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发现了蜂窝结构，它就成了“智慧生物假说”的有力证据，但同时也是一个意想不到的薄弱环节——

如果事实证明柯德尔是正确的，即“智慧生物假说”有可能是错误的，那么整个研究的意义就不存在了。

一方面，从打印出来的照片上看，“蜂窝”简直太像人造的了！自然中找不出任何与一座“停车场”如此相像的东西！它有着大小一致的网格化结构——而且位于火星表面如此特殊的一个地区。

另一方面，如果“蜂窝”是计算机处理引起的，那么“智慧生物假说”很容易被推翻——如果只有看到火星上出现了与地球人造物十分相似的东西，你才会相信火星人存在的话。

但是历史上的许多重大科学问题都是基于对宇宙的更加微妙的理解。在我看来，解开“火星脸”之谜也属于这些微妙问题之一：特别是在我们的技术发展到现阶段的前提下，它依赖于各种非常复杂的因素，所谓的与地球人造物十足相似的东西并不是证明火星生命存在的唯一依据。在这些因素中，包括位置安排所体现的数学关系、各种“结构”的朝向及其相互关系，还有特殊的建筑比例——例如，D&M金字塔的长宽比1:1.6就非常符合地球建筑常用的比例安排，俗称黄金分割。

用兰迪的话来说就是：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对这些火星地貌的分析挑战着我们这个物种对地外文明的理解的极限。总体而言，我们对火星地貌以及其他数据的评估标准（撇开对结构的感知不谈）都是基于地球人类学的标准制定的……

更基本的问题出现了——我们该如何收集和（或）解释来自一个与地球的物种以及地质情况非常不同的星球上的数据？

我的意见是，先不要争论蜂窝结构是不是真的，柯德尔只是粗略地查看了一下照片而已，而且这张照片来自迪彼得罗多年前得到的一盘磁带——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几个小时的察看就能以万分肯定的态度回答这个关键问题。

我们必须进行彻底的检查与详细的分析，哪怕历时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

例如：

拿柯德尔在国际图像系统中心研究35A72的老磁带所使用的“平均技术”来说，它会不会在清理磁带噪点的同时抹掉了有用的数据？当你对某物进行“平均”处理时，相当于同时去掉了“波峰”和“波谷”，也很有可能抹除掉你要寻找的一些细微证据！

迪彼得罗认为，35A72上各处随机分布的噪点影响了计算机的处理结果，导致蜂窝状图案出现在图像上，但只有电脑上才会出现这种问题。

我根本不相信这一点。如果你像我一样仔细数一下“蜂窝”区域的小坑，就会发现一些非常有趣的东西：

1平方英里范围内，只有1到2个小坑，比其他随机选择的同等面积区域中的小坑数量少很多。

为什么这1平方英里如此特别呢？为什么在没有处理过的照片上也是这样？这个区域似乎覆盖着一块面纱，包括旁边的“要塞”也是这样。

我不明白……不过我想找出原因。显然，我是少数几个这么想的人之一。

说来奇怪，许多团队成员似乎都同意柯德尔的说法，认为“蜂窝”只是计算机处理导致的故障。然而，如果不承认“蜂窝”，几乎等于否认整个火星之城，否认该区域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

1月27日早晨6点37分，多尔芬写道：

我的方法与兰迪·波佐斯的有些不一样，我认为还应该收集和研究火星上其他有趣地貌的数据，然后再推出解释它们起源的理论。收集的证据越多越好……例如，我尽可能多（甚至有些仓促）地搜集来各类火星照片，特别是那些从来没有被仔细研究过的。因为火星地质不同于地球，研究越深入，出人意料的发现就越多，即使到现在也是这样。

这些论点看起来都非常合理而且科学——直到你发现多尔芬所指的重点是什么。

“海盗号”轨道器拍摄了大约6万张照片，是两架航天器历时数年的观测结果。如果过去的八年多里连NASA自己都无法（哪怕用仓促的方式）逐一查看这些照片，那么我们这群火星研究的新手又怎么能在短短几个月中搞清楚那些神秘的地物究竟是什么呢？更不用说找到支持“智慧生物假说”的证据了。

另外，火星之城里的东西之间至少存在一些数学关系。如果我们不去研究它们，又能把什么东西当成研究目标呢？还有——

就算我们弄到了所有其他磁带，又该去哪里处理这些数据呢？

不过，多尔芬、布兰登堡和迪彼得罗找到了新的“海盗号”拍摄的异常地物图像的可靠来源——NASA设在戈达德的美国空间科学数据中心以及美国地质勘探局在弗拉格斯塔夫的图像中心。不过，对于应该寻找哪些照片以及在它们上面会发现些什么，我们还一无所知。

在此期间，研究因资金短缺以及缺乏信心而停滞不前。我想起几个月前自己曾经定好计划，要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觉知研究学院发表演讲，题目是“‘火星脸’之谜：关于觉知起源的新探索”。

演讲当晚，我一边紧张地等候别人把我的幻灯片送过来（在穿越旧金山湾的运输途中稍有耽搁，这些幻灯片是保罗·谢伊的儿子热心地帮我以多尔芬的11×14的照片为模板准备的），一边邀请兰迪·波佐斯从人类学家的角度为我的演讲内容作介绍，他用最恰当的语言描述了将要送来的幻灯片内容：

“火星探索项目为我们提供了深入研究涉及人类与社会科学的人类问题的机会。

“无论火星的奇异地貌是自然形成还是由智慧生物造成的，意识到宇宙中存在其他生命形式，促使我们思考人类觉知与自反智能的本质。

（波佐斯博士有所不知，亚瑟·杨的一本书《宇宙的反思》就是探讨这些问题的。兰迪继续说：）

“目前对物理学中的亚原子、形而上学、心理学以及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已经超越了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说明觉知已经成为宇宙外在到个体意识的一部分。

“对人类学家来说，火星探索项目的挑战在于构想出一个可以作为思想实验模板的合理假说，并且能够通过先进的成像技术与实际研究来验证该假说。

“例如，我们有三个核心问题：

“1.自反智能是不是行星进化的结果？换言之，它是独立出现的吗？

“2.自反智能是否具有传播性？

“3.智慧生物的身体与心理的发展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联系？

“当然，还有许多附加问题，即使在太阳系或银河系不存在其他地外文明的情况下——或者其他文明已经绝迹——在检验火星文明存在的合理性方面，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重新了解18世纪的人是如何看待人类与社会科学的。他们的观点是当代西方文明的前奏，了解了这些内容才能搞清楚当代社会的公共政策及其意义与目的，明白人类为什么会逐渐把自己推向物种灭绝的边缘。

“无论火星上能否发现文明社会的废墟，火星探索项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表述人类与社会科学的重要机会。

“当然，如果火星上发现了失落的文明……”

我无法讲得比他更好！

不过我也尽力了——围绕着“海盗号”的照片讲了两个小时。

演讲之后，我正收拾东西，两名听众走过来。其中之一是丹·利伯曼，他是觉知学院的成员，也是个建筑师。他被火星之城迷住了，而且对蜂窝结构及其具有“建筑统一性”的外观等特征的印象最为深刻。

利伯曼锐利的目光很快就发现了“金字塔群”的其他一些神秘特点，比如蜂窝北面的地表有一些“馅饼形状的洞”，我同意他的发现并把它们标注出来——无论这是什么东西，它们看上去也不像自然之物，它们比较深。

另外，在几百万年的过程中，火星上的流沙与沙暴应该把这些洞填满了，但事实却不是这样——说明它们也许通往某些巨大房间或隧道的入口。这符合我的一个假设：由于地表环境恶劣，“火星人”不得不进入地下和“金字塔”内部，“蜂窝”之类的结构就是巨大房舍的废墟。

利伯曼和我讨论过地球上的“风蚀建筑”问题：地表被风力侵蚀，留下一些洞穴，可以住人。我们还讨论了请他加入独立研究小组的事情——作为结构工程小组的一员。我给他一张赛多尼亚地区的放大照片，并且承诺以后给他更好的版本。

汤姆·劳滕贝格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科学家，也是该校的一个叫作“国际应用系统设计项目”的行政主管。劳滕贝格说该项目是“跨学科的……属于商学院的内部项目……在全世界范围内应用相应技术与基本的系统科学来解决经济方面的公共政策问题……例如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核扩散等等，需要参与者具备综合性的社会科学技能、技术专长以及系统化的管理能力”。项目小组的成员包括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如默里·盖尔曼（他发现了“夸克”——组成物质的基本粒子），还有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如乔纳斯·索尔克——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发明者。这真是一群杰出人士的聚会。

劳滕贝格给我他的名片，说：“我对你所做的非常感兴趣，如果我能帮上什么忙，请告诉我。”

我们决定进一步探讨这件事。

因为兰迪是火星独立研究项目的主管，我让他来决定。他认为应该联系劳滕贝格，过几天与他见个面。

演讲结束两天后，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们如约会面。一共去了四五个人，我们围坐在一起，许多张11×14英寸的“海盗号”照片散放在地毯上，劳滕贝格描述了那天晚上他听到我讲话之后的第一反应。

“起初我认为这是在开玩笑，或者是中情局开展的某种让人搞不懂的社会实验，为了知道人们听说这种发现之后的反应是怎样的。

“我是说，斯坦福国际研究院也参与了，火星上的‘脸’……？换作你们是我，会怎么想？！”

兰迪和我面面相觑。

“但是，接下来，”劳滕贝格继续说，“我自言自语，那些照片真是古怪……也许他们是来真的！”

“当天晚上我回到家——我和两个室友住同一座房子——已经是凌晨两点了，他们都睡了。

“没人能听我讲讲今天晚上的事！

“我在屋里走来走去，折腾了一宿，最后，我实在忍不住了，就给一位好朋友打电话。他是宾州大学的心理学家，我们谈了两个小时，讨论着各种可能性：

“这是不是国防部那边特意搞的心理实验？如果不是，那是不是恶作剧……如果不是恶作剧……上帝啊……难道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