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国的集权主义的成功，此时使关于我们的制度的批评，显得更苛刻、更危险。特殊事故之能转变一般思想，历史上已有明证。君主立宪的英国的胜利，在18世纪初叶使多少倾向君主专制的思想都为之转变。“不列颠海军与玛鲍罗葛[134]产生了洛克[135]与其他英国哲学家趋向欧洲大陆的潮流。”拿破仑的败灭，更增强了欧洲各国倾向英国政体的风气。19世纪时，不列颠工商业称霸世界，1870至1885年间，法国迅速复兴，1918年，协约国战胜。这些史实又增加了自由议会制的威信。凡由国际条约产生的新国家，没有一个敢不采两院制。非洲，甚至在亚洲，也似乎被这传染病征服了。

1920至1930年这十年间，协约国无力重建欧洲的均势了，于是威信隳落。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成功，它的创立者的天才，俄罗斯的革命，创造了全然相反的一种方式。德国，最先想仿效战胜国的法律，后来终亦拥出一个“狄克推多”[136]。政治哲学家正在寻找理由来罢黜他们以前崇拜的制度。

要从这些国际的模仿中去找出定律来是很难的。传染病在某些疆界上也会停止蔓延。在法国大革命时，许多英国人对于革命的普遍的胜利，有的表示害怕，有的表示期望。事实上，法国大革命并没此种普遍的胜利。但虽然没有表面上的革命，别的民族亦会借用邻国的新制度，因为它适应实际的需要，适应一般风俗的转变。我们可说，大战以后，德国史上最重要的事变，莫过于模仿罗马了。

然而，如果思想真会传染的话，它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时，亦能变形。制度成功之后，常使名字与象征具有一种暗示力，而那些名字、口号即以渗透作用深入邻国。“帝国”“凯撒”这些名词，直至两千年后的今日，还保有相当的力量。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姿态、字汇，被全世界抄袭了去。但无论哪一个民族，尽管自以为承受了别一个民族的组织，实际上总以自己固有的民族天才，把别人的组织改变过了，这天才即是他的历史的机能。法兰西共和国，不论他自己愿或不愿，确是继续着路易十四[137]与拿破仑的“集中”事业（l' oeuvre centralisa trice）。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俄国亦不得不承受沙皇时代的官僚传统。在德国，罗马的法西斯主义变成了异教的，狂热的，极端的。字汇的混淆，造成了思想的混淆，令人相信使用相同的名词即能造成相同的制度。

多少谈论议会制度的人，不论是颂赞或诅咒，似乎都相信，这种制度在一切采用它的国家内，都是相同的。事实上，从英国输入法国和美国的制度，在三个国家中各有特殊的面目。不列颠宪法以解散议会权为基础，这便构成了执行政权的人的威力与稳定，又如各大政党对于领袖的忠诚，各个政党领袖共同对于君王的忠诚，亦是英国宪法的基础。在美国，总统成为权力远胜英王几倍的独裁者，但他是选举出来的，而他的议会亦远没有英国下院般的权力。法国的个人主义，则使稳固的政党组织变得不可能，一桩历史上的事故，例如马克·马洪[138]的冒险的举动，使解散国会这武器成为无用。可见，即在国家内部，未经任何新法律所改变过的宪法，亦会受着事变的影响而演化。

因此，把民主和独裁、自由和集权对峙，好似确切固定的形式一般，是完全不正确的。我们可再说一遍：一切制度，随着自然的节奏，在自由与集权之间轮流嬗变。没有一种民主政治可以不需权威，也没有一种独裁不得大多数被统治者的同意而能久存。泰勒朗[139]曾言：

“有了刀剑，你什么都可以做，但你不能坐在刀剑上面。”

没有一个领袖，单靠着卫队，不得大多数国民的同意或至少是不干涉态度，而能创造一种持久的政体的。最煊赫的威名，也不能使一个领袖把他的民族导向违反本国历史传统的路上去。邻国新政体的成功，能以传染与模仿之力，左右一个依违于自由和集权之间的国家的政治生活；但经过了一番迷离歧途的痛苦之后，它仍将继续它固有的历史传统。

由此可知，在法国，问题绝不在于抄袭俄、意、德诸国的制度，那是和它不同的历史的产物，而且那些制度之有无价值，还需因执行者的品格而定，问题是在这些外国食粮中辨识何种才能拿来消化成自己的本体，更进一层，还得将自己的法律，研究其错综变幻，以探寻其与现社会发生冲突的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