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针对柏杨的“六丑”，我是这样看的：

1、一般说来，受人之恩必当回报，至少要报一声“Thank you”，不会“Thank you”的“谢谢”也行；另一方面，施人以恩的不必居功，盖一旦居起功来就会令你那原本至纯至尚的“恩”大打折扣，诚如李敖自言：“但按人间常理，助与被助之间，施者固然一无所求，受者却当感恩怀德。”——既然感恩怀德是受者（柏杨）的事，又岂你李敖能“逼”出来的？

反观柏杨，李敖当年曾义助于你已成史实，而你后来并未对他感半个恩怀半个德，连屁都不放半个，也确实不在情理——想来你不“按牌理出牌”的原因只有两种：一，你柏杨确实老糊涂了、忘了恩负了义了；二，你柏杨另有什么原因，导致你对李敖之“义”颇有看法，继而不屑对李敖这种人“感恩怀德”。然据我对你的了解，你这人还是比较忠厚、诚恳的，正常情况下应该不会干出什么“忘恩负义”的傻事，因此，以上第一种可能基本排除。纵然如此，我还是希望你在有生之年尽早站出来，打破沉默、打破李敖的一言堂，将柏李恩怨阐明之，有错则认，无过则辩，还众读者一个更为清晰的柏杨——因为你老了。

另据小道消息，你柏杨怀疑李敖在你坐大牢期间曾对你夫人艾玫有非份之想——敢问可有此事？

2、柏杨确在蒋经国辖下的“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总部当过副组长，但这是否意味着他“跟着国民党走”了呢？

当时台湾“国大代表”雷震创办了一份宣传自由、民主，抨击独裁专制的综合性刊物，名曰《自由中国》，且得到胡适的支持——对于这种跟政府对着干的刊物，国民党欲除之而后快的心理可想而知。然而此时，在国民党“救国团”任职的柏杨却与雷震、聂华苓、傅正等《自由中国》的骨干关系甚密，声称：

“只有《自由中国》杂志，呼吁希望中国人从腐败、独裁、封建中觉悟。我到台北后，不久就跟《自由中国》的一些成员，包括社长雷震先生，编辑聂华苓女士、傅正先生，来往密切，我对《自由中国》的言论，从头到尾，由衷认同。”

柏杨甚至称《自由中国》：“在五十年代，成为台湾社会唯一的一座灯塔。”

假若柏杨真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他会冒着不可思议的政治风险与雷震等人往来吗？

3、感情的事如波上行舟，免不了浮浮沉沉，作为柏杨与艾玫，能同舟共济到达彼岸固然精彩，但途中分手扬帆也不失为人生的一种选择，这其中并不是个“谁负谁”的问题，艾玫对柏杨说过“我们的爱情是至高无上的”也好，柏杨对艾玫赋有“相将一拜报君情”也罢，感情终究随着时间、环境而变，倒是别有用心的李敖从中挖掘出所谓的“道德标准”来，甚至对柏杨的后妻张香华进行人身攻击——“一脸横肉，扑人而来”，此时此刻，李敖的“道德标准”又何在呢？

4、《柏杨诗抄》后记部分的“只缘家国迈向新境，另开气象，昔日种种，已不复再”到了李敖手中怎么就成“回护国民党心态”了？柏杨怎么就“辜负了这么久的监狱经验”，“已经变成一个吓破了胆的人”了？蒋介石、蒋经国已然驾崩，这不是“家国迈向新境，另开气象”又是什么？至于“昔日种种，已不复再”，就不能解释为台湾政治后来较为开明、言论较为自由，而柏杨襟怀宽广、不计前非、着眼于未来吗？——相同的证据，可有不同的解释矣。

5、李敖口口声声柏杨“历史程度不够”、“国文程度不够”，同时举了“毛泽东”、“林肯”等几个例子加以证明——可惜的是，也只有这几个例子而已，且是未必正确的例子（毛泽东是否投降过蒋介石、林肯未当总统时有无考虑解放黑奴、柏杨有无乱译《资治通鉴》的极个别内容，尚有待后来者考究），凭这区区几个“问题”就想将柏杨打入“程度不够”的死牢，李敖也太小看人了吧？这让我想起“盲人摸象”的典故。

窃以为，柏杨作为文学家、史学家是当之无愧的，“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通鉴”便是他创作历程的高度概括。文学方面，柏杨以杂文见长，前后杂文创作达300多万字，他发扬李宗吾厚黑学；发明“三作牌”（作之师、作之君、作之亲）揭台湾警察老底；发明“二抓牌”（一抓权二抓钱）讽刺贪官污吏；发明“脱裤文学”反对西方精神垃圾污染；将传统文化糟粕归为“酱缸文化”并予以痛批；尤其在上世纪80年代着就《丑陋的中国人》，将中国人性中的“脏”、“乱”、“吵”、“窝里斗”、“办事不认真”、“死不认错”等陋习一一呈现，触目惊心……史学方面，“他的《柏杨版资治通鉴》，能将司马光死物变活，使沉睡一千多年的古着，变为今日畅销之作，完全得力于柏杨的文学语言和文学修辞功力。他的所有史着之所以幽默、犀利，**灌注、摆脱其他史学着作的那种不可克服的枯燥、刻板、干涩、乏味的弊病，而被人们交口称赞，最主要的一个方面是，它们具有历史和文学两种功能，两种性质，既通过审美给人们以愉悦，又通过传播历史知识，使人们得到满足和充实……柏杨的历史学着作主要有《柏杨版资治通鉴》七十二册、《中国人史纲》、《中国历史年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等。共同组合成‘柏杨历史研究丛书’……柏杨打破历史学的旧有框框——以帝王为主干，以封建王朝为单元，为帝王作传，为王朝树碑的叙史模式，大胆地把中国数千年历史分为几十个世纪，以一百年为一个单元，以历史事件为主干进行叙述，真正的展现历史发展的进程。”（古继堂《柏杨传》）今观之同样身为文学家、史学家的李敖，其国文、历史程度又若何？

李敖是收集资料的好手（可惜时代变了，再好也好不过互联网上的“google”或“百度”），古今中外，盖除了秦始皇的牙刷他什么都能搞到，这也就大大方便了他的写作，观其文章也往往能意外发现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然而，“旁征博引”是把双刃剑，它同时已成为李敖行文的弊病：甲的观点必须要用乙的话来证明，丙的问题又一定要拿丁的事例来作比较，自己才写了三两句便要引出他人或它书的一大段话作陪，弄来弄去都好像李敖是个拼车工，把他人的零件大批大批地往自家猛搬，然后闭门拼凑，后而对外宣传：“瞧，这是我新发明的法拉利。”——自诩“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的人，不过如此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