直在地方做官，政绩卓著。大约是在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的四五月份，以六十八岁的高龄应诏入京。金兵二次入犯，朝廷本拟由宗泽出使，由于他坚决反对盟赂敌国的抗战态度而罢，改命他出知前线重镇河北磁州。其时太原府已失守，出任河北的官员大都托故不行，在帝国存亡之际，宗泽表现出舍身求义的崇高风范，受诏即日便单骑就道，从者只有十余人。宗泽到任后，真定府亦沦陷于敌手，敌酋宗望又派兵进攻磁州，宗泽身先士卒顽强抵御，成功地击溃了来犯之敌，声威震于河朔。

康王一行人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抵达磁州时，金兵已于七天前渡过黄河。宗泽认为金人绝无议和之意，力劝康王勿行。在他的影响下，磁州民众亦遮道阻谏。康王当然十分犹豫，然君命在身，王云在侧，他也无可奈何。宗泽阻留之意甚坚，最后鼓动愤怒的百姓杀掉了王云，终于使康王北行之事半道而辍。要不是宗泽的坚决，康王必然也像他不幸的父兄一样客死在异国他乡。当十二月初金军**团团包围住东京后，不仅他本人为此感到万分侥幸，连许多身陷重围的朝官都认为康王能为磁州士民所留，一定是天意使然。

很难用一两句话来概括这一年的经历给我们的亲王造成的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从此以后那位慷慨陈词“为宗社大计，岂应辞避”的康王已经不复存在了，后来的赵构脱胎换骨，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照宗庙次序算来，徽宗诸子中康王排行既末，又是庶出，若不是金人南下掳走二帝，永远也轮不到他入继大宝。也许这两次吉星高照的意义就在于不仅仅使他能够领受到百年难遇的机会，更让他懂得了怎样百般珍惜这个上天所赐的礼物。

康王是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十二月一日受钦宗密传蜡诏开府于相州，出任河北兵马大元帅的。当时麾下的兵力约有五万，将领有张俊、苗傅、杨沂中、田师中等人，分作五路次第进发。半道上宗泽和信德知府梁扬祖率兵来会，兵势更振。但当东京议和的消息传来，特别是钦宗生怕勤王军前来会引火烧身，又传密诏诫勿轻动时，康王立即就倒向了元帅府中主和派汪伯彦、耿南仲的一方，转趋东平府。只命宗泽一军取道大名、开德进逼东京。为已成危卵的东京着想，康王投鼠忌器，此际停兵不进也不能算错，但当事态渐趋明朗，和议将成镜花水月的时候，再对金人抱有幻想，那就不仅是十足的胆怯，而且是多少还有点别有用心了。当二帝终于被掳后，河北元帅府也没有什么实际的行动。只有宗泽提军追击，欲从大名府渡河据敌退路邀还二帝，然而势单力薄，未能得志。

二帝被囚，东京的帝国政府随之土崩瓦解，康王在痛哭流涕中登上了天子的宝座，这是靖康二年——新帝即位后将这年改元为“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五月初一的事。第一件反映出新一代天子某种心态的行为是他对傀儡张邦昌的态度。金兵北还后，张邦昌显然是出于无奈才归宝避位的，这与他当时出任“大楚”皇帝的情形如出一辙，都是贪生怕死、毫无原则的表现。但即位后的高宗却不仅对他宽宥有加，犹还授衔太保，封同安郡王。很明显，新帝十分同情张邦昌所谓“为人所胁”的不得已做法，从某种角度说，经历过若干变故的高宗甚至很能理解张邦昌的无奈。对此，六月初赶到天子行在应天府的李纲十分不解。

“张邦昌僭逆，不得已而自归。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这是什么道理？”李纲语重心长，“陛下欲建中兴之业，而尊僭逆之臣，以此示四方，其谁不解体？”

由此而联系起天子对伪命臣僚一律置而不问的作法，李纲更感到愤懑难捺：

“如此，何以励天下士大夫之节？”

高宗重用李纲的心情迫切，这使他最后接受了他的规劝，下诏处理了张邦昌和一些接受伪命之臣。不过，其时的不少宰执之臣如中书侍郎黄潜善等却站在邦昌的一边。在国家破败、宗庙涂炭的大是大非面前，竟还不乏为投降者开脱的人，其本身就说明帝国临时政府的立场并不坚定，至少还存在着事迫于危时采取变通从权政策的潜意识。实际上，当天子有意任用李纲之初，就有不少人持反对态度，这些人大都在一开始就力言和议而抵触抗金。例如御史中丞颜岐提出的理由是李纲素为金人所恶，不可大用。从原则上讲，这简直就是站在了敌人的立场上，若以通敌罪论处，都不算过分，但天子不过是将颜氏调离它任而已。

就在李纲大力整顿军政的同时，高宗仍不忘遣使赴金营求和，但天子诚恳的通好之请未被金人接受。在黄潜善、汪伯彦及殿中侍御史张浚的一力诋诃下，李纲也终未能安于其位，八月十八日被罢，在相仅七十五天。另外一件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是太学生陈东竟因上疏言事而被杀。

陈东是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伏阙上书，乞诛蔡京六贼的首脑人物，此后一直为国是上书直谏，拳拳报国之心，天下皆知。高宗闻知陈东之名，召赴行在。陈东来到后，立即上疏切言宰执黄潜善、汪伯彦不可任，李纲不可去，并请皇上驾还汴京，治军亲征，迎请二帝。陈东确实过于忠耿而至于天真了，在天子想来，敌强我弱，要寡人遽而亲征赴险，岂非以卵击石、羊入虎口？再有一个说不出口的微妙是：若二帝南还，则朕又将置于何处？所以深怨诟己的黄潜善密请诛杀陈东，正合天子的心意。高宗不能重责李纲、宗泽，却无妨杀一布衣。就这样，杰出的爱国之士陈东未死于夷狄铁蹄之下，却命丧于中兴君王高宗之手，死年四十二岁。同时被斩的还有一位抚州人欧阳澈，他同陈东一样因上书指斥用事者黄、汪之徒而遭致不幸。陈、欧两人被斩于市曹时，连行路之人都为之涕下。

天子和周围大臣的心态作为如此，帝国前途的基调已经初显端倪了。最能说明问题的事情是帝国的新君高宗就是不肯回銮东京。此时宗泽早已进驻汴梁，不断来疏恭请还驾，朝野人士亦纷纷上言还都，但高宗始终不为所动。天子一日不回首都，天子驻跸之地永远就是所谓的“行在”，中央政府就只能在天子行营办公，这对恢复帝国的行政及军事秩序是极为不利的。退一步说，即使担心东京易攻难守而暂避锋芒，也要立即定下“行在”之所，以便明出号令召集四方勤王之师。高宗即位以来态度暧昧绝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而是另有想法。果然，当黄、汪及御前众臣提出要皇上巡幸东南时，高宗立即下诏同意。无疑，天子的意思就是以退避而望和了，所有的那些收复失地、邀还二帝的雄大誓言不过都是骗人的姿态而已。

李纲以为，即使车驾不还京都，行幸之所也应以关中为上，襄阳次之，而建康最下。皇上纵不能行上策，亦应去襄阳，以示不忘故都之心。李纲用历史教训作例子道：

“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者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者则不能复中原而有西北。中原一失，东南不能必无其事，虽欲退保一地而不可得也。”

史实昭在，斑斑可证，这个道理确实不容置疑。而李纲提出的另一条理由更使天子无话可答：“陛下已降诏许留中原，人心为此悦服，奈何诏墨未干，遽失大信于天下？”

尽管李纲暂时打消了天子退避东南的念头，但并不能从根子上抹去帝国君臣怯战怕事的普遍心态。当金兵于这年九月进犯河阳、汜水，有南侵之意时，高宗立即下诏择日巡幸淮甸，并命淮浙一带增修城堡，招抚民兵，以备皇驾。另外又发布诏书以示圣意坚决：銮驾暂往淮甸，捍御稍定即还京阙；有敢妄议惑众沮挠巡幸者，许告而罪之，不告者斩。十月初一，天子登舟赴扬州，同时下令：以勤王为名擅募民兵溃卒者，并令遣散；有擅募者，帅宪司按劾以闻。从这一天起，帝国的天子就永远告别了中原大地，并无情地抛弃了两河之地坚守国土、引颈南望的忠义之臣和黎民百姓。

也难怪后人为之感慨不已。假如天子不走，留在中原腹地明诏抗战，未必就不能扭转帝国的覆败之局。最低限度，也能与金人划河而治，保住黄河以南的土地。

确实，形势虽然很严峻，但毕竟金兵主力已退，正倾其全力收剿黄河东、北未下诸城，对黄河以南地区的正面压力已有所减轻。同时，河东、北真正失陷者也才十余郡，余皆固守不降，成为金廷的绝大负担。宗泽已在东京抚循军民、修治楼橹，并屡挫敌军的挑衅；沦陷区内奋起保家卫国的忠义民兵，多则数万，少则数千，结寨山泽伺机出击，也在很大程度上牵制了金军兵力。就是不少宣和以来苦于苛政铤而走险、啸聚山林的盗寇，也纷纷来归，至于“行在”者即有十余万人，若善用其力，也是一支不容低估的力量。

忠而有谋的李纲本已在各个方面开始了整顿，在担任行在宰相的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举凡机构建置、募兵买马、军士训练、国赋税收等政治、军事、财政诸般措施，无不卓有成效。在李纲的倡议下，张所、傅亮、孙昭远分别受命置司河北东路、陕西路及京西北路，招谕山寨，养民为兵。一段时期内，三人政令之出，响应不绝，取得了极大的收益。如果李纲不去，使政令措施得以坚持，结果委实是很难预料的。

民心士气亦有可用者。张所部下的将领王彦，率七千人渡河而战，一举收复新乡，后突破金人重围，领七百部曲进入共城西山。部众皆面刺“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号称“八字军”，两河山寨民兵归之者达十余万人，所控区域绵亘数百里，成为金人的心腹之患。各地特别是河朔一带的守臣兵民，大都协心并力，率励不懈，急切盼望着恢复，更不乏宁死不屈效忠赴义者。设若天子志在雪耻复仇，进君子而退小人，不惑于求和自安而勇于激励天下之气，国事之败断不至于发展到卒无可为的程度。

但这毕竟是后来人的一厢情愿。我们这个堂堂帝国的颓势并非是一朝一夕酿就的，这个道理不言而喻。本朝从来都不乏懦弱的皇帝，高宗皇帝也不例外，他的突出之点在于，严酷的现实使他一步步学会和掌握了聪明天子们所必备的法宝，那就是只有首先保全自身，才能最后庇护国家臣民。帝国的中兴君主从父兄的悲惨遭遇中更加深切地体会出了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