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大漠做藩王时，“大有为于天下”抱负的忽必烈就对汉族先进的文化很有兴趣、非常的神往，他不惜以优厚的待遇延聘汉人到他王府来做幕僚，并且很谦虚地向他们学习汉人的文化和制度，与他们探讨传统儒家的治国方略，不久，在他的身边，虽然有不少是想得到高官厚禄、能封妻荫子的人，但也有一部份是非常有学问、抱着自己理想的人才，譬如给他一招以退为进谦恭作法建议的姚枢，以及赵璧、刘秉忠等等这些汉族幕僚。

姚枢实际上是赵璧给忽必烈招聘来的。赵璧1220年出生，少年时从名师九山李微、金城兰光庭研习儒术，“朝诵暮课”，学业长进很快。1242年，二十三岁的赵璧被藩王忽必烈召聘到他驻牧的地方。当时去漠北去的儒人很少，赵璧以接对精敏受到忽必烈的厚遇，不仅让王妃亲制衣服相赐，见面时还总是尊称他为“秀才”。不久，赵璧奉忽必烈令驿驰中原，为他征聘流落在各地的旧金名士到藩邸来辅政，姚枢、王鹗等人就是这时由他罗致来的。

姚枢是河南人，早时在金朝为官，十三世纪四十年代，耶律楚材失势，姚枢因鄙弃台长鲁瓦尔的为人，弃官携家退居辉州苏门。他天资聪颖，胸怀坦**、信念坚定，以勤奋好学著称于世，对程朱理学的研读与传播，如痴如迷。赵璧去请他，他慨然出山，表示自己很乐意为元廷服务。赵璧曾问他缘由，姚枢微笑道：“程颐说‘圣贤之于天下，虽知道之将废，岂肯坐视乱而不救’？我认为这很对。”

正是这种“慨然以道为己任”思想支撑，致使姚枢等儒生在宋衰时决心以自己的行动去保护、推动儒道的流行，去感化、影响、转变新盛的元统治者旧俗，不让中原文明断送在这些游牧贵族统治者手中，结果他们也确实达到了一定的目的。。

忽必烈见到姚枢时非常高兴，“待以客礼”之后便向他征询救世治国之大略，姚枢“乃为书数千言，首陈帝王之道”，把“治国平天下之大经”归结为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好善，远佞八目；同时提出“救时之弊”三十条。元世祖看了，对姚枢的才思惊讶不已、大喜所望，即以姚枢为高级幕僚，在以后的举措中“动必召问”。姚枢非常争气，一生中向忽必烈提过很多好的建议，对元的统治发挥了重大作用。

至于刘秉忠，更是个“风骨秀异，志气英爽不羁”的人。他“ 八岁入学，日诵数百言，”十七岁即为邢台节度使府的令史，算得上是位大器早成的神童。蒙古王朝灭金后不久，刘秉忠就归隐武安山，更名子聪，跟着奉忽必烈之请的高僧海云印简北游和林。忽必烈召见他二人，问道：“佛法里有没有安天下的办法呢？”

“这办法应该在天下大贤硕儒中求问。” 海云平静地回答后，以目示刘秉忠。

博学多才的刘秉忠，天文、地理、律历无所不精，对于《易经》造诣尤深，论及天下大事，他了如指掌，古今中外，开口滔滔不绝。一席交谈，忽必烈为其才气倾倒，将他留在身边，商议军国大事。

和林之行，刘秉忠得遇明主，自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蒙古帝国的命运。之所以能够这么说，因为忽必烈能登上汗位，能完成元的统一大业，根本就与刘秉忠这些个汉儒的出谋划策分不开；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初期典章法度的制订、官吏机构的设立、以及国家的治理等方面，都有赵璧、姚枢、刘秉忠以及稍后一些入幕的郝经等人的智慧计谋学问和贡献在里面。

完全可以这么说，在物色人才这一点上，忽必烈并没有比他的祖父差，成吉思汗的麾下，拥有一大批能征善战的猛士，除了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他们四个儿子，还有成吉思汗的合撒儿、合赤温、别勒古台、铁木格四兄弟，还有忠实的哲别、速不台、者勒蔑、忽必来四犬和木华黎、赤老温、博尔忽、博尔术四杰，以及曲出、阔阔出、失吉·忽图忽、博尔忽四养弟与术忽台，乎术勒答儿二勇将，再加上博尔济、耶律楚材、雅戈尔他们这些文臣；而忽必烈的藩王府中，也拥有赵璧、姚枢、刘秉、郝经等这些汉儒。

别小看忽必烈身边这些手无搏鸡之力的汉儒，正是他们，设计出大元帝国的蓝图，勾画出大元帝国的早期形像；也正是他们，对忽必烈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产生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才有历史上的这么一个由他开创的、空前庞大的大元帝国，这与成吉思汗麾下的济济人使他战无不胜、战果空前绝后的成就相比，丝毫也不逊色。

因为姚枢的建议，忽必烈婉拒了蒙哥汗封赏的漠南汉地，接受去漠南汉地替蒙哥主持军政事务的旨令，立即与赵璧、姚枢、刘秉忠等商议藩王府的“禹儿惕”（营地）问题，大家商议后都认为爪忽都是个最理想的地方。

于是忽必烈就将藩王府向南移往爪忽都，也就是漠南金桓、抚二州之间的金莲川。这里是蒙古高原向华北夏绿林过渡地带，位于河北省北部塞外沽源县老掌沟境内，东南距北京仅200公里，原来是金王朝的行宫，境内山岭重叠，沟谷纵横，自然环境十分优美，又处在中原与漠北都城和林的中间位置，藩王府设于此，既便于忽必烈南下处理中原政务，又便于北上与都城联系。

在公元前相当长的时间到公元一世纪中，金莲川是匈奴统治的区域；公元二世纪到三世纪，金莲川成了鲜卑人的属地；到四世纪末，另一古代民族柔然成了该地区的统治者；到五世纪中叶，转由突厥人统治；从六世纪到九世纪，这里又接受了回纥人的统治；直到十世纪时，契丹人凭弯刀砍下了这个地方，把它变成辽国皇帝捺钵避暑的休闲地。

十二世纪初，女真灭辽，建立金朝，在曷里浒川北岸建造桓州城，治理金朝西北边陲，这里成了金朝西京路桓州府所在地，又为金朝西北路招讨司治所建帐之所。金国皇帝金世宗完颜雍很喜欢这里，便将它更名为“金莲川”，说“莲者连也，取其金枝玉叶相连之义”，经常率骑兵来此消夏围猎。可惜好景不长，1211年，草原之鹰成吉思汗展翅南下，蒙古勇士马踏金国，“下金桓州，得其监马几百万匹，分属诸军，军势大振”。

然而，由于蒙古军队进入中原之初一直是对当地进行**裸的直接抢掠，在蒙哥继位前夕，攻占之地不治的情况就已经很严重，百姓不堪重负，纷纷四处逃亡，广漠的土地上，荒无人迹。忽必烈接管漠南地区时，面对的是遍野荒凉。

好在在部队开往金莲川之前，忽必烈就到达河北之后该做些什么就又虚心地请教了赵璧、姚枢、刘秉忠等人，这些汉儒为忽必烈就如何治理漠南一事，开例出一系列革新措施。忽必烈的王藩府在金莲川安置下来后，便一一开始实行。

忽必烈在拉拢当地汉族人士，积聚军事物资、夯实军事基础的措施的同时，采取禁止妄杀、变更税制、整饬吏治、军人屯田、招抚流亡、整顿财政等措施，任用熟悉汉族法令的宋金官僚、知识分子进行统治，很快扭转了局面。

忽必烈初到的漠南汉地，由于典章未备，法制不立，蒙古贵族、官吏随便杀人的现象时有发生，百姓为之诚惶诚恐。为了安定民心，忽必烈屡次下令，禁止诸将乱杀无辜，军士有违令的，斩首示众，大大改善了扰民侵民的状况，使百姓得以安心生产生活。

在窝阔台汗时期，曾在新卫设立了军储所，用来征收山东、河北等地百姓的税粮，以助军费。当时的官府，为了他们征收、储存与运输方便，税粮只收银帛，不收实物。老百姓交税粮时得先将粮食折换成银帛，然后才能上缴，十分地不方便。忽必烈采取汉儒的意见变更税制，首先就是从这里入手，将税粮只收银帛改为税粮直接收粮食，并奏请蒙哥汗，在黄河边筑起5座粮仓，来做儲藏老百姓直接缴纳的粮食用。就此一改，既方便了军队用粮，又方便了老百姓交税，更使忽必烈在漠南人气大涨。

接下来，忽必烈又让军人屯田于唐、邓，平安无事时，由官府提供耕牛，让军队耕田收粮，以备军用；有宋军来侵，则出军抵御。为此特置屯田万户一职，派一些汉人儒士充任，兼掌其事。这样一来，既管好了军队，又充实了军粮，使得百姓少受军人骚扰，又减轻负担，收到非常好的效果。金朝时，邢台人口众多、经济繁荣；蒙古军入侵之后，大肆烧杀抢掠，当地居民急剧下降。忽必烈看到满目疮痍的邢台，决定以其为试点，派张耕、李简等人去治理。他们到邢台全力革除贪暴、积极安民，不到数月，人口便增加了几十倍。忽必烈又派遣杨惟中、史天泽、赵壁等治理河南，使河南经济也得到恢复。邢台河南的治理效果，使忽必烈感触颇深，从此更加器重汉儒，并逐步委以重任。

根据谋士们的建议，忽必烈奏请蒙哥，不但设置了邢州安抚司，同时也设置了河南经略司和关中封地的陕西宣抚司，荐举汉儒与藩府侍臣任长、次官，惩办贪残官吏，约定法制，奖励农桑，均平赋税。

1253年，蒙哥汗再将京兆（今陕西西安）赏赐给忽必烈作封邑。忽必烈在该地设置了京兆从宜府，专门负责在凤翔开辟屯田事宜，招募了大量流亡百姓来耕种荒地，用粮粮去换河东解州的盐，结果军民两利，大家皆是欢喜。在刘秉忠的建议下，忽必烈还开辟了嘉陵江的漕运，方便运粮供养军队。除此之外，忽必烈在京兆设立宣抚司，负责日常政务，至使关中大治；又在京兆设立交钞提举司，印制交钞，即有助商业流通，又补充了军费。

这样，忽必烈无意间逐渐控制了当时蒙古政权在中原汉地的相当部分的财权，取得北方汉族地主阶级和普通百姓对他的拥护，为元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社会基础；然而，他采用汉法治理汉地方式在新置三司实行“新政”，成效颇著，很得中原人心，但不免侵害了那些惯于肆意征索的蒙古游牧贵族和西域商人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不满，而他在中原与日俱增的威望，日益壮大的藩府势力，以及治理陕西、河南过程中大量财力、物力的积聚，等等这些，在客观上都形成了对蒙哥汗皇权的挑战和威胁。

性情沉稳的蒙哥汗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就在将京兆赏赐给忽必烈的当年，又命他与大将兀良合台去远征云南，要他把大理国给灭了。

大理国疆域不小，政区与南诏相当，东至普安路之横山（ 今贵州普安），西至缅甸之江头城（今缅甸杰沙），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今越南莱州北部的黑河），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相当与今天云南省面积的2.9倍。政治中心，在洱海一带，政治制度与南诏基本相同，社会经济较南诏时有较大发展。

忽必烈奉命征讨大理，姚枢知道了之后特意给他讲了当年宋太祖赵匡胤的大将曹彬攻占南唐后不杀一人，市不易肆的故事，委婉地劝谏忽必烈攻克大理后不要滥杀无辜。忽必烈何等聪明，一听就知姚枢的用意，当时就说了“谢谢”两个字。第二天出征时，忽必烈在马上大声地对姚枢说：“你昨天说的曹彬攻占南唐不杀一人的故事，我也能做到，一定要做到！”

忽必烈之所以挑这种时候故意大声地这么说，一方面是表示自己的决心，另方面也是说给他的铁骑听，告诫他们不要滥杀无辜。

可是，蒙古国的兴起和强大根本上就是鲜血浇灌的，杀戮外族、掠夺他们的财富、女人和土地，在蒙古勇士眼里从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种积久形成的生存观念，要改变还真不容易。

在科技并不是很发达之前，如果是一支相对文明的国家与一支相对野蛮的国家交战，失败大多会属于文明的国家。大理国的军队似乎不堪一击，很快就被忽必烈的铁骑击溃。蒙古的勇士们一个个横刀勒马，将大理城团团围住。

可怜的大理古国，眼看就要城毁人亡，姚枢等随军儒士见了不忍，于是向忽必烈建议，派玉律术等三名使臣前去劝降，忽必烈听从了。

大理国王段兴智有意归降，奈何大权在握的外戚高和、高祥反对。为了断绝段兴智的投降念头，他俩竟暗中将忽必烈派来的使者杀害。本来就脾气暴烈的忽必烈愤怒了，他长剑一挥，勇士们如黑浪一般涌进大理城。

“令杀光城里所有的人！”愤怒难平的忽必烈下达了这太阳都会颤栗的命令。

眼看大理国要血流成河，姚枢、郝经等苦苦相劝。以往对他们的话多半能听的忽必烈这回却非常坚决地摇头了，脸上露出冰冷的笑。姚枢、郝经没办法，都无可奈何地把目光投向刘秉忠。

“如果有一个牧羊人得罪了你，你却拿无辜的羊来出气，你认为这公平吗？”刘秉忠走上前去，大胆地看着忽必烈的一双眼睛，十分温和地问道。

忽必烈听了，心中一动，乌黑地眸子紧盯着刘秉忠，很久都一动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