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今年九月号上听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水照谈文学史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先生的名气很大，中文系毕业的，或者喜欢中文的，似乎都应该知道他。他编过的文学史，做过中文系的课本。他这回谈文学史，有着对学术与政治复杂关系的省思。

先生在文革前参加过北大的文学史编写，那时全国都没有文学史教材，所编即所谓的“北大文学史”，有人认为是一场闹剧，他也觉得是，因为“一届还未学完中国文学史的大三学生，竟在一个月内写出一部七十多万字的文学史”，是匪夷所思的。但这部文学史提出了三个基本观点，一是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贯穿着整个文学史的发展；二是民间文学史为文学史的主流；三是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三条都是有根有据的，而且还是经典性的根据，有列宁、高尔基的理论，还有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后来说，“真理多走一步就变成谬误”。

要在没有文学史的时候坚持这样三个标准来编文学史，是很不容易的。文学史是中文系最基本的教材，真所谓纲举目张，任何事情总要在了解过去的基础上才能有现实的发展。但究竟编文学史，或者其它学术史，要坚持什么样的标准，能坚持到什么程度，即使在目下，也还是让人犯难。这几天一直在琢磨文学史这个话题，昨天还翻看鲁迅的一篇杂文，《文学与出汗》，原来中学课本上的文章，希望能有些启发，读着读着，竟连自己也犯嘀咕了，觉得以前的理解，还有老师的解说，像是都在胡闹。回头再看看“上海的教授”梁实秋的原文，觉得鲁迅也是难以理解了，逻辑自不必说，观点也是让人费解的。听说现在，这篇文章被人从中学语文课本上拿下了。

有一年我在西北大学听刘卫平教授的讲座，结束时用纸条给他提问，问他说中国文学史上为什么那么多的所谓文学家都是官员？时间太长，答案记得不是太准确了，他大致说到印刷的问题，官员们是更有条件的；还说到文化修养和体制问题，官员们有优先权，我想这些大致都是不错的。还记得陕西的一位作家方英文，在家乡的一篇演讲稿，大意是说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中国县处级官员的心灵史的话，觉得也是有些道理的。

不过，于我来说，我总是喜欢《诗经》上的文字，还有汉乐府诗歌，以及那些作者无名无姓的先秦歌谣，总觉得它们，还是离文学的本初更近一些，在田里劳动，累了，哼唷哼唷地喊几声，便都是文学，哼唷哼唷地多喊些时间，就成了文学史，其它，大致都是多余。我是哼唷哼唷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