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法的反对几乎无一例外地出于理念上的因素。

君子不言利。假如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则必须舍利而取义，这是传统伦理最核心的内容之一。范仲淹的长子范纯仁，此时已成长为帝国政坛的一位干才，他就王安石的理财提出的原则上的诘难颇具代表性。这是在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七八月间，纯仁上书皇上，公开指责安石“掊克财利”，便超越了具体设施的分歧而表示了原则倾向的不同。这一趋势后来被苏轼所继承发展，他在这年年底给皇帝上了一道长达七千余言的奏疏，提出了鲜明的政治观点：国家社稷之存亡在于道德之深浅，不在于强弱；王道历数之长短在于风俗之厚薄，不在于贫富。不用说，苏轼的理论不仅是本朝太祖、太宗定下的基本治国框架，更是三代以来形成的基本价值体系核心。如果王安石有悖于这个原则，那就不仅属于妄改祖宗法制的范畴，更重要的是背弃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这种攻击才真正代表了反对者的观念核心，也说明了安石的变法为什么会造成如此众多的抗议浪潮和誓死抵抗。

与此相伴而来的是他们对安石的变法依据进行的分析和批判，这种理论上的是非定性一向是政治斗争进入高层次领域的必然要求。韩琦就认为安石动辄以《周礼》为证倡言理财是诬污圣典。范纯仁更直接地指出安石的内在理论其实就是管仲、商鞅之说，属于一种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而讲“五霸富国强兵之术”的权诈理论。若照此施为，必将摇动人心而乱天下。在这个严峻的关头，政治理想上的异同造成的学术分歧同样相当严重，即使是有心维新的一部分人，对安石的主张也很难赞同。突出的代表是程氏兄弟程颢、程颐，他们是本朝杰出的哲学家濂溪先生周敦颐的学生，后来自成一家而成为所谓“洛学”的开山之祖。程氏兄弟一贯具有高尚的求道与治国抱负，大程早岁入仕，政绩显著，曾经一度参加过三司条例司的工作；小程早在仁宗时就以处士的身份上书皇帝，要求天子“建非常之功”。他们强调以王道仁义之心来求治盛世，自与安石取法先王之政而来的富国强兵之术相去甚远。

因此，二程自然也不能赞同新法，并指责安石重利轻义、学术支离。而王安石对程颢只懂王道之至正，不知王道之权宜也不以为然。安石曾嘲笑他的政治主张空想难行道：

“公之学如上壁。”

程颢亦反唇相讥，道：“参知之学如捉风。”这是说安石取法先圣而实未见道，如同捉风一无所得。

因此所有的焦点便归结到司马光所作的总结上，这也代表了司马光本人所坚持的政治原则。他在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三月曾经往复与安石书信争论，指责安石尽变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表示了极大的愤懑与悲哀。自此以后，政治上的分歧演变成“变”与“不变”的鲜明对立，任何技术细节上的是否与成效的有无便不成为原则问题了。

王霸义利之辩、仁德刑名之争，由来久矣。在实际政治中，两种倾向其实都有所融合，表现为“以义为上”和“公利可言”、坚持原则与从权变通的有机统一。不过，任何一方都不能改变它们已经达成的某种微妙的平衡。王安石的突出之处，就在于他所主持的新法有意识地破坏了这个平衡，因此必将被一个无形的黑洞所吞噬。此后一千多年，熙宁新政一直处于一种被基本否定的境地，也是上述价值平衡系统自我防范机制作用的结果。

原则冲突之外，还有一点也不得不提。一个人政治上的选择总是与处世之道相表里，安石所以能触动传统信条，在于他具有敢为天下先的固有禀性与坚强的意志。而绝大部分士大夫们不遗余力反对变革，恐怕也有不少是害怕生事、惟恐世变的百年惰性在作怪，这在元老大臣一辈如富弼、韩琦、文彦博甚至欧阳修等人身上特别明显。本朝从来就不乏所谓思深忧重者，这不知是否与他们读了太多史书、听了太多的教训有关。然而忧患不引产奋发反而催生苦恼，那就真是连杞人忧天都不如。这与本朝在对外方面的懦弱不堪是紧密相关的，国弱正是源于人心之弱。

五代的丧乱使太祖皇帝懂得了统一与安定的重要性，也使本朝士大夫从此就对任何情况下的动乱深恶痛绝，欧阳修撰《五代史记》，便用通篇的“呜呼”表达了这种心态。可王安石与此不同。

神宗曾有一次问安石，有没有读过《五代史记》。

安石回答说不曾仔细看过，但见其篇首必曰呜呼而已。安石的意思是：哪里到了事事皆可叹的程度呢？

安石不同意亦师亦友欧阳修的看法，其实就是表明他与本朝以来的普遍情绪迥乎不同，他既不畏天，也从不怕事。单凭这一点，就足以在立场上与所有的人分道扬镳了。

尽管从司马光、范纯仁到韩琦、富弼都掌握不少有力的原则依据，可在政治上依旧无法攻倒安石。神宗皇帝与安石的千古君臣之遇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传统原则也还拥有一些自我修正因素，并可为安石所援引：祖宗旧法固然不可轻废，但因循苟简却不能不除。若一切都是成法而子孙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更改？这一点是安石在回答神宗对“三不足”的询问时而提出来的，它的说服力足以压倒一切。安石还拥有一件法宝，那就是任何一项有作为的举动都必然会遭致流俗的反对，只有以道胜流俗，岂有坐为流俗所胜的道理？安石自始至终都坚持这样的信念，并不断以此来影响思于进取的神宗皇帝，因此改革派取得政治上的胜利是在意料之中的。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正月间，神宗在变法与反变法交锋最为激烈的“青苗法”上作了一个妥协：下诏重申禁止青苗钱对富户的抑配。在改革派来说，这种妥协虽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也不失为一个以退为进的策略。不过，诏下后安石心情仍十分抑郁，以称疾不出并请求辞位表示自己对天子隐隐的不满。这一多少带有向皇上示威意味的举动使司马光感到愤恨，他一变往日沉稳持重只在理论上对变法进行驳斥的作风，公开发难。司马光当时任翰林学士，具有代皇帝批答奏疏的权利，于是便在安石的辞表上以神宗的名义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使得安石勃然大怒，上章辩白。最后神宗以“诏中之语，失于详阅”的手札表示了歉意，仍旧希望安石继续执政。

这件事情是个契机，使两位素来在私交上并无过节甚至还十分友善的人从政见分歧走向了面对面的对抗。司马光这一行动同时也激起了安石采取强硬的政治手段为变法扫清障碍，这也是变法走向深入后的一个必然。

在一系列的压力下，首先是范镇上表求去，诏许之；接着御史中丞吕公著、参知政事赵忭同被罢职。三位中书舍人宋敏求、苏颂、李大临亦被罢卸知制诰之事权。安石特别对台谏官员进行了调整，数月之间，人员几乎全被撤换。早在此前，权知开封府郑獬、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知制诰钱公辅等就因不同意新法而被解职外任，范纯仁甚至在安石的盛怒下降职左迁，富弼、韩琦、张方平等一班元老也早已自动挂冠求外。到了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初，欧阳修、曾公亮甚至包括一度与安石尚还不甚对立的陈升之也在无奈之下自请退位。在这先后，苏轼、苏辙与程颢、程颐两兄弟也离开了朝廷。最后是司马光，在九上辞表后终于未能被天子挽留，先是出知永兴军，三月份，请求致仕被批准，归居洛阳。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光自此绝口不谈政事，只是在洛阳埋头于读书著述。这也许是大痛苦之下必有大无奈的缘故，但更多的是他以自己独有的儒家精神在磨炼斗志，用沉默来表示抗议。这与那些囿于个人进退与好胜意气而信口雌黄、造谣中伤的人相比，倒确实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与此相应的是又有一批新人步入帝国政坛的中枢要地，诸如安石的左右手之一韩绛入兼参知政事，谢景温进入御史台，曾布出掌司农寺等。不过，神宗在这些人事过程中仍旧巧妙地作了一些调节，他不顾安石的反对，先后进一步提高了御史中丞冯京和三司使吴充的地位。尽管冯京的擢升是安石为调离吕公著而不得不作的让步，但这两位确都是坚决地反对新法的人。皇上的这一举动表明一个想法已经开始抬头：作为天子是不能容忍对立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完全压倒另一方的，否则独一无二的神圣权威必然会受到动摇。这是个危险的信号。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十二月十一日，韩绛、王安石两人同时拜相，与此同时，“保甲法”和“雇役法”两项重要举措开始实施，标志着变法运动进入了**。此后的两年，变法不仅继续深入而且逐渐开始产生效果。先是在对外方面，王韶这位继范仲淹之后本朝又一位杰出的治边人才，在安石的大力支持下，于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招抚了一个较大的吐蕃部落，使二十万人归附大宋，本朝疆土也因此拓展了近一千二百里。此后，王韶不断乘胜进攻，最终在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将西夏以南的大部分吐蕃部落收服，彻底切断了吐蕃、西夏之间的联系，成功地实现了他早在八年前就提出过的使夏人腹背受敌的目标。这是自澶渊之盟以来的第一个重大的对外军事胜利。这一次成功的取得固然与王韶的经略之才和安石的正确方针密不可分，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使得帝国的国防边备有了较大的增强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王安石主持下的新政方面，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是几个重要的变法举措实施推广的年份，继前两年的青苗法之后，雇役法再一次引起了广泛的反对，但由于安石的强硬对策，改革的趋势仍旧没能被反对派所动摇。

在取得胜利的同时总是要犯错误，这是历史上所有的激进者共同的毛病。安石对来自反面的意见过于敏感了，他在政治上排挤一切的做法使敌对势力空前壮大，这种局面使得本来属于一种正义行动的改革看起来倒成了少数人一意孤行的倒行逆施。历史上，在野的与受压制的一方似乎总是正确的一方，这种约定俗成的概念使得不少毫无原则的人跟着反对派同声谴责，也使得改革所面临的压力达到了一个空前的程度。即使安石从不畏惧所谓的天下怨谤，神宗却不一定能够无动于衷，更何况变法派内部本身并不都像安石一样具备这种不折不挠的天性而坚如磐石。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随着方田均税条约的实施特别是“市易务”这一机构的建立，更大的政治冲突终于爆发。

市易务的建立出自一位布衣之士魏继忠的建议，它的出发点是由国家来平抑京城过于波动的物价，打击垄断富商。其实质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物价低时稍增价买进，以保护普通商贩；物价高时则稍损价卖出，以保护平民。这一做法原先仅在京城实行，后来也逐渐推广到一系列重要城市和地区。这本是典型的国家干预政策，也是自古以来的常法，在理论上并无可厚非。但是，此中却有一个潜在的结果，即：政府同时也能从中得到一些利润。这就又不免使反对派老调子重弹，发出所谓的义利之叹了。唯一尚在朝中的元老大臣文彦博便认为这是有损国体的行径，在他看来，堂堂大国惶惶求利，实在是无可容忍。

更直接的导火线是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八月“免行钱”的实行，这是市易政策推行后的一个附带产物。所谓“免行钱”，其实就是一种商业税，它规定京城各行业按利润厚薄交纳，税款付讫后即免除各行户对官府的无偿供应。不用说，这种手段因为能在保护商业的同时更能为政府增加财政收入，所以同样为反对者所痛恨；另外，货币税收总是会引起不同程度的对立情绪，加上收钱标准和具体实行也很难做到公平无误，因此再一次引起争议并不奇怪。不过，免行钱一事引起严重的冲突倒不在于上述几方面，这一次惹起麻烦的根子在于它的打击对象同时涉及到了政府机关、宫禁及皇族中的有关方面，具体而言，就是负责采办公家及宫廷用度的大小官员和宦官，以及参与某些垄断经营的部分皇族。正是这个缘故，此法在实行一年后，反对的呼声几乎来自各个阶层，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此法颇“不便”，甚至有消息说，两宫皇太后亦为此泣下。巧的是，自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七月至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京城一带地区滴雨未降，引起了严重的旱灾，朝野纷纷传言：此乃朝廷收免行钱之故。有一位地方官郑侠甚至密上了一张《流民图》道：若将一切掊克不道之政尽数罢去，十日之内再不下雨，即请斩臣首以谢欺君之罪。这下不由得神宗不慌了，四月初六，天子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后，下令暂停青苗、雇役、方田、保甲等八项新法。岂料，诏下后果真雨下。天命虽不可畏但天意却高远难测，安石第一次感到了无可奈何。

尽管吕惠卿在天子面前痛哭流涕，暂时使神宗收回了成命，只罢除了方田均税一法，但在如此天灾人祸面前，改革面临挫折已是在所难免。十九日，安石已无法再安其位，遂上表辞相，请求外任使职。神宗当然不甘就此罢休，天子更不愿相信他的一腔热诚竟会败坏天下，于是再三挽留安石，希望安石至少能以天子师傅的名义留在朝中，但这对安石来说已毫无意义，去意甚坚。在赴知江宁府之前，他向神宗推荐了韩绛代替自己，并特别擢升吕惠卿为参知政事，以辅助天子继续未了之功。安石去后，变法的步子虽没有从此停止，但事情起了一些变化。

变法派成为了时事的中心。

在变法派的几巨头中，除了王安石，主要就是韩绛、吕惠卿、曾布、吕嘉问、章惇五人。韩绛的地位最高，但才干有限，处事无方，他在前几年曾自请出使陕西、河东，也一无建树。曾布是安石好友曾巩的胞弟，时以翰林学士兼三司使，从地位上讲是仅次于韩绛的第二号人物，几年来与吕惠卿共同参与了绝大部分变法的筹划。曾布此人对变法的态度是十分坚决的，可也许是在与吕惠卿起草变法章程时意见不同而产生矛盾的缘故，他与吕惠卿关系一直不好，进而对时任提举市易司务的吕嘉问也有些不满。由于一时冲动，当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三月，神宗在一系列压力下密令曾布调查免行钱过程中的问题时，曾布竟不顾全大局，参劾吕嘉问违背市易原则并有不法行为，同时还间接地批评了一下免行钱措施。因为曾布所报与事实多有出入，而吕嘉问也有办事不明的现象，在曾、吕当廷对质后，神宗折中处理，两人皆被罢黜。曾布的这一做法显然在客观上帮了反对派的忙，自然使安石、惠卿极为生气，这是改革派内部发生的第一次裂痕。

吕惠卿无疑是变法派内部最关键的人物，也是除安石之外对变法做出最大贡献的人。从熙宁二年到七年，他先后在制置三司条例司、司农司、国子监、军器监任职，兼任过知谏院、知制诰及翰林学士，直到入居参知政事成为副相。尤其重要的是，绝大部分新法的创制发明都出自他的倡议，包括许多具体内容的拟定；在理论战线，他与安石的长子王雱共同修撰由安石审定的《三经新义》，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所有这些都不仅为安石所肯定，亦为神宗所赏爱。因此，吕惠卿在安石之后成了反对派另一个主要攻击目标，为安石分担了巨大的压力。

惠卿极其聪明，更兼学识渊博，既不乏理论水平，又具有实际操作能力，是个典型的能人。这种人最大的可贵之处在于沉溺理想之中，具有高昂的工作热情和强烈的事业心，最大的缺点是不可避免地在人际关系上有欠周到。在具体工作中惠卿不仅难免与安石发生牴牾，和其他人如后期参与变法工作的沈括、李承之等也多有嫌隙之处。在安石的主持下这些问题尚不至于突出，可安石一旦离去，隐患就开始暴露。曾布事件发生后未过多久，韩绛也对吕惠卿产生了不满。

尽管朝野闲话称韩、吕两人一为“传法沙门”、一为“护法善神”，但实际上韩绛并没有做多少工作，而是吕惠卿一力主持着变法的深入和对抗着各方面的攻讦。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六月，郑侠自攻击安石得逞后，又上了一道《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放言“国忠已诛，贵妃未戮，人以为贼本尚在”，矛头直指惠卿。惠卿展开反击，禀告皇上并使神宗予以重责，借天子之手压住了郑侠的嚣张气焰。紧接着在七月，惠卿创订“手实法”，加强了民户财产的清查，以保证免役钱的平均交纳。最后在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正月又成功地将郑侠清除出朝，同时还使冯京被罢。惠卿一旦得以施展手脚，他的热情和创造力是无穷的，因此也免不了过于冲动，有些做法包括“手实法”甚至使远在金陵的王安石亦来信表示不同意见，这些都为他以后遭致无端的诽谤埋下了种子。在惠卿的风头面前，韩绛终于不能忍受，遂密请神宗重召安石。这个想法正与天子不谋而合，于是在安石罢相十个月后的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二月十一日，皇上又召安石复相。不用说，惠卿对此十分失望。

虽然他从心底来说不反对安石重执朝柄，但这件事情使惠卿受到了伤害是无疑的，因为这明摆着就是对他的不信任。跃跃欲试的雄心被兜头浇上一盆凉水，这种心情对任何人来说都无法排遣，惠卿当然也不能免俗。更何况安石受诏后竟一无辞谢立即就道，七天后就赶到了京城，更使惠卿十分伤感，开始萌生去意。改革派这次发生的裂痕十分明显，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变法今后的去向。

事实证明王安石选择重新回朝并不是个高明的决定。复相后不久，韩绛首先和他发生分歧，闹了点意气后竟挂冠而去；接着是吕惠卿又不满于安石对他的怀疑态度，心下十分伤感，也上章求外。天子自然无法体会此中的微妙，他问惠卿：何故无事而数求去？是否因与安石在商议用人方面有所不合？

惠卿的一番话实际上已经很明显了：“用人之议与臣去留无关。前此安石为陛下建立庶政，不料千里复来后竟一切托疾不问，与昔日大异，不知欲将大业付与何人？”安石身体两三年来一直不好，但复相后托病不问事，在惠卿看来似乎是意有所指，所以他才说出此话。

神宗道：“安石何至于此！”

说到这里，惠卿的情绪已经控制不住：“安石不安其位，是因为臣在。不如逐臣外去一听安石，天下之治可成。”显然，惠卿同样也太过于意气用事了。

这一年的八月，御史蔡承禧奏劾吕惠卿与章惇、李定等人结成死党。接着，御史中丞邓绾又揭发出他与兄弟吕升卿强借华亭富民五百万钱，与知县张若济合伙买田之事。如此一来，惠卿自己要走都走不成了，十月，被罢，出知陈州。邓绾也曾不遗余力地参与了改革，但安石罢相后一度倒向惠卿，此番举报虽出于对安石的献媚，但肯定也得到安石的默许。就事论事地说，虽然惠卿的弟弟升卿在这件事上当负主要责任，但惠卿也不是一点过错也没有。在反对派来说，惠卿永远都是打倒王安石、分化改革阵营的突破口，因此他们一直在千方百计地寻找着机会，并不断地散布谣言，可一直没有得逞。令人悲哀的是，最后将惠卿撼落的却是改革派自己。内部的分裂比任何外来的力量都强大，这个事件就是再好不过的例证。

韩绛、吕惠卿固然要为最后的分裂承担主要责任，但安石也难逃其咎。安石执政数年来，由于敌对浪潮的浩大，不得已以一人与万人战，在长期的紧张与忧愤下，固执的性格便显得越发突出。他不能容忍任何对变法的反对固然反映出他的鲜明斗志，但他不能容忍同一阵营的不同意见则是一种偏执行为，这对他所从事的事业显然是得失参半。一贯支持父亲的王雱就在这个时候对他说了一句用心良苦的话：

“公不忍人，人将如何忍公？！”

安石当时默然，显然他知道自己的这个缺点。但天下人皆不同己给他的印象太深了，他无法对此释然。韩绛与吕惠卿的辞去又加深了这种感觉，安石矛盾的心态由此加重并不奇怪。在回到相位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安石除了在道义上不断地为他的变法理论进行辩白之外，确实没有做进一步的实事，惠卿的指责也并不是空穴来风。最后的契机是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六月，爱子王雱不幸英年早逝，给了安石以巨大的打击，他的无畏精神和一腔热忱终于从高峰坠落，遂不断上表请求告老还乡。此时安石五十五岁，人到晚年百事哀，贤者如安石，也没能避免这个人性共同的弱点。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十月，安石第二次罢相出京回到江宁府，次年六月，又辞去“判江宁府”的官衔，正式退休。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安石在江宁府金陵城东门外蒋山之麓，筑屋凿塘，号为半山园，在此度过了最后的十年。在这十年中，安石虽未忘怀于庙堂，但更多地是在思考和反省，在寄情山水中排遣自己的忧伤。除了跨驴出游之外，安石总到附近的定林寺里去读书著述，他的《字说》就是此时写成的。

曾激烈反对新政的苏轼后来有一次路过金陵，安石没有忘记这位意见相左的后辈，野服乘驴谒于舟次。苏轼不冠迎揖，道：

“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

安石笑道：“礼岂为吾辈而设！”依旧豁达豪放，一无鄙俗之气。

苏轼谈起早年因反对新法而被罢黜的旧事：“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

安石无语，往事又何堪回首。彼时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此际是相逢一笑泯恩仇，于是招苏轼共游蒋山。数日间，或论文字，或味禅悦，尽得相晤之欢。苏轼感慨而对人说：

“不知再有几百年，才能出一个这样的人物！”

实在而论，放眼寰宇纵目古今，也不会有第二人了。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安石大病一场，病愈后更不免意气消沉，他呈报神宗，将半山园改作寺院，并由天子命名为“报宁禅寺”。次年三月，神宗去世，又给了他一次重大打击，从此后终日只以读书为意，时时以手抚床而叹，有时甚至绕床终夜，不能入眠。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新法全部罢废时，安石业已忧郁成疾，四月初六，不治而亡，享年六十六岁。安石死时，他的老朋友兼老对手司马光也在病中，闻之亦怅惘莫名，他给吕公著写信道：“介甫无他，但执拗耳！”信中又说：“不幸介甫逝世，反覆之徒，必诋毁百端。”看来司马光也知道，对安石个人的刻意诽谤和诋訾中伤，绝非是真正的仁者应做的事。实际上，即使是对变法的谴责和反对，也并非都是出于高尚的目的。安石的生前身后名和新政的是非成败姑且不论，举国上下如此意气用事而争讦谤讪，一定会带来更大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