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 / 1)

一切团体行动必需有一个领袖。不论是为战败一个敌人或为铺设一条路轨,人类本能都昭示出应当服从一个人的命令。但一个不知规律的领袖,对于一切个人的幸福与安全,都是一种危险。因此,权威与自由两种似乎矛盾的需要,便发生了与人类社会同样古老的争执。民众随着情势之变迁,依违于两者之间。他们需要完成什么艰难的事业时,便倾向于权威;一俟事业告成,又换了自由的口号。

这种转变的例子很多,封建制度与君主集权都是从封建以前的无政府状态中产生的。虽然也有苛求,它究竟被人民接受了,因为在那个时代,它代表民众的救星。一俟社会秩序回复之时,要求更大的正谊的欲念,又使人类向法律、向君王、向议会请求保障了。封建制度并非以强力勒令愤懑的民众遵守的制度,在未被憎恨之前,它亦受人祝祷过来。愤懑是从成功中产生的。故在18世纪时,专制政体最初获得信任,继而被怀疑,终于酿成革命。法律是为生人制定的,它和人类同时演化,同时生长,同时死灭。

一个国家的形式,若能把行动的威力、尊重私人生活的态度、改换失时的制度以适应新环境的机能等,熔冶得愈完满,其生命也愈持久。如英国那样孕育、转变的君主立宪,在1860年左右,确能适合上述的三重理想。它尊重法律,同时,亦顾及个人的幸福。那时,它很稳定,因为在民众愤懑时,它具有保护安全的活塞。

在政治上,如在经济上一样,一种健全的机构应当有自然的反应。如19世纪时限制选举与议会制的君主制度中,财政的活塞似乎是切实有效的。选民是纳税人,纳税人自己监督着岁出,遇岁出过巨,便立予制止。但那种制度究竟不完全,因为没有大众的代表。这些大众,在那时,唯有借了暴动与叛乱来做宣泄愤懑的活塞。于是,在法国是一场革命,在英国是一种妥协,把普选制确定了。这种制度,在很久的时期内使一切公民幻想着真的获有参政权了。以普选选出的议会,不啻一个“常设的反叛机关”,代表着国家真实的力量,有拳,有枪,使大众不必再在街上揎拳攘臂,亲自出马了。

在相当时间内,这种机构运用得很顺利;以后,有如永远不能避免的那样,种种冲突使它越出了常轨。这冲突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机械的发明,不独改变了经济制度,且把国家警卫力的性质也变易了。

维持秩序的方法、集团的力量,与科学发现、人类信念同时改变了,以至制度的优劣,须视变化无定的媒介物而定。在浑身盔甲的骑士显得不可伤害、坚固的城堡显得不可侵犯的时候,唯有封建制度能够维持秩序。射击火器与炮弹的发明,使君主专制代替了诸侯分霸,以后更由大众来推翻君主政体。威尔斯[131]在今日预言,种种新式武器、飞机、铁甲车等,使一般优秀的技术家具有制服大众的能力,将来可以重新形成骑士制。更加上广播思想的方法(电影、无线电),能使一个党魁或政府领袖在公共集会以外向群众宣达意旨,几乎如在古代共和邦中一样的容易。

第二,普选与国家膨胀混合起来,产生了财政上的愚民政治。

今日监督国家支出的,已不是以议员为代表的纳税人,而是享受利益的人了。“无代表,不纳税”,曾经是英国“德谟克拉西”[132]的第一句口号,亦是使议会制普遍化的公式。我们则无代表的纳税人与不纳税的代表兼而有之了,因为缴付最重的赋税的是少数人,大多数的选民是不纳直接税的。于是最安全的活塞之一给闭塞了。在选举能够直接确定纳税问题时,纳税人的自然反应是有效的。故一个小县、一个小社会里的行政,往往管理得很好。一朝由一种陌生的、遥远的政权来分配恤金与俸给时,街上的平民便看不到纳税与权益之间有何关联了。国家预算与收入,尽量膨胀,超过了一切合理的界限。国家把借以为生的社会吞噬了。纳税人失去了天然的政治自卫力,不是反抗便是逃避。

第三,腐化是与人类天性同等古老的一种罪恶,但在自由经济中,便不容易侵入组成真实社会的小组织。

各人主持着自己的事业,利益与道德是融和一致的。定购机器的实业家,采办货物的商人,在他们自己的买卖中是不取佣金的。反之,国家或大公司的订货或补助金,若其支配权落在一般不负责任的领袖手里时,腐败的弊病即不能免,因为他们的私人利益和受着委托的公众利益是分得很清的。最诚实的人能抵御物质的**,但法律是不应当为诚实的人订立的啊。再若舆论这活塞能自由发挥功能,危险也就小得多,但舆论正是那些以欺妄获利的人造成的。民众很少批评精神,故少数活动分子,不必如何操心,即很易操纵他们。富人们,受着愚民政策的威胁时,便用他们的天然武器――金钱――来自卫。现代的玛希阿凡[133]教这些富翁在利益之上蒙上一副“善人德性”的面具。如柏拉图所描写过的一般,民主政治自然而然演化成金钱政治。

第四,政权的混乱把鉴别力、生活力、监督力的最后原素也消灭了。

以理论言,在一个议会制的政府中,人民选择代表,代表选择执行政权的领袖,即那些统治国家的阁员,而舆论更以所选出的两院来间接监督阁员。但事实上,代表们由于一种无可克制的习惯,很快成为麻木不仁的职业者,他们以各种要求来代替他们的监督,阁员们受着干求的压迫,又被议会和许多常设委员会(他们比阁员更稳定,极有权力,可毫不负责)。弄得疲于奔命,唯有努力延长自己的局面,而非治理国事了。

于是,当社会解体、国家被召去承继如是棘手的事业时,它亦没有权威,没有适应时势的反动力,没有连续一贯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