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对小学依依不舍的我考上了外乡的一所传说中很牛逼的学校：普宁梅峰中学，得悉榜上有名时，母亲突的放下碗筷，激动而高兴地搂着我的头说：“太好了，不用多交800块！”（考不上者须多交800元的所谓“建校费”，而当时老爸一整年的工资不过800元）我受宠若惊——有史以来，不管有意无意，我总算为这个家干出一件像样的事了。

然而上了初中，文学随之与我绝缘，因为在应试教育体制下，你既非神童，又想在语、数、英、政、史、地、理、化、生众科目上保持分数的领先优势，就根本触及不了许多课外书——那会抢占你太多背单词写公式的时间。

恰恰我是个学习自觉性高强的家伙，这点从父母不曾喊我做作业可得证。课堂课后练习做完了，我仍觉得不过瘾，遂自找其它练习做。

初中伊始老权我便住校了，时值台式电子游戏在中华大地上兴起，不少学生因沉迷其中而将成绩弄得一塌糊涂，“三好生”莫能例外也——电子游戏对青少年的**之大，实在不亚于嫦娥女士对天蓬元帅的吸引。在成绩与游戏两头难舍的情况下，我与同窗好友新松取中庸之道（我们那时尚不知孔子是谁），约定只准每周二与周四晚去游戏厅，即每周去两回，每回只玩两个币（每币0.25元），记得我们当时常玩的是“三国志”，随着里边关张赵黄魏等主角的一命呜呼，我们便壮士一去兮不复返，从不恋战。

此外，与我臭味相投的还有建鑫、旭奖、泽盛、顺兴一干人等，我们互相吹捧、互相调侃、互相支持、互相恶作剧，品评国事家事，指点班花校花，其声宏宏，其笑哈哈，人生快事，夫复何求？惜毕业后大伙各奔前程，欢聚场面难再了。

学习与玩，相当于温度计里的液柱与空白，液多即空白少，液少则空白多——我当时的学习热情大概有八、九十度吧。我是寄宿生，每晚学校熄灯后，我常与学友们端着大口盅开水，带上蜡烛、书本奔赴教室，并拢起几张书桌，中间上烛，三五成群地坐下，或看书，或聊歌星美女……这种挑灯夜战的现象常有，在中考前三两个月尤为显着。如今想来，那时燃的哪是蜡呀，分明是青春！那时恰好流行一首歌：“我拿青春赌明天……”唱的对象就可能是我们这帮“四有新人”。

初中阶段，除了长知识，亦是长身体的关键所在。每周六下午（当时国家尚实行五天半工作制，周六上午仍须上课）我骑40多分钟的单车回到家中，首先都要有意无意地瞧瞧厨房橱柜中的剩菜，看看有无油、有无肉，目的在于以此推测我不在家期间家人的伙食情况，然而每次都不容乐观，不是几条发了黄的菜丝，就是菜干咸菜等“穷人菜”，这足以令我浮想联翩了：我在学校吃好喝好，父母却在家里省吃俭用……尽管如此，在当晚的餐桌上，总会多出几盘大鱼大肉——我知道这是为我加的，但可爱的父母唯恐被我这“福尔摩斯”识破，故作正经地说：“平常也吃这样的菜啦。”

第二天（周日）下午我又要与同学骑车返校了，母亲总会将早已备好的水果、饼干、麦片等营养品放在车篮上，嘱我路上小心。我骑着单车，脚下是沉重的——我在想，我这一走，家人可能又要陷入为期一周的省吃俭用状态了……爸妈每周供我20块钱伙食费，我只用了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