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海滩后，我们走了大约8英里，穿过了韦尔弗利特和特鲁罗的交界处，开始向内陆行进。交界处的沙地里立着一块界碑——即便是这样的沙滩也要明确所属，不是归这个镇管辖就是归那个镇管辖。我们翻过了几座荒山，越过了几个峡谷后便转移到内陆了，由于一些原因，身后的大海已经消失不见了。沿着一片洼地走了半英里，我们发现紧邻东海岸有两三座简陋的房子。房屋的阁楼全是卧室，这使得房顶显得高低不平，我们相信那里一定有能让我们留宿的地方。海边的房子通常又矮又宽敞，这些房子只有一层半高，但如果你只靠数山墙上的窗户来判断的话，你会以为还有好多层，或者至少会以为只有那半层值得描述。在科德角，各地房子山墙上的窗户数量很多，形状大小各不相同，所处位置也都不一样，令我们感到赏心悦目，仿佛每个居住者后面都有自己的摇篮一样，哪里需要就在哪里钻个洞，而且只需按照自己的高矮胖瘦来定，完全不用考虑外观。有些窗户是给大人用的，有些是属于小孩儿的，每个房子都有三四个小孩儿用的窗户，就像是某个人在谷仓的门上给大猫开个大洞，再给小猫开个小洞一样。屋檐下有些窗户很低，让我认为他们一定在板梁上给另外一个房间钻了个洞，我发现还有些窗户是三角形的，这是为了更契合它所在的那个部位。这些房子的山墙就像有好多个子弹膛的左轮手枪一样，如果这里的住户像我们那些邻居似的喜欢从窗口往外张望，那旅人一定不愿意与他们同住。

一般来说，科德角那些旧式且未经粉刷的房子，看上去不仅比现代那些装饰过度的房子更别致，而且更舒适。现代的房子与周围的自然景色显得格格不入，而且地基也不牢固。

这些房子坐落于相互连接的七个小湖的岸边。它们是鲱鱼河的源头，该河蜿蜒曲折，最终注入科德角湾。科德角有许多条鲱鱼河这样的小河，也许不久之后将会比鲱鱼还多。我们敲了敲第一座房子的门，但是屋里没人，此时，我们看到旁边的房子里有人从窗口探出头来向我们张望。我们还没走到那座房子跟前，一个老妇人便走出来把隔墙的门闩上，然后面无表情地转身回了屋。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毫不犹豫地走上前去敲她家的门，这时一个头发灰白的男人出现了，我们估摸他有六七十岁。他先问了问我们是从哪儿来的，要做什么，语气中充满了怀疑，我们简明扼要地回答了他的问题。

“从波士顿到康科德有多远？”他问。

“坐火车20英里。”

“坐火车20英里？”他重复道。

“你没听说过关于康科德革命的传闻吗？”

“我没听说过康科德？怎么会，我还听到过邦克山那一战的炮火声呢（他们能听见科德角湾另一边的大炮声）。我今年88岁，都快90岁了。康科德打仗的时候我才14岁，你们那时候在哪儿？”

我们只好承认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争。

“那，进来吧，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交给女人去做。”他说。

于是我们便进了屋，可是我们感到有些意外。我们坐下来后，一个老妇人拿走了我们的帽子和包裹，这个老先生走到旧式的大壁炉前，继续说道：

“就像《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圣经》的第23卷书，是上帝默示由以赛亚执笔完成的。]中所说的，我已经又老又不中用了。我今年的身体全垮了，家里的事都由我老伴儿做主。”

这一家有他们老两口，一个看上去几乎和母亲一样老的女儿，一个傻儿子（一个满脸横肉、下颚凸出的中年人，我们进屋时他正站在壁炉旁，但随即就出去了），以及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儿。

当我的同伴与那两个女人聊天时，我继续和老先生交谈。她们说他又老又傻，但其实他显然比她们更有见识。

他对我说：“这两个女人都是没用的可怜虫。这是我的妻子，我们64年前结的婚，她今年84岁了，耳朵全聋了。我女儿也比她强不到哪儿去。”

他很重视《圣经》，至少在谈吐中倍加赞颂，而且看起来他心里也没有否定这本书，因为像他这个年纪的人都不会那样不谨慎。他说他曾在很多年里都专心阅读《圣经》，而且大部分内容他都能脱口而出。他似乎深刻意识到了自己的渺小，总是一再强调：

“我是个无足轻重的人。我从我那本《圣经》中领悟到的就是：人是没用的可怜虫，一切都按上帝看着合适的方式来安排。”

“能请问一下尊姓大名吗？”我问道。

“当然，”他回答说，“我并不耻于把自己的名字说出口。我叫XXX。我的曾祖父从英格兰来到这里定居了下来。”

他是韦尔弗利特一位采牡蛎的老手，在这一行很有成就，他的儿子现在也在从事这行。

我听说，马萨诸塞州几乎所有卖牡蛎的店铺和摊位都由韦尔弗利特人供货或经营，该镇有个地区至今还被称为比林斯盖特，就是因为过去那里曾养殖牡蛎，不过据说当地的牡蛎在1770年已经绝种了。人们把这归咎于种种原因，比如地面霜冻，以及不断有刚产完卵的黑鱼尸体腐烂在港湾内等，但最普遍的一种说法是：韦尔弗利特镇与相邻的一些镇子开始为采集权问题争吵得不可开交，惹怒了上帝，于是牡蛎的身上出现了黄斑，最后就都消失灭绝了。我发现，关于鱼类消失的原因，几乎各个地方都有着某种类似的迷信说法。几年前，每年都会从南方运来60 000蒲式耳的牡蛎苗，养殖在韦尔弗利特港湾内，直到它们有了“比林斯盖特特有的味道”；但如今他们通常都运来已经长成了的牡蛎，存放在波士顿和其他地方的市场附近，因为那些地方的海水和淡水混合在一起，更适合牡蛎生存。据说生意仍然十分火爆，而且越来越好。

这位老先生说，如果在纬度太高的地方养殖牡蛎，冬天就很容易被冻坏，但只要天气没有“冷到致使它们的芽眼损伤的程度”，就没关系。新不伦瑞克的居民注意到“若非极度严寒，牡蛎养殖场不会结冰。当港湾封冻时，透过上面尚未结冰的水，法国人称之为degelee，养殖场很容易被发现”。老先生说，他们整个冬天都把牡蛎存放在地窖里。

“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喝？”我问。

“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喝。”他回答道。

“牡蛎会动吗？”

“和我的鞋一样，自己不会动。”

然而，当听到他说牡蛎“平壳的一面朝上，圆壳的一面朝下，自己钻进沙里”时，我对他说，如果没有我的脚在鞋里面帮助它，我的鞋是做不到这点的。对于这个问题，他说，牡蛎在成长期只能固定待在一个地方，即使把它们放在广场上它们也是如此，但是蛤蜊就能移动飞快。后来，我听长岛的牡蛎采捕者说，他们那里仍然出产牡蛎，而且产量很大。它们成群地附着在雌牡蛎周围，用它们的小钩子将自己固定在那里。他们说，那些小牡蛎的年龄证明它们至少有五六年没有挪动过位置。巴克兰[　弗兰克·巴克兰（Franc Buckland，1826—1880），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博物学者、外科医生。]在他的《自然史的奇葩》一书中提到：“牡蛎在小的时候一旦占据了一个地方并固定下来，就可以永远都不挪动位置。不过，那些散布在海底、没有将自己固定下来的牡蛎则可以到处移动；它们能够把壳完全张开，然后突然合拢，这样向前排出的水就会产生一股让其向后的推力。根西岛的一位渔民告诉过我，他经常看到牡蛎通过这种方式移动。”

有人至今仍怀有疑问：“马萨诸塞港湾的牡蛎到底是不是土生土长的？”或是，“韦尔弗利特港是不是这种水生动物的‘天然栖息地’？”尽管有人说那里土生土长的牡蛎现在已经灭绝了，但在科德角，我看见到处都是印第安人以前打开过的牡蛎壳，而且牡蛎采捕者的话也是证明，我觉得他们的话是很有说服力的。科德角最初的确有着丰富的牡蛎和其他鱼类资源，于是吸引了大批印第安人到科德角定居。我们在大洼地附近的特鲁罗和东港河附近的海赫德都曾看到过他们定居后留下的许多遗迹：牡蛎、蛤蜊、鸟蛤以及其他贝类的壳，与鹿或其他四足动物的骨头混合在灰烬中。我捡了6个箭头，如果捡一两个小时，箭头可能就会装满我的衣服口袋。印第安人那时候生活在沼泽的边缘，后来大概是为了寻找隐蔽之处和淡水，他们迁移到了池塘周围。此外，尚普兰在他的《旅行》一书中说，他曾和普瓦特兰库尔特在1606年的时候考察了一个位于北纬42°的港口（或许是巴恩斯特布尔港？），那个港口位于如今的马萨诸塞湾南部约15英里处，“卡普布朗”（即科德角）西面的一个地方。他们在那里发现了许多优质牡蛎，并将那里命名为“牡蛎港”。在尚普兰绘制的一幅地图（1632年版）中，“R. aux Escailles”河就是在此处流入海湾的；而在奥格尔比的《美洲》一书中所绘的“Novi Belgii”地图上，在该处标的地名是“Port aux Huistres”。此外，于1633年离开新英格兰的威廉·伍德在他1634年出版的《新英格兰的前景》一书中，提到了查尔斯河和米斯提克河各有一片“大牡蛎滩”，这两片牡蛎滩都阻碍了河流的通航。他说：“那里的牡蛎都非常大，形似鞋拔子，有的有1英尺那么长。在某些河岸上生长的一些牡蛎，每年春季涨潮时都脱壳，它们个头非常大，必须切成小块才能食用。”那里至今仍能发现牡蛎。（见托马斯·莫顿所著《新英格兰的迦南》，第90页）

这位老先生告诉我们，海蛤，也就是雌蛤蜊，很难捕到。人们常用耙子把它们耙集起来，但在大西洋的这一侧从来都耙集不到，因为只有在风暴来临时才有少量的雌蛤蜊被冲上岸。渔民有时会走入几英尺深的水中，用一头削尖的棍子插入到水下的沙子里。如果棍子插入了蛤蜊的两片贝壳之间，蛤蜊就会用壳夹住棍子，这样拔出棍子之后就可以抓到蛤蜊了。据说，黑鸭和水鸭在捕食蛤蜊的时候还曾经被蛤蜊夹住过。后来，有一天我碰巧在新贝德福德的亚卡治尼特河岸边观看一群鸭子，这时有一个人告诉我，那天早上退潮时，他把一群小鸭子赶到圣彼得草和其他杂草间去觅食，最后他注意到有一只鸭子待在杂草中一动不动，好像有什么东西制约了它，使它落在了其他鸭子后面。他过去一看，发现这只鸭子的一只脚被一只圆蛤紧紧地夹住了。他把鸭子和圆蛤一起带回了家，他的妻子用刀把蛤蜊撬开，放出了鸭子，并且把那只圆蛤煮了吃了。这位老人说，大蛤蜊很好吃，不过在烹制前要先把有毒的部分去掉。“人们说那带毒的东西能毒死一只猫。”我没告诉他那天下午我把一只大蛤蜊全都吃了，但我认为自己总比一只猫要强壮得多。他说，常有一些沿街叫卖的小贩来这里向妇女们兜售勺子，可是他却对小贩说，他们这里的女人有用蛤蜊壳做的勺子，比他卖的勺子更好。蛤蜊壳的形状就像个勺子，有些地方的人们把蛤蜊壳叫“大勺子”。他还说水母有毒，不能碰，水手们遇到水母时，只是把它赶走，但从来不会碰它们。我告诉他那天下午我抓了一只水母，而且到现在没有什么不良感觉。但他说，水母会使你的手发痒，尤其是如果手上有伤口的地方，如果我把它放到胸口时，就会感觉到它的厉害了。

他告诉我们，科德角的背面从来不结冰，或者说一百多年也不会遇上一次，但是会下小雪，雪不是融化掉就是被风吹走，或被海浪冲走。冬天当潮位低的时候，海滩上会结冰，科德角背面30英里左右的路会变得又硬又滑。他小时候有一年冬天和他的父亲在“天还没亮时就出发去科德角背面，走到了普罗文斯敦，直到吃晚饭的时候才回到家中”。

当我问他关于他们是如何利用这片贫瘠的土地时——因为我看见这里只有几块耕地，他说：“没什么用处。”

“那你为什么还用篱笆把地围起来呢？”

“为了防止风把沙全部吹走而掩埋掉所有的地。”

“黄沙里面有生命，”他说，“但白沙里面则很少，或者没有。”

在回答他的问题时，我告诉他我是个勘测员，他说，那些勘测员在测量他的农场时如果遇到凹凸不平的地面，就会按照肘部的高度将测链拉成弧线以补足差额。他希望我可以告诉他为什么勘测员测量的结果与他的地契不一致，相差有两倍那么多。他似乎更尊敬老一代的勘测员，对此我一点也不稀奇。他说：“国王乔治三世铺了一条4竿宽的路，笔直地贯穿了整个科德角。”但如今那条路在哪里，他却忘得一干二净。

这个关于勘测员的故事让我想起了一个长岛人。有一次，我正打算从他的船头跳到岸上去，他认为我低估了这段距离，会掉进水里。后来我发现，他是以自己的情况来判断我的关节弹性的。当时他告诉我，他准备跳过一条小溪时，首先要抬起一条腿，然后顺着抬腿的方向望去，如果他的脚看上去能够遮住对岸的任何一处，他就知道自己能跳过去。我对他说：“唉，别说密西西比河和其他小河小溪了，我的脚连天上的星星都可以遮住，但我可不敢保证能跳那么远。”然后我问他如何知道腿在什么时候应该抬多高，而他认为自己两条腿的精准度不比双脚圆规或普通的直角换向器差，而且他似乎还在绞尽脑汁地回忆他两条腿所画出的每一度每一分的弧形度数。他想让我相信在他的髋关节中有一个专门用来测量的活结。我建议他用一根细绳把两个脚踝连接起来，绳子的长度应当等于弧形的弦，以此来测定他在水平面上的跳跃能力，前提是一条腿垂直于水平面，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假设也许过于大胆了。不过，对于这种双腿几何学，我倒很有兴趣听一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