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的要求由来已久，只不过在庆历年间开始表现出来。

改革的意义在于一反陈规、扫除旧弊，这样一种性质决定了它的具体内容其实是次要的。改革的关键在于：它对旧有的制度变革到什么样的程度，对人们相沿而来渐以为常的积习有多大的冲击。范仲淹的新政并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但是，仲淹在短短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却享受到了自古而来一切锐意改革者的所有遭遇，其事业也和前贤们一样落得个无疾而终的最后下场。帝国近半个世纪的拯救运动，竟从一开始就染上了凄壮悲凉、云诡波谲的色彩。

范仲淹的道德操守极佳，对天子和社稷的忠诚有目共睹。他做事相当谨慎，虽力图革故鼎新，兴致太平，但也知道一切并非唾手可得。仲淹所倡导的新政更非过激之举，他所条陈的十事亦不外乎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而已，把这些变革之举放到任何一个时候，在原则上都能站得住脚。在具体措施上，仲淹也都是从防患于未然出发，并不一味追求天翻地覆的效果。即使为了澄清吏治、限制官员骤得高位而修订太祖以来实行已久的磨勘法和荫子制，也没有对原有的规定一概予以否定，而不过是使其更加严格细密罢了。

但是，范仲淹从本质上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有政治家的胆识和气魄，却不具备谋略家的手腕。他在人事处理方面似乎更为糟糕，与吕夷简等宰执大员的交恶倒还在其次，最麻烦的是，仲淹和周围的一些人过于冲动直率。这固然是出于坚贞的信仰而对衰败现实忍无可忍的缘故，但是拍案而起一飞冲天，无形中便把自身与他人分别开来了。在传统观念中，过分的激昂慷慨总是能让自诩持重的人感到无法理解，更不用说能使那些品性不佳的小人们嫉妒眼红不堪忍受了。

仲淹倒也并不欣赏那种自视清高、孤芳自赏的名士习气。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四月，一时俊秀不次进用而入主政坛后，国子监直讲石介按捺不住喜悦，作了一首《庆历圣德诗》，称“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显得过于狂放，仲淹就很不满。他不无忧虑地对韩琦道：“这些怪鬼之辈要坏大事！”话虽直了一点，但却不幸言中。

吕夷简虽生病致仕，但反对者也还大有人在，妒忌不满者的谤訾之言亦纷纭而至，夏竦是其中的代表。

夏竦此人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实在是不足称道。他仗着自己才术过人，急于进取，尤喜交结权贵；性又好色，为人则倾侧反覆，唯己是重。夏竦虽然在地方上有些政绩，但却是因走了宦官的路子才得以入朝为官。他的品性与当时身为宰相的王钦若趣味相投，自然也得到钦若的赏识，一步步做到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三司使。夏主元昊反叛，命知永兴军，可夏竦意在朝廷，不愿久在塞外，竟数度上疏请解兵柄。在国家多事之秋忘记臣子的本分，自然不能被御史们所原谅，庆历年初，仁宗终于召他入京时，欧阳修、余靖等谏官、御史便交相上章，坚决反对。夏竦人都抵达了东京，仍被诏还归镇。正是欧阳修等新一辈当政者的努力，造成了他“奸邪”的公论，石介那首诗中所指的“大奸”，也就是指他，以夏竦的秉性，对此又焉能不怀恨在心！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年初，夏竦便首先鼓动一帮人声言欧阳修、范仲淹等树党结派，又一次掀起“朋党”之论。

天子当然又很疑惑：“从来都是小人多为朋党，君子也有朋党？”

仲淹当廷回答：“臣在边塞时，就曾亲眼见到过勇敢者自成一党，胆怯者也自成一党。在朝廷自然也有正邪党派之区别。若结党从善，对国家又何害之有！”

仲淹这话与欧阳修在这期间所奏上的那篇著名的《朋党论》的核心是一样的，都以无畏的精神，并不讳言他们实为同志。在他们看来，小人们以利益结伪党，而君子则以同道为真朋，若天子圣心能察，进君子之真而退小人之伪，则更能达治天下。

然而深层的道理和正确的逻辑并不能打动高高在上的天子，皇帝害怕“朋党”的心态从来就是相通的，因为他们坚信朋党必然危害君权这个古老的箴言。这也难怪，所有的伦理原则本来就是为了维护天子的存在而产生的，再高明者，也转不出这个奇妙的轮盘。

六月，夏竦便以石介为对象展开新的攻击。这次他下了一个重手，竟伪造了一封废立诏书，署名石介，并散布流言道此乃石介为富弼所撰。富弼时任枢密副使，是范仲淹倡导改革的主要帮手，反对者真正的目标是不言而喻的。谋事废立是大逆不道之罪，尽管仁宗不太相信这些谣言，但却使范、韩两人大为紧张。就在这时，辽、夏两国又发生了战争。

本来，宋夏之间的和议已经到了一个关键阶段。两国的和议起自去年年初，一方面既是两国人心厌战的结果，一方面也是受辽宋之间重归于好的影响。元昊几年来虽然取得了不少胜利，但物质消耗也相当巨大。两国交兵，互不通市，损失犹在夏国一方。西疆的军事统帅之一庞籍认为，夏人饮无茶，衣无帛，求和确是出于真意。然而，正如当年宋辽之间订盟一样，双方在有关国家体面的外交辞令上又不免存在着严重分歧，元昊只肯称“子”，而仁宗君臣则坚持必须称“臣”，由此和议一再迁延不决，一直拖到今年五月方始完成。宋夏一旦媾和，辽人却不愿意夏国就此坐大，辽帝遂亲率十万大军西征。辽夏交战，使帝国又面临新的抉择，朝廷意见很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范仲淹力主增派部队保卫河东，预防辽国乘我不备突然南下，并请求亲自出任陕西河东。仲淹这一次出京，固然是不能忘怀于西北两边之警的缘故，但另外一个主要目的也是想避一避朝廷上下正纷纷而起的谗谤之言。然而他所没有料到的是，自己这一走，新政竟也就随之结束。

赴任途中，仲淹顺道造访已退居林下的吕夷简。

夷简很奇怪，问仲淹：“何事遽出？”

仲淹答道：“暂往经抚两路，事毕即还。”

夷简一听顿脚：“君眼下正蹈危机。既已出京，又岂能再入？！即欲经抚边事，当然也是在朝方便。此显见之理，如何不省？！”

到底是在宦海中沉浮了大半生，夷简此语真是一针见血，说得仲淹愕然变色。

八月，富弼亦被命为河北宣抚使，石介也上表请出，被命为濮州通判。改革派的势力一旦减弱，政局马上就突生波澜。两位年少冲动不拘小节的新派人物苏舜钦、王益柔首当其冲，前者因在进奏院召一帮新派名士宴集，并以伎乐娱宾，而后者又醉后即席狂语，被人抓住辫子不放，穷追猛打。宰相章得象、晏殊虽不反对仲淹之辈，但两人老成持重，平常对事情一贯无所可否，此时更是不发一言。而贾昌朝、张方平、宋祁都站在了反对派的一边，只有韩琦一人在孤军奋战。结果此事闹得很大，苏、王两人被贬外，其他赴宴的新派人士同时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连远在京外的范仲淹也被迫上表乞罢参知政事之衔。达到了这些目的后，反对中坚御史中丞王拱辰忍不住手舞足蹈，竟发出“终于一网打尽”的叫嚣，同样一点也不掩饰自己的激动情绪。

凭心而论，范仲淹条陈十事而施行的新政，不仅算不上什么重大变革，而且时间很短，效果也十分有限。仲淹一派的余靖就承认，朝廷一年来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达到修举法度，以兴治道的目的。无所建设自然也就无所破坏，这个事实就等于从反面证明：一年左右的改革并没有打乱原有的秩序。可就是这样，仲淹等仍然无法躲避汹涌而来的谤议大潮，迫不得已而采取了一条息事宁人的路线。归纳起来，除了仲淹等人本身的因素之外，士大夫之间意气用事的毛病是一个重要原因。

士者，有知识有抱负的有志者；大夫，辅弼天子治理国家的臣僚。士大夫合称，便指的是超拔于芸芸众生之上的一个精英阶层。古时其辈多出于贵族，随着历史进替，起于寒微者也不乏其人。但不管其出身如何，他们所能选择的道路总不外乎两端：一是兼济天下，一是独善其身。而真正的君子，则能允执其中，臻至最高尚的境界。不过，这毕竟是一种理想的人格，能够达成者微乎其微。本朝历行文教，重于德行，士大夫崇儒学、尚名节一时蔚然成风，但他们似乎仍然缺乏某种踔厉奋发的精神斗志，进而在和熙富足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温文尔雅、端重持默。而太祖所定下的那种宽容纵许的原则，更赋予他们甘于自守的借口和理由。矛盾的是，道德伦理又一贯要求士大夫们不得忘怀于庙堂社稷，不能老在理论上空谈而不事实践。在这种两难的境地下，他们便选择追求性命真谛来遮掩甘于逍遥的劣迹，借批评他人来证明自己并未推卸责任。他们做不来大事，但却不容许别人做事时犯一点错误。于是，在不少徒具其表的人那里，品藻人物的名士之风不免演变成相互攻讦、争名好胜的俗陋之习。他们平常自诩正色不阿、鄙斥浮薄，可一旦有人奋发而起出乎其意，却又无法泰然处之。操守可称者不免如此，就更不用说等而下之者搀杂私心于其间，往往做出诬讦陷害等下流之事了。

范仲淹成为众矢之的就是这样一个风气的产物。在这种大环境下，即使以兴治天下为共同理想而成为同道的新派人士，彼此之间也免不了意见偏杂。梅尧臣对仲淹的态度，是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

尧臣字圣俞，是侍读学士梅询的侄子，赖叔父之荫得官。初未为人所知，但由于诗写得好，被钱惟演引为忘年交。欧阳修当时也在惟演洛阳幕府，特别激赏尧臣的诗才，加上一批年少才俊迭相师友，互为倡和，渐渐使尧臣知名于当时。尧臣的确有很高的文学才能，他对诗的标准很高，曾对人发表诗见曰：“凡诗，意语新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矣。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也。”确乎至论。仕途的失意使他刻意于诗作，用力极勤，甚至日课一诗，焚之以求更精。尧臣的精思刻厉，勤于创制，一变西昆浮靡旧习，从而开创了本朝一代诗风，也博得了很高的诗名。

大凡才子，都疏于修诚立身。尧臣也有这个缺点，喜谈笑，好臧否人物，诙嘲刺讥往往托于诗中。屡试不第，一生未得高官的遭遇反过来又使他晚年轻儇戏谑的毛病更加突出。梅、范两人结交甚早，尧臣在仲淹第一次因越职言事被贬后，曾有诗赠范，对仲淹有很高的评价。但当仲淹入主朝廷从事政治改良后，尧臣却对他的所作所为不以为然，曾当面写诗劝仲淹作为一个南方人不要过分矜夸而致丧身。仲淹当时也就原题答复一诗，表示见解不同，但无妨殊途同归，两人的关系尚未至于破裂。

范、梅交恶的导火索即是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十一月导致革新派垮台的苏（舜钦）、王（益柔）“奏邸之狱”。这场冤案的告发者是晏殊的外甥李定，时任太子中舍人，因为想参加这次宴会被舜钦拒绝而怀恨在心，遂向御史中丞王拱辰密报。李定是托梅尧臣去见舜钦的，事情一发生，仲淹当然连带怪罪到尧臣，由此对他大生反感也就顺理成章了。尧臣自感委屈之余，认为仲淹等人不检点行为反而怀疑故友，亦对范不满，便写了一篇《灵乌后赋》与仲淹公开决裂。这场过节虽是整个庆历新政的余波，但多少反映了士大夫之间常以意气而坏事的结论绝不是危言耸听。

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正月，范仲淹、杜衍、富弼同罢。仲淹自上表乞罢参知政事之衔后，宰相章得象还认为仲淹素具“虚名”，若其一请遽罢，会使天子落下个轻黜贤臣的名声，因此建议仁宗下诏不允，若仲淹上谢表，即是挟诈君上，届时再罢不迟。仲淹哪知是计，见朝廷久无回音，以为皇上有意挽留，果真奉上谢表，仁宗这下越发相信章得象之言不虚。章得象平时于事不置可否，但这一希上求宠之着却相当巧妙，而对仲淹来说，却不啻于落井下石。杜衍为人清正谨严，好荐贤士，去年由枢密使而拜相，也因为新一任参知政事陈执中的谗构被罢，仅在职一百二十天。富弼一向以忠义知名，曾出使辽国，正辩屈敌，享有很高声誉。前段时间出巡河朔半年之久，事毕甫回，就落职而外任闲郡。

韩琦为此很不平，他不便为仲淹辩解，遂上疏替杜、富两人说情。韩琦从国家利益的立场出发，希望朝廷至少能以富弼全权负责北边，以仲淹全权负责西边。由于疏入不报，再加上本人也时受讥讼，韩琦无奈，亦求补外。三月初五，韩琦罢枢密副使，出知扬州。同时在一个月前，仲淹创制的有关新法，也被天子下诏罢除。

就在这个月，于去年底暂赴外任的欧阳修上疏皇帝，力辩范、杜、富、韩等无党，并无可罢之罪。此举使朝中对立方甚为恼恨，对欧阳修的攻击也越来越烈。八月，在谏官钱明逸、知开封府杨日严的诬陷下，贬知滁州。三个月前，余靖也因侍御史王平、监察御史刘元瑜的劾奏而罢职，出知吉州。

仁宗公开排斥仲淹等人后，转而起用所谓的持重之人如贾昌朝、陈执中等，朝廷纷争如麻、无所立事的局面依旧没有改善，更遑论去达治天下了。所幸三年后的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夏竦终于一罢不起，退出政治舞台，算得上是唯一一个可以称道的事情。就在这一年的八月和十二月，河北京东西发生水灾，河北民死者十之八九，仁宗于是改元“皇祐”。此后的近十年里，台谏与宰执之间的议论争吵显得越发厉害，就是宰执大臣本身，意见也始终无法统一，人事更替如走马转灯，不得安宁。直到至和三年（公元1056年），先后数度入相位居中书达八年之久的陈执中罢相后，朝野人情方才稍为融洽。这一年又改元“嘉祐”，在嘉祐八年的时间里，韩琦、富弼、欧阳修都重新受到重用，另外一些宰执大臣如文彦博、刘沆、曾公亮、宋庠，台谏大员如包拯、胡瑗，都不仅是公忠直亮、深沉周密之士，重要的是他们有同心为政的共同想法，彼此之间能够保持基本一致而求同存异。由于这个缘故，嘉祐年间的政治面貌才终于有了一些起色。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对帝国的长治久安来说，士大夫的团结同心是多么的重要。

当然，朝野上下的意气用事和权力之争绝非是造成帝国政治风云变幻的唯一因素。政治斗争从来都是一场原则的较量，这在帝国后来的历史中将一目了然。不过，以范仲淹之高风亮节与处事有道，进行一些谨慎的改良，竟会带来这样一种连锁反应，还是让人大吃一惊。本朝立国至今亦不过百年，保守和惰性的力量如此强劲，也是人所始料未及的。

聊以欣慰的是，改革的要求一旦产生，便将势不可当，王安石的出现，便是这个趋势的最好反映。王安石，字介甫，出生于江南西路的临川县，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中进士，出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从事”入韩琦幕，五年后改知鄞县，此后历任舒州通判、群牧司判官，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又知常州，次年改“提点江东刑狱公事”，十月，入为三司度支判官，寻迁知制诰。但这时的王安石，尚还不大为人们所知，甚至在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夏天向仁宗上了一封长达万言的言事书，也未曾被天子所充分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