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的土地，50%一60%为地主富农所占有，并借此来收取田租。沈从文跟随的工作组，就是去没收这些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同时也给地主留一份生活必须的土地，让他们自己耕种，自食其力。出发后，沈从文在船上就给张兆和写信：

“上了车，就只觉得一件事，即终生作人民的勤务员，以后要多做事，凡事对国家人民有益的事，都得作去……国家太伟大了，个人极渺小。”

刚到四川内江，不久，沈从文就被陈翔鹤接到成都。时间真快啊，一晃他俩就有二十多年没见面了。

“七七事变”发生后，北方眼看就要沦陷，陈翔鹤回到了故乡成都，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在文艺界的统战工作，解放了，他顺理成章地担任了四川省教育厅长、四川省文联副主席，听说沈从文在内江搞土改，急忙派车把沈从文接到成都来。

俩人虽然分别了20多年，各自的情况也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那份年轻时就建立的信任和感情，却是一点也没变。知道陈翔鹤被共产党委以重任、担负着繁重的工作，沈从文很为老友欣慰，祝福过后俩人开始像以前那样畅谈起来。

“我想来想去，实在没有自杀或被杀需要或必要。我要新生，在一切诽谤和侮辱打击与斗争中，得回我应得的新生。我有什么理由今天被人捉去杀头？这不是我应得的。”

“对，就是这样。”

“可是，你知道吗？世界变了，一切失去了本来意义。兆和去了华北大学，我似乎和一个群的哀乐全隔绝了，包括我以前最好的朋友。前年6月10日，丁玲和陈明，还特意约了何其芳来看我，可她除了劝我不要疑神疑鬼、自恐自吓，再没有什么话，我们中间隔了太多。不仅是她，就连我的俩儿子也这样。”

“龙龙跟虎虎，他们都在读书吧？”

“龙龙已进高中，虎虎在读初三。有天晚上，我和他们讨论问题，我跟你学学。”

陈翔鹤期待地点点头。

“爸爸，我看你老不进步，思想搞不通。国家那么好，还不快快乐乐工作？”

“我工作了好些年，并不十分懒惰。也热爱这个国家。至于进步不进步，表面上可看不出。我学的不同，用处不同。”

“凡是进步一看就明白。你说爱国，过去是什么社会，现在又是什么社会？你得多看看新书，多看看外面世界。你能写文章，怎么不多写些对国家有益的文章？人民要你工作得更多更好，你就得做！”

“我在工作！”

“到博物馆弄古董，有什么意思！”

“那也是历史，是文化！你们不是成天说打倒封建？封建不仅仅是两个字。还有好些东西，可让我们明白封建的发展。帝王、官僚、大财主，怎么样糟蹋人民，和劳动人民在被压迫剥削中又还创造了多少文化文明的事实，都值得知道多一些。我那么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正是为人民服务！”

“既然为人民服务，就应该快快乐乐去做！”

“照我个人说来，快乐也要学习的。毛主席文件上不是说起过，学习并不简单，知识分子改造、转变，要有痛苦吗？痛苦能增加人认识。”

沈从文讲完他们父与子的对话，苦涩地一笑说：“孩子们所理解的国家，自然和我明白的国家大不相同。当时虎虎读初一，因为要加入少年先锋队，把自传写成给我看，里面有言：‘父亲在解放时神经失常，思想顽固，母亲从学校回来，就和他作思想斗争。’我指着这说：‘这个措词不大妥。等妈妈回来看看好些。斗争像打架，不是我的长处。’虎虎说：‘我一个人若耽误了，下一期还不知什么时候再招，怎么办？’说着大颗眼泪已挂在眼角。我知道，‘政治’已渗入到一个十三岁孩子的生命中，赶紧说：‘希望你得到许可入队，向妈妈哥哥看齐，我再向你们看齐。’”

沈从文与陈翔鹤聊着，虽然还像20多年前那样坦诚，却没了那样的快乐。政治太多地介入普通百姓的生活，百姓只会生活得更沉重。

“我是1950年4月转入革大学习的，由于自已政治水平过低，和老少同学相比，事事都显得十分落后，理论测验在丙丁之间，且不会扭秧歌，又不会唱歌，也不能在下棋、玩牌、跳舞等群体的生活上走走群众路线，打成一片。换言之，也就是毫无进步表现。对‘革大’当时的一些现象，我不理解。学习既大部分时间都用到空谈上，所以学习实践，别的事既作不了，也无可作，我就只有打扫打扫茅房尿池。”

看到陈翔鹤沉默，沈从文接着说：

“浮浮泛泛的把一部分生命交给老牛拉车式的办公，完全教条的学习，过多的睡眠（一般的懒惰更十分可怕），无益的空谈，以及纯粹的浪费，怎么爱国？毛泽东的思想，人力解放，使用到政治军事上若干方面，已见出伟大空前无比成就。但是，其实只是用到人力一小部分。为补充这个思想，还应当有种生命经济学，在艺术上，在教育上提出些新原则，新计划，新方法。在中国工业化前期，有个管理生命的斯达哈诺夫运动，用到生命经济方面。”

“吃饭时几人谈‘风流’。极离奇。有些人似乎不找些无意义话谈谈，即不能过日子的。从谈话中也可见出一个来源不一的群，只有用一些不相干而又有其同性的闲谈，方能联系。除谈这种闲话外，即玩牌、玩球、玩棋等等。唱京戏也是一种。不幸这些走群众路线的玩意儿，对我实在毫无办法。还是和大厨房几个大师傅真像朋友，因为从他们谈的家常、可以学许多，理解许多……所说的话和神气行动印象结合，极使人感动。比起听同组空谈有意义得多。有教育性得多。”

说到这儿，沈从文终于脸上露出了笑，告诉陈翔鹤，因为与几个大师傅的相交，使他萌生写这几个工人的想法，到时一定要写出来。

“50年12月18日，我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学习结束，从西苑迁行李回。那天，坚冰冻指，寒气逼人。回来后还有领导希望我归队搞创作，只是自己极端缺少新社会新生活经验，又怎么可以创作呢？”

沈从文说了很多，就是不说郭沫若的文章和北大的大字报，陈翔鹤终于问了，沈从文这才简单地说了说，然后又补充：

“郭沫若对我很不好，但北大领导还是给了条出路，在没有地方安排我的情况下，让我上革命大学，改造思想，然后又把我安排在历史博物馆搞鉴定、收藏文物的工作。土改结束回北京，能去午门楼展览会上当解说员，或许是我惟一和人民碰头的机会。”

陈翔鹤听着老友的述说，禁不住眼圈都红了，只想哭。他就一个地方小官，自然不能帮到沈从文什么忙，唯一能做的，就是想留老友多住几天，俩人开开心心地再聊聊文学。沈从文却不能够这样，一则工作工作繁忙，二则他不想耽误老友的工作，第二天一早就与老友告辞。土改工作结束后，沈从文路过成都，陈翔鹤闻讯赶去车站与他话别，掏心掏肺地说了一句话：

“一定要好好保重！”