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扔下一切事，赶到医院时，杨振声已是不行了。眼看着这位老上司、老朋友离开人世，沈从文欲哭无泪。

现代著名的教育家、作家杨振声，一辈子为中国教育辛劳，死时身无长物，仅2379册藏书，遗嘱是将其全部捐给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图书馆，他还是在想着教育。送走杨振声，沈从文心里的悲哀久久不能拂去。

当时，文艺界的主管领导周扬想请多年不曾动笔的老作家们重操就业，曾对《人民文学》的主编严文井说：“你们要去看看沈从文，沈从文如出来，会惊动海内外。这是你们组稿的一个胜利！”

一个多月后，有《人民文学》的主编严文井亲自上门约稿、鉴于张兆和此时在他手下做编辑，沈从文后来创作了散文《天安门前》，文章对天安门前的今昔进行了一组组对比，很快发表出来。

1957年初，中国作家协会向会员征集创作计划，沈从文生命中那棵创作之树又吐出新芽，他“想再试着写些短篇游记特写，希望能在另一时，有机会为一些老革命记录点近代史事情……用些不同方法，记下些过去不曾有人如此写过，将来也不易有人写，而又对青年一代能有教育作用的故事特写。”

这对于沈从文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启生命之辉煌、令人万分兴奋的写作计划，而且接下来的好事坏事也像是商量好似的，都一力地将沈从文往写作上推。

一方面，《人民文学》接连给他又发表了散文《一点回忆，一点感想》和《跑龙套》，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将《沈从文小说选集》列入出版计划；另一方面，历史博物馆还是没有沈从文的一个固定的办公桌位，也没有配备助手，更没有必要的经费。单是这些还能熬，更可怕的是馆领导对他有了戒心。沈从文偶尔到文物局去看新收购来的文物，风闻此事的馆领导就会认为他是打“小报告”去了，事后就派亲信来找到他讲规矩：

“凡是到局里反映馆中情况的，是‘越级’，这一点要弄清楚，免得犯错误。”

情况都这样了，还是去创作吧！沈从文终于听从作协领导安排，8月3日动身去青岛体验生活，渴望进入解放后的创作行列。出发前，他给大哥的信中写道：

“在海边住一月会好一些。如有可能，住半年也许还更好些，因为有半年时间，一定可写本小书。有好几个小册子都没有时间可写。”

青岛有沈从文太多的欢乐，他根本不去“体验生活”，只想充分用好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在这小房间里，五点即起来做事，十分顺手。简直下笔如有神，头脑似乎又恢复了写《月下小景》时代，情形和近几年全不相同了。”

创作**在年近花甲的沈从文胸中燃烧，几天就完成了一篇小说，迫不及待地寄给张兆和。

“拜读了你的小说。这文章我的意思暂时不拿出去。虽然说，文艺作品不一定每文必写重大题材，但专以反对玩扑为主题写小说，实未免小题大做……我希望你能写出更好一些，更有分量的小说。”

此时的张兆和，不但是一位文学编辑，也是一位出版过小说集的作家，更是一位高明的鉴赏家。读了张兆和的信，沈从文认可了，而且明白自己根本不能进入颂歌文学的行列。就在这时候，“反右”运动的声浪，通过报纸、广播和张兆和的书信不断传来，形势越来越严峻，丁玲、彭子冈、萧乾、陈梦家、程应镠……一个个熟人都被揪出来了。

沈从文那位喜欢吃辣椒、革命一生的湖南老乡，在1957年3月时是真心想听听知识份子意见的，但听了一些意见之后就受不了，革命成功让他一改往日的广阔的心胸和特别的谦虚，仅听了一个多月意见，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就撰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要求全党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注意右派的进攻。

6月8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大规模的反击右派的斗争，就此开始；中国从抗美援朝结束之后几年的发展，就此结束；中共八大提出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告一段落，今后工作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的政策，也就此中止。

大环境如此，沈从文根本无法静心写作，8月27日，他踏上了北返的火车。沈从文建国后的第一次专心写作，就这样无果而终。

比起萧乾、丁玲、汪曾祺，等等等等被打成右派的人，沈从文又是幸运的。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统计：全国共划分右派份子552877人，至90年代中期，错划的平反后只剩下不到1000名“右派”，其中中央级“右派”只剩五人。

一场凭领袖个人意气用事、颠倒黑白的反右运动，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再不敢批评共产党及其政府、不敢发声、甚至连牢骚腹非都额上冒汗，终为后来一次比一次荒诞的“大跃进”、“四清运动”、“**”等埋下伏笔。

没有响应毛泽东“号召”的沈从文，在中国知识分子灾难的五七年终没有给党和政府提一个字意见，他不但没有被“右派”，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他的《沈从文小说选集》，算是对他从前的创作又一次重新肯定，沈从文却相当谨慎地在序言里说：

“现在过去了二十多年，我和我的读者，都共同将近老去了，我还写不出什么像样作品。”

而在10月给大哥沈云麓的信中则悲愤地说：“解放后，有些人写近代文学史，我的大堆作品他看也不看，就用三五百字贬得我一文不值，听说还译成俄文……这也真就是奇怪的事，一个人不断努力三十年工作，却会让人用三五百字骂倒，而且许多人也就相信以为真。”

事实上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部《中国文学史》里，对沈从文还是那三五百字的贬斥，这实在是中国史家的悲哀和耻辱。

为什么就不能真实呢？因为真实实在太难了，特别是在政治领袖又专断又还要继续“革命”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