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建炎时期的四年，是帝国历史上最不平凡的一页，是一个彻底打破旧有格局，催生新兴之势的时代。历史的魔法以它惊人的创造力，看起来就好像是在刹那之间，就把大宋王朝的故事从东京汴梁转移到了钱塘临安。地理变迁虽然不是世事演化的唯一结果，但却是一切沧海桑田的最好表征。
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四月张邦昌被废后，金人即有意南下，九月二十五日张邦昌被宋廷赐死，不过是金室再度进兵的借口。十月，当高宗南之扬州的消息传到北方后，金军左副元帅宗翰即受命于金太宗，开始规划约集诸路金兵南侵事宜。至十二月，果分中、东、西三路大举南下。中路由宗翰率军从大同府下太行；东路由右副元帅宗辅及宗弼领军，由燕京取道沧州攻山东，同时分兵趋淮南；西路则由娄室等率大军自河中府经同州进攻陕西。这一次南进的规模和范围都是前所未有的，三路大军先后渡河，京西、陕西、山东诸路为之震撼。
三路金兵中，娄室所部西路军最顺利，十二月自韩城履冰渡河，陷同、华二州，攻破关中门户潼关，继而于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正月包围并击破永兴军所在地京兆府古城长安，此后一路南下，又陷均、房二州。娄室得势后，复又鼓噪西进，开始向熙河一带进犯。
中路、东路的金兵也势如破竹。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正月，宗翰已破邓州、郑州；东路宗辅部也已攻陷潍州、青州，并分成二部，一部继续攻进山东诸郡伺机南下淮甸，一部由宗弼率领向中路军靠拢，试图对中原地区形成夹击之势。
但独守东京的宗泽成功地遏制住了金军的势头。宗泽自去年六月出任东京留守后，一方面联络义兵扩大力量，另一方面抚慰军民整治战备，使东京汴梁成为了一个强固的军事要塞。在金人的大规模入侵中，各地州县纷纷陷落，唯有汴京两河一带岿然不动，百姓安堵如旧。在起初的一两个月里，宗泽数度击退金军的进攻，使金人在一段时间里不敢再犯汴梁，只得采取正面对峙、侧翼迂回的战术。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二月份，宗翰屯兵西京洛阳，与东京遥遥相峙，而宗弼自郑州抵达白沙镇，离汴梁已不到百里之地。可金军先后数次的进攻全被众志成城的开封守军击溃，并因此遭受到重大的损失。宗泽声威日著，以至于金军士兵闻名丧胆，私下呼宗泽为“宗爷爷”，这对于一向骄悍气盛的金兵来说，无疑颇为难得。宗翰自度东京既不能下，江淮则未可轻入，于是在三月份焚掠西京，驱迫十数州宋地百姓迁往河北，退兵还大同。东、西两路也分别在四五月份受挫而退。
然而宗老爷子能保住东京，击走来犯之寇，却无法唤回高宗的抗敌之心。在天子驾幸扬州后的近一年时间里，宗泽先后表上二十四道，《乞回銮疏（表）》，殷切盼望着皇上能辍巡南服，回驾汴都。在一道道奏表中，忠心耿耿的宗泽愤怒地指责御前宵小之辈的优游苟安行径，细致地分析了帝王之都在政治、军事上的重要性，特别是恳直地指出：假如独怀忠愤、力抗贼锋的两河军民久阙王师之援助，必然怀疑天子和朝廷已置两河于度外，最终因失望而解体。不用说，这是极其危险的事情。
在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的五六月间，宗泽再一次向高宗提出了出师渡河、恢复故地的详细方略，并保证说若能在当前敌势穷蹙的有利条件下乘胜而进，必能缚金人而臣之，使二圣天眷有归，两河故地得复。他在最后一道奏表中无限感慨地说：
臣犬马之齿，今年七十矣。勉竭疲笃，区区愚忠，所见如此。臣愿陛下早降回銮之诏，以系天下之心。臣当躬冒矢石，为诸将先。若陛下听从臣言，容臣措画，则臣谓我宋中兴之业必可立致；若陛下不以臣言为可用，则愿赐骨放归田里，讴歌击壤，以尽残年。
但这一切已丝毫打动不了我们的天子。悲愤交加的宗泽终于郁郁成疾，六月间疽发于背，不幸病倒。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七月十二日，这位七十岁的老人在连呼“过河！过河”中病逝于东京。
孤直的宗泽也许不愿意相信，但现实却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那就是京城和两河乃至维系天下安危的中原早就不在高宗的眼里，眼下他最关心的是帝位的安稳。即使宗泽能守住京师，天子也从不认为国家剩余的实力足以抵挡夷狄的猖獗，彼强我弱，又岂能激怒敌夷而再招祸乱？在驾幸扬州之前，高宗业已三令五申地宣敕江南一带增治城隍，治兵完备，并派遣人员营缮金陵，复遣官奉迎太后六宫过江以往，早就有退避三舍的意思。此刻驻跸已定，正在扬州这个繁华之城逍遥自在，又如何能听从宗泽的回銮之请而去冒险？五月份天子倒是下了一诏，信誓旦旦地表明要回师东京恭谒宗庙，但言之凿凿，却始终没有起驾的意思。
原来，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随童贯去大同府谈判的那位马扩在金人首次南下时兵败被俘后，佯示降意，换得金酋宗望的优容，开了间酒店，但私下里一直与敌占区的义军暗中来往。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携亲从数人成功地从敌人眼皮底下逃跑，进入太行山以东的五马山一带。马扩此人很有斗争策略，当有一个人自称是乘敌不备从金地潜回的信王赵榛时，马扩立即就奉其为领袖，并以此号召远近，很快发展了一支近十万人的起义队伍，给金人制造了很大的麻烦。这年四月，马扩带着“信王”的手书秘密渡河请求朝廷给予支援，先是来到东京，然后在月底赶到扬州。
这件事着实让天子震动不小。信王乃今上亲弟，与父兄同时被掳北行。假如他果真从金地逃回并在五马山率众抗御，这必然对北方军民产生强大的号召力，这种影响绝对不能低估。黄潜善、汪伯彦两人始终不相信马扩带来的手书，高宗也一度有点怀疑，然而他认得这位皇弟的手迹，不由得不信。于是发布诏书命信王为“河北兵马都元帅”，迁马扩为“元帅府马步军都总管”，准其过河以后便宜从事。然而黄、汪二人多少做了点手脚，只以一支乌合之军付予马扩，并且还暗中派人侦伺。马扩刚走，五月初一这一天，宗泽请求回驾的奏书又到，高宗犹未加理睬。但第二天，突然传来了信王赵榛有意渡河进入汴梁的消息，这使得天子极为尴尬，为扭转被动局面不能不赶紧表态，所以才有了上面的那道回京之诏。不过，事情来得快也去得急，时局一变化，回归九重的诺言自然随风而去。事实证明，马扩的南来不是一个明智之举，他的求援不仅没能取得效果，相反却使金军加紧了对五马山的围剿。马扩尚未能渡河，五马山寨就被攻破。
宗泽一死，东京义军便十散五六。朝廷没有接受东京士民的请求任用宗泽之子宗颖，却委任了好大喜功、短于谋略、为人残忍好杀的杜充继任开封府尹、东京留守。杜充到任，既无恢复之志，又不能抚御人心，于是众怀疑沮，集于宗泽旗下者散之殆尽，两河山水寨亦不听节制，宗泽的预言不幸成为现实。
一笛西风吹落日，满帆行客背孤城。中原已经无望了。
自从李纲走后，天子行在竟在许多方面保持着十分惊人的一致。这种一致若非来自于君臣之间的同心协力，便是臣子们阿谀曲折、随意所向的结果。很明显，朝廷目前的状况属于后者。两位宰相黄潜善、汪伯彦就可以说是地道的无聊之徒，保宠邀禄专权恣睢之外，略无大志，只知道以蒙蔽欺骗的低劣伎俩来打发时日。要知道，金人的刀枪剑戟可并不理会这些，不会因为我宋君臣的慷慨大度而与人为善。宗泽殁后的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七月间，金兵再次分道南下。此次进军经过了金廷上下的充分酝酿，明确了两大目标：一是平定陕西五路，一是追击宋帝，而尤以后者为要。西路渡河后连陷丹州、延安府直至鄜、坊二州；东路径袭庆源之五马山，大破其寨后又败马扩援军，再陷濮州、滑州、开德及北京两府，并转而与中路大军会合。宗翰所率中路军本以奔袭为主，因此**，直指高宗而来。
扬州方面居然无动于衷。统领御营军的将帅之一张浚提出早为预备，黄、汪两人竟一笑置之。直到扼守淮阳的大将韩世忠不敌而走，敌军下彭城、淮东直趋泗州后，黄潜善犹认为不足为虑。正所谓栋宇将焚，燕雀在堂，可见黄汪之流不仅庸懦无伦，而且荒唐透顶。
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正月底，宗翰攻破楚州后，以主力居后，径遣数百骑往南突击高宗行在。在一片慌乱惊惧中，拥有近万人的天长守军竟不战而遁。初二这天夜里，从天长狼狈奔还的内侍邝询急报金军将至，高宗匆忙爬起被甲乘马，初三黎明时分驰至瓜洲，得一小舟渡江，身边只有亲军数人及王渊、张浚两臣及内侍康履等从行，日暮时分才满身泥泞地赶到镇江府。金兵前锋驰至扬州后，得知宋帝已南走，立即分兵火速追赶。抵达江边的扬子桥时，高宗已经渡江而去，金人一时难觅舟船，再加上其时大雨滂沱、积水盈地，马步不能进，只得望江顿足长叹。
高宗走时，黄潜善、汪伯彦正在共进早餐，听得吏员大呼“驾已行矣”，两人愕然相顾，仓皇失色。心神甫定，首先想到的就是走为上计，两位宰相竟不顾满城士庶，独自跨马而逸。而扬州市民突然见到天子策马出城，宫人也四散而出，晓得情况不妙，登时大乱，争门践踏、奔挤堕江而死者无数。整个扬州乃至对面的镇江，哀号不绝，怨声载道。十万御营大军亦于同时一旦瓦解。最可怜的是司农卿黄谔，逃到江边时，被溃兵误认为是黄潜善，军人因久恨潜善，遂大骂曰：正是尔等误国误民！举刀就砍，黄谔还来不及分辩，就已经身首异处，做了人家的替死鬼。
高宗皇帝虽然又一次幸免于难，但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仅仅在心理，而且在生理上落下了惨痛的烙印。那是因为邝询闯闱而入时，官家正在新造的宫室里凤鸾颠倒，行云雨之欢，矍然惊惕，遂病熏腐。自此以后，天子后宫便绝少怀孕者。
这一次打击所带来的痛楚很快就被一系列新的创伤所代替，此后两年的颠沛流离使我们的天子犹如鱼游沸鼎，不遑暇处。扬州之变后高宗只用了几天的时间就逃到杭州，金军虽然没有尾随而至，但御前的禁军却横生哗变，若不是时任宰相的朱胜非机智巧妙地处理，大难不死的天子和帝国刚刚建立起来的政府又要遭受灭顶之灾。如此苦难使天子震悸交集，从内心深处浩**而出的恐惧和忧虑已经使他无法面对严峻的现实，甚至已完全丧失了作为大宋天子应有的风范。他在扬州溃败几个月后写了封书信转致金帅宗翰。
皇上首先是在信中自称“某”，然后承认金军南来固是“大国之征小邦”，而我们这个小邦绝非对手，“中原全大之时，犹不能守”，更何况“军兵挠败、盗贼交侵、财贿日朘、土疆日蹙”的现在！所以偏师一来，不敢不束手听命，又岂敢言守？信中说：“某”已从汴梁而迁应天，由应天而迁扬州，自扬州而至江宁，三年之间，已过三徙，今已委身于荆蛮之域。高宗在最后甚至十分委屈：“古之有国家而迫于危亡者，不过守与奔而已”，然而守则无人，奔竟无地，“天网恢恢，将安之焉？”“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无有二上矣。亦何必劳师远涉，然后为快哉？”不能将此视为天子的缓兵之道，因为信中最后表露出的意思已经是彻底的投降。我们这位君主真实的心态是：惹不起总能躲得起。他唯一的希望就是金人能够“存人血脉，全人肝胆”，不要“竭山而畋、竭泽而渔”而已。大宋王朝高宗皇帝此时浑无生人之气的表现，正是我们这个泱泱大邦所有愚蠢、所有懦弱、所有丑陋的集中写照。
短暂的平静后高宗一度北返江宁府，改府名为“建康”，也曾有心在那里布置防卫准备抵御。但随着金军的第三次南下，天子再次惶惶而奔，从金陵退走杭州，再赴越州、明州，最后竟以泛槎入海来逃避金酋宗弼锐不可当的追击。
完颜宗弼的名字常又被中原人译为“兀朮”，此人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第四个儿子，早年参与了追击辽天祚帝的战斗，此后又随宗望攻宋。宗望死后，又出任宗辅副帅，率军东入山东，西击汴梁，是金廷强硬的主战派人物。金军此次渡江南下，宗弼是除宗翰之外的主要统帅，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俘获宋帝高宗。当时，宋廷守建康者是杜充，守镇江的是韩世忠，守九江的是刘光世，并以杜充节制诸将。
杜充的昏庸无能已见前述。金兵入侵后，杜充竟于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七月放弃职守而归于行在。因为他的举动而使东京留守司名存实亡，是造成帝都东京在七个月后终于沦陷的原因之一。尽管如此，杜充仍得到天子的充分信赖，命他为江淮宣抚使，抚循诸将力守江浙。可杜充在建康的处事与当年在东京一样，酷而乏谋，御敌无方，深为诸将不服。所以他既调不动远在上游的刘光世，也无法指挥近在咫尺的韩世忠，只有靠手下的几位统制，如声名甚著的岳飞等人领兵抵挡。但金兵来势凶猛，根本无法取胜，建安三年（公元1129年）十一月，杜充率步骑六万人在建康向金军投降。
诸将浑无斗志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但这也与朝廷缺乏抗敌信念和一味逃避的基本政策是不可分割的。整个江南防线既已崩溃，宋军遂成为一盘散沙，虽然岳飞率领部下士兵沿途缠斗，也无法扭转败局。金军得胜后兵分二路，一路追击南走江西的隆裕太后等皇眷，一路向高宗所在挺进。此刻御前大将只有张俊，只能护着王驾且战且走，最后不得已从明州人海。
无疑，我们的天子是第一次见到汹涌澎湃的大海，正如他第一次走进金人的军帐一样，他的感触之深是无法言喻的。高宗在明州至温州一带的海上几乎漂泊了一个多月，当驾乘之舟在蓝色波涛中上下起伏之时，也就是帝国的第十位天子最后确立其“过江而避”之王道大计的关口。可以肯定的是，从今以后他将不再改变，也无法改变这个既定方针。
宗弼孤军深入尚能取得如此辉煌之绩，怕是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正月，惯于骑战的金人竟不畏艰险，乘舟入海追击宋帝御乘达三百余里，其骄狂正与宋军的颓丧形成鲜明对照。幸运的是，金人毕竟不习水战，加上畏惧酷热，遂不得不于暑期到来前撤兵，三月份宗弼先退，紧接着进犯江西的一路也从荆门北返。镇江守将韩世忠以逸待劳，正率水师在镇江严阵以待，结果以成功的战略阻击了宗弼之军，将其十万大军困在长江沿线达四十八天之久。若非宗弼得到高人指点，根本就过不了江。这是自靖康以来，劲马硬弓所向披靡的女直军队第一次惨痛的失败。宗弼北返后，犹为这一次差点葬身鱼腹的遭遇连呼侥幸。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他自此以后不敢轻言过江的主要原因。
高宗也许更值得庆幸，算起来这也是他第四次大难不死。不过，在浙江一带奔走逃窜确实也有一个收获。天子发现，以淮甸为屏障，以江表为缓冲，襟带荆楚，背海而立的浙西之地是一个理想的居处。这一想法肇始于他第一次走进杭州府治临安城门的瞬间，后来在两浙不断的辗转使他越发相信自己的判断不误。从天子的逻辑上讲这很自然：金陵离金人锋镝太近，单凭一条长江天险，绝非轻易能守；武昌、长沙则正面受敌而两侧有隙，背无倚仗；巴蜀太远，陕西又太孤立；再往南走进入两广腹地，显得过分偏于一隅，政治、经济基础不够，必将无以自处。从眼前的战略上考虑，背海面陆的杭州虽不是恢复中原的最佳基地，但也不失为一个易退易守的首选，单凭这一点就足以吸引高宗属意有加了。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九月，天子路过杭州时，便升其为“临安府”。虽然自古以来的王朝都耻于渡江而都，但这一点显然不在高宗的考虑范围之内。从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四月起，天子在越州停留了一段时间，在那里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军事整顿。新年的元旦，高宗改元“绍兴”，这是取“绍奕世之闳休，兴百年之丕绪”之意。在越州又呆了一年后，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正月，高宗回銮临安。从此，帝国的行在就再也没有迁徙过。
宗弼在镇江惨败后，一年前被宋廷派去经营陕西的张浚受命对西北金军发动攻势，迫使金廷调命宗弼增援。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七月，宗弼主力近两万人终于离开了两淮一带而西入陕西富平，这使多灾多难的帝国朝廷终于喘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