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离开朝廷与天子的倾向当然也大有关系。变法已经持续了九年多，在强劲的反对面前，本来就信心不足的神宗放弃锐进而转向守成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政治总是在不知不觉中走向妥协，神宗的后十年就属于这个渐变的过程。尽管如此，至诚恻怛、思怀振作而心忧天下的神宗皇帝依旧值得称许。没有神宗，就不会有王安石，更不会有十几年的变法图强。

历史也有着它独特的惯性。在王安石退休一年后的公元1078年，神宗改元“元丰”，元丰时代持续了八年的时间，除了在官制上作了一次大改动外，其余措施都基本上延续了熙宁时期的做法。八年间，宰执之臣有吴充、王珪、元绛、章惇、蔡確、冯京、吕公著等人，基本上是改革派与中和派共同当政，这也是神宗后期有意识地采用“新旧人两用之”策略的结果。其中王珪居相时间较长，在延续熙宁新政方面，尤其功不可没。这位被人称为只会说取旨、领旨、得旨的“三旨相公”虽然无所发明，但他自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就入居参知政事，跟随王安石从事于新政，此番感于天子的知遇而勉力守业，居然也能做到顺其自然，绝非像传说中说的那样一无是处。

元丰的平淡是相对于熙宁的轰轰烈烈而言的。其实，神宗天子依旧年轻而有志建功，特别是在用武开边收复旧地方面一直心有未甘，但对外作战却始终未尝胜果。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那次对西夏发动的强大攻势，尽管兵民合计有近六十万人，可还是一无所获。改革固然使国家的财政和边防有所增强，可并没能唤起帝国同仇敌忾的决心。早在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辽人威胁要重划地界时，所谓“纳污含垢，且求安静”，以免一跌之失的主张就已经成为朝野舆论的主流。富弼在一道奏表中说，当听到天子有亲征的打算后，中外臣民益更忧惧，以至于“心陨胆落”。在这些懦弱胆怯的人来看，即使是弃北而西，去征服稍显弱小的西夏，也是个招引祸患的事情。当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神宗决意西讨时，知枢密院事孙固认为“举兵易，解祸难”，吕公著认为“既无大将，不如且已”，老臣张方平嘱苏轼代撰奏疏，甚至说皇上好兵如同好色，所谓“伤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贼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帝国的普遍心态如此，第二年九月，当永乐城这一控扼夏人的要害失陷后，皇上从此意志颓丧而一蹶不振，就不是没有原因的了。

我们这位有作为的天子死得太早了，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初五不幸驾崩时，年仅三十八岁。天子在这个年龄撒手而去，注定又要给帝国带来一位年幼的少君，这就是史称“哲宗”的赵煦，即位时年仅八岁，由祖母宣仁太后垂帘听政。一个缺少专权的政治真空，往往是久被压制的在野势力重新登台的最好机会，这个月底，司马光入朝吊丧，便引起了京城的轰动。人们不仅总是同情弱者，同时还总在期望着新的东西，因为这样才有机会宣泄他们的怨气。在舆论的召唤下，这年四月，司马光被太皇太后起为陈州知府，五月，入朝为门下侍郎。翌年是新帝的第一个年号“元祐”，这年闰二月，司马光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元丰改制后，尚书左右仆射即为宰相，左仆射又兼门下侍郎，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与枢密院、门下及中书两省长官、尚书左右丞同为宰执之臣。参知政事一职已罢。司马光闲居洛阳十五年后一朝平反，便彻底宣告了新法的寿终正寝。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他会做得如此坚决，如此迅速。在入相前后一年的时间里，司马光基本上废除了所有剩余的新法。此时的司马光，已经完全失去了旧日持正谨慎的面目，变得狂躁冲动，峻急严厉，不遗余力地从事着有生之年最后的事业。

新法并非一无是处，就是不少反对派也承认这一点。苏轼、苏辙就反对全部罢废新法，至少雇役一法可守而不可变；吕公著也认为青苗、雇役与保甲等法利害参半，只可调整，不应尽去。范纯仁甚至主张为国用考虑，亦无妨继续青苗法。但这些都动摇不了司马光的决心。从道理上讲，他此刻提出的理由甚至还不如十几年前那么有根有据，在新派人士章惇不断的辩斥下有时显得十分苍白无力。但拨乱反正既是眼下的潮流，又为信任元老的太皇太后所赞成，他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病中的王安石一直保持着沉默，但当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三月，雇役法终于罢废而重行差役法的时候，安石也忍不住愕然失声：“亦罢至此乎？”

安石无限感慨地对人道：“此法绝不可罢！我与先帝商议二年方行此法，已做得无法再详尽了！”

安石的疑惑其实毫无必要，因为政治斗争的焦点本就在于事情的性质而不在于事情的内容。所以苏轼等人反对尽除新法，却不反对从政治上清除一切变法人士。司马光在废除各项新法的同时，设置“诉理所”以昭雪熙宁、元丰年间的各类人事冤抑，便明显是出于报复心理。原则争辩一旦成为快意恩仇，人身迫害也就不可避免。一贯温和而讲究仁义的本朝政坛，意气纷纭之外，又从此沾染上了血腥之味。

如果没有后面的那些事发生，帝国这艘负载沉重的巨船是否就一定会遭受灭顶之灾，实在还是个未知数。到元丰末年，变法使帝国在广储蓄、救灾荒、兴田利、振贫弱等方面有了一定的进步，特别是使国家的财政收入有了较大的提高。据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的几个统计数字来看，保守估计，整个帝国的钱谷节余数量亦达数千万贯、石，已经可以供给二十年之用。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即使小邑所积，也相当可观，更不用说国家的一个战备库“元丰库”所积藏的金帛粟米了。这个储备库是神宗在元丰年间特别设置的，地点在司农寺南，收藏三司岁收之外的剩余收入部分，至少有二十个单元，因为天子赋诗二十字分揭其上。诗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由此看来，神宗与王安石富国强兵的最终目标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尽雪前耻，恢复旧疆。安石曾说过，天下事如弈棋，以落子先后当否定胜负。应该说，安石不仅占了先手，投子也不失其当，可惜的是后来者没能明乎其理、顺乎其势，从而一步步地丧失了主动，最后将一局大好河山尽付他人。

如前所述，政治斗争虽然归根结蒂都是原则和信仰的较量，但也并不排除其他因素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个人的好恶和处世之道甚至在其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在私利不能完全摒弃的时代，政治斗争有时就是利欲之战，初起于互执己见，再变则成意气用事，三变而死生祸福之事起。如果说熙宁时期围绕着变与不变的新旧之争尚还不失以崇高的治道原则为旨归的话，从司马光的一味更化开始，帝国的政治斗争就开始演变成纯粹的意气之争。尽管人人都各据其辞证明自己的高尚，总是有这样那样冠冕堂皇的理由，但从来都没能跳出个人是非恩怨的圈子。

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九月初一，王安石去世五个月后，司马光也不幸病故，总共只当了七个月的宰相。这天，朝廷正在明堂举行祭祀典礼，同时降敕大赦。司马光逝世的消息传到，在场百官无不震惊。宣仁皇太后甚至恸哭失声，连年幼的皇帝也受之感染流涕不已。两省官员在下面合计，准备仪式一结束即前去祭奠，可惟有崇书殿说书程颐表示反对，“崇书殿说书”是本朝皇帝的侍讲官，属于帝王之师的性质。此时，程颐之兄程颢已经亡故，他本人在司马光等人的推荐下以布衣身份受诏出任。

程颐先引了一句经典：“子于是日哭，则不歌。”此语出自《论语》，意思是说孔子在这一天哭过，就不再唱歌。程颐接着道：“岂可贺赦才了，即往吊丧？”

先不论程颐如何的不近情理，就是他的逻辑也有问题。于是有人非难道：

“孔子哭过则不歌，并非歌罢则不哭。今大赦已毕再往吊丧，于礼无害。”

本来，尽管程颐恪守经义近乎刻板，但人家的话并不违背经训，程颐就算不肯轻易就范，一时也无话可说。然而一旁的苏轼却不省事，摆出他的才学和机智，给程颐来了一句幽默。

苏轼道：“此乃枉死人叔孙通所制之礼！”

叔孙通是秦汉时人，先仕秦，后从项羽，再归汉高祖刘邦，虽曾采择古礼而定汉朝一代朝仪，但此人是个随机应变的典型，连他的学生都不耻于他的行径，说他“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而得亲贵”。苏轼把叔孙通称为枉死人，又把程颐比作叔孙通，骂人骂得太高明了，难怪众人听了此话，都不禁笑出声来。程颐是个一本正经的人，他如何能承受这样的讥讽？嫌隙就这样产生了。

程颐自小就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幼有高识，非礼不动。十四岁时又与兄长程颢一起问学于经学大师周敦颐，饱受礼教的熏陶。程颐一直没有做官，长期的野贤形象更使他执着于对现实的抵触和对古典的怀念，在他看来，任何违背于圣训的事情都是一种邪恶，一个正直之士的唯一目标就是向圣人看齐，绝不容许有半点的杂念。因此，程颐其实是个绝对的宗教家，为人严肃而苛刻，在他身上已没有丝毫的人情，有的只是对终极目标的坚定信仰。他平生不喝茶，不观画，亦极少做诗，甚至自己生日也致斋恭肃，不事宴饮。自从主掌天子讲筵后，程颐自感责任重大，夙夜殚精竭虑，惟欲主上德如尧舜，因而既有点性急，更有好多做法不近情理。十几岁的幼君下课后折了一条柳枝，程颐也要板起脸孔告诫道：春天万物生荣，不可无故摧折。对此，有一些人认为他不愧为天子导师，但更多的人不以为然。连推荐他的司马光也曾感慨而言道：

“人主之所以不欲亲近儒生，就是这种人坏的事！”

无风不起浪，苏轼极其讨厌程颐更是大有原因。苏轼此人一直就非同凡响，他出生于相对和熙而富足的四川，接受了各种思想流派的影响，既不乏黄老清静之学，也沾染了纵横机辩之气，同时又喜好佛教、精通禅理，是个典型的性情中人，因此倾向多变而态度不定。苏轼又有极高的文学之才，诗词书画无一不能，情感丰富旷达任性之外，也有些狂傲不拘之气，人生和仕途的蹇困侘傺也并未改变他的这种禀性。苏轼是与程颐截然不同的人，自然无法忍受程颐的迂儒作风，他本就性不忍事，喜好谐谑，连平生最敬重的司马光也敢骂，又何况程颐！苏轼早就指责过程颐言行迂阔，好古不当，有时甚至处处与他对着干。不过，这一次做得太直露了，程颐即使不以为意，也有人会为他抱不平。程氏兄弟虽然无权无势，但他们一直在开馆授徒，传播学说，拥有众多的学生，这同样是一个不容低估的力量。

十二月，程颐的门人左司谏朱光庭、右司谏贾易这两位谏官，因为其恩师无端受辱而心不能平，开始围攻苏轼。当然，这件事情本身并不能构成弹劾的理由，他们必须要从严重的政治问题上着手。朱、贾两人着重指出的是苏轼在主持学士院馆职考试时出的一道考题有问题，有讽议朝政之嫌；苏轼对天子之师程颐的不恭作为一个附带的证据也被提了出来。弹劾甚至还指出，苏轼对死去的司马光也有极不负责的言论。苏轼当即上章自辩，表示不能接受这种指责，而他的同乡兼挚友殿中侍御史吕陶上疏，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朱、贾之举明显属于公报私仇，同时对朋党之弊重新抬头表示了忧虑。

吕陶的担心不无道理，但他的参与却很不明智。朱、贾是程颐的学生，而吕陶本人是苏轼的同乡，事情的本身就给人以“朋党”之嫌。虽然侍御史王觌特别是元老派人物宰相吕公著、枢密使范纯仁居中作了一些调停，暂时压制住了事态的发展，但苗头一旦出现，就说明事情起于内部，外在的力量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到了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的八九月份，程、苏两派的往复诋讦已经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人们以地域为名，称程颐一系为“洛党”、苏轼一系为“蜀党”。“朋党”一词毫无避讳地出现在朝野上下的议论当中，固然带有一定的批判意味，但多少表明本朝的政局发展到目前为止，已经是什么样的一个基本态势了。

“洛党”、“蜀党”之争的激化促使朝廷的派系进一步明显。王安石一系的新政人士蔡碓、章惇等还在继续反抗，与之相对的则有司马光一系，以执政官之一尚书右丞刘挚为首。刘挚这个人很值一提。

此公字莘老，永静军东光人，早享大名。王安石初秉政时，搜择人才不遗余力，擢其为中书检正。但仅过月余，刘挚即与安石议论不合。神宗召对，问道：

“卿是否从学于安石？安石多次称赞卿器识俱佳。”

可刘挚却不买账：“臣东北人，少孤，独不识安石。”

刘挚一贯强项，他曾与曾布在司农寺对辩，并要求天子将两人所上奏疏宣示百官，让大家考定是非。刘挚的大胆使其声誉鹊起，逐渐成为司马光一派的栋梁人物。他是河北人，此派遂被其他几方称为“朔党”。朔党人士本就以正统派的面目出现，大多担任政府要职，更是一个主要的政治力量。在天子冲幼、后宫听政的政治局面下，就是吕公著等元老独立其外而有心调和，也不能有效地阻止这场派系斗争。

从表面形式上讲，学统是地域之外形成朋党的另一个要素，程颐一派就属于这样一种性质。学术讲究师承家法，这是源于见解的不同和生存的需要，本无可厚非。但如果使学术走向政治而去争一个正统地位，这就与学术的意义背道而驰了。当年王安石定《三经新义》，以一家之学人居官学，就是这样一种倒退。程颐的弊病同样在此，单单因为恪守古礼而不近人情，并不至于能引起政治上的反对，可如果坚守正统而排抑他人，就难免怨诟交集。在这场斗争中，程颐是第一个罢职的人，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八月，他被冠以“污下检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的罪名调到国子监。贾易虽然也同时罢知怀州，但不久又重新回朝，取代其师而成为洛党的主将。

苏轼的无奈在于遭受到几方面的夹击。洛党之外，新政人士对他自然恨之入骨；司马光一系的实权派中，也有很多人因为他对元祐政治的态度而有所不满。苏轼性格是独立不羁，在他看来，早年是人多附王安石，现在是人多师司马光，所随不同，为随则一。他既然不愿“随”，也只有离开是非之地。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求外任被批准，以龙图阁学士出知杭州。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后，出外的苏轼曾以退为进展开反击，在朝出任要职的胞弟苏辙也曾一力援引，但仍然未能敌过洛党和朔党的攻势，两度被召回朝廷，又两度被逐。只有程颐还不失聪明，自罢讲筵后一再求归故里，最后以父丧去职后坚辞不入，专心于学问，暂时脱离了风波险恶的政坛。

值得一提的是，谏诤之职放弃纠察王过的本分而与御史合流，终于使台谏成为朝廷争讧的绝对主角。“洛党”一方有左右司谏朱光庭、贾易，“蜀党”一方有侍御史吕陶，而朔党则有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右正言刘安世、监察御史张舜民，此辈仗着“言者无罪”的原则而气焰高涨，相互诋毁攻击极尽能事。

御史本乃掌纠百官过失，如此倒也算得上是职尽本分。但谏官劾奏百官有恃无恐，说到底是本朝天子的一种策略所致。本朝内重过于前代，若不养言者锐气以折权臣，如何救指鹿为马之患？圣人设过防之计，固乃不得已而为之。太宗将原来的谏官名称左右“补阙”、“拾遗”改为左右“司谏”、“正言”，就已经寓有扩大职能鼓励直言的意思；真宗时别置谏官、御史各六员，增其月俸使其专亲职事，开始使谏官名副其实。仁宗时陈执中为谏官，屡请专门设置谏院的办公机关，这一请求在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得以实现，朝廷下令以原门下省邸宅充谏院，而将门下省搬至右掖门西，这又可以看作是谏垣走向强劲的一个征兆。而真宗、仁宗皇帝都曾下诏允许谏职论奏百官营私舞弊，不断申明台谏具有“防臣僚之不法”的本分，终于使习惯演化成为制度。照旧理，谏垣之职负责纠绳天子，人员应有宰相任命，可天子既然有意改变，便相应地予以更新而设立回避法，仁宗以来，历代都有严敕辅臣不得荐用谏官的事情，遂使谏垣一变而成为宰执的对立面。

御史一向有风闻论事的权力，即弹劾时可以略去告事人姓名，称“风闻访知”。纵所言不当，或在疑似之间，亦不受词讼之例。渐渐地，谏官也有了这一特权，台谏混一，共同成为人主的耳目，其作用便相当可观。当年石介为阻止夏竦的入相，一夜奔走游说于台谏官之家，以至所乘之马为之疲毙，可见台谏在朝臣心目中的地位。

谏职权限的扩大本不是坏事，但允许这种强大的势力成为执政官的专门掣肘而破坏了君相权力的平衡，其害处就十分明显。仁宗嘉祐时的一位宰相刘沆就对台谏滥用权力甚为不满，他对皇帝抱怨说：

“自庆历以来，台谏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无当否悉论之，必胜而后已。”

刘沆是个明白人，他指出的弊端很有道理。但像他这样的宰相却不是很多，此后的大多数宰执大臣一味从“广开言路”的原则上考虑，有意无意地纵容了“议论多于事功”的陋习愈演愈烈。

朱光庭、贾易弹劾苏轼之后，吕陶反对，而王岩叟等则赞成，皇太后以两派结党，本有同逐的意思，但吕公著却以为不可。在这位宰相看来，言者无过，朝廷绝不能以言官的得失而降罪。这种规限人主的考虑固是不错，也符合设立谏垣的本意，但台谏沆瀣一气而另立山头，无论如何是不能轻视的。吕公著以为自己有妙方压制朋党之争，其实却无形中助长了这种风气。

大约在程、苏起隙的同时，张舜民因为上疏言事不符，被诏罢御史之职，结果引起了一系列强烈的反对，吕陶没有参加营救行动，竟又遭致贾易和另一位御史的弹劾。双方互责朋党乱成一团，在听政的太皇太后看来当然是不成体统，于是一气之下将几位闹得最凶的人罢卸言职，其中既有贾易、吕陶，也有王岩叟、傅尧俞，甚至还有右谏议大夫梁焘，这是刘挚一派的一位核心人物。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八月初二那天，贾易在朝会上攻击苏轼、吕陶结党时，竟把一代元勋文彦博也扯了进去，把这位老臣说成了苏、吕的后台，这下激怒了一向倚重元老的太皇太后，当下要严惩贾易，又是吕公著和了一道稀泥。公著道：

“贾易所言颇切直，只是诋毁大臣太甚，止去谏职即可。”

诋毁大臣近乎诬蔑，在公著看来还不失切直，这种逻辑很使人纳闷。公著下廷后解释道：

“重要的是不能使人主轻视言者。”

话是不错，但用错了地方。目前言官们的目标并非是迷惑的天子而是意见分歧的同僚，似乎谈不上人主轻视与否。

接下去的几年，朝中依旧是乱哄哄的局面。不过，各种派系也有相对一致的地方，这就是对王安石变法的彻底否定和对新政人士的排挤打击。听政的太皇太后凭借着天子祖母的身份临朝，一贯刚愎自用，其专横霸道的作风影响了整个元祐政局。一味更化而否定前朝的结果当然不在具体政治措施的改变上，重要的是带来了士风的进一步颓败。几年来，彼此相斗的手段都显得十分下流，弹劾动辄十数上，用语亦极尽诋毁之能事，吕陶在为苏轼的辩章中所说的“欲加之罪，何所不可”的话，竞成了后来许多事情的一贯手段。甚至捕风捉影上纲上线，也成了人身迫害的常法。神宗末年出任宰相的蔡確，与王安石的关系并不太深，与其说他赞成新法，倒不如说他拥护神宗皇帝来得实际。尽管如此，蔡確仍不免成为新政的代表而遭受一连串打击，最后又由于早年所作的一组诗给人加上“谤讪”之罪，一贬再贬，于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死于荒蛮之地。严格算起来，他是本朝第一位死于政治迫害的宰相，这种不幸无疑与太祖以来宽厚的仁德之风是绝不相容的。尽管有不少人如范纯仁、苏轼十分不忍于蔡確的遭遇，但也并不能改变普遍的复仇情绪。

主持政治报复的实力派主要是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四人。特别是刘安世，他是司马光的学生，蒙其恩最深，因此报仇心也最强，时人号其为“殿上虎”，可见其作风之一斑。一个人没有公正的心态，又岂能作出公正的判断？如果事事都免不了激动而掺以个人恩仇，那政治就不成为政治而成了一场决斗。

这种气氛很令人无奈。元祐时期一些老资格的大臣有调停之心，但无纠弊之力。前期是文彦博，后期是吕公著和范纯仁，三位老臣曾经一度主持工作，但无一例外地受到实权派的排挤。议论纷纭间，又何暇去做实事？如此只有破坏而无建树的态势，也许从此将成为帝国政治的基本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