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贯是个宦官，因善迎人主而被宠信。徽宗任用宵小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重用阉竖，童贯就是其中一例。也许是兴趣上的臭味相投，他与蔡京是莫逆之交。蔡京入相，荐童贯为西北监军，从此操纵天下兵柄近二十年，位比宰相，权势熏天。人称蔡京为“公相”，称其则为“媪相”。蔡京与童贯主宰着徽宗政治的文武两端，是人们心目中倾覆天下的罪魁祸首。虽然如此，天子却属意有加，命他主持西北战事，因此对西夏、吐蕃的胜利，便归在了童贯的名下。政和初年时的童贯十分得意，竟打起了图辽的主意，向天子请求出使辽国以探听虚实。徽宗同意，遂以祝贺辽帝生辰的名义，命端明殿学士郑允中为正使、童贯为副使出访辽国。即使出任副职，以宦官为国使也是有悖大朝风范的事情，可徽宗出于觇伺敌国的考虑，并未顾忌朝野的非议。

童贯使辽并未打探到有用的信息，但他回国途中道次辽南京析津府卢沟一地时，却有了一个重大的收获：遇到了一位奇士。

此人名叫马植，本是辽之大族，官至光禄卿，但在辽朝的名声不太好。也许是这个原因使他产生了报复心理，在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十一月份的一个黑夜，马植秘密地来到童贯下榻的馆驿，自称有平燕之策，请求童贯接见。童贯与其一谈，大为惊喜。

马植此时已俨然是宋国臣子的口吻，他的计策是：女直对辽人恨之入骨，而辽天祚帝又荒**失道。宋军若自登、莱一带涉海而渡，即可联络女直相约攻辽。此计得到童贯的极力赞成，遂易其名为李良嗣，载与俱归，荐于朝廷。

从海路上溯径至幽燕之北，这条路线一直就有人走过，并非新鲜之举。建隆年间，就有女直人取此道泛槎而下，至登州卖马，只是在后来渐渐中辍。百余年来，因为该地接壤诸蕃，帝国政府一直严禁商贾舟船取此道北上。因此朝廷讨论下来，都认为轻开此路对中国不利。但徽宗不死心，又单召马植详细询问。马植坚持己见，认为辽国必亡，他对皇上道：

“陛下念旧民遭涂炭之苦，复中国往昔之疆，代天谴责，以治伐乱，王师一出，必壶浆来迎。万一女直得志，事不侔矣。”

马植的话从理论上当然不错，他的慷慨陈词也足以打动好大喜功的天子，于是又赐其姓赵氏，正式改其名为赵良嗣。徽宗虽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但无疑却把马植的主意深深地记在了心里。灾祸的种子就这样种下了。

从军事上说，内外夹攻，出其不意，确实是一条妙策。从原则上讲，收复幽云故疆，吊民伐罪，更是王道的要求。行此大业，不仅能尽雪前耻，尚能建不世之勋，也是天子义不容辞的责任。但若冷静思之，事情却并非这么简单。

第一是本朝在西边的胜利并不能表明帝国有能力重开战争。财政上的困难不论，军队的实力也并非如天子想象中那么强大。特别是北边一线，百余年来没有大战的考验，其战斗力实在是要打上一个问号。励精图治整军经武不仅需要清明的政治和仁德天子的感召力，更需要时间和具体策略。以本朝目前的政治军事现状，委实是不能轻举妄动。

其次是臣民的心中已彻底放弃了武力强国的幻想而趋向于务实。正如熙宁开边引起激烈非议一样，赵良嗣的建议之所以在一开始就遭到反对，正是这种心理在作怪。若非蔡京的擅权使朝政形成了一言堂的局面，还会遭到更加强烈的反对意见。人心厌战，这是最最主要的抵触力量。

另外就是一个道义上的因素。本朝虽然曾经蒙耻于辽国，但自澶渊之盟后，长期的和好已使双方成为实际上的盟国。尽管每年的岁币在心理上多少有点说不过去，可辽人不再刻意为敌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传统是讲究信义，本朝则更是一个泱泱礼义之邦，如何又能撕毁盟约而做出这等禽兽不齿之举？从另一方面考虑，谁又能保证女直得志后不生虎狼之心？唇亡齿寒、假道灭虢是立即就能想到的教训，后来不少人坚决否定夹攻之议就有这方面的理由。

徽宗显然没有对此事深思熟虑，同童贯一样，天子一开始就为赵良嗣的这条计策兴奋不已。朝议提出的不利因素只是暂时打消了他的想法，并没有引起他的足够重视。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九月，阿骨打率各部兵共二千五百余人向辽进攻，拔寨掠地，俘获甚众。十一月，辽师反击，在出河店被女直打败，阿骨打乘胜进兵占据辽东。翌年，阿骨打即皇帝位，国号“大金”，建年号曰“收国”。建国伊始，阿骨打即亲自领兵攻占辽国重镇黄龙府。九月，辽天祚帝统领举国主力共十数万来伐，又被金军击溃，天祚帝狼狈而逃。此后的两年中，金军又攻占了辽之东京等地的大片领土，锋芒直逼中京大定府和上京临潢府，辽祚气数已奄奄将尽。宋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七月左右，辽国东京府苏州地区（今辽宁金县一带）的一些汉人约二百余人为避战乱，乘坐一条大船欲往高丽，不巧遇风，被吹到宋界驼基岛。这些人的到来，使金军攻伐辽国且已打过辽河的消息传到了朝廷。

徽宗闻之大喜，急召蔡京、童贯商量，两人建议朝廷派人以买马为名前去访闻虚实。但第一次派去的人因为怕事，到了金人攻下的辽国苏州地界后不敢上岸，转回青州，却谎报女直不纳。经过青州安抚使崔躬直的调查，朝廷发现了他们的渎职欺骗行为，徽宗下令严惩之余，于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八月又派马政、呼延庆两人再往。这时，天子“联金攻辽”的想法已经形成，尽管这个决策遭到了很多人的非议，但在蔡京、童贯的坚持下，徽宗终于未能拒绝这个强烈的**。

这场交涉进行得十分艰难。往来不便是一个原因，但主要还是双方的主观态度所致。出于对辽国的负疚心理和道义上考虑，朝廷在一开始时采取了极其秘密的方式，事既暧昧，目的性也很不明确。因为名义上是去买马，所以出使人选是两位低级官员，并不负有全权责任。宋金之间从没有外交上的接触，相互之间都不甚了解，这使得金人很不信任马政等人，金国边将对他们百般刁难，使之在十月中旬才见到金帝阿骨打及大臣宗翰等人。金朝于十二月遣李善庆等三人回访时，反而赍带国书及贽见之礼，相形之下，倒比宋朝正规而有礼节。

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正月，李善庆等来到东京，双方初步达成了夹攻之议。但宋朝派人与李善庆渡海报聘走到中途时，由于徽宗轻信了辽金之间已达成妥协的情报，下诏令使节人员不必前往，只派呼延庆送李善庆归国。这个轻率的举动引起了金人的不满，也暴露出朝廷对这个重大举动并没有周密的准备和详尽的计划。当然，才疏意广的蔡京、童贯之流也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

更大的失误还在后面。到了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事态已经十分明朗，在金兵摧枯拉朽般的攻势下，辽国外战未胜，内难先作，废立叛亡之事相继蜂起，已呈土崩瓦解之态。此时，徽宗仍然躲躲藏藏，不敢明令出师，只是宣密旨于童贯，命他见机图复燕云之地。童贯受命后第一个想到的却不是整军肃武积极备战，而是想依靠外援走一条捷径，于是在这年的二月建议派赵良嗣、王瓌再度赴金商议夹攻。

事情紧急而机密，因此天子只是给了两位专使“奉旨面议”的口谕，并不另赍国书，而以一通御笔手诏代之。这道手诏只有简单的几句话：“据燕京并所管州城，原是汉地，若许复旧，将自来与契丹银绢转交，可往计议。虽无国信，谅不妄言。”

手诏的文字不仅语意不明，而且逻辑混乱、态度卑弱，在外交上先折了锐气。燕京等既原是汉地，又何谈“若许”两字？双方既是平等协商共图辽国，根本就不能首先示弱而允诺“将自来与契丹银绢转交”。这明显反映出天子和主事者既未能审时度势，也并没有彻底洗刷祖宗耻辱的大志，他们只想到燕云一地，并想当然地以为可以用金钱财物来换取。殊不知，被动地接受他人的施舍只能是自掘陷阱。果然，阿骨打与赵良嗣讨论岁币数额时不同意三十万两的数目，他的理由很充分：契丹占有燕京，尔南朝犹与之五十万，今将燕京还与贵朝，如何只给三十万？良嗣无法自持，只能答应。更糟糕的是，燕云共有十六州，天子在手诏中笼统地只提“燕京并所管州城”，给赵良嗣的谈判造成了极大的被动。金人坚持所议者只是燕京一地，其他不在商讨范围之内，尽管良嗣竭力争取，金人始终不松口。也难怪，金人本不想轻易地将血战而来的长城以南原有汉地尽数归还，这势必在今后的战略攻防上要吃大亏，现在既然你只提燕京，正好顺水推舟。良嗣归来后，朝廷才发现铸成大错，于是赶紧补救，又派马政复赍国书报聘，对要求归还的所谓“五代以后失陷诸州”的燕、云十六州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但已经于事无补。金人的态度强硬，不仅认为平、滦、营三州不属燕京，对原答应的西京大同府也不予承认。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十月，金廷派遣哈噜随同马政返报，聘书的主要内容一是要宋朝如约夹攻；二是若欲西京，须再加财币。这场交涉到现在仍无结果，徽宗无法不感到恹恹。

此时，帝国内部的情形已经不妙，东南一带的民众苦于“花石纲”之役，纷纷暴动，睦州青溪人方腊揭竿而起，竟成燎原之势。攘外须先安内，这是帝国的一贯原则，于是童贯受命出征方腊，夹攻辽国的准备又被放下。哈噜到京时，徽宗已经不想再如前约，传旨道：鉴于辽人已知海上往还之事，前议已无意义，可谕其使者令归。负责接待金使的国子司业权邦彦闻之大惊，力言不可，天子方收回成命。不过，从天子到大臣都对此犹豫不定，拿不出良策，徽宗只好传令暂留金使，俟童贯回来再议。哈噜等了个把月，童贯仍未得胜班师，只能返国。朝廷不再遣使送归，国书也含糊其辞，只笼统地写了“所有汉地等事，并如初议。俟闻军到西京，以凭夹攻”云云，完全放弃了主动。徽宗天子联金图辽、恢复祖业的想法在原则上是不错的，但以己度人，幻想着金人也能像讲究仁德的中国一样不失仁慈之心，那就是幼稚得可笑了。大臣们显然也未能忠于职责，拿不出得体的措施来应付时局，只是以不能轻开边衅的理由一味反对开战。无事则可自安，这是中国传统中最奇妙的麻醉剂，无疑也是最危险的毒药。

这次交涉因为取道海上，后人遂称之为“海上之盟”。盟约的主要内容归纳起来有四点：一是宋金同时攻辽，金兵负责攻取长城以北州县，宋军则攻取燕京；二是灭辽后宋廷须将原给予辽的岁币转予金国，作为交换，长城以南州县归宋管辖；三是双方不得单独纳降；四是不得出兵失期。实际上，由于双方各怀心思，分歧出入很大，加上往还不便，因此达成的盟约并不十分严谨。从宋廷这一方来讲，因为处于被动的地位，也不可能在外交上有过高的要求，所以在最后一度十分消极，甚至产生放弃的想法。

谈判桌上的砝码取决于自身的实力和战场上的胜利。从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十一月至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三月，金军进兵神速，已攻占辽国的绝大部分领土。而宋廷方面见到形势有利，这才又想到履行夹攻之约。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辩，徽宗命童贯和蔡京子蔡攸率领大军北伐。然而面对行将崩溃的辽国，宋军却屡遭败绩，十月二十九日，宋军高世宣部在业已进入燕京的情况下，犹被辽兵击溃。可怜宋军十万兵马一溃千里，所有粮草辎重尽委尘土。童贯为逃避责任，赶紧暗中派人联络金兵入关进攻燕京，结果引狼入室，金人于十二月三日攻克燕京，使得宋廷在外交上陷入了更大的难堪境地。

这时的金人态度倨傲、要挟苛刻自然顺理成章，徽宗为了最后的一点收获也只有委曲忍让。弱者固无外交可言，除了仰人鼻息，实在也无他路可走。经过四五个月艰难的交涉，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宋帝国也在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四月十七日得到了金人剽掠已尽的一座燕京空城和满目疮痍的蓟、景、檀、顺四州。而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是：原付予契丹的岁币年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燕京税赋年一百万贯，犒军费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均转付予金人；另外，赵良嗣还口头答应借给金军二十万石的军粮。尽管岁币及燕京税款尚不至于马上交付，但金人对犒军费则要求一次付清，二十万石米粮名义上是暂借，其实也是有去无还的事情。不过，帝国在这方面是从来都不把实际利益放在首位的，几座空城虽然浑无意义，但在政治上却有它的价值。天子可以援此自德，政客亦可以借此自利，既然皆大欢喜，谁又去做煞风景之事？所以尽管人人都知道金人今后必将渝盟，但谁也不敢说出口。只有赵良嗣私下里对人说：

“此盟约只能保三年而已！”

良嗣作为本朝的全权大使，是整个宋金交涉的见证人，最清楚其中的过节与甘苦。但他的这个估计也过于乐观了。帝国君臣共同的毛病是既没有想到金人会最终取得胜利，更没有想到一个新生的弱小政权竟会就此坐大。所以当金人在仅一年多的时间后就寻衅南下时，童贯万分惊诧：“金人初立国，遽敢作如此事？”徽宗天子更是如雷震顶，连呼“不意金人如此”。正是他们的不明事理，断送了帝国的半壁江山。

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没有宋廷后来出于对金人的怨望而招降辽国残余势力的违约行动，金人也一定会挥戈南下。这个新兴的夷狄之邦虽然制度未备、政治未精，没有什么高深的理想，可通过掠夺性的侵伐可以获得好处的浅显道理，决定了他们不会因为仁义礼信而裹足不前。事实上，金廷内部的智识之士早就有这个想法，只不过因为力不暇及而暂告缓如而已。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八月，金帝阿骨打殁于军次，其弟吴乞买继位，后来的庙号为“金太宗”。新君甫立的政局和战线过长的态势，也使金廷不得不暂且按下一头，全力对付辽之残余。但徽宗也做得太过分了，竟想到诱降狼狈逃窜的辽天祚帝，甚至许诺待以皇弟之礼、第宅千间、女乐三百余人的优厚条件，这种愚蠢之仁真是莫名其妙。更荒唐的是，天子和当时的主政者王黼想通过捷径来获得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当投降金朝的辽将张觉以平、营、滦三州来降时，竟予以接纳。岂料张觉出城接诏时，金军从天而降，张觉落荒而走，宋廷敕书、诰命尽数落入金人之手。三州既未能得，又徒授金人以“违盟渝约”的把柄，最后还不得不斩张觉之首以谢罪，什么好处都没捞到。从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三月开始，金人不断挑衅，先是借口二十万石军粮未能克日交齐，鼓动西夏军进攻武、朔二州，后来干脆公开起兵，于该年八月攻下宋军控制下的蔚州。

蔚州是山后九州之一，这个九州属于“燕、云”中的“云州地区”，按照宋金初约，原本也是要归于宋廷的。金人占有其中七州后，本就不愿把此战略要地让给宋朝，此时借机吞并蔚州，当然也不会再守前议。蔚州失守，徽宗仍想当然地认为这犹不过是边境争端，又复起用退休的童贯前去交涉，同时仍不放弃招纳辽天祚帝的想法，命他见机行事。但辽帝也知道宋廷绝不可恃，没有接受宋朝官家的美意，转投西夏，当他在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二月十九日走到应州新城东六十里时，终于为金将洛索所执。可以想见，辽国的正式灭亡之日，也就是金兵南进之时。经过近八个月的酝酿，金廷上下于这年的十月统一了意见，决意伐宋。此后，金廷开始集结军队，准备粮草，并已制定了具体的作战方略。这些消息当然也断断续续地传到了朝廷，但没人把它当作一回事。

这时童贯已返回太原，留在大同府交涉山后诸州事宜并兼伺敌情的宋廷使者是马扩。马扩早年即随父马政使金，又参与了交割燕京的谈判，也是帝国的不可多得的外交人才之一。这一天，马扩突然发现馆驿中供具甚厚，超出了平常款待的标准，非常奇怪。

金朝一方的首席谈判萨里穆尔笑道：

“这是最后一次招待贵使了！”

一语道破天机。

同当年的辽师一样，金兵在短短的二十天后就打到了太原。十二月二十一日，另一路金军也已包围了中山府，离东京只有十天的路程。

一百多年前那次凄恻惨痛的记忆早已在时间的流逝中消失无痕，健忘的人们哪里还能接受这样的打击！像是在六月盛夏突逢飞雪一般，整个帝国都被这个急变所震惊，就连东京宫城鳞次栉比的流檐飞甍，也似乎为此而战栗。徽宗在满面惊泪中的下诏罪己、遣一使求和，不过是些可有可无的姿态，朝廷下令召四方勤王之师，自然也是画饼充饥之举。宰执虽日聚都堂，依旧茫然无策，只忙着向各地遣送家属而已。在如此情形下，徽宗最后所能做的。也就是备舟楫装宝货而准备南下了。帝国君臣就如同一群刹那间受惊的雁阵，眼看就要四散而去。

太常少卿李纲采取了一个大胆的举动。二十一日夜里，他来到素相友善的给事中吴敏的府第，郑重提出：只有今上引咎禅位，才能使天下克济赴难。吴敏没有辜负好友的信任，第二天就向徽宗建议效唐明皇故事禅位。二十三日上午，李纲怀揣血疏，在玉华阁恳请官家禅位太子以号召天下。经过几个时辰的犹豫，徽宗在无奈中终于接受了这个选择，装作因忽然中风半身不遂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宣布内禅，由太子即位。这就是后来庙号为“钦宗”的赵恒。他是一位更不幸的皇帝，即位仅一年有余，就与其父一起作了金人的阶下囚，最后客死异乡。

钦宗继位六天后就是新年，新君将这一年改元为“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迫于压力，首先严肃处理了以蔡京为首的六大“贼人”，其中蔡京流放，童贯、王黼、朱勔包括蔡京的两个儿子先后处斩，李彦、梁师成赐死。然后任用李纲固守东京，也不再提弃城之事。这两件政治革新多少唤回了一些士气人心，也使得李纲成功地保住了帝国的首都。然而好景不长，当孤军深入的这支金军部队不欲恋战而提出议和时，钦宗马上就改变了初衷，以割让太原、河间、中山三镇和在东京就地搜刮而来的金银数百万两为代价，换取了金兵的撤退。令人悲哀的是，这时陆续而来的各地勤王之师已将近有二十万之众，而围攻东京的金军只不过区区六万人。

金人南侵之师兵分两路，分别由完颜宗望、完颜宗翰率领。宗望的名字又译作“斡离不”，是金太祖第二子，时任南进大军的右副元帅；宗翰又译作“粘罕”，是阿骨打的堂兄弟，时为西路军主帅。宗望这一路意在直图东京，因此进军神速。宗翰则由西路经太原包抄而下，意在与东路宗望军合攻东京。由于两路进程有异，此次进攻的目的未能完全实现，宗望撤围东京后，宗翰也回师大同府。八个月后，金廷再度发起攻击，这一次宗望、宗翰两军只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成功地实现了会合，并于十二月初完成了对东京的包围，断绝了四方宋军的来路。金人锋镝尽聚，已是势在必得，当然绝不仅仅满足于三镇之地了，宗翰派人传言，要求划黄河为界。

庙堂之上，早已没有死义之士。李纲已被罢知扬州，另一位老资格的将领种师道也不幸病死，剩下的不是贪生怕死因乱谋利之徒，就是浑无韬略自以为是之辈。虽然谋夫众多，发言盈庭，讨论的内容也只有割地请和一端。以此来对付欲壑难填的金人，又能济何事！李纲招募的河北军已被解散，四川、福建及湖广诸路的勤王兵马也被遣回本路，帝国在军事上已没有任何抵抗力。既不想战，又不能战，钦宗只有按照金人的意思下诏，令黄河以北州县“仰开城门，归于大金”。政府既然放弃了保护百姓的本职，天下黎民自然也就失去了忠于朝廷的必要，天子诏命一出，两河百姓汹涌而起，表示绝不从命。金人无力逐城逐地攻掠，便刻意压迫已在囊中的宋廷。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闰十一月三十日，在勤王之师一无赴者的情形下，堂堂帝国的天子钦宗终于跪倒在金人的面前，称臣谢罪，表示纳躯听命。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正月九日，钦宗第二次被宗望、宗翰强令至金营后，便一去无回。同时，后宫嫔妃、皇亲国戚、技艺百工、娼优僧道乃至帝国府库和首都东京的一切所有，都成了金人的战利品。

最妙的是我们的太上皇徽宗，他本在金人第一次兵临城下时就已跑到江南的镇江府去了，但由于不能割舍贵为天子的滋味，在宗望退兵后的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四月，竟别有用心地回到东京。这一次他聪明反被聪明误，不仅未能重坐龙廷，反而身陷危城。钦宗被执后，徽宗在金人索要甚急的情况下，被手下人哄骗出城，也当了金兵的俘虏。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二月初六，金人废徽、钦二帝。三月初六，册立原太宰张邦昌为帝，建立傀儡政权“大楚”。数天后，金师北还。

唯一使人感到安慰的是，徽宗的第九子康王赵构因为不在东京而免遭虎口。五月，时为河北兵马大元帅的康王在离东京不远的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称帝，这就是后来的“高宗”。尽管时势仍极度艰难，但不管怎么说，大宋国祚总算是赖以保存了，这是不幸中之万幸。

徽、钦二帝最后被迁移到金国腹地的一个偏僻小镇五国城，在夷狄的牢窗下度过了屈辱的余生。

同时被掳的皇子皇孙、王公贵戚和后官妃嫔都随之而沦为亡国之奴。在颠沛流离的迁徙中，不少人即由于不堪饥寒而抛尸野外，其余幸存者则被迫垦田荒外，种莳自给。等而下之者降为奴隶，执炊牧马，菲衣薄食，不到五年，十不存一。最不幸的是女子，无论是王妃帝姬还是宗室妇女、名门闺秀，或沦为奴婢，或选为女乐，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金人的**具，被**毙命者亦数不胜数。百姓妇女，大多沦为娼妓，在金人的奴役下强颜欢笑，残喘苟延。

生活能够改变一切。我们的徽宗从至高无上的天子一落而至阶下囚，使他从一个异想天开的艺术家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人。“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九叶鸿基一旦休，猖狂不听直臣谋；甘心万里为降虏，故国悲凉玉殿秋”，痛苦、悔恨、无奈和悲伤的体验也使他的诗词一洗铅华，成为血泪心境的真实写照。公元1135年6月17日，徽宗在尝尽了极度的屈辱和伤痛后，郁郁而终，享年五十四岁。钦宗比他的父亲多活了二十六年，于公元1161年逝于五国城。

从被俘之日直到客死异乡，徽宗从未放弃过有朝一日能够回归故乡的幻想，然而，他还是带着极大的遗憾告别了人世。兔走旧窟，狐死首丘，徽宗只有在临终时遗命归葬中国，但他的这个最后愿望也没有被金廷所同意。徽宗去世五年后，宋金休战达成协议，金廷虽然特许高宗生母韦太后归国，可并不放还钦宗。在此后的岁月里，钦宗一直希望他能避免像父亲一样的命运，执著地相信他的弟弟能够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直到最后的事实彻底击破了他的美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