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之初，两个人度过了一段神仙眷侣的时光。可婚后没多久，沈从文就回湘西老家了。这次分离，他将全部的热情都投入到给张兆和写信这件事上。

信件中，他亲切地称呼她为“三三”，而张兆和也一改往日冷峻的姿态，亲昵地叫他二哥，在心里不无担忧地说：“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块冰？”沈从文则回道：“三三，乖一点，放心，我一切好！我一个人在船上，看什么总想到你。”

两个人在通信时，大概是一生最爱对方的时刻。

人们极易沉迷在自己创设的爱情梦境里，因为是你亲手编织的，所以容易绑缚感情。《东邪西毒》里曾出现一种名叫“醉生梦死”的酒，最后发现世上根本没有此酒，这不过是陷入爱情痛苦的人的自行妄想而已。

不能不说，这不算一种爱情。可婚姻与爱情不同，婚姻是柴米油盐，日复一日。婚姻更需要双方付出辛苦维系，想要稳定岁月，要干很多爱干的，更要干很多不爱干的。

可悲的是：这两个人都太自我，没有妥协，没有理解。

北京沦陷以后，沈从文一路南逃，张兆和则带着孩子留在了北京。两个人仍然通信联系，内容却不再浓情蜜意。沈从文坚持要张兆和南下，而张兆和坚持留在北京。他们争执不下，谁都不肯妥协退让。

沈从文认为张兆和是在无理取闹，如今不是太平盛世，当务之急是要一家人团圆平安。而张兆和以孩子需要照顾、北京有太多沈从文的作品为由，拒不南下。

两个人在信里吵得很凶，隔着纸张似乎都能嗅到对方嚣张的气焰。最后，沈从文发了大火，去信质问：“你到底是爱我给你写的信，还是爱我这个人？”

又一次地，争执以沈从文的获胜终结。没几日，张兆和就带着孩子来到了他的身边。但妥协的背后，却并不是和平共处。他们还不知道，新一轮的战火，已在路上。

沈从文出生湘西乡下，自幼喜欢傩戏，但这种咿咿呀呀的野调根本入不了张兆和的耳；她最喜欢的是昆曲，沈从文却觉得娘娘气气听着别扭。

沈从文是真正的文人，喜好收藏古董文物，甚至有时会为得到一件宝贝，拿为数不多的工资去换。为此，更务实顾家的张兆和总嫌弃他是“打肿脸充胖子”。

沈从文爱好交友，有时习惯仗义疏财，而张兆和善于经营计算，整天为家用发愁，对此气恼许久。

张兆和不是一个诗意的女人，她想要的婚姻，原本该是那种平平淡淡，彼此互敬互爱。这原本没什么错，可她偏偏嫁给了一个文人。

前有徐志摩，后有郭沫若。诗人的气质，使诗人想要一份浪漫的爱情，即便婚姻是要讲求务实的，也须能有一份特殊的懂得。

那么，张兆和与沈从文之间，算是爱情吗？我想，张兆和是爱沈从文的，只不过她没有那么浪漫，她想要的生活，就是现世安稳，岁月静好。从她答应沈从文的追求来看，她对沈从文更多的，是一种感激，没有那种爱的冲动与**。

而沈从文，却将对张兆和的爱，全部写在了作品里。他创作了很多个以他的三三为原型的小说人物，《边城》里的翠翠，《长河》里的夭夭，《三三》中的三三，她们的名字不同，却都长着同一张脸，皮肤黝黑，性格俏丽，像小兽一样充满生命力——沈从文一直都心心念念的，还是自己第一眼爱上的张兆和。

而张兆和，读不懂这镶嵌在文字里的爱慕。她甚至不喜欢他的文字，忍不住去改里面的语法。

这样的婚姻，必然要出问题。

对婚姻生活的失望，令沈从文开始心猿意马。他从一个写小说的文艺女青年的身上，重新找回了对爱的期望。

他是在老乡熊希龄的家中，认识这位女子的。她是这家的家庭教师。

沈从文喜欢异性的方式依然没变，高青子因为穿了一件衣角袖口染了紫的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而很轻易地俘获了他。

从那以后，他经常以各种理由与高青子见面，还特意跑去向好友林徽因倾诉苦楚。这一个自称“血液中铁质成分太多，精神里幻想成分太多”的诗人，自知这样做对不起他的三三和婚姻，可天性难违，他很难过。

可能是因为心有愧疚，沈从文很快就主动向张兆和坦白了出轨的事，张兆和气得跳脚，但终是忍住了。按她的性格，大概只会伤心沈从文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而不会深刻检讨下自己为何会让对方做出这种事。

不过，她的心胸还是挺宽大，提到高青子时，她公正地评价，高青子长得很美。

爱情很短，婚姻很长，所以老人说，鞋子穿得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