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团体行动必需有一个领袖。不论是为战败一个敌人或为铺设一条路轨，人类本能都昭示出应当服从一个人的命令。但一个不知规律的领袖，对于一切个人的幸福与安全，都是一种危险。因此，权威与自由两种似乎矛盾的需要，便发生了与人类社会同样古老的争执。民众随着情势之变迁，依违于两者之间。他们需要完成什么艰难的事业时，便倾向于权威；一俟事业告成，又换了自由的口号。
这种转变的例子很多，封建制度与君主集权都是从封建以前的无政府状态中产生的。虽然也有苛求，它究竟被人民接受了，因为在那个时代，它代表民众的救星。一俟社会秩序回复之时，要求更大的正谊的欲念，又使人类向法律、向君王、向议会请求保障了。封建制度并非以强力勒令愤懑的民众遵守的制度，在未被憎恨之前，它亦受人祝祷过来。愤懑是从成功中产生的。故在18世纪时，专制政体最初获得信任，继而被怀疑，终于酿成革命。法律是为生人制定的，它和人类同时演化，同时生长，同时死灭。
一个国家的形式，若能把行动的威力、尊重私人生活的态度、改换失时的制度以适应新环境的机能等，熔冶得愈完满，其生命也愈持久。如英国那样孕育、转变的君主立宪，在1860年左右，确能适合上述的三重理想。它尊重法律，同时，亦顾及个人的幸福。那时，它很稳定，因为在民众愤懑时，它具有保护安全的活塞。
在政治上，如在经济上一样，一种健全的机构应当有自然的反应。如19世纪时限制选举与议会制的君主制度中，财政的活塞似乎是切实有效的。选民是纳税人，纳税人自己监督着岁出，遇岁出过巨，便立予制止。但那种制度究竟不完全，因为没有大众的代表。这些大众，在那时，唯有借了暴动与叛乱来做宣泄愤懑的活塞。于是，在法国是一场革命，在英国是一种妥协，把普选制确定了。这种制度，在很久的时期内使一切公民幻想着真的获有参政权了。以普选选出的议会，不啻一个“常设的反叛机关”，代表着国家真实的力量，有拳，有枪，使大众不必再在街上揎拳攘臂，亲自出马了。
在相当时间内，这种机构运用得很顺利；以后，有如永远不能避免的那样，种种冲突使它越出了常轨。这冲突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机械的发明，不独改变了经济制度，且把国家警卫力的性质也变易了。
维持秩序的方法、集团的力量，与科学发现、人类信念同时改变了，以至制度的优劣，须视变化无定的媒介物而定。在浑身盔甲的骑士显得不可伤害、坚固的城堡显得不可侵犯的时候，唯有封建制度能够维持秩序。射击火器与炮弹的发明，使君主专制代替了诸侯分霸，以后更由大众来推翻君主政体。威尔斯[131]在今日预言，种种新式武器、飞机、铁甲车等，使一般优秀的技术家具有制服大众的能力，将来可以重新形成骑士制。更加上广播思想的方法（电影、无线电），能使一个党魁或政府领袖在公共集会以外向群众宣达意旨，几乎如在古代共和邦中一样的容易。
第二，普选与国家膨胀混合起来，产生了财政上的愚民政治。
今日监督国家支出的，已不是以议员为代表的纳税人，而是享受利益的人了。“无代表，不纳税”，曾经是英国“德谟克拉西”[132]的第一句口号，亦是使议会制普遍化的公式。我们则无代表的纳税人与不纳税的代表兼而有之了，因为缴付最重的赋税的是少数人，大多数的选民是不纳直接税的。于是最安全的活塞之一给闭塞了。在选举能够直接确定纳税问题时，纳税人的自然反应是有效的。故一个小县、一个小社会里的行政，往往管理得很好。一朝由一种陌生的、遥远的政权来分配恤金与俸给时，街上的平民便看不到纳税与权益之间有何关联了。国家预算与收入，尽量膨胀，超过了一切合理的界限。国家把借以为生的社会吞噬了。纳税人失去了天然的政治自卫力，不是反抗便是逃避。
第三，腐化是与人类天性同等古老的一种罪恶，但在自由经济中，便不容易侵入组成真实社会的小组织。
各人主持着自己的事业，利益与道德是融和一致的。定购机器的实业家，采办货物的商人，在他们自己的买卖中是不取佣金的。反之，国家或大公司的订货或补助金，若其支配权落在一般不负责任的领袖手里时，腐败的弊病即不能免，因为他们的私人利益和受着委托的公众利益是分得很清的。最诚实的人能抵御物质的**，但法律是不应当为诚实的人订立的啊。再若舆论这活塞能自由发挥功能，危险也就小得多，但舆论正是那些以欺妄获利的人造成的。民众很少批评精神，故少数活动分子，不必如何操心，即很易操纵他们。富人们，受着愚民政策的威胁时，便用他们的天然武器――金钱――来自卫。现代的玛希阿凡[133]教这些富翁在利益之上蒙上一副“善人德性”的面具。如柏拉图所描写过的一般，民主政治自然而然演化成金钱政治。
第四，政权的混乱把鉴别力、生活力、监督力的最后原素也消灭了。
以理论言，在一个议会制的政府中，人民选择代表，代表选择执行政权的领袖，即那些统治国家的阁员，而舆论更以所选出的两院来间接监督阁员。但事实上，代表们由于一种无可克制的习惯，很快成为麻木不仁的职业者，他们以各种要求来代替他们的监督，阁员们受着干求的压迫，又被议会和许多常设委员会（他们比阁员更稳定，极有权力，可毫不负责）。弄得疲于奔命，唯有努力延长自己的局面，而非治理国事了。
于是，当社会解体、国家被召去承继如是棘手的事业时，它亦没有权威，没有适应时势的反动力，没有连续一贯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