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二十九日，仁宗皇帝崩于东京汴梁宫城后苑福宁殿，享年五十四岁，在位共四十二年，是至今为止本朝御极天下时间最长的一位天子，这个纪录看来在今后也很难被打破。大行皇帝的庙号最终拟定为“仁宗”，这在某种意义上还算是恰如其分。不过，史官们说他恭俭仁恕出于天生，倒有一点夸大。仁宗之世外有夏人犯边、契丹渝盟，内有刑法纵弛、吏治偷惰，国家贫弱的现象亦愈趋严重。虽有秕政而未至于乱，当然天子的行为处事是一个主要原因，但这却并非是由于他具备与生俱来的仁厚天性，而是天下积重难返的积习使其顺乎其然而已。继承总是易于创造，庸碌者无过即是功，所以看起来此辈似乎有所谓忠厚之德，其实根本无从谈起。乱久必治，治久则安逸之心生，假设这还不失为一个简单归纳的话，那么真、仁两帝终不免治倦而放任，就不足为奇了。

三月二十九日的白天，患病有时的仁宗饮食起居尚还正常，到了晚间，皇上突然起床索药，并急唤左右传召皇后。皇后到时，仁宗已不能言。火速召至的御医们投药、灼艾，竭尽全力，亦无力回天，中夜时分，皇上驾崩。照旧例，此时应立即召翰林学士及宰执大员入宫商议继嗣大事，于是仁宗身边几位贴近的宦官便传令开宫门召辅臣。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个插曲。

皇后突然发话，不同意传召大臣：“官门岂可夜开？且至黎明再召不迟！”

更令人惊奇的是，皇后传下懿旨后，又亲自到御厨去取了些皇上用过的稀粥回来，同时召回御医，命人看守。不用说，这明显是对医官们有所怀疑了。此情此景令惊悸的宫人不免联想起一个传说中的故事，那是八十七年前的一个大雪纷飞之夜，当时福宁寝殿只有太祖与太宗两兄弟对饮，烛影摇动中，太祖就忽而仙去。看来本朝宫闱防卫号称谨严，似乎也不是没有漏洞。

此事后来虽不了了之，可种种迹象表明，仁宗大行后帝国的继代之事将会有麻烦。果然在第二天早晨，皇子赵曙竟拒绝嗣立，这可真是石破天惊之举！

仁宗一直未曾立嗣，为此不少大臣颇有微辞，但皇上却总是以“朕已有分寸”之类的话来答复众人。确实，仁宗心里已经定下了人选，这就是堂兄濮王赵允让的儿子赵曙。但是濮王赵允让是高王赵元份之子，赵元份则是真宗之弟，所以赵曙以“小宗”入继“大宗”是个颇麻烦的事，为此仁宗君臣还专门议了一个名号专供其使用，并赐名“宗实”，但是赵曙却一直惧不敢当。诏书已下，犹坚卧称疾不受，他的谦虚谨慎，更使仁宗君臣欣慰不已。从此以后，其作为未来嗣君，已为大家所普遍认可。

四月初一这天，当皇后及众臣告以皇帝晏驾，请皇子嗣立时，赵曙又一次惊恐万状，连呼：“某不敢为！某不敢为！”掉头就走。但众大臣却一拥而上，或上前解其束发，或被以御服，强行将他拽上了天子的宝座。这或许算得上是本朝第二次黄袍加身的故事，不过赵曙这次的推卸却是完全出于真心。宗法之制乃立国之本，历来昭穆有序，长幼有别，始祖嫡长子一系为大宗，更是万世不易之法。赵曙是书生气十足的人，又生在讲究礼法的治世，他实在也是太过于明白了，所以疑惑恐惧而至于想要逃避。逃避既未能得逞，属于他个人的悲剧便不可避免。新帝后来的庙号为“英宗”，即位后先坚持为先帝仁宗守孝三年，不果；后又开始装病，亦未能改变现状。最后勉强听政，但始终忧疑在心，三年后就去世了。英宗心态如此，注定他干不了大事，所以当政期间每次处事，辄问臣下是否合于朝廷故事，是否与古治相宜，然后以群臣所议裁决。新一代天子的这种作风，当然要比那种觊觎神器、矫诏夺嫡的恶劣者神圣得多，但除此之外，实在也是乏善可陈。

英宗御宇只有三年，朝廷政治在一定意义上与仁宗后期是一个概念，它的特色是老资格的大臣当政，除了范仲淹、杜衍、刘沆以及两宋兄弟之一的宋祁去世外，韩琦、富弼和欧阳修都回到中枢主事，他们与相对后起的一批台谏官员又形成了某种对立。在经历过一系列的宦海风波后，韩、富等人包括欧阳修都多少改变了十几年前的作风，转而倾向于保守，尽管他们的年龄尚还没有达到老态龙钟的程度。英宗的年号是“治平”，治平年间宰执与台谏的往复争议十分剧烈，最厉害的一次就是因为英宗的身世而引起的：天子究竟应该称生父濮王赵允让为“皇考”还是“皇伯”。礼法之争与其他一些不起眼的议论一样，往往都是政治斗争的反映。与王安石相关联而成为帝国后来历史的关键人物之一的司马光，因为此次事件而闻名天下。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比王安石大两岁，入仕也比安石略早，自考中进士后大部分时间都在朝任职。治平年间的这场争议中司马光崭露头角时，安石正以丁忧去职而在金陵居丧。令人感兴趣的是，假如安石此时仍在度支判官知制诰的任上，不知对此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安石虽在金陵服丧，但并未因此闲居，而一直在收徒讲学，从事著述，他的学生先后有陆佃、龚原、李定、蔡卞等人。在这几年里，王安石的治国之术不仅开始成熟，声望也与日俱增，甚至迥然超过了许多老辈。特别是他坚守孝义，累召不起，尤为时人所称道。到了英宗不幸去世，新天子即位后，“金陵王安石”已经呼之欲出。

安石的成名与欧阳修有很大关系。

欧阳修字永叔，和安石一样都是江南西路人。十几年来，欧阳永叔不仅是朝廷政治中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并逐渐成为帝国文坛的盟主。早在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擢甲科进士后，即与尹洙、梅尧臣等一批年轻文士歌诗唱和，开始变革西昆体以来的浮华旧风。永叔尤其推崇和提倡自前唐韩、柳开创的古文传统，继承创制不遗余力，给本朝七八十年来专以剽剥故事、雕琢破碎的骈俪文风以强大的冲击。每当他有文章写成一出，天下士无不向慕，效仿惟恐不及。特别是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永叔知贡举，以行政手段推进文风改革，终于大获成功，从此使文质并重的新文学蔚为风尚。文统与道统向来是与时代紧密相关的，永叔等人开创本朝一代新风，亦未尝不是时势变革的必然结果。

同古代文质彬彬的贤君子一样，欧阳修重交游，爱奖掖后进，就在嘉祐二年那次知贡举中，苏轼、苏辙兄弟，曾巩、曾布兄弟，吕惠卿、程颢、王回、张载等一时俊秀皆在榜中。曾巩是安石的同乡，两人于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秋在东京邂逅，一见如故。十年后的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曾巩第一个郑重地把王安石推荐给欧阳修。欧阳修一见其文章，爱叹有加，立即希望与安石会晤。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九月，两人终于在京城相见，欧阳修对安石极为赏识，有诗赠曰：“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并同时向朝廷推荐。但不幸的是，尽管欧阳修及其门下士如曾巩、两苏兄弟等人都十分推重安石且交情甚厚，但由于见解的不同，最后都与他分道扬镳。

欧阳修为安石延誉，称他“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论议通明，兼有时才可用，所谓无施所不可者”，促成了他的知名。但安石之所以能成为本朝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关键还是他不懈于修炼自身的结果。安石几乎继承了古代贤者所有的优点，他的道德操守近似于无懈可击。就是自始至终都对他恨之入骨的政敌和反对派，对这一点也都不得不自叹弗如。安石自幼随父亲王益宦游四地，他的成长取决于十七岁那年的猛然发奋，开始树立大志，刻苦学习。虽寝食之间，亦手不释卷，读书往往通宵达旦。更重要的是，安石披阅虽广，但从不为书本所束缚，而能够断以己意，去抓住知识的真谛，这是所有聪明人共同的特点，也是安石不同凡响的最根本原因。

他早年的一些诗文就曾让人大出意外而惊叹不已，比如嘉祐四年做的那首《明妃曲》，这本来是个咏史诗的老体裁，可安石却能出其不意，以别样口吻写昭君之事，从中表现出具有叛逆意义的内涵。这首诗让许多人震叹，其中有欧阳修、梅尧臣、曾巩甚至包括司马光，并且纷纷步韵相和，但都不赞成王安石诗中之旨，当然也不可能赞成。王安石《明妃曲》表现了其强烈的叛逆性格应该毫无疑问，后来人攻击此诗“无父无君”固然无稽，但确是从侧面反映出他对传统的怀疑和叛逆精神。此诗与他的另一篇短文《读孟尝君传》在这一点上是一脉相承的。

安石对生活无所苛求，他从不修饰，甚至经岁不洗沐，衣服虽敝，亦不浣濯；同样对功名利禄亦视若闲云野鹤而从不为意。无欲则刚，这使得他从不畏忌谤议猜忌，处事一贯刚毅而坚强，具有百折不回、不屈不挠的精神和斗志。许多人因此说他固执犟拗，这话可能有一点道理，但若像范仲淹那样遇事妥协，又如何能从事大业？这也许是他唯一的缺点，但同时也是王安石最最独特的素质。安石长相也有点奇特：牛耳虎头，目睛如龙，视物如射。朝中有一位大臣就曾拿安石做例子说：如此面相者就是勇往直前，敢当天下大事的人。

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正月初八英宗晏驾，太子继位，史称“神宗”。新帝很年轻，只有二十岁，正是血气方刚有志进取的年纪。即位不久，便有诏起用服丧期满的王安石。这固然是安石在金陵著述讲学，声名大振的缘故，但最主要的原因是韩绛、韩维兄弟的影响和宰相曾公亮的推荐。韩氏兄弟是真、仁两朝时期的著名人物之一，是曾入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的韩亿的儿子，素来与安石友善。新帝在藩邸时，韩维为其记室参军，每讲说天下事而为神宗所称，韩维必云“此吾友王安石之说”，这使年轻的藩王心里有了一种强烈的印象。神宗立为太子后，韩维拜太子庶子，又荐安石自代，更使神宗对其想慕日甚。在安石的不断辞谢下，新帝仍坚持曾公亮的力荐命安石入知江宁府，并开始有将他推向宰辅高位的想法。神宗曾就此试探屡请辞职的韩琦：

“卿去谁可属国？王安石何如？”

韩琦答：“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

韩琦的话代表了相当一批资深大臣的看法，他们对见解迥异、锋芒甚劲的王安石一开始就抱有怀疑态度。谏职出身素以强直著称的吴奎是第一个表示强烈反对的人，他以自己曾与安石在群牧司共事的体会反对起用王安石，理由是安石“自以为是”、“所为迂阔”。吴奎早年不惧豪强，遇事刚正，但成名以后却养成了一些矫情卖直的毛病，无事不与人争。这种习气在最近十几年很流行，台谏之辈以外，有些中低级官员也以此作为进名之阶，他们的共同心态就是惟恐朝廷太平无事。正锐意于进取的神宗对此当然不满，甫即位时就破口大骂过一位弹劾欧阳修的官员蒋之奇，说他不言大事，却好抉人闺门之私。天子的批评如此鞭辟入里，说明当今皇上确是个有主见的君主，吴奎等人的反对并不能起到什么作用。当年闰三月，安石出人意料地不再称病辞谢，应诏赴江宁府视事。几个月后，神宗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并兼侍讲。“侍讲”是本朝专设为皇帝进读书史、讲解经义并备顾问之职，一般以学养醇深者兼任。以安石的高见卓识和聪明睿智，一旦进入天子之侧，其意义自然可想而知。第二天，新帝改元元“熙宁”，是为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一个百年壮举从此开始。

事情起初进展顺利不仅仅是因为新一代天子有意兴图大业的志向很坚定，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当今的一些朝廷老臣不能契合圣心而使皇上十分失望。韩琦已执意辞去，张方平也以父忧罢职，而富弼于这一年四月入朝时竟首先是劝说皇上求稳，并要天子二十年口不言兵、不赏边功。这就是要神宗放弃对外寇的抵抗，与他二十六年前出使契丹时不屈不挠的斗志真有天壤之别。就是新一辈大臣中的佼佼者如司马光，他能给予皇帝的治国忠告也只有六个字：“官人、信赏、必罚。”司马光认为平生所学尽在此六字箴言，其实仍不过是一些空洞无物的大道理罢了。只有文彦博，这位同样是历相三朝并在仁宗后期起过一些作用的六十二岁老臣，对神宗承认：天下事已如琴瑟不调，须解而更张之。这是唯一一位曾在口头上流露出变革意思的朝廷元老，但也仅仅停留在认识的水平上而已，甚至几年后还是自己推翻了自己的看法。在这个当口，满朝文武既然没有一人能具有像王安石那样的激进精神和求治信念，天子倾向于安石，已是顺理成章。

实际上，天子的决策也是大多数人想法的最终反映。司马光在这前后给王安石写了第一封信，两人虽然从一开始就在政治上有重大分歧，但彼此之间的友谊和相互尊重却终生不渝。司马光为人虽然过于持重谨慎，但同样不失为是个有道之士，他反对以辩说相高的纵横之术，所以他的话也从来都不危言耸听。信中有道：

“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也。”

这个评价已经不能再高了，尽管他在后来多少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四月初四，皇上与富弼谈话后三天，诏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对谈。神宗向他索解心中的一个疑惑：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其中道理何在？

这是自真宗起几代天子的一个共同情结，他们有时并不讳言国家的某些衰败现实，但更多的时候则认为天下无大变、无大事是无可置疑的事实。这种想法虽不能说是无源之水，但却是一种天子所独有的逻辑。确实，本朝立国已百年，有一些为害猛烈的地方暴动，但没有大的内乱。可是在外敌压境下屈辱求和则是事实，由此而带来了一系列后果更是无可回避，又如何能说“天下无事”、“粗致太平”？这种重内患而轻外忧的逻辑在本朝而言是太宗奠定的，太宗说过：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而奸邪共济为内患，则最为可惧。这话如放到国力强劲致力开边的唐代，似乎还有一定的道理，但拿到孱弱而不能平灭夷狄的当今帝国来，那就大错特错了。它的症结在于：本朝君臣们都没有能想到，时代已经大大不同了，天下大势也许就会发展到有一天强大的中国王朝沦于夷狄之手的灾难。

王安石则大有不同，他认为百年无事不过侥幸而已，是赖于夷狄尚未昌炽、天灾未过频仍的帮助。而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业已丛生：学校失教，科试无方，上下偷惰，庸者在位；农民坏于差役，而水土之利不修；兵士杂以疲老，而未尝申敕训练；将无疆场之权，宿卫尽无赖之徒。至于理财，更为无法，所以虽俭而民不富，虽勤忧而国不强。这番言论出自就皇帝所问而奏上的一道著名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言下之意就是申明所谓“百年无事”的虚妄，同时强调变革，这与他九年前所上仁宗万言书的主题一脉相承。

天子一夜览尽，第二天便迫不及待地命安石一一策划改革施设之方。可也就在初四那天，当安石要神宗“当法尧舜”时，皇上却叹了一声：“卿可谓责难于君矣！”

看来，安石对天子的要求确实过高了，在这一点上安石也未免有些理想化而不切实际。他对天子提出如此严苛的标准在他本身来说也许出于自然，但在旁人看来就不免带有蛊惑人主的色彩。“致君尧舜上”的口号已经很少有人再提了，因为世事沧桑已让人们不知不觉地变得世故起来。在这种情形下，过于认真是容易掉进泥潭的，至少会被人当作攻击的借口。安石的精神固然可贵，但同样十分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