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中国，对中国知识份子来说，是热闹的，也是凄凉而悲惨的。4月27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特别呼吁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给党提意见。“大鸣大放”开始在中国如火如荼，沈从文东堂子胡同51号历史博物馆的家属宿舍里，也开始进来了一些不是平时常来串门的人。

时任《文艺报》副总编的萧乾，他虽然己经感到沈从文对他有些冷，但还是亲自登门，客气地说了很多后终于言归正传。

“我这次来，是想请沈二哥给《文艺报》写些稿子。”

见沈从文不吭声，萧乾又恳切地说：“我那里是个好平台，希望沈二哥写几篇文章，既可以帮助指出共产党工作中的不足，也可以发发自已的牢骚。”

“可是，我无牢骚可发，而且你也知道，我是不习惯也写不出由别人规定我来写的文章。”

其实，在萧乾之前，已经有几家报刊来约沈从文写那样的文章，要他给共产党提意见，他都是这么据实回答。

萧乾走后，沈家又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是专程从上海来京的一位持了报社介绍信的青年。

“您是著名的老作家，解放后对您的待遇太不公平，您对共产党有什么意见，尽管说！我一定在我们的上海《文汇报》上为你鸣不平。如果您不愿写，说出来，我代你执笔也可以。”

沈从文默默地望着他，耐心地等他说完，轻轻地告诉他：“我没有什么不平，不再搞创作，是我自己的决定，是自己心里有个限制。”

望着那青年失望地离去，沈从文在心里咕嘟着：“文学必须突出一个大写的‘我’，与政治与宣传完全是两码事，响应号召，恐怕是提不出好意见的。我对共产党的许多事情还弄不明白，还是来写一些自已已经弄明白的事情吧。”

这么想着，沈从文找来那份3月时，向中国作家协会写的创作设想：

“有关写作计划，打量到可以进行的，大致有两个中篇的初步准备，如时间能作自由支配，还容易着手：一以安徽为背景的，将来得去那边乡下住一个月，已经有了底子；二以四川内江丘陵区糖房生产为背景的，我曾在那里土改十个月，心中也有了个数目，将来如写也得去住一二月，并在新成立大机器糖房住十天半月。这些东西如能有自己可使用的时间，又有能力可到想到地方去住住，并到别的地方去，如像青岛（没有文物的地方！）住一阵，工作或可望能够逐渐顺手完成。”

创作已经像棵长青树，长进了沈从文的生命中，由稚嫩到成熟，注定是要伴随终身，至少是在渴望中、在梦里。1951年冬，早年曾约见而被沈从文婉拒的陈赓将军还想见见他。将军读过他的许多作品，因为喜欢他的作品而敬慕他，于是约沈从文在北京饭店相见，这使沈从文很兴慰，并且有了创作的冲动。

1951年10月28日，沈从文给沈龙朱、沈虎雏俩儿子的信中说：“如能在乡下恢复了用笔能力，再来写，一定和过去要大不相同了。因为基本上已变更。你们都欢喜赵树理，看爸爸为你们写出更多的李有才吧。”

1951年11月8日致信爱妻张兆和说：“这么学习下去，三个月结果，大致可以写一厚本五十个川行散记故事。有好几个已在印象中有了轮廓。特别是语言，我理解意思，还理解语气中的情感。这对我实在极大方便。”

1951年12月2日，又有信给金野：“你说写戏，共同来搞一个吧，容易安排……我总觉得用中篇小说方式，方便得很。用把人事的变动，安置到一个特别平静的背景中，景物与人事一错综，更是容易动人也。但当成戏来写，社会性强，观众对于地方性生产关系，也可得到一种极好。”

沈从文是个做得比说得多的人，心活了，1951年11月12日，便写成了原跟陈翔鹤提到的以“革大”几个大师为原型的小说——《老同志》。这篇五千多字的小说，他三易其稿，花费三天，“完成后看看，我（沈从文）哭了。我头脑和手中笔居然还得用”。

有了这样的自信，沈从文第二天给张兆和写信：“希望趁三年内有机会把似写的另外几个中篇故事草稿完成，辰溪的一个特别好，因为有背景；另一个是常德，全是船只。另外还有三个，凤凰是其一，都有了个轮廓，三个必然可得到和《边城》相近的成功。”

然而，《老同志》辗转数家报刊杂志，却没有一家愿意刊登。第二年，沈从文不得不给丁玲写信，托她设法“用到什么小刊物上去，就为转去，不用我名字也好。如要不得，就告告毛病。”

新作难以获得发表的机会，旧作《边城》却被香港影业公司改编成电影《翠翠》，沈从文看后，虽认为翠翠演的太时髦，老船夫也没演出湘西农民的纯朴味道，心中仍是很欣慰。自已的作品，毕竟还有人喜爱。

2月25——26日，他参加土改工作总结会，一肚子话想说，结果只说了一半，有人递一字条写道：“已超过五分钟”，沈从文只好打住。此时沈从文的话虽引不起别人的兴趣，但他对工作的高度责任心还是感动了博物馆领导。两年后，馆党委书记找沈从文谈话，表扬他做事认真，要他写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认真做事是我的本分，入党我没有资格，还差得远。”

沈从文非常认真地回答。不久，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邀沈从文、老舍、周培源、冯至等聚餐，席间，李维汉诚恳地说：“党的事业需要知识分子，希望你们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愿意，也可以加入九三学社。”

这几个人听了，都回答说：“入党还不够条件，只希望能多看点文件，想多知道点国家大事。”

这一年，全国由折实工资转为固定工资制，沈从文定级为副研究员，并一直副研究员了25年。对此，沈从文说：“只要给我工作便利，薪资则永远不要超过馆中业务领导。”

然而，他的工作便利却长久未能得到，甚至一直没有一张办公桌。后来，沈从文在给挚友高植的信中有如此诉说：

“我还是在博物馆打杂，而且打点小杂，什么事都做……每天我按时签到，一离办公室就必禀告一下主任，印个二寸大照片作资料，必呈请主任批准，再请另一部主任批准，才进行。凡事必禀承英明全面馆长指导下进行，馆长又禀承社管局一个处长，处长又禀承局长，局长郑西諦算来是我五级上司了。”

新中国建立之初的二十多年里，个人的一切发展都只能由“政治”来安排，在若大个中国，除了陈寅恪，知识份子中似乎没人能游离在政治之外得到发展。沈从文的牢骚还只在心里时，1953年春，他收到了合作多年的开明书店寄来的一封公函：

尊作早已过时，开明版纸型及全部库存作品均已代为销毁。

这打击，显然要比工作中的窝囊让人痛苦万分；而就在这公函收到不久，台湾也传出，沈从文被定为“反动文人”，“所有作品，均禁止在台湾出版发行。”

“从文一方面很有修养，一方面也很孤僻，不失为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像这样不肯随波逐流的人，如何能不做了时代的牺牲？”梁实秋在《忆沈从文》一文中如此说。

沈从文痛苦地熬着，秋天到了，他被邀请参加了9月23日——10月6日的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个著作等身的大作家，这一次竟是以工艺美术界代表的身份来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在怀仁堂接见部分代表，沈从文有幸在接见之列，这位比沈从文大9岁的湖南老乡在问过他的年龄后说：“年纪还不老，你还可以写点小说嘛。”

沈从文不置可否地笑着，大陆内外都不出版他的文章了，他正在心里痛苦地要与文学创作决裂。或许是他以前的名气太大，或许是当时的信息不够发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全国还是有报刊不断向他约稿，现在党的主席也这么对他说，他真有些哭笑不得。

既然像过去那样“随心”地创作己不可能合潮流，响应号召的“命题作文”自已又不愿做，除了呆在博物馆打杂，又能做什么来谋生呢！

就在毛泽东说了那样的话不久，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乔木给沈从文来信，表示愿为他重返文学创作岗位作出安排。直到一个多月以后，沈从文才写信给周扬：

“老朋友为公为私，多以为我还是得写点小说，一面对国家有益，一面对个人生活也会稍有转机。但博物馆还有些问题，也要人肯从大处着眼，作作顾问，提点意见，同时且还有些文物得收集……现在就坐下来让国家养着写文章，我觉得不大好”。

信中，沈从文希望周扬把自已的意思转告胡乔木，看看能否给一份由自己来牵头做的陶瓷和组织物花纹研究工作。这事自然不了了之，沈从文却开始在《新建设》与《新观察》杂志上不断发表文物专论，诸如《中国织金锦绣的历史发展》和《中国古代陶瓷》等，竟多达40余篇，终为中央工艺美院聘为中国染织美术史研究生课程的兼职教师。

在以后的两年中，沈从文虽然还是打杂，但一方面也埋头文物研究和讲课，提出了只凭文献“倒来倒去”地考证，“得不出新的东西”的科学见解，人民美术出版社又出版由他主编的《长沙出土古代漆器图案选集》及与人合编文物图案集《明锦》。

到1956年，54岁的沈从文有幸出席1―2月间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当选为委员。可就在这时候，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杨振声重病：从东北转北京协和医院。

一生热衷于教育，把教育视为生命的杨振声，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没有什么实职，却还是北京大学教授，“三反”运动来了，莫须有地被定为“学阀”，调往东北人民大学。1890年出生的杨振声此时己六十二岁，他这块砖被搬到东北后，硬高粱米使他两年之后便患了肠梗阻，到病情万分恶化时，才转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